美国政治经济学：政治、市场与权力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s, Markets, and Power
雅各布·S·哈克（Jacob S. Hacker） ·  亚历山大·赫特尔-费尔南德斯（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
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 ·  凯瑟琳·希伦（Kathleen Thelen）
主编
下载原书 PDF
导论

研究框架与议程

雅各布·S·哈克、亚历山大·赫特尔-费尔南德斯、保罗·皮尔逊、凯瑟琳·希伦

导论：美国政治经济学（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研究框架与议程

雅各布·S·哈克（Jacob S. Hacker）、亚历山大·赫特尔-费尔南德斯（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与凯瑟琳·希伦（Kathleen Thelen）

2020年初席卷美国的新冠疫情（COVID-19 pandemic）加剧了本已尖锐的经济与政治分裂，暴露出这个国家在启动即时公共卫生和经济应对方面准备不足的窘境。无论是美国联邦体系的碎片化、经济和健康结果中触目惊心的种族与阶级差距，还是美国千疮百孔的安全网之脆弱性，这场危机都以突出而往往悲剧性的方式，将美国独特的多场所治理（multi-venue governance）、有限的社会保护、薄弱的劳工力量以及松散监管的市场之混合体展现在世人面前。

本书所探讨的正是这种独特的美国政治经济混合体：其根源、其运行机制、其后果及其当下的演变。本书各位撰稿人在一个我们称之为"美国政治经济学"（APE）的新兴学术领域中开展研究。他们尤其致力于理解在日益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美国政体中，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议程具有非凡的前景：既有助于理解近几十年来美国独特政治经济的剧烈转型，也有助于将政治学重新导向富有成效的方向。正如我们在本书尾声中所探讨的，新冠疫情危机提供了一个窗口——尽管是一个特别具有揭示力的窗口——让我们得以审视当前研究美国政治的路径常常忽略的美国政治体系特征。

近年来，这些特征已成为越来越多研究美国政治的学者以及将美国纳入其分析框架的比较学者关注的焦点。他们的开创性工作在本书中得到了引用和展示。然而，关于美国政治经济学，我们已知的与我们需要了解的之间仍存在巨大差距。本书旨在缩小这一差距。

在本导论章节中，我们将阐明这项研究工作的基础。首先，我们澄清"美国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我们将其视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是理解像美国这样的富裕民主国家中经济与政治现象如何相互关联的一种广义方法。为此，我们借鉴并拓展了比较政治经济学（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CPE）的活跃研究纲领。我们所倡导的方法强调，政治是一个发展过程，其结果、制度和权力关系是在多个制度场所内部长期冲突中锻造而成的。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冲突不仅具有分配和时间维度，还具有空间维度——也就是说，它们既涉及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随时间推移而展开的分化，也涉及地方之间以及跨越地理边界的分化。尽管政治经济学的空间维度在各地都很重要，但美国的联邦治理结构和以地域为基础的选举制度，使得围绕"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获得什么"（who gets what, when, how, where）的争夺尤为激烈。

虽然我们的方法受到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启发，但我们的目标是发展一个美国政治经济学领域——一个与比较政治经济学有紧密联系但学科归属在美国政治研究中的领域。除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如 Beramendi 2012; Iversen and Soskice 2019; Kenworthy and Pontusson 2005; Martin 1991; Martin 2000; Martin and Swank 2012; Wiedemann 2021），比较政治经济学并未过多关注使美国政治经济如此独特的关键特征。更成问题的是，许多研究美国政治的学者对这些特征的关注程度令人惊讶地不足。结果是，美国政治经济中高度独特且影响深远的方面，在研究美国政体的庞大研究群体中常常被忽视或被视为理所当然。

在本章下一节中，我们将转向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三个独特特征。第一，一种独特的"都铎政体"（Tudor polity），其特征是权力分立、法院的突出作用以及对地方自治的强调（Huntington 1968），这限制了中央政府的诸多政策能力，同时鼓励了在次国家政府内部和之间展开的地域性竞争。这种竞争阻碍了公共物品的广泛供给，并深刻影响了美国政治经济内部优势与劣势的分配。

第二，这些长期冲突以一种独特的组织化利益群体间互动形式为特征。美国特殊的制度地形有利于那些有能力在多个场所、在较长时期内运作的政治行动者，而在一个协调性政府行动困难重重、逃避和退出监管约束的策略往往成功的政治环境中尤为如此。这些能力是组织化群体而非个体选民的特征。此外，组织化群体不仅寻求直接影响治理，还寻求塑造政党回应选民的方式和程度，并且拥有政党和政治家所需要的重要资源。因此，尽管选举频繁且代议制政府备受推崇，选民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是高度中介化和有条件的。选民何时发挥作用、如何被动员以及被动员为何而战——这些都深受组织化经济利益群体长期策略的有力塑造。我们认为尤其重要的是，政党在美国两党制（two-party system）中所从事的"议题捆绑"（issue bundling）（Rodden 2018）——即它们所强调的诉求、政策和身份认同，以及它们所忽略的那些——因为它们试图在吸引选民的需求与维持关键组织化利益群体支持的愿望之间取得平衡。

第三，数个世纪的种族压迫和种族分裂深刻塑造了美国政治经济的轮廓。长期确立的公共政策和社会组织结构既反映又强化了那些根深蒂固的种族不平等。反过来，这种根深蒂固的秩序不仅对选民态度，还对经济的基本结构、相互竞争的利益群体及其政策偏好和策略、政党-群体联盟（party-group coalition）的形成与目标，以及这些联盟如何在美国独特的制度中获得优势或处于劣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美国政治经济这三个关键特征——多场所治理、独特的利益组织形态和系统性种族分裂——的关注，可以用来解答当代政治与治理核心问题。事实上，本书的一个关键目标在于表明，关于美国政治的根本性问题——之所以是根本性的，是因为它们涉及深刻影响公民、持久塑造社会并有力揭示民主制度如何在市场社会中运作的动态过程——如果不关注上述核心议题和互动关系，就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回答。

因此，在本章后半部分，我们将在本书其他章节的支持下，探讨我们的框架有助于回答的三个此类问题。第一，为什么美国有组织的商业共同体（organized business community）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同时缩小了目标却增强了力量？第二，为什么美国的主流保守政党——其程度在发达民主国家中无出其右——拥抱了一套族裔民族主义政治（ethno-nationalist politics）、反民主措施、不平等优先事项和国家拆解（state dismantling）的纲领？第三，为什么美国在基于城市密度和数字技术的后工业知识经济发展方面的先发优势似乎日益受到威胁？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强调了我们的框架对美国政治研究以及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分析优势，特别是与那些主要或完全关注选民意见和选举行为的研究成果相比。

最后，我们以简要阐述一个致力于研究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新领域所能带来的最重要收益来结束本章。这些收益包括：对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理解大幅改善，对多场所制度动态如何塑造政治权力分配的更深入认识，以及对地理因素在政治经济冲突中关键角色的更为精到的把握。最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一个美国政治经济学领域能够推动对重要实质议题的更强社会科学进路，从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蹒跚步伐到美国对全球大流行的回应——这些议题不仅牵动美国政治研究者的心弦，也关乎公民和政策制定者的深切关切。

"为什么需要一个美国政治经济学领域？"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在社会科学中具有多重含义。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该术语指的是研究经济体系与政治体系如何相互关联的学科。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基于一个前提——该领域的研究已充分证明——即这些关联非常紧密且非常重要。政治干预深刻影响着经济的形态。反过来，经济资源的分配、经济活动的模式以及这些分配和模式所创造的激励结构，也深刻影响着政治的形态。政治经济学领域探究这些关联，以加深我们对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理解——这些过程对人们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

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政治学中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显著不均衡。当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繁荣发展的主要领域分布在国际关系子学科（该学科拥有一个长期且活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研究纲领）和比较政治学子学科中，后者在比较政治经济学（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CPE）的旗帜下开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这两个研究群体都能为美国政治研究者提供丰富的资源。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了丰富的文献，探讨美国的政治动态和经济发展如何与其全球霸权地位相联系，我们也吸纳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洞见，即美国政治经济因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而具有独特性。然而，为本项目提供主要智识灵感的，是后者即比较政治经济学这一研究群体。

比较政治经济学源于一个根本性的认识：资本主义民主的国家变体，即使那些收入和生产力水平相似的国家，也在从不平等、工会化程度、企业组织到女性经济赋权等重要维度上表现出惊人的差异（Hall and Soskice 2001）。尽管这些国家体系之间存在竞争与合作，但这些差异一直非常持久。国家体系会随时间发生变化，往往是剧烈的变化，但它们在基本维度上的独特性依然明显。

比较政治经济学取得进展的关键在于认识到，政治是这些持久差异的核心来源。与强调我们通常所称的"市场"之自然性和同质性的主流视角不同，比较政治经济学强调，市场不可避免地涉及大量治理（Vogel 2018）。所有现代经济都提供一系列公共物品（如基础设施、研发、公共卫生和教育）。在不同程度上，它们也都防范有害的外部性（如污染、交通拥堵、消费者伤害和系统性金融危机）。所有经济都为公民提供至少一些抵御经济风险的基本保障（如贫困、老龄化、失业和残疾）。而且所有经济都塑造着关键市场参与者的组织和策略（如通过规范工会组建、资本市场和公司内部治理的法规）。

比较政治经济学已经表明，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深度介入经济，而在于介入的形式。公共权力的行使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普遍存在的，它既影响着"私人"经济的结构，也影响着经济中各类参与者的组织和行为。但各国经济之间持续存在的差异表明，构建市场的方式有很多，而不同的体系对公民的生活以及将蓬勃发展的特定经济活动类型有着截然不同的后果（Hall and Soskice 2001）。

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正是为了理解这些持久差异的政治根源和效果而兴起的——因此称之为"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纲领，由一个智识多元化的学者群体所推动。这一纲领借助多样化的理论视角和多种研究方法——从定量和定性分析，到小样本和大样本跨国比较，到以行为为导向和以制度为导向的探究——产生了巨大的知识累积收益。在理解民主制度和市场如何在长时期内共同演化方面，没有任何学术群体的贡献超过比较政治经济学。

在这一过程中，比较政治经济学不仅揭示了各国体系之间的持久差异，还促进了对政治更广泛的理解。由于其比较视角的优势，比较政治经济学在国家结构、选举和政党制度以及社会裂痕如何受市场与民主互动塑造方面产生了关键洞见。更为重要的是，比较政治经济学拓展了我们的视野。这些文献坚持认为，我们应将注意力集中在"行动所在之处"（where the action is），即使学术惯例可能将注意力引向别处。分析者不应假定政治权力存在于——比如说——立法机构中，而应将目光转向多样且往往研究不足的场所（从法院到监管机构，到地方行政，到企业、银行和行业协会等私人协调机构），因为在这些场所中，拥有资源的行动者实际上正在试图推进其利益。

认识到治理在广泛场所和长时期中产生独特结果，揭示了其他分析方法常常忽视的政治特征——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拥有强烈动机以使其能够利用或塑造政治与市场制度的方式进行动员的组织化行动者的角色。正因为这些治理模式影响如此深远，强大的行动者投入大量资源来塑造它们。通常，这些行动者单独或结成联盟，会与特定政党结盟并通过这些政党来运作。

简言之，比较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广阔的政治观，将传统的对选民和选举的关注扩展到制度地形的特征——这些制度地形产生持久的经济治理模式，而这些模式往往赋予某些行动者相对于其他行动者的持久优势。

我们方法的基础

这些洞见激发了我们研究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借鉴比较政治经济学，我们认为美国政治经济学领域应以制度构型（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如何塑造联盟政治（coalitional politics）以产生长期发展过程为核心关切。让我们依次阐述这些要素。

指导我们方法的第一个洞见是，政治经济包含制度构型。政治制度——包括选举规则、否决点（veto point）的数量和性质，以及国家层面与更地方化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对相关政治行动者的偏好、政治能力和策略具有深远影响。将这些制度特征视为理所当然、或一次只关注单一制度的分析，不太可能捕捉到这些影响。

第二个洞见是，政治经济结果是在这些制度内部通过联盟政治锻造而成的。持久且影响深远的政策领域往往赋予组织化利益群体以特权。虽然大众政治可以影响这一领域中的事态，但建设和转型大规模政策需要资源充足且动机强烈的组织化行动者持续的努力，这些行动者与其他同样制度化的行动者——尤其是政党——互动（并常常结为伙伴关系）运作。

激发我们美国政治经济学愿景的第三个洞见是，联盟政治是在制度构型中通过长期的发展过程展开的。政策体制（policy regime）是在多个政治活动场所经过多轮竞争中形成和再造的。关键行动很少同时或即时发生，而且大多数行动都有深远的历史遗产。政治经济携带着自身的历史前行——其经济组织、产业结构以及社会和政治裂痕都深受先前政治竞争及其后果的影响。因此，在关注发展过程的视角下，制度构型与联盟政治是相互构成的。制度构型塑造联盟动态，反过来也被联盟动态所塑造。

这一视角还传递了一个关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核心信息：权力可能在最不显眼之处最为关键。资源丰富且持久的政治行动者并不愿意不断地为自身利益而斗争；远为理想的做法是将权力的不平衡嵌入政治经济中的持久安排之中，无论这些安排是私人市场制度、政治游戏规则还是根深蒂固的公共政策。强大的行动者和联盟常常寻求以这样的方式组织治理：有效地将重要议题从直接政治竞争中移除，或确保任何讨论都在有利于其利益的场所和约束条件下进行。事实上，这种议程控制（agenda control）很可能正是持续有效的政治压力的最重要产物。正如E·E·沙特施奈德（E. E. Schattschneider）的名言："有些议题被组织进政治之中，而另一些则被组织出政治之外"（Schattschneider 1960: 71）。例如，某些事项在国家立法机构或选举竞争中受到有限或高度约束的关注，不应被视为该事项无关紧要或已脱离政治的标志。它可能意味着恰恰相反：强大的利益群体已成功地将偏好的做法隔离于大众或立法挑战之外。

这一洞见是本书的一个组织原则，也应是我们希望培育的这一领域的激励原则。本书的许多撰稿人探究了传统美国政治研究视野之外的场所和政策，如反垄断、知识产权、信贷监管以及雇主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权力。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认为这些事项重要（尽管他们往往确实如此认为），而是因为美国一些最强大的利益群体认为这些事项至关重要，投入了巨大的资源、时间和组织力量来影响其构成和演变。通过超越狭隘的一组正式政治制度（如立法机构）或某一类特定的政治行动者（如选民），这些受比较政治经济学启发的学者避免了将经济治理的范围视为既定事实，从而避免了忽视嵌入在市场和政治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特征中的权力关系。不幸的是，这种政治经济学在美国政治研究中基本上未能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为什么美国政治研究忽视了政治经济学

一个充满活力的美国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缺失令人困惑。美国政治经济不仅在世界经济中高度非同寻常且极为重要，而且美国政治学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子学科。历史上从未有如此多的政治学家研究一个单一政体。然而，大多数"美国研究者"（Americanist）以相对狭隘和形式主义的方式界定了其研究主题。事实上，当研究美国政治的学者谈到"政治经济学"时，他们通常指的是使用形式建模或经济学式研究来理解政治，而不是研究美国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如何相互关联。将政治经济学作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实质领域来关注的研究，虽然其范围和影响力在增长，但仍处于该子学科的边缘。相反，美国研究者的大量精力被导向了个体政治行为的研究：选举、民意调查、政治参与等。这些研究可能涉及政治行为的经济根源，但常常忽视了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或者政治行为如何被美国独特的政治和市场制度所塑造。

这种受限的关注点部分反映了政治学内部奇怪的劳动分工。由于美国研究者几乎总是在孤立地研究美国政治，他们缺乏动力或杠杆去审视富裕民主国家之间的显著差异。结果是，他们往往将美国高度重要的结构性特征视为理所当然，无论这些是制度上的独特性（如简单多数制选举规则[即"第一名过关制"，first-past-the-post]、总统制、法院的独特角色以及高度去中心化的联邦制形式），还是美国经济的非寻常特征（如低工会化率、庞大且监管松散的金融部门以及缺乏涵盖性雇主协会）。

诚然，关于美国政治制度有着丰富的研究传统。但这些研究具有一种局限性，削弱了其回应政治经济学议题的能力。当美国研究者研究治理制度时，他们通常关注少数特定的正式政治制度（尤其是国会），而非构成政治经济整体的众多经济制度（如企业、银行、商业协会和劳工组织）。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研究者往往孤立地研究各制度，很少考虑美国政治经济中特征性的多场所竞争。事实上，即便是关注制度的研究也常常基于这样的假设：选民和选举才是真正的行动所在之处。结果是，制度常常被狭隘地描述为构建代议制二元关系的规则，在这种关系中，选举竞争是民选官员行为的关键背景。

这并不是说研究美国政治的学者完全忽视了政治经济学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兴趣——部分受到关于美国非寻常发展轨迹的跨国观察所驱动——是前一代美国政治发展（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PD）研究的组成部分。包括理查德·本塞尔（Richard Bensel）、大卫·格林斯通（David Greenstone）、伊拉·卡茨纳尔森（Ira Katznelson）、伊丽莎白·桑德斯（Elizabeth Sanders）、马丁·谢夫特（Martin Shefter）、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在内的杰出政治学家，力图理解美国国家的独特方面、围绕政府权威的竞争特征以及有组织群体和运动的发展。并非所有这些工作都以政治经济学为中心。但与更广泛的美国政治研究相比，开创性的美国政治发展研究对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经济与美国政体的共同演化给予了非同寻常的关注。然而，这一学术脉络日益与美国政治学其他子领域相隔绝。更重要的是，美国政治发展日益被理解为对过去——且往往是遥远过去——的研究。尽管这类研究有其价值，但探索和解释美国政治经济近来剧烈变迁的能力不能仅仅依赖历史类比。

近年来，其中一个剧烈变迁变得如此显著和不可忽视，以至于美国政治研究者发现无法对其视而不见：美国日益扩大和尖锐的经济鸿沟。美国政治发展传统之外的著名政治学家，包括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和诺兰·麦卡蒂（Nolan McCarty），引发了一波研究美国政治不平等的热潮。但尽管这些新研究具有明显的价值，美国政治主流研究的边界常常对其构成制约。反映着整个子学科对大卫·梅休（David Mayhew）所描述的"选举关联"（electoral connection）的关注，对政治不平等的探究通常围绕以下问题展开：民选官员是否回应非富裕选民的关切。当结论本质上是"否"（情况往往如此）时，分析者常常转向寻找更好的方法来测量或概念化因变量和自变量。因此，尽管这项工作很重要，它通常未能触及美国政治经济中选举关联之外的其他特征——而这些特征可能解释了急剧上升的不平等及相应的政治代表差距。

简言之，当今美国政治研究的核心特征阻碍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美国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发展。尽管在理解美国政体方面投入了巨大的智识能量，当代美国政治中一些最基本的趋势却受到的关注过于有限。这些趋势包括知识经济造成的巨大经济错位、商业与劳工之间鲜明的权力失衡，以及僵化的政治制度与高速运转的市场之间的严重错配——这些是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标志。这些不仅是政策制定者和公民至关重要的议题，更是理解美国政治如何运作的核心。美国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缺失代价沉重。

对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裨益

将这些洞见应用于美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将加深我们对美国政治的理解，还将丰富和深化我们对更广泛的先进资本主义的理解。尽管比较政治经济学做出了诸多贡献，但如前所述，它对美国政治经济的关注相对较少。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美国政治已被划分为一个独立的子学科。无论原因如何，将美国整合进跨国框架的工作一直是蹒跚而有限的。

相反，大部分比较研究聚焦于欧洲所谓的协调市场经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 CMEs）。在这些研究中——许多受到有影响力的"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视角（Hall and Soskice 2001）的启发——美国往往不过是作为一个陪衬出现，作为替代性的"自由"市场经济（Liberal Market Economies, LMEs）模式的典型范例，在这种模式中经济关系倾向于通过市场而非国家或法团主义（corporatist）制度来中介。协调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二分法产生了跨大西洋比较的积极效果（另见 Kenworthy 2004; Pontusson 2005）。但它也产生了模糊自由市场经济内部差异的负面效果；而且它可能还阻碍了比较政治经济学学者更深入地挖掘美国案例的特殊性（有一些重要的例外，包括 Martin 1991, 2000; 以及 Prasad 2006, 2012）。

当然，这种模糊化只有在这些特殊性确实影响深远时才真正重要。就美国政治经济而言，它们确实影响深远。正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强调的，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拥有许多全球最具主导地位的公司，并且对国际制度、规则制定和标准制定拥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还享有主导货币的特权。与此同时，美国是消费驱动型经济（而非投资或出口驱动型经济）的最大范例，这种经济建立在金融去管制化所鼓励的高水平家庭债务基础之上（这是 Baccaro and Pontusson 2016 脉络下的比较政治经济学新近工作所提出的分类）。对当前目的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异常值——在许多方面，即使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也是一个显著的异常值——在对后工业民主政治具有根本意义的维度上。我们将在下一节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些维度。在此，我们先强调其中三个最为重要的：

碎片化的"领地化"国家。 美国拥有一个独特的碎片化政治体系。这对美国政治经济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公共政策结构、经济利益的组织方式以及基本裂痕和联盟的性质。分配性和权力冲突不仅在人与人之间展开，也在地方之间展开；不仅在组织之间展开，也在管辖区域之间展开。围绕经济治理的竞争嵌入在一个极其复杂、空间分散、去中心化的多层级、多场所空间之中。重要且非同寻常的是，法院在制定政策和治理这些场所之间的关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碎片化的经济组织。 按照比较标准，雇主协会和劳工工会都 分散的多层级、多场所空间。重要且不同寻常的是，法院在制定政策以及治理这些场所之间的关系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

碎片化的经济组织。按比较标准衡量，雇主协会和工会解决经济集体行动和承诺问题的能力均十分有限。这种碎片化以及劳工和国家制度的薄弱，降低了单个企业约束自身诉求、接受监管约束或采取更长远视角的激励。党派极化（partisan polarization），尤其是共和党（GOP）的右倾趋势，连同资本市场的变化，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单打独斗"的激励。虽然"自由市场经济"（LME）这一标签注意到了其中若干特征（尤其是原子化的利益组织），但美国在这些维度上即使相对于其他自由市场经济体也显得独树一帜。其他自由市场经济体共享其中一个或多个特征，而美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一个异类。

深刻的种族裂痕。种族分裂是美国政治经济的构成性要素。它们常常削弱了对补偿、再分配和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的支持，也削弱了对工会等大众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在市场和政治中代表公民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种族分裂与联邦制相结合，还在塑造美国政治经济的空间发展格局方面发挥了深远作用。美国政体的关键特征促进了种族性和经济排他性社会飞地（social enclaves）的成长。沿着阶级和种族界限的强烈隔离，不仅阻碍了包容性公共物品（如高质量公立教育）的供给，还催生了劣势的空间集中，这对少数族裔产生了深远后果，同时也影响了联盟的形成和政策竞争。种族分裂还通过滋生可被政治利用的怨恨蓄水池，反过来影响大众政治。

尽管我们强调了美国经济和政治安排的独特性，但我们并非主张回归美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m）的概念。相反，我们认为，关注美国政治经济的非典型特征，既能丰富以美国为焦点的学者的研究工作，也有助于对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的理解。正如我们在本章末尾更详细地描述的那样，采用美国政治经济（APE）的研究路径，将为比较政治学者指明新的实质性研究议题和政治经济特征。

同样重要的是，对美国政治经济的探索能够更好地整合比较政治经济学（CPE）与美国政治研究——并且是在比主流美国政治研究通常聚焦的选举、选民意见和代表性更为丰富的共同基础上实现整合。发达政治经济体的某些特征确实可以通过聚焦选民意见或选举动态的变异性来得到良好解释。然而，我们认为，最深刻的洞见将来自把这类分析整合到一个持续高度关注围绕实质议题的有组织竞争以及调解这种竞争的制度的框架之中。

要实现我们所提出的全部目标，仅靠一本书是远远不够的，即便它汇集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目标是绘制美国政治经济的独特地形图，并开始为地图上若干最重要的区域填充细节。在本章的其余部分，我们试图将美国案例更准确地定位于发达资本主义的广阔世界之中，识别美国政治经济中若干值得深入研究的核心问题，并突出针对其中某些问题的有前景的初步研究。通过这些工作，我们希望推动关于这一重要议题的充满活力的研究议程——一个同时拓宽美国政治研究并丰富发达政治经济体比较研究的议程。

走向美国政治经济学

好的地图提供两种指引：它标示出地形中最重要的特征，并以有助于导航的方式组织这些特征。类似地，我们的研究路径识别美国政治经济的基本特征，并阐明它们应如何指导我们的理解。我们聚焦于三个相互关联的观察和判断。第一，由于美国政治制度高度碎片化，美国政治经济的研究必须处理冲突如何在多个场所内部和之间展开。第二，在这种多场所冲突的背景下，分析者需要突出并概念化有组织利益之间——在政党内外——联盟建构的独特挑战。第三，种族的印记无处不在，而种族分裂以最为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许多面向，在一个强调群体在制度碎片化的政体中长时段竞争的框架下会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异常碎片化的制度景观

美国政治体系在横向和纵向上都碎裂了公共权力。这种碎片化既催生了政治僵局（gridlock），又为行动者追求其目标提供了异常多样的场所。横向而言，美国政治制度将权力分散于不同分支，包含了大量的政策制定进入点和否决点。纵向而言，美国将大量治理权授予了次国家单位（州，以及城市和地方），而这些权力在许多其他国家归属于中央政府。相对于其他联邦制国家，美国在标准化、补贴或协调次国家政府决策方面所做的也远远不足（例如 OECD 2016b）。这一独特景观中有四个具体特征尤为突出：极端的分权制衡、往往薄弱且碎片化的官僚体系、异常强大的法律体系，以及一种特别鲜明的去中心化形式。

极端的分权制衡。所有富裕民主国家都包含由选举产生的否决点（veto points），但如表 1.1 所记录的那样，美国是一个极端案例（Stepan and Linz 2011）。美国的国家制度对新立法设置了重重障碍，要求法案必须通过两个独立的立法机构并（通常）获得总统的同意。实际上，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两院都拥有否决权。在过去四十年中，参议院的阻挠议事（filibuster）——一项根深蒂固的参议院程序规则而非宪法特征——已成为体制中又一个强大的阻碍点。阻挠议事允许参议院100名议员中的41人——鉴于议席分配不均，这些人可能仅代表美国十分之一的人口——阻止大多数类型的立法成为法律。与此同时，美国宪法改革的门槛异常之高。未列入表 1.1 但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法院的权力，它们同样可以对立法行使否决权，并影响法律的解释和执行方式。

表 1.1 富裕民主国家中由选举产生的否决玩家数量 来源：Stepan and Linz 2011: 845。

图1

这一制度障碍赛的影响并非中性的。正如 Kelly 和 Morgan 在其为本书所撰章节中所强调的，

美国极端的分权制衡给那些试图利用积极的国家政策来塑造经济、或使此类政策适应变化中的环境的人制造了最大的障碍。相比之下，捍卫现有安排和政策——以及它们所体现的权力失衡——则容易得多。美国政治制度不仅总体上有利于支持现状的人，也总体上有利于那些能够在这个极其复杂的制度空间中灵活而持久地运作的行动者——这是有组织行动者享有重要优势的关键原因。

碎片化且往往薄弱的国家官僚体系。在制度碎片化的基础上，美国还拥有一个异常薄弱和碎片化的国家官僚体系（参见 Carpenter 2001; King and Lieberman 2009）。监管权力和特权分散在平行但独立的机构之间、州级不同的监管体制之间、以及不同的场所之间，法院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碎片化体系为强大的经济行动者推行激进的监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策略提供了异常肥沃的土壤，他们可以利用美国各机构之间在管辖权、权力和关注度上的巨大差距。仅举一个对当代经济动态具有重要意义的例子：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前者是行政部门的一部分，后者是独立机构——共同负责反垄断执法。不仅这两个联邦实体之间的界限模糊，联邦政府与各州之间的角色划分也同样模糊，各州拥有自己的反垄断法规，因此也拥有自己调查和制裁公司反竞争行为的权力。

美国的官僚体系也比其他富裕民主国家的一般标准更少职业化、更具政治化。新任总统在行政分支内进行超过4,000项政治任命。其中许多人占据着政策过程中的关键节点（Piaker 2016）。相比之下，欧洲国家的总理任命最高级别的内阁官员，每位官员可以带来少数政策顾问，但各部委主要由常设的职业文官队伍组成。³ 与通常接受过专门官僚培训的欧洲文官不同，美国的机构人员大多与经济精英拥有相同的教育和社会背景，这使得他们更倾向于那些精英（Kwak 2014）。即使监管者出于善意行事，他们在独立研究和分析能力方面的严重匮乏，往往使其不得不依赖私人行动者来获取数据、信息以及理解现代企业安排之复杂性所需的专业知识（Awrey 2012; Baxter 2011; Wagner 2010）。

法院的超常角色。美国制度环境中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法院的高度影响力。事实上，在描述美国前现代"都铎"式安排的持久性时，Samuel Huntington（1968: 134）曾著名地指出了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的独特力量。Huntington 指出，大多数欧洲国家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将法院的立法功能和司法功能分离开来，而这两者在美国仍然融合在一起。因此，美国法官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来指示立法机关法律应当是什么。根据 Arend Lijphart（2012）所整理的司法审查类型学，只有德国联邦宪法法院（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在权力上接近美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一种特殊形式的去中心化。最后，美国的政治权力异常分散。美国远非唯一的联邦制体系，然而其他联邦制民主国家要么赋予州政府更有限的权力，要么包含协调和均衡机制，包括广泛的收入分享（revenue sharing），以抑制在美国背景下司空见惯的体制竞逐（regime-shopping）和财政竞争。事实上，美国是唯一一个既没有一般性收入分享政策、也没有明确的均等化（equalization）政策来减少次国家政府之间支出能力差距的富裕联邦制国家（例如 OECD 2016）。因此，不仅州和地方决策者在美国政策形成中扮演着异常突出的角色，而且这一角色异常受到这些决策者所能获取的资源不平等的塑造（另见 Kelly and Witko 2012）。

表 1.2 提供了去中心化跨国差异的概要，识别了在刑事司法、分区规划和教育方面主要负责制定政策的政府层级，并将美国与英格兰/威尔士、法国以及联邦制国家加拿大和德国进行了比较。虽然该表不可避免地简化了各国内部的复杂细节，但一个模式十分突出：美国在重要公共职责方面的控制权比其他国家——甚至比加拿大和德国等其他联邦制国家——都更加去中心化。在知识经济中尤为关键的政策领域——包括教育、分区规划、交通和税收——州和地方举足轻重。

表 1.2 关键政策的主要权力所在⁴

图2

这种极端的去中心化形式是美国政治经济中一个常被低估的方面（Lacey and Soskice 2015; Soskice 2010），它具有深远的影响。高度的州和地方自治将重要的公共政策领域"去国家化"，通过阻碍资源共享和风险共担而加剧了空间不平等。它还为流动性行动者开辟了场所竞逐（venue shop）的可能性，使其能够在各州和地方之间穿梭，寻找最有利的政治权威结构，往往对监管和税收施加向下的压力。同样至关重要的是，赋予地方政府的广泛权力长期以来一直是持久种族不平等的基石。这些去中心化的权力一直是政府对种族和族裔少数群体持续使用强制力的工具，

首先表现为吉姆·克劳法（Jim Crow），后来则伴随着大规模监禁（mass incarceration）、惩罚性执法（punitive policing）以及更严格的公共救助领取规则的增长（Gibson 2013; Mickey 2015; Soss and Weaver 2017）。在种族严重不平等的时代，这些权力还与通常所说的"机会垄断"（opportunity hoarding）密切相关——特权社区利用管辖边界来限制向较不富裕（且几乎总是更多元化的）邻近地区的再分配、人口迁入和公共物品供给（Freemark et al. 2020; Trounstine 2018）。

碎片化政体中的斗争与联盟建构

我们来到研究路径的第二个核心要素：在多场所、多层级政治经济中有组织利益之间联盟建构的独特性质。正如我们所强调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已经表明，有组织利益之间的冲突是解释政治和政策结果巨大跨国和纵向变异的核心因素。然而，在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传统中工作的学者往往低估了有组织利益在自由市场经济体中的角色（在那里企业被认为通过市场进行协调）。事实上，这些利益在美国尤为突出，尽管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当然不同于在更协调的市场经济体中。阻碍私人协调的同一制度碎片化，为公共影响力创造了独特的机会。美国政治制度一直优待那些能够有效游走于其多个权力场所的有组织行动者。更广泛社会和经济背景中的近期发展强化了这种偏向，使结果进一步向经济精英倾斜。

对于有组织利益而言，政治碎片化有三大影响：它产生否决点，它鼓励偏好的异质性，它便利场所套利（venue arbitrage）。这些影响反过来阻碍了某些类型的群体策略，特别是那些依赖于建立涵盖性经济组织或长期可信承诺的策略，或者那些需要持续协调和更新政策的策略。相反，有组织利益被吸引向那些利用否决点和公共权力去中心化的策略、联盟和政策议程——包括那些依赖于在去中心化财政竞争背景下决策者对资本外逃敏感性所带来的"结构性"权力的策略（Hacker and Pierson 2002; Robertson 2018）。总之，美国碎片化体系中场所的多样性和多重性深刻改变了政治竞争的格局，使拥有资源和活动范围以进行场所竞逐的有组织行动者占据优势，同时为个人和组织创造了囤积资源和在公共物品供给上搭便车的强大激励。

构建广泛组织和协调政策的困难当然是自由市场经济体概念的核心——毕竟，它们是与"协调型"市场经济体相对照的。然而，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的家族内部，美国由于其碎片化的政治制度而与其兄弟姐妹们相距甚远（尤其参见 Martin and Swank 2012）。而且，这种差距还在扩大。近几十年来，日益加剧的精英极化与长期存在的制度碎片化相互作用，使得国家政策变革的门槛越来越高（Binder 2003; 但参见 Curry and Lee 2019）。政治僵局不仅意味着新挑战得不到解决，它还鼓励了政策漂移（policy drift）（Hacker 2004）——即陷入僵局的政策与变化中的社会状况之间日益扩大的错配——以及次国家层面的政策行动（Grumbach 2018）。国家行政能力的持续削弱，进一步强化了强大经济行动者阻挠政府行动并单打独斗的激励。它还提升了替代性政策制定场所的角色，尤其是法院和州政府——这进一步增加了资源充裕群体的政治优势。

重复博弈的多场所行动者的力量。这些政治优势反映了当代美国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主流研究对选民和选举的关注往往遮蔽了这一点。使协调性国家行动复杂化的同一趋势，也使无组织和分散的利益更难以得到它们想要的东西。前述类型的有组织利益之所以蓬勃发展，是因为它们拥有长远的时间视野和穿越复杂制度景观的资源。无组织的利益之所以受挫，是因为它们两者皆无。

在这些无组织的利益中，包括了广大选民。尽管选民拥有选票这一惩戒性权力，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得令人望而却步、且责任归属模糊不清的公民景观。此外，政策越来越多地在比国会或总统更复杂、更远离直接选举监督的场所中制定。选举在所有代议制政府中都是根本性的，政党联盟必然建立在与选民发展相对稳定联盟的基础之上。但赋予有组织利益在塑造治理实质性产出方面更大力量的那些因素——即便仅仅是通过阻挡公共权力——也限制并削弱了选民做同样事情的机会（Arnold 1990）。回想 Schattschneider 对议程控制力量的关注：随着组织良好且资源丰富的群体的相对影响力增长，它们塑造备选方案的能力——阻挠它们不赞成的方案，并将它们赞成的方案推离常规竞争的范围——也在增长。

所有这些倾向在美国法律体系中得到了生动展现。在其他任何富裕民主国家，司法机构或专业法律专业知识在政策制定中都不享有如此特权，在涉及商业的领域尤其如此（Kagan 2019; Pistor 2019; 另见 Bonica and Sen 2021）。在法律体系中施加影响力需要优越的资源、专业知识以及持久参与的能力，这使其成为拥有充裕这三项条件的有组织利益的理想场所。法院提供了一个低调的竞技场，资源充裕的利益可以在此追求其政策目标、加强其盟友并削弱其对手，甚至可以有效地否决它们反对的立法或行政干预，而不管选民是否支持这些政策（Culpepper 2010; Rahman and Thelen, 本书）。这是一个属于有组织者和资源充裕者的竞技场，属于重复博弈者（而非一次性博弈者）的竞技场。

在碎片化的体系中，组织赋予权力，而持久的组织赋予更大的权力。这不仅使有组织利益在美国政策制定中占据特权地位，也赋予了有组织的经济利益在美国政党联盟中独特而重要的角色。这是近年来关于美国政治中政党角色和性质的修正主义研究的核心洞见（Bawn et al. 2012）。比较政治经济学一直将有组织群体和政党视为紧密相连的。事实上，将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洞见应用于美国政治经济研究的一个主要收益，就是能够借鉴关于政党、选举规则和社会利益代表之间联系的经典和最新学术成果。例如，在比较政治经济学传统中工作的学者越来越关注美国选举制度中核心的空间代表性偏差和加剧的城乡裂痕（Rodden 2019）。

关于美国政党的新修正主义学术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这种联系在美国具有特定且同样重要的形式——在那里，政党和有组织群体代表了高度碎片化体系中两种最持久、最重要的协调载体。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美国根深蒂固的两党制的产物，它既反映了联邦选举规则，也反映了单一的、单独选举产生的国家行政首长所带来的向心压力（Drutman 2020）。两党制增加了政党基于包含对资源丰富的重复博弈者和普通选民都具有吸引力的政策组合来协调广泛而持久联盟的需要和激励。尤其在当前政党政治全国化的时代（Pierson and Schickler 2020），全国性政党内部具有地区特色的派系正在消失，这种协调绝非易事。然而，正如我们所论证的，有组织利益在同一时期获得了相对优势，使它们成为缺少其他此类协调力量来源的政党更有前景的协调权力来源。

在关于政党的修正主义学术研究中，这些利益被塑造为"强烈的政策需求者"（intense policy demanders）——寻求"获取并利用政府来实现其特定目标"的有组织群体，作为回报，它们能够向那些与其立场一致的政党以及民选和任命官员提供金钱、专业知识、人员和其他宝贵资源（Bawn et al. 2012, 571; Krimmel 2017; Schlozman 2015）。这些强烈的需求者对政党之所以如此宝贵，正是因为在美国体系中协调如此困难。尤其在近几十年来，有组织群体在引导政党向其优先事项靠拢方面享有显著优势，特别是在选民并不富裕的情况下（Gilens 2012; Gilens and Page 2014）。它们信息充分，而许多选民要么是忠诚的党派人士，要么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充分区分政党在复杂议题上的立场（Converse 1964; Delli Carpini and Keeter 1997; Zaller 1992）。它们能够在公共权力的多个场所中运作，而当政策在隐蔽的场所中制定或通过刻意的漂移来推进时，选民很难追究政治家的责任（Rogers 2017）。而且它们着眼于长期，而那些可以被合理地说服从一个政党转向另一个政党的选民通常更关注短期动态（Achen and Bartels 2016）。

我们所倡导的美国政治经济学领域，为拓展和深化这一分析线索提供了绝佳机会。其根本洞见是：政党的议程——实际上，党派官员的全部行动，尤其是涉及政府权力的行动——不仅反映了选民偏好，也反映了有组织群体之间的冲突。强烈政策需求者寻求影响政党，正是因为它们将政党视为利用政府强制权力来推行对一系列重要结果具有巨大持久影响的政策的决定性工具。有组织群体的重要角色

因此应被视为有组织利益塑造政治经济这一更广泛角色的一个重要维度。同时，将党派竞争置于美国政治经济的更广阔背景下，能够使另一个美国政治的基本特征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自共和国诞生以来就与政党竞争纠缠在一起的特征：受惠于美国种族秩序者与受制于种族秩序者之间持久而不断演变的裂痕。

种族与美国政治经济

没有任何其他富裕民主国家的政治经济比美国更多地被种族等级制度（racial hierarchy）所定义（King and Smith 2005; Lieberman 2011）。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南方经济的独特需求塑造了宪法的制定。围绕种族的分裂自此在美国政治中不断回响。种族排斥和暴力之所以如此深重地使少数群体处于不利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已经深深嵌入美国政治经济的结构之中。

将种族视为美国政治经济的构成性特征，加深了我们对种族分裂影响美国政治的多种方式的认识。我们认为这只会增强我们对种族如何塑造公民政治信念和行为的理解——这是美国政治子领域中"种族、族裔与政治"（REP）研究的主要焦点。然而，我们也认为这为在超越行为主义焦点的开创性 REP 研究基础上继续推进开辟了新的机会（Michener 2019; Soss and Weaver 2017）。理解种族如何塑造美国政治经济，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种族歧视性经济结构的根深蒂固、种族和族裔在群体与政党联盟中的地位，以及美国的独特制度——包括其独特的福利国家——如何对美国种族进步的范围和性质施加了重大限制。

美国政策的种族化。美国种族分裂之所以如此深重，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分裂通过世代积累的制度和政策不断得到强化。在关键方面，这些歧视性结构建立在地区分裂之上，导致了政治代表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区域分裂（Bensel 1984）。在放弃内战后的重建（Reconstruction）之后，前蓄奴州的政治精英建造了一个"南方牢笼"（Southern cage），以遏制和引导美国国家的成长，使其不挑战其"威权飞地"（authoritarian enclaves）内所特有的经济和政治等级制度——而这些飞地存在于一个名义上的民主政体之中（Gibson 2013; Katznelson 2013; Mickey 2015）。

在隔离主义者对国家政策拥有不成比例权力的情况下，美国的监管和福利国家在那个南方牢笼内发展起来。其结果是一个分叉的社会供给体系：一个主要是白人的社会保险核心，与一个少数族裔占不成比例多数的、有限且去中心化的经济状况审查福利（means-tested benefits）边缘相分离（Lieberman 1998）。在美国异常广泛且由公共资金补贴的"私人福利体制"（private welfare regime）（Hacker 2002）中，同样的分离也出现了，包括其去中心化但高度补贴的鼓励住房和高等教育拥有的体系。正如 Thurston 在其章节中所记录的，税收补贴的住房和教育私人供给，与差异化的信贷准入相互交织，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美国黑人，同时却为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白人培育了更大的经济安全和资产积累。与此同时，美国对表面上私人的基于就业的健康和退休福利的严重依赖——这些福利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利的税收政策和规范集体谈判的联邦规则——也根据获取私人福利的情况将劳动力分为"局内人"和"局外人"，而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更有可能成为局外人。因为这个"淹没的国家"（submerged state）既提供又掩盖了对白人的广泛补贴，它削弱了经济团结，并鼓励了白人对少得多但远为显眼的少数族裔穷人的可得支持的怨恨（例如 King 1995; Mettler 2011, 2018）。

种族分裂已经被美国治理中以地域为基础的要素所加剧，并反过来加剧了这些要素。物理隔离是种族分裂的标志，而在美国背景下，其后果已被证明尤为深远。回想一下，美国在将教育、分区规划和刑事司法等关键治理方面赋予地方当局自由裁量权的程度上，是一个巨大的异类。这些政策和制度极大地增加了隔离的动机及其后果。在她为本书所撰章节中，Jessica Trounstine 展示了空间隔离的强大激励如何源自社区间政策组合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偏好差异，又如何加剧了这些差异（Trounstine 2018 及本书）。在有影响力的政治行动者的支持下，公共当局明确地运用种族标准来构建现代美国的城市和郊区格局（Weir 2005; Rothstein 2017）。在一个日益不平等的政治经济中，这些空间分化强化了强大 群体紧抓"地方自治"（local control）不放，以此维护自身的隔离状态并守护其特权。

正如机会在美国政治经济中被囤积垄断一样，劣势也被集中化和制度化。特权飞地的对立面，是索斯和韦弗（Soss and Weaver 2017）所称的"种族—阶级受压制社区"（race-class subjugated communities）的形成。这些社区处于美国对低收入少数族裔聚居区进行极端隔离和污名化的接收端。制度化的筛选与囤积激励，加上东北部和中西部工业城市的衰落，制造了大规模且持久的劣势——如果不将美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视为种族建构的产物，就无法理解这些劣势（Wilson 1987, 1996）。

这种空间结构化的劣势集中有一个关键维度，即一个极度膨胀的监禁国家（carceral state），它不成比例地将少数族裔美国人卷入其中（如 Forman 2017; Gottschalk 2006; Hinton 2016）。近期估计显示，在押人员总数高达惊人的230万——自1980年以来增长了四倍以上（Prison Policy Initiative n.d.; Sawyer and Wagner 2020），按人均计算是典型经合组织（OECD）国家水平的六倍以上（Hamilton Project 2014）。这些负担不成比例地由少数族裔承担，尤其是黑人男性，其终身监禁风险大约是白人同类群体的六倍（Hinton et al. 2018）。虽然大规模监禁（mass incarceration）的驱动因素众多，但美国异常分散化的刑事起诉体系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Pfaff 2017）。与大多数其他国家不同，美国的检察官通常是民选产生的地方官员，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往往在由白人房主主导的低投票率选举中参选，而这些选民最关心的是维护房产价值，因此检察官们有强烈的动机表现出对犯罪的强硬态度——从而对更多的被捕者提出更重的罪名指控（另见 Lacey and Soskice 2015）。

监禁国家塑造少数族裔美国人日常生活的众多深刻方式之一，是其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深远影响（Western and Beckett 1999）。在基本层面上，美国的大规模监禁体系将大量男性——尤其是没有高中学历的黑人男性——从继续教育或劳动力市场中抽离出来。这些影响在服刑期满后依然持续，因为有犯罪记录者的就业选择极为有限（Pager 2003; Western and Pettit 2010）。虽然跨国类型学通常将美国描述为拥有相对不受管制的劳动力市场，但大规模监禁实际上是一项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它削弱了美国最脆弱工人中一部分人的就业机会，同时加剧了建立强有力的集体组织所面临的困难——这些组织本应代表那些在知识经济中落败的、没有大学学历的工人（Reich and Prins 2020; Western and Beckett 1999）。

事实上，一旦我们将种族视为美国政治经济的构成性要素，我们就会看到，长期以来贯穿美国工人阶级的基本裂痕不仅是观念性的，更是深层经济性的。制度化的种族偏见如今表现为种族和族裔群体之间以及群体内部的尖锐经济分化。安塞尔和金里奇在其章节中重点讨论了其中一种分化，即与"位置竞争"（positional competition）相关的分化（Hirsch 1976）。涉及社会或空间拥挤的商品会产生一种"抢椅子"效应，有限的供给引发竞价争夺。激烈且代价高昂的位置竞争集中体现在知识经济的两大基石上：一是全国最具活力的城市地区的住房（Le Galès and Pierson 2019），二是通向高地位职业的优质教育机会（Grusky et al. 2019）。

由于这些自我强化的位置优势来源，赤裸裸的歧视（尽管仍悲剧性地普遍存在）已不再是维持深刻机会不平等的必要条件。对关键位置性商品的激烈竞争意味着，继承的资产能够创造持久的优势。在这些市场竞争所需的资源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缺乏此类资产的人被挤入较不利的细分领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能理解美国巨大的种族财富差距——典型黑人家庭的财富仅为典型白人家庭的十分之一，而且在教育水平相当的家庭中也是如此（Hanks et al. 2018; McIntosh et al. 2020）。住房和就业中的种族隔离以及信贷获取的差异，也使黑人和西班牙裔家庭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格外脆弱（Lowery 2013）。

总之，种族深深嵌入了界定美国独特政治经济的公共和私人治理结构之中。美国资本主义过去和现在都与"种族资本主义"（racial capitalism）紧密交织（如 Darity, Hamilton, and Stewart 2015; Dawson and Francis 2016; Harris and Lieberman 2013; 另见 Baradaran 2019; Rothstein 2017; Taylor 2019）。这些浸润着种族分化并反过来界定种族分化的结构，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体验与诠释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样重要的是，它们对群体之间分裂的性质，以及通过政治行动来缓解或加剧这些分裂的前景，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讨论这些问题。

将各部分整合起来

我们所强调的美国政治经济的三个特征——政治权力的极度碎片化、有组织利益集团在这一碎片化体系中的角色，以及种族（及与之相关的空间）不平等的核心地位——既是描述性的，也是概念性的。也就是说，它们既突出了美国政治经济的一些标志性特征，也为理解美国政治经济中若干最具深远意义的当前发展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为了展示这一分析框架的潜力，我们现在转向三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1）为什么美国的有组织商界在缩减其目标的同时却增强了其力量，尤其是相对于有组织劳工而言；（2）为什么美国共和党偏离了海外主流保守主义的轨道，转而拥抱一种日益极端的族裔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同时却愈发坚持不平等政策和反民主措施；（3）为什么美国在向知识经济转型中的主导地位似乎日益岌岌可危，因为它未能再生产出必要的政治支持。在每一个问题中，我们都力求表明，我们的分析路径能够揭示被忽视的问题并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

商界与经济精英日益增长的权力

近几十年来，美国政治学界对美国日益整合且政治上愈发强势的商界团体的组织化和影响力增长，几乎没有什么研究。当学者们涉猎这一主题时，他们的研究路径通常受到子学科划分的局限，聚焦于商界在某一单一领域（如国会）中的角色，或企业权力的特定表现形式（例如个别企业的捐赠或游说活动）。

尽管这些研究值得肯定，但它们也表明，仅通过子学科的受限视角来审视经济利益集团的角色存在局限。财富和权力植根于经济生产的大规模利益集团，对治理具有独特的影响力——这不仅因为它们拥有庞大的资源，更因为它们在经济中扮演着核心的结构性角色。在过去四十年中，企业积极运用这些优势，扩展其活动和组织方式，以在政策制定能力日益弱化、多场域决策作用不断上升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谋求发展。同样重要的是，赋予商业利益集团越来越大杠杆效应的同一趋势，也在系统性地削弱一种关键的制衡力量：有组织的劳工。

多场域政体如何有利于商界。 我们理解有组织利益集团的分析路径始于一个简单的前提：经济利益集团会利用其可支配的特定工具和场域来追求自身目标。就像记者被敦促"跟着钱走"一样，研究政治经济的人通过努力理解利害攸关的是什么来获得清晰认识。这反过来意味着要思考政策的实质内容。在大多数横跨经济与政治的冲突中，关键的奖赏是塑造经济治理的条款、分配和边界的能力，而对这一奖赏的争夺在较长时间内、在多条战线上展开。

这一一般性命题对于理解美国政治经济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因为美国的商业利益集团已成为资源日益丰厚的重复博弈者，能够同时在多个场域中运作（Hertel-Fernandez 2019）。为了争夺政策控制权这一奖赏，有组织利益集团实际上已将美国政治学子学科中那些核心区分——从联邦、州与地方政策制定之间的传统界线，到界定立法政治与司法政治之范围和互动的界线——统统踩在脚下。

以企业对美国各城市提高最低工资运动的应对为例（如 Rolf 2016）。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前景，企业越来越多地利用州政府对下级政府所拥有的重叠管辖权力。正如赫特尔-费尔南德斯在其章节中所描述的，商业团体与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合作，在超过半数的州通过了禁止各城市设定更高最低工资的法律（Hertel-Fernandez 2019）。这种模式在围绕气候政策的各州逐州争夺中也同样明显，采掘业动员起来推翻支持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法律（Stokes 2020）。

再看商界在美国独特法律体系中的角色。拉曼和泰勒在本书中的贡献展示了商业利益集团如何运用其强大的能力重塑法院（另见 Ash et al. 2020），并对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众多例子中，他们掏空了曾经普遍的集体诉讼策略，并为强制性仲裁和竞业禁止条款建立了法律基础，这些条款极大地削弱了工人的法律——从而也是经济——权力（Colvin 2018; Colvin and Shierholz 2019; Staszak 2015）。

商界权力的独特来源。 有组织的经济利益集团打破的另一个传统区分，是市场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界线。正如比较政治经济学家们所着重论述的（Braun 2020; Busemeyer and Thelen 2020; Culpepper 2015; Culpepper and Reinke 2014），经济利益集团的权力本质上与其在市场和政治中的双重在场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它既是"结构性的"（structural）（Block 1977; Lindblom 1982; Witko et al. 2021），也是"工具性的"（instrumental）。当面对不喜欢的政策时，企业高管不必跑去恳求公共官员；他们只需威胁暂停投资、停产、裁员或迁址即可。当面对对其市场权力的挑战时，他们可以单方面采取行动，通过采用新的生产策略、公司治理结构或管理技术来试图扼杀这些挑战。反过来，认识到这些结构性优势的民选官员可能会改变自身行为以满足企业的偏好，或接受私人权力的行使——即使企业并未运用其工具性权力来施压。当大众对经济问题更为关切、当资本流动性特别强、或当其选民更可能受到资本罢工或裁员影响时，政客们尤其容易对企业威胁作出敏感反应。

美国碎片化的政治体制为结构性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充足的机会。通过助长僵局，它降低了对市场势力运用作出权威性回应的可能性。通过助长权力分散化，它使流动性强的企业能够向地方和州政府施压，迫使其采取有利的监管和税收政策（如 Hacker and Pierson 2002；但参见本书中奥戈扎莱克关于资本外逃威胁在某些企业希望运营的城市地区可能较低的证据，这为更具再分配性质的政策和监管打开了大门）。除此之外，正如本书中奈杜的章节所讨论的，美国劳动法向雇主倾斜的特征进一步放大了这些结构性权力的来源——因为它们不仅削弱了工人在市场中进行反击的能力，也限制了工会通过就生产、投资和迁址决策进行谈判来降低企业结构性权力的程度。

因此，美国治理权力的薄弱和碎片化增强了企业单方面实现其诸多关键目标的能力。它们也增加了有组织利益集团相对于公共官员的信息优势。这些效应在州一级尤为显著：在许多州，立法者只是兼职服务，几乎没有工作人员协助其进行研究或起草立法。资金充裕的商界支持团体通过提供立法语言、研究和政治策略来获得影响力，而这些正是立法者可能缺乏的（如 Hertel-Fernandez 2019）。即使在联邦层面，不充足的资源和能力有时也迫使国会和各机构依赖私营部门参与者提供信息和数据，从而削弱了对企业进行有力监管的激励（Carpenter and Moss 2013; Drutman 2010）。这些制度条件共同以在美国政治大多数研究中未被充分认识的方式放大了企业和经济精英的权力（如 Ansolabehere et al. 2003; Fowler et al. 2020; Smith 2000）。

一个重要的例子是资产管理公司在美国政治经济中日益增长的权力。过去二十年见证了庞大金融实体的崛起，这些实体将极端集中的股票所有权与高度多元化相结合。这些强大的新行为体通过与监督相关市场交易的政府实体——尤其是中央银行——的紧密联系，行使着本杰明·布劳恩在其章节中所称的"基础设施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结构性权力的另一种形式）（另见 Braun 2020；关于金融机构在美联储中更广泛的角色，参见如 Jacobs and King 2016）。这种权力在最近的一个事件中得到了展示：美联储在应对新冠疫情危机时进行的大规模公司债券购买，委托了贝莱德（BlackRock）这一资产管理公司来管理（Tett 2020）。实际上，资产管理公司的优先考量如今已成为公共官员及其所监管企业进行决策时的一个根本性影响因素。

商界政策目标的窄化。 演变的不仅仅是商界权力的性质，权力所指向的目的同样在发生变化。当资本必须面对一个强大的国家和强大的劳工运动时，企业高管会对哪些政治诉求可行、哪些不可行形成非常具体的预期。随着时间推移，面临更大制衡压力的企业会调整其商业模式以适应这些约束，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其政治目标的转变。在欧洲，这些约束传统上促使雇主在生产方面采取更长远、更具共识性的视角，并支撑了更为公平的经济体制（Huber and Stephens 2001; Martin and Swank 2012; Streeck 1997）。[5]

相比之下，在美国，企业与国家或其他社会伙伴妥协的动力要小得多，采取长期视角的动力也小得多。因此，美国企业比海外同行更可能采取"砸了就抢"（smash and grab）的运营模式，以"快速行动、打破陈规"（moving fast and breaking things）的方式推进。当执行集体行动的机制薄弱时，搭便车既是理性的也是有利可图的。当企业高管知道其竞争对手可能逃避这些约束，并且他们拥有如此多的策略和资源来击败这些约束时，他们为什么要自愿接受那些会提高其税收或增加工资和劳动标准的提案呢？

当今许多最具活力的企业恰恰是通过利用美国薄弱的监管和执法体制而成长起来的。例如，亚马逊之所以能够确立其在在线零售领域的主导地位，部分原因在于它在州、地方和联邦官员尚未制定出对互联网商务征税的方案之前就大举推进，这使其相对于实体店获得了巨大优势。优步等其他企业在美国也比在欧洲更为成功地推行了公然违抗法律的大胆策略，肆无忌惮地无视现有的交通和出租车法规，并公然挑战各城市与其对抗（Thelen 2018）。

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对短期和狭隘优先事项的压力。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不仅创造了拥有增强权力的新行为体，还窄化了这些强大行为体所追求的目标（尤其参见 Davis 2009; Krippner 2012）。资本市场的压力催生了大规模的财富集中，通过外包和分包推动了工作的"裂变化"（fissurization）（Lazonick and O'Sullivan 2000; Weil 2014），并推动企业关注短期回报而非长期投资（Davies et al. 2014）。面临这些激励的企业被鼓励去寻求有利的政策变化，或采用能够带来快速季度回报但未必创造长期价值的劳动安排（Galston 2015; Salter 2012）。

气候政策提供了一个企业短期主义的鲜明例证。尽管全球气候变化对美国经济构成巨大威胁——尽管许多商界领袖发表了积极但含糊的支持声明——却不存在有组织的严肃商业力量来支持改革。相反，正是那些在碳排放监管中损失最大的商业利益集团——采掘业和公用事业——在近期气候变化立法辩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Mildenberger 2020）。这些碳生产商反过来利用美国碎片化政治经济所提供的一切否决点来阻挠行动：对新的联邦气候规则提起联邦诉讼，游说行政机构撤回法规，并在州级行动中设置障碍（Skocpol 2013; Stokes 2020）。

劳工的弱势与衰落地位。 美国雇主独特取向的一个关键促成因素，是缺乏对集中经济权力的有效社会制衡。与有组织商界势力增长的许多相同原因，有组织的劳工急剧衰落。在当今美国，仅有12%的全职工人（包括公共部门）被工会合同覆盖，远低于大多数富裕民主国家的水平（Visser 2019）。

劳工的弱势与衰落地位是政策漂移（policy drift）最清晰、最具深远影响的当代例证之一，正如凯利和摩根在本书的贡献中所论述的（另见 Galvin and Hacker 2020）。二十世纪中叶制定的劳动法与当前的经济和企业结构完全不匹配（Andrias 2016）。商业团体和个别企业利用这种不匹配，采取了发达工业世界中最具攻击性的反工会策略（Logan 2006）。

与欧洲工会通常为整个行业进行集体谈判不同，美国工会在法律上被要求逐个工作场所进行组织（关于扩展的比较分析，参见 Thelen 2019）。这种不寻常的模式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反对工人代表的激励。与行业性集体谈判体系不同，个别企业因工会化而面临明显的竞争劣势——包括更高的私人福利成本——因为来自同一行业内非工会竞争对手的竞争。

美国工会的衰落对劳动力市场各方面的结果产生了沉重影响。然而，鉴于美国政治经济的种族构成性质，对有色人种工人的冲击尤为严重。正如少数族裔长期被排斥在信贷市场和资产积累机会之外，他们也是较晚进入工会化劳动力队伍的群体（Rosenfeld 2014）。尽管美国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的工会化率超过了白人同类群体，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更可能被公共部门工会所覆盖。在私营部门劳动力中，美国黑人展现了工会的明显衰落及其对工会化部门之外弱势工人的负面后果（Windham 2017）。

最近，公共部门工会也遭到了猛烈攻击，赫特尔-费尔南德斯在其章节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公共就业一直是黑人工人实现阶层提升的关键途径，因为私营部门的机会相对有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黑人在公共部门的不成比例的就业，使商业团体和其他反工会势力得以利用白人种族怨恨的强大力量，将对少数族裔的敌意与对懒惰和不配得的政府工作人员的感知融合在一起（Cramer 2016）。因此，针对公共部门工会的极为成功的运动不仅威胁到少数族裔工人已经岌岌可危的经济成果，还指向了我们的分析框架有助于解释的第二个根本性发展：一个由商界支持的政党联盟的崛起——它将经济保守派与怀有种族怨恨的白人联合起来，并获得了越来越强的能力来重塑美国政治经济。

美国保守主义的转型

甚至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之前，共和党在一系列议题上——包括工会和福利国家的角色、对移民的开放态度以及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就以极端立场在主要保守政党中脱颖而出（Hacker and Pierson 2020）。特朗普当选后，比较政治学者和美国政治学者都强调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与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党的诉求和选民基础之间的明显亲缘关系。然而，与其他富裕国家的边缘右翼政党不同，共和党既是一个追求多数席位的保守政党，又是一个与强大经济精英紧密结盟的政党。我们所概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有助于解释这些不同寻常的特征。

怨恨的空间政治经济学。 在所有富裕民主国家中，右翼民粹主义在被排斥于知识经济主要中心之外的非城市地区蓬勃发展，并带有强烈的本土主义（nativism）、种族主义和宗教沙文主义（religious chauvinism）色彩（Gidron and Hall 2019）。然而在美国，右翼反弹能够汲取一段特别漫长、丑陋且激烈的种族分裂历史。这种深厚的种族怨恨蓄水池扩大了基于种族的政治诉求的空间——这些诉求远在右翼民粹主义当前兴起之前就已成为美国政治极化的核心（Jardina 2019; Mutz 2018; Sides, Tesler, and Vavrick 2018）。美国白人对社会保护的认知——事实上，对公共部门更广泛的认知——是高度种族化的，而且这种倾向还在加强（Filindra and Kaplan 2020; Gilens 1999; Jardina 2019; Tesler 2012）。由移民引发的人口结构变化只是进一步加剧和扩大了这些种族认知与偏见，尤其是在那些仍以白人为主的社区中。

所有这一切都为利用种族和文化分裂的政治策略创造了巨大机会。正如比较学者所强调的，右翼民粹主义在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Tavits and Potter 2014），以及在高度分层的教育和社会供给体系对受工业经济威胁最大的群体帮助甚少的背景下，最能引起共鸣（Iversen and Soskice 2019）。应当指出的是，这种高度分层的体系并非美国治理的任意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一个被种族裂痕撕裂的政治体的直接后果。因此，嵌入美国政治经济中的种族分化加剧了机会不平等，削弱了社会保护，并将对这些现实的不满导向种族反弹。这些分化还削弱了对可能在弱势白人和弱势少数族裔之间建立共同事业的政策的支持，并削弱了工会等能够构建跨种族联盟的社会组织（Frymer and Grumbach 2020）。因此，理解种族如何构成美国政治经济，有助于解释美国强烈族裔民族主义浪潮的经济基础与社会文化基础是如何深度交织在一起的（Hacker and Pierson 2020）。

联盟政治与"财阀民粹主义"（plutocratic populism）。 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一个本质且独特的特征是，它伴随着商界和富人政治权力的上升，并在大体上强化了这一趋势。经济精英是共和党组织和动员的反弹联盟的核心力量。虽然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已在许多国家出现，但美国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些力量在多大程度上扎根于主流右翼，并与最强大的商业联盟和政治上最活跃的财富主体结成同盟。其结果是一种美国式的混合体——族裔民族主义反弹与不平等政策制定的结合——可以称之为"财阀民粹主义"（Hacker and Pierson 2020）。族裔民族主义反弹吸引了最多的关注，但这一不稳定却强大的混合体的核心，是共和党以极端保守的经济政策吸引关键商业利益集团的能力。

我们已经讨论了为什么美国的商业利益集团异常狭隘且短视。尽管存在一些投资于替代性结果的企业领导层，但美国政治经济的关键特征不利于精英就正和政策采取集体行动。经济中的最大赢家有着强烈的愿望来保护其既得利益。通过低税和削弱制衡机构来普遍性地产生财富，为支持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t）议程提供了巨大的激励。与此同时，我们所讨论的承诺集中和搭便车问题助长了特殊主义和短期主义，并削弱了潜在的中间派联盟。

这种行为在美国应对气候变化失败一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共和党在发达国家的主要政党中独树一帜，不仅拒绝监管碳排放的努力，而且否认人为造成气候变化的存在（如 Batstrand 2015）。反过来，共和党的立场反映了其与强大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捐助者和采掘业商业利益的紧密联盟（Hacker and Pierson 2016; Page et al. 2018; Skocpol 2013; Skocpol and Hertel-Fernandez 2016; Stokes 2020）。

美国制度的脆弱性。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共和党是一个原本属于传统主流的政党，如今却变成了一股右翼反叛力量。一个能够赢得国会和白宫的追求多数席位的政党，如何能成功运用在其他国家通常是那些基本上无法组建执政联盟的右翼政党的惯用主题和策略？美国的政治制度再次扮演了主角。同样有利于商界的碎片化，也使得一个依赖精英资金和农村支持的统一政党能够将少数派的强烈情绪转化为对执政权力的牢固掌控。

美国的选举安排以两种不同但相关的方式放大了农村地区的影响力。首先，它们赋予主导农村州的政党在参议院中的强大优势，因为即使人口最少的州也拥有两名参议员。事实上，共和党在过去二十年中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掌控参议院，尽管在这些年份中，除了两年之外，共和党在参议院选举中从未赢得过多数选票（Brownstein 2020）。这一优势的一部分也延伸到了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美国选举总统的古老方式，它赋予每个州的选举人团代表名额等于其在国会中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人数之和，并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两度使共和党在输掉普选票的情况下赢得总统职位。

其次，共和党在非城市地区力量的不断壮大，使其更容易将选票最大程度地转化为联邦众议院和州议会的席位。鉴于当代城乡分裂的格局，当政党在地理上分类归属且通过单一选区选举分配议席时，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浪费选票"，从而增强了农村选民的相对权力。美国选举管理异常分散化的特征允许州级共和党放大这一优势，使他们在划分选区时将民主党选民集中在城市选区（Powell et al. 2020; Rodden 2019）。这种党派性选区划分（gerrymandering）对于共和党近期在州级和全国层面的成功至关重要（Hacker and Pierson 2020）。 保守派在州司法选举中联手。在全国层面，对参议院和总统职位的控制使该党得以在联邦法官席位上安插人选，而这些法官在未来数十年内拥有阻止和改变联邦政策的巨大权力。自1988年以来，共和党在每次总统选举中都失去了普选票——仅有一次例外；然而，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有六名由共和党任命。因此，美国独特形式的右翼民粹主义（right-wing populism）根植于美国政治经济的不寻常结构，并反过来强化了这种结构。

这些动态对美国经济政策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即使这些模式与持续但不平衡的民主竞争共存，它们也为美国继续向基于城市的知识经济转型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挑战。

美国知识经济的可持续性

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的兴起构成了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断裂（Boix 2019; Iversen and Soskice 2019）。在所有富裕国家，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关系、政策需求以及支撑它们的政治联盟。这些影响在美国尤为深远，因为美国长期处于这一转型的前沿。然而，正如美国右翼反应的性质所表明的，并非所有这些影响都有利于美国在向知识经济转型中的持续领导地位。

在本书的章节中，大卫·索斯基斯（David Soskice）综合了传统和新颖的解释来说明美国早期取得显著领先地位的原因。美国的超级大国角色及其庞大的国家安全机构为其提供了巨大的先发优势，为知识经济新兴领域的惊人增长奠定了基础（Schwartz 2019）。国家安全国家不仅资助了关键技术，还将商业目标纳入其合同之中以吸引私人合作伙伴并推动创新（Weiss 2014）。无与伦比的联邦支出提供了巨大的研发推动力，培养了大批拥有高级技能的劳动力，并播下了持续推动私营部门创新的关键技术种子（Lazonick and Mazzucato 2013）。

除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之外，我们所强调的美国政治经济的许多独特特征也促进了知识经济的持续崛起。索斯基斯指出，新兴的大型企业显然受益于美国市场的庞大规模。但这些企业还在灵活（往往薄弱）且分散的治理、职业间的可渗透边界、庞大且竞争激烈的高等教育体系以及灵活而充裕的金融资本供给等环境中蓬勃发展。

由于美国引领了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并继续主导其前沿领域，对美国政治经济的研究可以为理解与这一转型相关的政治动态提供实质性的洞见。与此同时，本章所探讨的美国独特特征似乎使美国政策制定者越来越难以为在知识经济中持续成功而制定和调整适当的制度和政策，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同一个经济空间中定位自己参与竞争时。尽管美国顶级企业似乎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主导全球商业，但培育它们的美国系统性优势未必能够持续。这些挑战对比较政治经济学（CPE）以及美国政治研究同样具有重要启示。

我们特别关注四种紧张关系：领先企业对关键市场的捕获、工资停滞与企业劳动力市场权力、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以及日益加剧的空间不平等——这些因素与有组织的商业权力一起，推动了激烈的政治反弹。

从领导到捕获。 正如施瓦茨（Schwartz）在本书章节中所指出的，从福特主义（Fordism）转型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在深度裂变的价值链顶端，雇员少但知识产权密集的企业日益占据中心地位。这些企业受益于美国政治经济的若干特征。它们得以利用高度的碎片化和薄弱的国家能力来开发新市场并迅速扩张以在其中取得主导地位。它们基本上没有受到有组织劳工的阻碍，后者处境艰难的代表们对企业以裁减劳动力为重点的战略几乎构不成障碍（Davis 2015; Weil 2014）。它们还受益于充裕的资本，这部分得益于飙升的不平等（Braun 2020; Kenney and Zysman 2019）。庞大的私人资本储备使优步（Uber）等知名企业能够在扩张的同时年复一年地承受亏损，并突破监管壁垒，然后将由此产生的罚款和法律费用作为市场主导地位的代价加以消化（Cremers and Sepe 2018; Frisch 2016; Pollman and Barry 2017: 384; Rahman and Thelen 2019）。

然而，这些对个别企业的优势可能远不利于知识经济整体的持续壮大。越来越多地，推动新市场的行为体正在捕获这些市场。一些最具活力的部门表现出内在的垄断趋势；如果没有真正的抵制，超级明星企业（superstar firms）与赢家通吃的结果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障碍。美国碎片化的监管格局使企业得以利用辖区间的竞争，而国家层面充满否决点的制度环境则为实施阻挠策略以阻止监管挑战提供了充足的机会。共和党在强烈的企业动员推动下急剧转向放松管制，进一步削弱了有效监管的前景，法院的右倾也是如此。

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美国政治经济中如今异常高水平的经济集中（Christophers 2016; Philippon 2019）。合并整合在最受关注的科技企业中尤为突出，但企业巨头的主导地位正日益渗透到从零售硬件到游乐园再到肉类加工等各类行业（Leonhardt 2018; Philippon 2019）。反过来，不断上升的市场力量不仅增强了这些企业行为体的政治影响力及其打压潜在新进入者的能力，也是美国工人命运参差不齐的一个关键因素（Marinescu and Hovenkamp 2019; Autor et al. 2017）。

工资停滞与雇主权力。 财富和企业权力日益集中的背后，牵涉到美国劳动力市场中两个更令人困惑的动态：尽管就业持续增长但工资却长期停滞，以及劳动力参与率相对于近期历史和其他富裕民主国家的下降趋势。甚至在新冠疫情危机之前，美国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仅增长了3%（底层20%的工人工资甚至有所下降）。正如奈杜（Naidu）在其章节中所论证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的雇主权力（Naidu et al. 2018; see also Azar et al. 2020; Nunn et al 2018），据估计，如果美国劳动力市场是竞争性的，劳动在经济产出中的份额将会高出10%至23%（Naidu et al. 2018）。

雇主劳动力市场权力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企业形成对冲压力的力量在衰退，例如有力的职场标准执行和充满活力的劳工运动。另一个因素——在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尤为突出，因此对美国经济中政治上充满争议的地理极化至关重要——是就业集中（Marinescu and Hovenkamp 2019; see also Benmelech et al. 2018; Bivens et al. 2018）。随着企业整合将公司总部和运营转移到密集的城市地区（Manduca 2019; see also Nunn et al. 2018），较小的城镇面临工人就业机会减少、工人议价能力下降、本地支出萎缩、本地企业的公民和慈善参与减退，以及受过教育的年轻居民持续外流的困境。

关键集体产品的供给不足。 我们已经强调，美国政治经济中的种族裂痕削弱了供给公共产品的政治能力。我们也已强调，美国政治经济的制度环境积极鼓励消极或阻挠性权力，往往不利于支持广泛分配的机会和公共产品的长期集体行动。企业为股东创造短期回报的压力强化了这些趋势。坐拥巨额现金的企业不是投资于未来的创新，而是有强烈的激励和很少的反向抑制因素将这些资源导向股东。股票回购一度几乎不存在，如今却飙升。制药行业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2006年至2015年间，十八家最大的上市制药公司在股票回购和股息上的支出超过了研发支出（Lazonick et al. 2017）。

问题不仅限于企业投资。公共研发支出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打击。正如巴恩斯（Barnes）在本书章节中所指出的，美国碎片化的政治制度和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不仅干扰了再分配，也干扰了能产生广泛总体收益的知识投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联邦政府研发支出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急剧下降，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接近GDP 2%的峰值降至90年代末的约0.7%，近年来略有回升。美国曾经是遥遥领先的最大公共支出国，如今在政府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方面排名世界第九。如果排除国防支出，美国排名第三十九（Hacker and Pierson 2016）。

美国在教育领域的领先地位也在丧失。知识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各个层面获得高质量教育和培训的广泛渠道。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地方控制和种族隔离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K-12教育质量和成效的巨大差异（see also Ansell and Gingrich, this volume）。美国在提供早期儿童教育和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以及通过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为成年人提供再培训方面，继续落后于欧洲。在高等教育方面——美国曾经是明确的领先者——许多欧洲国家如今已在教育成果上超过了美国（Barnes, this volume）。大学的费用和融资已将高质量教育变成了一种配给性的地位产品（positional good），为社会中最享有特权的阶层保留了最好的机会（Mettler 2014）。企业或许能够找到合格的工人——有时通过从国外引进——但建设了美国知识经济的公共产品的侵蚀，可能导致未来的创新和机会丧失。

空间不平等。 正如我们所强调的，美国政治经济学领域必须建立在对政治和经济空间维度的更深入理解之上。知识经济在城市集聚经济（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中得到鼓励并蓬勃发展，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和强化城乡裂痕。在美国，这些趋势与长期以来的资源囤积和搭便车模式相互交织，削弱了广泛获取经济机会以及在基础设施、住房和教育方面进行长期公共投资所必需的公共政策和政治联盟。

空间分裂在美国政治中日益加剧的城乡裂痕中体现得最为尖锐。然而，它们也直接贯穿一些最具活力的城市中心。高昂的住房成本——在很大程度上由特劳恩斯汀（Trounstine）和奥戈扎莱克（Ogorzalek）章节中所描述的排斥性分区政策（exclusionary zoning policies）所驱动——迫使为知识经济专业人士提供服务的较低收入（且不成比例地属于少数族裔的）工人进一步被推向地理边缘。这些新兴的分化已经改变了不同区域经济体之间、以及这些区域内部州与城市之间长期存在的关系，也改变了全国政治竞争的模式。简言之，它们重塑了空间政治经济——其方式引发了对知识经济本身的强烈反弹。

美国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创新。然而，我们所概述的种种动态凸显了美国公共治理的碎片化如何积极地促进了私人财富的深度集中以及深刻的地理和种族分裂。正如格伦巴赫（Grumbach）、哈克（Hacker）和皮尔逊（Pierson）的章节所概述的，当今的主要政党联盟在州和国家层面都建立在这些集中和分裂之上。新的经济现实可能有利于城市中的"蓝色"地区，但长期存在的制度和政策有利于非城市中的"红色"地区。在这些具有政治关键性的地区，企业权力与种族怨恨的结合助长了对知识经济的反弹，并限制了鼓励其持续增长的正和模式的发展。

发展美国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收益

本书的前提是，更全面地理解美国政治经济将为美国政治研究者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者提供新的视角和机遇。我们在本章中已讨论了这些收益。然而，在结束之际，我们想强调在后续章节中将展现的三个收益：更深入地把握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之间的联系，更深刻地理解政治经济的空间维度，以及更敏锐地聚焦治理的核心重要性——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和医疗保健等利害关系极为重大的议题上。

理解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之间的联系

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学者们已充分记录了在不平等加剧的时代，政府决策如何倾向于偏袒富人的种种方式。尽管这些研究非常有用，但其中大部分聚焦于公共政策或民选官员是否对富裕阶层而非低收入美国人的诉求做出回应。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思考经济优势如何转化为政治权力的方式不止于此。

将目光转向美国政治经济的整体，会使我们的视野发生转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优势行为体可以在不直接影响公众舆论或选举结果的情况下，通过许多许多种方式来实现其偏好的结果。也许最重要也最难察觉的，是他们改变和利用制度规则的方式，使决策过程对其有利。在这些情况下，经济上强大的群体将整个政策制定的格局向其偏好倾斜，远远超出任何单一选举或立法辩论的范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更好的是，他们使这些结果看起来像是市场的"自然"产物或政策不作为的无意后果，而实际上市场和不作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为操纵的。

此外，政治经济学视角将注意力引向美国决策过程中一些最重要却最少被审视的行为体：企业及其代表它们的联盟。正是这些资源充足的组织往往最具投入也最适合在多个制度场所进行长期的"有组织斗争"以影响政策（Hacker and Pierson 2010）。除了控制民选官员所重视的资源之外，企业还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和关键参与者。（劳工也是如此，尽管在美国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凭借其作为雇主和投资者的角色，企业拥有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可以以大多数其他政治群体所不具备的方式来运用这种权力（关于国会中精英结构性权力的新研究，见Witko et al. 2021）。

我们已强调，经济精英的权力还源于他们（总体上以及相对于其他有组织利益而言）更有效地在不同政治竞争场所之间转移的能力。美国政治研究者倾向于逐一研究政治制度，但最具影响力的政治行为体往往同时在所有这些场所开展活动。事实上，这些行为体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们跨场所运作以约束、转移或规避政治权力行使的能力之上。多场所视角使这一点更加清晰，并由此提供了对关键行为体相对权力及其权力运用目的的更准确描绘。

比较政治学者通常对有组织利益及其影响更为敏感。但除了将这一重要视角引入美国政治经济学之外，我们的框架还突出了群体和权力动态中一些通常在比较政治经济学和美国政治研究中被忽视的方面。特别是，我们的框架强调了知识经济中垄断和买方垄断（monopsony）的趋势、金融资产管理者日益增强的角色，以及法院和监管结构在监督（或未能监督）这些发展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这些新兴的结构性和工具性权力来源可能转化为对经济治理的影响力，这取决于各国既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种影响力可以在分权化的政治环境中通过基于场所的竞争而得到加强——这种动态在美国政治经济中十分突出，但在其他国家和超国家机构（如欧盟）中也具有重大且可能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强调政治经济的空间维度

政治经济在地理空间中运作，不同的政治制度以不同方式在该空间中分配权力和资源。在美国，这些空间动态是非同寻常的。它们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联邦制在美国所采取的高度分散化形式是美国政治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在美国联邦体系中，不仅非常广泛的州和地方自治权与联邦权力重叠并经常超越联邦权力；这种极端的碎片化还伴随着极为有限的用于减少财政不平等的转移支付，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国家（或州）层面的标准也相对有限。这种独特的组合对美国政策结构和政治裂痕的演变至关重要。

这一点在美国围绕公共产品的深层城乡冲突和城市内部冲突中体现得最为清晰，这些冲突重重叠叠着种族分裂。美国政治研究者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学者都可以从增强以下认识中获益：强有力的自治结构提供了一种关键的制度手段，通过这种手段，种族裂痕可以被煽动、被嵌入政策和制度之中，并被隔绝于挑战之外。这些空间分裂塑造并强化了机会结构中的严重不平等。反过来，这些不平等可以成为政党策略和联盟形成的基本驱动因素。

美国政治经济的空间面向因宪法中基于地域的代表制结构而变得更加突出。赢者通吃的单一选区制、美国参议院和选举人团制度都过度代表了农村地区而牺牲了城市地区。城市在知识经济中具有经济优势，但在美国政治中处于政治劣势（Rodden 2019）。因此，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所偏好的政策在州和联邦层面往往供给不足。

这两点对于比较政治经济学者和美国政治学者而言显然都密切相关。随着以城市集聚为基础的创新导向型经济的转型，两者都可能变得日益重要。如果城市是知识导向型产业的增长引擎，那么一个国家向强大知识经济转型和维持的成功，将取决于其政治制度——以及在其中形成的政党联盟——在多大程度上为城市地区的优先事项发声、缓解这些地区内部的不平等、并缩小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的空间裂痕。安塞尔（Ansell）和金格里奇（Gingrich）的章节展示了对这些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的潜在收益，说明了选举制度如何强有力地调解了不同地区间的政治冲突。这类研究不仅对阐明知识经济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对阐明多元社会的和谐与可治理性——甚至对地球本身的命运——也同样重要。

气候变化与治理的实质性利害关系

归根结底，美国政治经济学领域要求我们关心政府做了什么。政策不仅是有组织利益的主要争夺目标；它本身也是政治冲突格局的强大影响因素。美国政治研究者通常从选民行为或正式制度入手研究。借鉴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我们主张从公共权力如何被行使以塑造市场与政府互动的方式入手。当我们审视塑造现代政治经济的最具后果性的冲突时，这种方法的优势最为明显。我们已经触及了许多此类争论；在结束时，我们强调可能是最具命运攸关性的一个。

气候变化构成了一种生存性选择：要么当前建立在化石燃料开采基础上的增长模式将终结，要么我们所知的生活将终结。丰富且不断增长的学术研究考察了塑造各国应对这场危机的政治动态（参见Bernauer 2013; Mildenberger 2020; and Stokes 2020对比较和美国文献的优秀综述）。然而，这些研究大多要么聚焦于气候变化所提出的一般性集体行动问题（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要么聚焦于公众舆论和个人心理中使应对这一问题如此困难的一般性特征。尽管存在这些普遍性挑战，各国应对的方式和程度存在巨大差异（Mildenberger 2020）。换言之，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好地解决了集体行动问题。而且，这些差异似乎更多地反映了制度和有组织利益的差异，而非公众舆论的具体特征。事实上，即使在美国国内，公众舆论对于解释各州在气候倡议上的雄心也是一个糟糕的指标（e.g., Borick et al. 2015; Stokes 2020）。

美国政治经济对大胆气候政策的敌意凸显了行动面临的一些最大的制度和组织障碍。尽管美国政府的联邦结构在某些州促成了次国家层面的突破（e.g., Rabe 1999），但这些步骤总体上证明是脆弱的，远远不足以扭转变暖趋势（Stokes 2020）。与此同时，国家层面的应对一直缓慢且反复无常。我们的方法有助于解释其中原因。核心洞见是，应对气候变化意味着要对商业界中一个资源极其丰富的部门施加损失，该部门从将巨大的外部成本转嫁给社会的能力中获利，如果这些成本必须被内部化，其不可转让的资产将被消灭（e.g., Farrell 2016; Kim et al. 2016; Mildenberger 2020; Stokes 2020）。因此，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取决于利益的组织方式、政党竞争的性质和政治制度的结构如何削弱或增强这些部门的力量（Skocpol 2013; Stokes 2020）。

出于我们所阐述的所有原因，美国政治经济对此类利益极为有利。美国对气候变化的应对因此是一个揭示性案例，展现了我们的方法有助于识别和解释的权力失衡及政策挑战类型。新冠疫情危机——在本书疫情章节中得到考察——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在危机初期，即使普通美国人和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损失，大企业及其代表仍能够在一系列领域从联邦政府获得优待。对于那些无法获得此类优待的人来说，这场危机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个人债务和高度不均的住房资产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了更强有力的社会保护或更积极的国家出口或投资战略（Ansell 2014; Bacarro and Pontusson 2016; Prasad 2006）。

新冠疫情危机也使一个可能由私人利益力量塑造的最高关注度政策领域暴露无遗——即美国极其碎片化且成本高昂的医疗体系。如果不深入研究制度配置、联盟政治和承载着美国强大医疗工业复合体（medical-industrial complex）深刻印记的发展进程，就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在人均医疗支出上远超任何其他富裕民主国家，或为什么这个昂贵的体系在如此多的关键方面对风险的保护如此之弱。

在这些及其他高利害关系的议题上，美国政治经济产生正和结果的能力似乎日益令人怀疑。这对美国是一个问题，而且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殊角色，对所有国家也是如此。它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它提供的关于制度和组织如何塑造国家应对关键挑战的经验教训，可以指导比较研究和美国研究。最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将学科关注重新导向政治经济中具有广泛、深刻和持久影响的特征——这些特征可能决定繁荣与贫困、权力与无权、乃至生与死之间的差异。

这些仅仅是美国政治经济学视角能够照亮新的研究领域并丰富美国和比较子领域现有争论的几种方式。在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关系亟需关注的时刻，建立一个真正的美国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任务再紧迫不过了。

[1] 相比之下，社会学这一相关学科在经济社会学领域拥有强大的学术脉络（包括Frank Dobbin、Neil Fligstein、Greta Krippner和Monica Prasad等人的重要工作）。同样，一个新兴的"法律与政治经济学"领域也在该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David Grewal、Sabeel Rahman、Brishen Rogers等人的工作）。

[2] 不过，关于重要的新互补性努力，参见例如新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以及近期对地方和城市政治经济学的研究（Anzia forthcoming; Trounstine 2020）。

[3] 内阁官员通常被允许带少量政治顾问进入行政部门，但数量也是有限的——有时是法律限制的（例如在丹麦，每位部长只被允许任命一名政治顾问），有时是惯例限制的。无论哪种方式，欧洲官僚机构中的政治任命人数都远低于美国——最多也不过数十人（OECD 2007）。

[4] 该表格参照Nicola Lacey和David Soskice（2015: 458）的表0.1制作。我们采用经合组织（OECD）的惯例，将"地方"定义为包括"县、市、区、自治市、议会或郡"（see, e.g., OECD 2019: 6 under definitions）。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层级划分基于Lacey和Soskice的研究。关于德国，我们咨询了该国专家，尤其是Wolfgang Seibel和Kai Wegrich；see also Kersten (2018); Schoch (2018); and Seibel (2017)。关于法国，我们咨询了该国专家，尤其是Jacco Bomhoff和Yonah Freemark；see also Freemark et al. (2020); Le Galès and Pierson (2019)；关于司法任命：www.conseil-superieur-magistrature.fr/le-csm/nos-missions。

[5]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有益约束"在欧洲的协调市场经济体中已经大幅松动，尽管大多数观察者仍然认为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类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章

共同繁荣的障碍

内森·J·凯利、雅娜·摩根

第一部分 政治舞台与行动者（Political Arenas and Actors）

第一章 共同繁荣的障碍（Hurdles to Shared Prosperity）：不平等时代的国会、政党与国家政策过程

内森·J·凯利（Nathan J. Kelly）与雅娜·摩根（Jana Morgan）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集中度急剧上升，前1%人群的收入份额从1980年的10.7%上升到2014年的20.2%（增长了89%），而前0.01%人群的收入份额增幅更大——约为230%。[1] 在二十一世纪之前，试图解释不平等加剧的学者主要强调结构性经济变化和人口因素，关注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全球化（globalization）、人口老龄化、工会衰落以及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等因素（Alderson and Nielsen 2002; Berman et al. 1998; Bound and Johnson 1992; Danziger and Gottschalk 1995; Goldin and Katz 2008）。在这些研究中，政治和政策在解释美国不平等的涨落方面至多扮演着边缘角色。但更新的研究已经赋予政治在我们理解收入差距中更为中心的地位。

这些研究共同主张，在政治行为与政治制度交汇处产生的政策结果，对于理解经济不平等的变化和共同繁荣的衰退至关重要。与共和党权力扩大相比，民主党在总统选举（Bartels 2008; Campbell 2011; Kelly 2009; Kenworthy 2010）、国会选举（Volscho and Kelly 2012）和州级选举（Franko and Witko 2017; Hatch and Rigby 2014; Kelly and Witko 2012）中的胜利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平等。然而，选民在投票站做出的选择仅在极少数情况下——即政客明确将政策提案与不平等联系起来时——才受到对经济不平等的关切所驱动（Achen and Bartels 2016; Bartels 2005; Franko et al. 2013）。此外，当富人与穷人的偏好产生分歧时，富人往往更有可能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Enns 2015; Gilens 2012; Gilens and Page 2014; Page et al. 2018; Soroka and Wlezien 2008）。利益代表体系过度代表了经济精英（economic elites）的声音（Schlozman et al. 2012）。[2] 而且，各种各样的政策加剧了不平等（Bucci 2018; Feigenbaum et al. 2019; Hacker and Pierson 2010; Volscho and Kelly 2012）。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分析了经济不平等如何影响美国的政治体系。关于政策反馈（policy feedback）的研究发现，税收政策、福利以及各种其他社会政策的设计能够塑造人们对再分配项目的支持（Faricy 2015; Howard 1993; Mettler 2011; 2005; Mettler and SoRelle 2014）。公众舆论学者发现，不平等往往会削弱公众对再分配的需求，不过在政治辩论中将分配问题置于核心位置，有助于在不平等加剧时增强对再分配的支持（Franko et al. 2013; Kelly and Enns 2010; Luttig 2013）。

学术界对经济不平等的研究兴趣复苏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发展。事实上，推动这一研究方向的核心问题对于理解美国政治经济至关重要，回答这些问题使我们能够理解美国政治和政策制定中许多令人困惑的面向。但到目前为止，经济资源的分配、权力结构的分层以及经济权力与政治影响力之间的联系——即美国政治经济的实质性核心问题——仍然处于美国国家政治制度研究的边缘地带。

在本章中，我们试图将实质性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引入美国立法制度的研究。我们提出两个关键的理论洞见。第一，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偏向经济精英，因为它在现状有利于经济精英的情况下促成了政策不作为（policy inaction）。第二，在极化时代发生的有限政策行动往往会加剧经济不平等。利用数十年的经济不平等和政策产出数据，我们识别出若干与我们的理论论证一致的宏观模式。收入不平等与政策停滞（policy stagnation）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强烈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随着现有贫富差距的扩大，政策停滞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变得越来越不利于平等。此外，随着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国内经济政策领域（再分配政策所归入的范畴）的政策行动有所减少，而移民和犯罪等其他领域的活动则有所增加。除了这些宏观模式之外，我们还讨论了金融去监管化（financial deregulation）——一项为经济精英带来巨大利益的政策——如何获得了足够的两党支持以克服僵局（gridlock），而劳动法（labor law）——一项有潜力赋权中低收入劳动者的法律——却在不平等加剧面前陷入了政策停滞。

比较视角下的美国不平等与制度设计

与其他富裕民主国家相比，美国的收入分配是独特的。图1.1展示了1980年至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前1%人群的收入份额。[3] 这些数据表明，美国的收入集中度在水平和演变路径上都十分突出。左侧面板绘制了税前收入[4] 的集中度——面板A绘制了原始数值，面板C将各国在1980年的值归零以聚焦于变化。这些面板表明，美国的税前收入集中度高于所有比较国家。美国在1980年就已经比其他国家稍显不平等，而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此后不断扩大。到2000年代中期，美国前1%人群的税前收入份额是本文考察的最平等国家（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的两倍以上。自1980年以来，每个国家的收入集中度都有所上升，但美国是一个明显的异常值，前1%人群的收入份额从大约10%左右大致翻了一番，到2014年略超20%。

图1.1 美国及其他五个富裕民主国家前1%人群的收入份额

图1

转向图的右侧，面板B和面板D基于转移后收入而非税前收入绘制了收入集中度。不出所料，税收降低了每个国家的收入集中度。事实上，对于美国以外的国家，考虑到转移支付的效果后，其收入集中度自1980年以来基本保持平稳。美国则不然，无论是否考虑转移支付，收入不平等都出现了显著扩大。这里的证据很清楚：美国的不平等程度高于比较国家——它的起点更高，并朝着更加不平等的方向演变。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是美国市场不平等程度更大增长以及相对较少的对抗不平等市场力量的政策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为什么在美国不平等持续升级、几乎不受遏制，而其他国家则更积极地采取行动限制税后不平等的上升？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理解美国政治经济的独特特征。美国体系中这样一个方面——在比较政治学和美国政治学研究中都受到了关注——就是在整个美国政策过程中否决点（veto points）的大量增殖。总统制中的权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以及两院制立法机构（bicameral legislature）共同导致了美国政策行动的门槛异常之高。尽管美国总统获得了更多的单方面行动能力，但权力分立的宪法结构仍然完好无损。此外，美国的立法结构不仅要求政策必须通过两院的审议，而且当选的众议员和参议员遵循不同的规则和规范、代表不同的选民群体——参议员由全州选民选出，而大多数众议员由州内各选区选出。因此，立法权力的分割经常给政策制定过程增添重大复杂性，并使两院之间产生分歧的可能性增大。

这种否决点的大量增殖产生了对现状的偏向（status quo bias），而现状偏向往往等同于精英偏向（elite bias）。过去控制或限制政策选项的人创造了当前的现状。因此，维护现状就是维护那些构建了现有制度和政策遗产的人的偏好。尽管谁居于美国经济上层确实有一定流动性，但现状有利于那些拥有权力和资源的人，因为正是这些人和组织从当前体系中获益。在美国，当前体系已经造成了富人与其他人之间巨大的不平等，除非政策干预能够以某种方式打破这种经济现状赖以发展的政策格局，否则这一模式很可能会延续下去。[5]

大量的跨国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由否决点引起的现状偏向限制了再分配、削弱了福利国家的慷慨程度并加剧了不平等（Stepan and Linz 2011）。聚焦于后工业民主国家的研究发现，否决点的数量与一个国家的再分配力度、社会支出和收入平等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Birchfield and Crepaz 1998; Crepaz and Moser 2004; Huber and Stephens 2001; Swank 2002）。这些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最为稳健的发现之一，而美国以其否决点的大量增殖、微弱的再分配力度、低社会支出和高不平等，典型地体现了这些模式。

这种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有助于凸显制度设计对于理解美国政治经济及其对分配结果影响的重要性。但关注跨国差异必然意味着以宏观视角进行概括。要精确理解美国制度的现状偏向如何随时间推移日益复制和强化不平等的结果，我们需要考虑具体政治制度的运作。我们必须分析制度本身以及它们与之互动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如何发生了变化，从而深化而非缓解了不平等。

为此，我们将焦点转向国会。作为国家立法机构，国会在能够塑造分配结果的政策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其两院也构成了整个体系中最重要的否决点。我们分析了这一制度逻辑如何与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现实相互交织，从而使现状偏向有利于经济精英。国会尤其处于塑造经济结果的有利位置，无论是通过行动还是不作为。现有的国会政治研究倾向于要么强调僵局，要么提出尽管存在制度约束但政策变革仍在发生的论断。相比之下，我们所采用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有助于同时阐明这两种结果。我们的证据表明，政策停滞和政策变革都如何强化了现有的优势地位，限制了促进平等的政策，同时为不平等的政策让路，最终加剧了美国体系中的差距。

国会中的现状偏向与两党合作

美国的制度设计在数十年间基本保持不变，但静态的制度与其他社会条件的互动方式可以产生重要的动态变化。一个国家的否决点数量很少发生变化，但这些否决点施加的现状偏向程度取决于政策环境的其他方面。这一逻辑的一个应用体现在比较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对否决点和否决参与者（veto players）的区分——后者本质上是当一个否决点内的行动者与另一个否决点内的行动者产生实质性分歧时被激活的否决点（Tsebelis 1999）。

沿着这一思路，国会政治学者聚焦于立法部门内部和跨行动者、跨制度之间的实质性（不）一致的原因和后果。制度理论认为，僵局和政策不作为是国会的常态（Binder 2003; Brady and Volden 2005; Koger 2010），并强调即使新政策被制定出来，它们往往与最初的现状没有实质性区别（Clinton 2012）。克雷比尔（Krehbiel）的关键政治模型（pivotal politics model）将党派动态纳入关于国会政策制定停滞的一般性论述中，强调随着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加大，僵局的倾向也在加剧（Krehbiel 1998）。在这一研究脉络中，惰性和不作为主导着叙事。

但第二个文献脉络则强调政党在极化环境中克服立法僵局的能力。若干种关于国会政策制定的党治理论——包括有条件党政府理论（conditional party government）、战略党政府理论（strategic party government）和卡特尔理论（cartel theory）——都强调多数党如何主导政策制定过程并实现推进该党意识形态偏好的立法目标（Aldrich and Rohde 2000; Cox and McCubbins 2005; Finocchiaro and Rohde 2008; Koger and Lebo 2017）。

制度理论和党治理论都指出了政党极化（party polarization）对于理解政策制定的核心重要性，但它们对极化影响的看法截然不同。在政党极化已成为当代美国政治最显著特征之一的条件下，以政党为中心的立法政治观点认为，政党能够更好地控制立法过程并推进其目标。但制度理论认为，在两院制立法机构中通过法律需要超级多数（super-majority），这种极化使得立法更加困难。因此，政党极化对立法有效性而言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也许使多数党更容易控制议程，但更难实现政策变革。

然而，其他学者认为，立法行动者基本上已经适应了政策制定困难的制度环境，发展出促进妥协和实现重大政策变革的技能与程序。政党在这些立法理论中并非无关紧要，但由于国会正式行动之前必须在两党之间达成大量共识，因此政党并非核心。强调行动而非停滞的政策制定观点认为，即使在具有挑战性的制度和政治背景下，政策仍在被制定出来。大卫·梅休（David Mayhew）在《分裂的我们也能治理》（Divided We Govern）中体现了这一视角，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国会完全有能力在分立政府（divided government）的背景下制定重要立法，里程碑式的法律通常能够产生广泛的两党支持（Mayhew 2005）。

詹姆斯·库里和弗朗西斯·李（James Curry and Frances Lee 2019）将这一论点扩展为他们所谓的"非党政府"（non-party government）。库里和李既不以政党在立法过程中的角色为中心，也不强调国会的不作为，而是将两党妥协视为国会活动的标志。通过分析数十年的立法工作，他们发现两党联盟在当前高政党极化时代并不比极化程度较低的过去更少见。一个潜在的含义是，国会的制度设计主导了其他因素，无论党派权力和极化程度如何变化，都要求两党谈判和妥协。

我们如何调和关于立法过程中党派竞争角色的这些对立观点？每种观点都提供了有用的洞见，但没有一种能够完全解释国会政策制定中行动与不作为的确切模式。在某种意义上，"非党"和"党派"的政策制定模型都提供了"一刀切"的理论框架来理解政策制定。为了构建一个具有广泛普适性的立法过程模型，现有视角淡化了不同类型政策可能适用不同过程的可能性，使它们作为独立框架来理解极化、政策制定和分配结果之间联系的效用有所降低。我们认为，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进路——在美国政党和国会研究中基本上被忽视了——有助于通过阐明制度设计和党派动态如何与经济结构互动，从而在一小部分实质性政策目标上促成行动，而在其他方面造成不作为或表面功夫，来理解这些模式。

政党、极化与政策（不）作为的分配政治经济学

将先前关于政党和美国国会的研究描述为对政治经济学关注不足，可能看起来有些奇怪。在某种意义上，关于立法制度的研究是美国政治学中最关注政治经济学的子领域。植根于经济理论的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视角在国会研究中很常见，关于企业和其他特殊利益在立法过程中寻租行为（rent-seeking behavior）的论述在国会的立法制度、政策制定和投票行为研究中频繁出现（Arnold 1990; Cox and Magar 1999; Diermeier et al. 2005; Kau et al. 1982; Mayhew 1974）。关于政党和国会的研究并不缺少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然而，不常见的是实质性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所谓实质性政治经济学，我们指的是一个将经济等级和分层置于核心位置的理论框架，关注政治决策如何塑造宏观经济结果以及如何被其塑造，尤其是那些具有分配性的、与阶级或种族相关的结果。理解宏观经济结构及相关社会等级如何与政治互动，为理解党派竞争和国会政策制定的运作提供了远超现有研究从国会行为的微观经济学逻辑中所能获取的洞见。

一个关于政党、极化和立法的实质性政治经济学视角，将分析焦点从政策制定了多少转移到政策的内容是什么以及谁在政策变革或停滞中获益或受损。[6] 先前，我们从既有研究中识别出三个看似矛盾的发现：（1）立法领域中维护现状的一般倾向；（2）政党在塑造立法议程和政策中的角色；（3）在成功的政策变革尝试中两党妥协的持续盛行。为了调和这些模式，我们转向一种借鉴结构权力理论（structural power theory）的解释，这使我们能够理解政策行动与不作为，并将这些政策制定模式与促成和强化它们的经济等级联系起来。

我们的论点是，美国的制度设计偏向精英，而这种精英偏向随着经济差距的扩大只会更加加剧。在当前条件下，这种偏向既表现为保护现状的倾向，也表现为一种相关倾向——两党联盟产生特定类型的实质性政策变革，即那些推进经济精英目标的变革。政策不作为之所以有利于精英行动者，部分原因在于那些处于当前经济和权力结构顶端的人从维护使其居于等级顶层的现状中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利益。但精英们偶尔也会寻求政策变革以进一步推进自身利益，我们认为，随着不平等的上升，日益加剧的意识形态极化——加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内部动态的变化——使得能够获得足够两党支持的实质性政策越来越倾向于那些维持甚至加剧现有有利于精英的经济等级的政策。

这些动态反映了结构权力（structural power）的运作——处于特权经济地位的个人、企业和社会群体凭借其（被认为的）促进所有人繁荣的角色，对政策过程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力。[7] 关于结构权力及其对政策过程影响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本卷导论章节以及我们关于这一主题的其他著作（Witko et al. 2021）。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只需强调结构权力理论预期几乎所有政治家——无论其党派归属——都希望确保这些经济影响者持续致力于维持经济运行（Swank 1992）。本质上，当某些行动者仅仅因其在分层经济中所占据的位置而拥有权力时，结构权力就存在。因此，推进富裕阶层利益的政策能够获得两党支持，从而在迂回的立法过程中顺利推进，而他们所反对的政策努力则往往功亏一篑。下文的讨论为这些预期提供了支持，展示了一般性的政治经济学进路，特别是结构权力理论，如何有助于阐明其他进路所无法解释的国会行动与不作为的独特模式。

政策停滞的不平等后果

至少存在三种情境，其中政策停滞可能产生分配效应。第一种也是最明显的是政策僵化（policy sclerosis），即当问题出现但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无法获得推动时所发生的情况。四十年来，不平等加剧一直是美国经济的一个标志性特征，然而关于这是否构成一个"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对应采取何种措施的分歧则更大。当然，那些从忽视这一问题中获利的人处于经济等级的顶端，拥有巨大的结构权力，而此类政策变革的受益者则缺乏任何类似的影响力。第二，政策漂移（policy drift）发生在不断变化的经济或社会条件改变了现有政策结构的效果，使其日益符合（或漂移向）行动者的利益，而这些行动者随后有意阻止这些领域的行动（Hacker 2004, 2005; Hacker et al. 2015; Mettler 2016）。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阻止政策改革就有利于该行动者。最低工资是政策漂移的众多例子之一，因为通货膨胀随着时间的推移侵蚀了不变的名义最低工资水平的实际价值（Bartels 2016; Galvin 2016）。[8] 尽管政策漂移和政策僵化都源于不作为，但它们在两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1）与漂移不同，僵化不要求现有政策的含义或影响发生变化，而是每当新的或潜在的问题出现而政策制定者未采取行动应对时，僵化就会发生；（2）僵化可能在政治行动者无意为之的情况下发生。

第三，政策停滞可以通过政策延伸（policy stretching）来强化现有等级。延伸发生在现有政策被应用到其从未打算涵盖的领域或问题上时。政策延伸通常发生在国会之外的监管或法律环境中，由官僚和法官做出关于如何应用、扩展或解释法定指导的选择。例如，在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的阵痛中，监管者延伸了联邦存款保险（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的现有政策框架，以提供政府担保来支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银行及其银行控股公司和商业子公司的债务（Funk and Hirschman 2014; Geithner 2014; Katz 2015; Rahman and Thelen, this volume）。

政策停滞并非在每种情况下都总是有利于经济精英。有时政策僵化会事实上扩展福利国家，以适应社会条件的变化，例如残疾人福利和医疗保障的扩展（Galvin and Hacker 2020）。监管者偶尔也会延伸现有政策以惠及普通美国人，例如1963年《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被用于对法规本身未规定的温室气体施加限制。但这些都是例外。在缺乏某种外生的促进平等的经济变革的情况下，需要国会行动来对抗产生不平等加剧的动态。政策僵化对这些不平等过程无能为力，而政策漂移和政策延伸最经常地是复制和加深不平等，而非对抗它。因此，在当代美国，现状偏向就是精英偏向。

现状偏向使成功的政策变革更加困难。然而，在当前深度不平等的背景下，弱势和边缘群体通常需要政策变革来实现其目标。相比之下，由于精英从现有权力等级中获益，实现他们的目标通常需要更少的直接政策行动——漂移、延伸和僵化往往完美地适合他们的目的。此外，精英利益拥有更大的结构权力和更多资源，可以利用这些来阻止威胁性的政策变革。因此，停滞的倾向往往与精英利益一致。随着不平等加深，经济精英的权力优势也可能增大，使既定精英更容易阻止促进平等的政策变革。因此，当现有不平等水平较高时，政策不作为的分配后果很可能变得更加不利于平等。也就是说，当差距已经极端时，不作为最有可能复制和加剧不平等。

政党动态、极化与不平等的政策行动

我们论点的第二部分涉及政策行动。即使在当前超级极化的背景下，立法政策制定仍在进行。政府项目仍在获得资助（即使是通过持续决议而非常规拨款程序）。一些新议题得到处理，过时的政策得到更新。与这一观点一致，库里和李（Curry and Lee 2019）认为两党妥协仍然是常态。与强调国会极化和僵局的研究不同，他们强调政党领导人如何设法谈判并建立共识。在他们看来，领导人的能力不是通过保持其党团团结来赢得意识形态斗争来证明的，而是通过产生两党政策协议来证明的。

与对党派冲突的关注相对照，这种"两党立法"（bipartisan lawmaking）论点打破了传统认知。但在许多方面，"两党立法"重新包装和重新利用了梅休（Mayhew）关于分立政府下立法的熟悉论点，该论点预期妥协的发生。通过梅休的视角来看，尽管极化不断加剧，制度需求仍然激励多数党进行妥协、谈判和吸纳少数党成员，这就不足为奇了。在缺乏重大制度改革——而这种改革尚未到来——的情况下，国会政策制定的制度要求继续要求产生一些两党妥协的立法过程。

虽然两党立法的过程表面上是一样的，但这种进路止步于考虑政策结果如何根据政策制定环境而变化，而这正是政治经济学进路所会做的。为了理解两党立法对政策结果实质内容的影响，我们必须追问这种政策制定环境如何塑造了能够（和不能够）产生共识的政策类型。理解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进路使我们能够具体说明在当代政策制定环境的各种维度下，哪些行动最有可能和最不可能发生。

首先，尽管立法者有动力有效地立法，但在当前背景下围绕实质性重大政策建立共识是困难的。当实现有意义的政策变革的障碍很高时，立法者可能会诉诸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产生可识别的产出。因此，他们可能会将精力转向争议较小、意义较小的政策行动，如基本的制度维护或官僚机构的日常管理，而不是试图在有争议的经济问题上进行重大政策变革（Morgan 2011）。因此，虽然政策制定的总体数量可能看起来相似，但极化的背景可能导致政策制定集中在基本任务和维护上，而非重新构想整个政策框架。虽然这种最低限度的政策行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停滞，但它无法实现打破特权富裕精英的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体系所需的那种变革。

除了不打破现状的政策行动倾向之外，当前的政策制定环境还可能以偏向经济精英利益的方式与两党妥协的激励相交织。这一环境的若干特征促成了这种模式。第一，极化是不对称的（asymmetric），共和党向右移动而非民主党向左移动。尽管立法者可能在极化的情况下设法维持可观的立法产出水平，但在当代不对称极化的动态下，能够产生两党支持的实质性政策结果可能在意识形态上更加保守。由于保守政策往往有利于经济精英的利益（Kelly 2009），不对称极化与两党立法的结合很可能产生有利于富裕阶层利益的结果。

与此相关的是，党内动态可能与制度性的合作激励以塑造政策内容的方式相互作用。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比民主党更有组织性，后者追求一种将众多群体汇聚在更多样化的意识形态大伞下的联盟策略（Grossman and Hopkins 2016）。如果政策行动需要吸纳反对党成员，这种组织策略的差异使民主党处于竞争劣势，因此对政策内容具有重要影响。由于民主党是一个多元联盟，利用针对特定群体的让步来分化该联盟的部分成员是建立两党支持的有效方式。相比之下，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凝聚力使其更难被吸纳。因此，能够围绕其建立联盟的政策类型再次更可能趋向保守并与精英利益一致。

此外，利益体系的结构可能塑造在一个要求两党妥协的现状偏向体系中产生的实质性结果。两个当代动态尤为相关。第一，随着经济不平等的上升，处于顶端的人拥有不成比例的金融资源来促进政治影响力。第二，曾经为富裕利益提供一定制衡的工会（labor unions）已经衰落。尽管企业和其他精英利益一直拥有大量资源来干预政策过程，但他们的影响力已经扩大，与此同时工会的衰落削弱了中下层阶级利益的重要组织存在（Witko et al. 2021）。由于这些过程，民主党越来越依赖高收入精英的支持。这使他们更容易成为共和党吸纳的目标，尤其是在经济议题上。

总结一下，美国的制度制造了现状偏向并要求两党立法。当这些制度与深度经济不平等、不对称极化以及分散且衰退的下层阶级权力资源并存时，政策行动和不作为都倾向于有利于经济精英。现状偏向有利于已经处于等级顶端的精英利益，他们往往从政策不作为中获益匪浅。此外，这种对现状的精英倾斜只会随着经济不平等的上升而加剧。与此同时，政党极化的性质和党内动态——特别是随着不平等加剧和下层阶级权力资源衰退——使得两党妥协得以蓬勃发展的领域越来越缺乏实质内容或越来越有利于经济精英的利益。

立法政策（不）作为中精英优势的证据

尽管评估这一论点所衍生的所有预期超出了本章的范围，但在剩余的篇幅中，我们呈现一些理论化模式的证据。此外，我们先前的（与同事合作的）研究为政策（不）作为如何塑造收入集中度以及如何根据经济资源的分配产生不同的轨迹和实质性结果提供了相当多的洞见（Enns et al. 2014; Kelly 2020; Witko et al. forthcoming）。在此，我们从政策停滞、两党立法与美国不平等加剧之间联系的一些宏观证据开始。然后我们讨论特定领域的模式，这些模式展示了产生政策成功和失败的过程如何与经济精英的利益相一致。

通过停滞再生产等级

总体而言，我们预期由现状偏向产生的政策停滞与不平等之间存在联系，并且现状偏向的不平等效应随着不平等的上升而变得更加普遍。为了衡量政策停滞，我们使用一个政策停滞指数，该指数纳入了国家立法政策制定的总体数量，并根据所产出政策的重要性进行加权，编码方式使较高的值表示较少的政策产出。[9] 为捕捉收入集中度，我们使用前1%纳税单位所获得的市场收入份额，包含资本收益。[10] 图1.2考察了美国这些标准化指标随时间变化的关系。

图1.2 政策停滞与收入集中度，1913–2007

图2

两个变量之间的关联很强（r = 0.61）。虽然两个时间序列偶尔会偏离，但总体上当不平等上升时，政策停滞也随之上升。反之，当不平等下降时，政策停滞也下降。而且这种不平等与停滞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1960年前后两个时期都表现出来。一个自然的后续问题是，这种关联是否代表因果关系，如果是，因果的方向如何。一个简单的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分析工具。该检验的逻辑是，预测一个变量未来值的最佳方式是观察其近期过去。如果除了被解释变量自身的历史值之外，纳入其他变量的历史值还能产生额外的解释力，那么就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我们发现格兰杰因果关系在两个方向上都存在：从政策停滞到收入集中度，以及从收入集中度到政策停滞。也就是说，在控制了收入集中度的历史值之后，滞后的政策停滞对收入集中度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影响；同时在控制了政策停滞的历史值之后，滞后的收入集中度对政策停滞也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影响。这为我们的预期——政策不作为总体上促进了不平等，而且不作为随着不平等的上升而增加——提供了证据。

接下来，我们考察政策停滞是否总是与收入集中度上升相关，还是停滞的分配效应因当前不平等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我们的论点表明，政策环境中的不平等水平调节着政策不作为有利于富人的程度：随着不平等的上升，我们预期富裕利益将更加充分地利用现状偏向。为了检验这一预期，我们以误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 ECM）的形式进行时间序列回归分析，以前1%收入份额（TIS）为因变量，以政策停滞（PS）为解释变量，使用从大萧条到大衰退（1939–2006）的年度数据：[11]

该分析估计了政策停滞对不平等的短期效应（）以及随时间分布的长期效应（）。我们还纳入了滞后的停滞水平与滞后的不平等水平之间的乘法交互项。该交互项的系数（）使我们能够评估停滞的效应是否随着不平等的上升而增大。

我们利用该ECM的估计值创建了图1.3，该图描绘了在前1%收入份额的实际观测水平上政策停滞的长期系数。结果显示，政策停滞对不平等的影响因现有收入集中度水平而异。在图的左侧，当不平等处于最低水平时，政策停滞的效应与零无显著差异。然而，随着不平等的上升，不平等效应显现并增大。这是经济停滞的经济影响受现有经济资源配置塑造的证据。正如我们所理论化的，当收入集中时，不作为有助于进一步巩固现有的经济等级，而政策行动对于打破不平等至关重要。但当不平等已经很低时，政策停滞就不是塑造分配结果的相关因素。

图1.3 政策停滞的不平等效应随收入集中度上升而增大，1939–2006

图3

不平等时代政策行动维护现状

上述分析表明，政策停滞加剧了不平等，尤其是在收入集中度已经很高时。然而，即使在现状偏向占主导地位且政策相对停滞的情况下，两党立法仍在继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但我们已经论证，能够获得两党支持的政策实质内容因政策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当前高不平等及其相关的不对称极化和下层阶级权力资源衰退的复杂背景下，我们预期政策活动既缺乏实质性又更有利于精英利益。

为了开始考察这些预期，我们研究了收入集中度与三个广泛领域的政策制定之间的相关性：国内经济政策（包括税率和更广泛的财政政策）、政府运作（government operations）以及移民和犯罪。[12] 大体而言，在不平等程度更高的条件下，实质性的经济政策制定——可以想见它将改变经济现状——可能会下降，而立法者转而将注意力投向日常管理和转移注意力的（即非经济性）议题。图1.4展示了1949年至2008年各主题公共法律的比例（标准化以助于比较）以及前1%收入份额。

图1.4 收入集中度与公共法律的主题

图4

出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模式。第一，收入集中度与国内经济政策制定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负相关（r = −0.80）。随着不平等的上升，立法者制定的与经济结果和资源分配的分配决策直接相关的政策更少。第二，政府运作领域的政策行动与不平等呈强正相关（r = 0.87）。政府运作政策制定可以被视为基本的日常管理——预算请求、公务员制度、任命、采购等。随着不平等的上升，更大比例的立法涉及的是必要但平凡的事务。最后，收入不平等与犯罪和移民相关的政策产出呈正相关。

这些模式表明，在高不平等条件下，政策制定者不太可能制定可能颠覆经济现状的政策。相反，他们将立法集中于必要但经济上无关紧要的政府运作，或集中在犯罪和移民等实质性议题上，这可能将注意力从不平等和其他经济关切上转移开。以这种方式分析政策的实质内容表明，尽管在不平等加剧和不对称极化的条件下两党政策产出可能继续，但获得两党支持的议题却大相径庭。虽然政策活动仍在继续，但其内容已越来越不关注可能改变经济现状的变革。

为富人的政策行动，为其他人的政策停滞

随着不平等的上升，经济政策制定显著下降，尽管即使在这一领域也仍有活动发生。然而，我们关于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表明，当经济立法确实在当前美国政策环境中发生时，它很可能强化有利于精英利益的现有等级。为了说明这一过程，我们考虑两个特定经济领域的政策制定——金融去监管化和劳动法。金融去监管化的动态展示了民主党面临的交叉压力（cross-pressures）如何偶尔使有利于精英利益的两党经济政策行动成为可能，而劳动法领域的政策停滞和漂移模式则强调了现状偏向如何不利于普通美国人的利益。

在金融去监管化领域，重大的政策变革以及政策延伸推进了经济精英的利益，而去监管化是导致不平等加剧的关键政策行动之一（Hacker and Pierson 2010; Volscho and Kelly 2012）。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工资停滞和不平等升级之际，国会基本上忽视了这些问题，反而将大量注意力集中在金融去监管化上——这是美国经济中最富裕和最具结构权力的部门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因为他们旨在扩大已经不断攀升的利润。据我们统计，国会在此期间辩论了数十项金融去监管化法案，并为各种金融部门利益通过了至少十项不同的法律。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末，当所有主要金融部门利益最终围绕彻底瓦解大萧条时代监管限制的目标汇聚时，政策制定者应声而动（Suárez and Kolodny 2011）。由此产生的《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Gramm-Leach-Bliley）立法消除了现有的监管框架，并加深了金融部门财富的急剧集中。

统一的金融部门的结构权力以及针对交叉压力下的民主党人的精准外联，使这些富裕利益得以在单一国会会期内迅速克服现状偏向并实现重大的去监管化改革，尽管当时处于分立政府状态。在整个Gramm-Leach-Bliley的政策过程中，金融业利用其结构权力优势，说服两党的政策制定者相信金融去监管化对美国繁荣至关重要。共和党和民主党国会议员经常将金融的结构重要性作为推动其致力于金融去监管化的核心理由，称金融为"我们经济的灌溉系统"，并赞扬去监管化"对我们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13] 民主党对去监管化的支持可能看起来特别令人惊讶，因为该党通常的意识形态取向，但到20世纪90年代，金融部门对民主党的竞选支持已经大幅增加（Witko et al. 2021），尽管在其他领域存在极化，民主党在这一议题上的立场变得与共和党非常相似（Kelly 2020）。那些特别认同金融具有结构重要性这一观念或特别依赖金融部门捐款的民主党个人，在政策过程中使去监管化得以推进的关键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14]

尽管在大衰退（2007–2009年）之后曾做出一些重振金融部门监管的努力，但最有优势的金融利益集团设法保住了其基本商业模式并保护了利润——首先通过说服官僚保护许多金融公司免受损失，然后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后的再监管政策努力，这在2010年Dodd-Frank政策过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近年来，金融利益在将政策结果导向更多去监管化方面重新占据了上风。他们不仅通过政策延伸——成功地削弱了监管的资源和监管意愿（Ziegler and Wooley 2016）——实现了目标，还通过额外的两党立法实现了新的法定监管削减（例如2018年《经济增长、监管放松和消费者保护法》）。当富裕利益寻求政策行动以实现金融去监管化时，他们能够对共和党人以及交叉压力下的民主党人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力，以建立必要的两党共识。在其他时候，他们利用政策停滞的倾向，即阻挠策略和政策延伸，来限制监管的覆盖范围。

相比之下，代表中下层美国人的劳动法领域的政策制定一直饱受僵化和漂移之苦。数十年来，通过"卡片检查"（card check）——一种工会在多数工人签署工会卡时即获得认可的程序，而非要求进行更为繁琐的投票程序——来促进工会认证的立法一直是工会组织劳工就业法优先事项清单上的首要任务。但具有结构权力的利益集团一直坚决反对卡片检查立法，并调动其巨大的资源优势来阻止政策变革。因此，即使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民主党控制国会两院时，工会推进卡片检查立法的努力仍然停滞不前，因为他们无法在参议院建立必要的两党联盟（Francia 2013）。在这种情况下，现状偏向和由此产生的政策僵化显然有利于富裕利益。

在劳动法领域，组织劳工在国会取得些许进展的主要领域是最低工资（minimum wage），联邦最低工资最近的法定提高分别在1996年和2007年。但这些偶尔的立法行动爆发掩盖了一个以不作为和漂移为主导的政策领域。联邦最低工资政策的逻辑要求国会采取行动才能使工资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在过去三十年中，随着不平等加剧和亲精英的现状偏向加强，最低工资工人遭受了越来越长的时期，在此期间他们工资的实际价值下降，其家庭陷入贫困。尽管这是一个拥有广泛公众支持且经济成本最低的议题（Bartels 2008），但即使实现小幅最低工资增长也需要组织劳工及其亲工盟友付出巨大的努力，以克服温和的企业反对并建立足够的共识来改变法律。事实上，最低工资最经常出现在国会议程上，是作为同时通过其他远不那么受欢迎的惠及企业或其他富裕利益条款的政治掩护。

因此，金融部门的行动者经常能够利用其结构地位和经济资源来赢得交叉压力下的民主党人的支持，以克服现状偏向并实现政策变革。另一方面，亲工人就业法中的政策停滞说明了中下层阶级利益在实现可能打破深度经济不平等条件的政策行动方面所面临的根本劣势。在这里，富裕利益偏好不作为，而他们的结构和资源优势轻而易举地将工会倡议边缘化。在当前政策克服这一反对几乎不可能：即使是最基本的就业保护——最低工资——的微小调整，也需要组织劳工代表下层阶级利益付出非凡的努力来调动组织资源。

结论

本章的重点是立法政策制定制度以及它们如何融入更广泛的美国政治经济之中。国家政策制度偏向现状，但两党妥协仍然使某些政策变革得以发生。我们已经论证，对现状的总体系统性偏向往往有利于经济精英，并阻碍了削弱经济差距所需的政策变革。与此同时，不平等加剧和不对称极化使得能够获得足够两党支持以克服现状偏向的政策提案更可能是那些进一步加剧现有不平等的政策。

我们的分析也与本卷其他地方提出的论点相呼应。探索制度设计如何与社会条件互动是一个贯穿全书的主题。本章还指出了理解根本性的经济变革和企业重组如何塑造政治权力的重要性，这一点在本·安塞尔和简·金里奇（Ben Ansell and Jane Gingrich）的精彩章节中有更深入的探讨。同样，亚历克斯·赫特尔-费尔南德斯（Alex Hertel-Fernandez）对美国劳工运动历史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究，扩展了我们关于劳动法领域停滞的简要讨论。本章也仅仅触及了联邦制（federalism）在美国政治经济中核心角色的表面，而这一主题在雅各布·格伦巴赫、雅各布·哈克和保罗·皮尔森（Jacob Grumbach, Jacob Hacker, and Paul Pierson）的深刻分析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论述。

我们的目标是将美国国会明确纳入实质性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之中。虽然现有的关于国会的制度视角是有用的，但将立法制度的安排和行动者在这些制度内的行为与分层的经济结构和结果联系起来的研究仍然太少。我们在此发展的关于国会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指出了政治条件、立法制度和阶级差距之间的重要联系方式。我们在此进行的分析只是浅尝辄止，我们期待未来能够更加充分地理论化和实证评估经济权力关系如何反映在立法制度和行为中，以及这些制度如何能够强化或削弱现有的差距。

[1] 前1%收入份额数据来自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https://wid.world/country/usa/，访问于2019年3月28日）。收入概念为税前国民收入。

[2] 我们使用"经济精英"（economic elite）一词作为简略表达，指代处于经济阶梯最顶端的行动者——那些占据收入或财富分配前1%（或更少）的人，尽管在实证研究中我们通常聚焦于收入分配。

[3] 数据来自世界不平等数据库（http://wid.world）。

[4] 除澳大利亚外，所有国家的分析单位为分摊份额成年人（split-share adults），即纳税单位的收入在该纳税单位内的成年人之间平均分配。澳大利亚的分析单位为个人。

[5] 其他重大中断也可能起到类似打破现状的作用。例如，有证据表明大萧条促成了镀金时代（Gilded Age）——上一个加速经济不平等的周期——的终结。然而，引发2007–2009年名副其实的"大衰退"的最近一次金融危机，仅在不平等上升的趋势中产生了轻微波动，但未能产生重大的断裂。尽管大衰退具有潜在的破坏性，不平等的延续只会进一步强调政策干预对于改变现有经济结构的核心作用，并令人严重怀疑新冠疫情（COVID-19）的冲击是否会从根本上打破现有的经济和种族差距。

[6] 当然，一些研究对这些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抽样包括Bartels 2016; Erikson et al. 2003; Hacker and Pierson 2010; and McCarty et al. 2006。

[7] 关于结构权力的物质和观念基础的讨论，参见Bell 2012; Block 1977; Culpepper 2015; and Fairfield 2015。

[8] 政策漂移的其他例子来自公共保险提供、社会福利、劳动法与执行、基础设施和教育等领域。参见Beland 2007; Galvin and Hacker 2020; Mettler 2016; and Rocco 2017。

[9] 参见Grant and Kelly 2008。该指标类似于一个基于每届国会通过的公共法律数量以及若干额外的衡量重要立法产出的指标的因素得分。本质上，立法生产力的多个衡量指标被组合成一个综合的立法产出指数。其构成指标包括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统计的里程碑式法律数量以及通过法律总数的统计。理解该指标的最简单方式是，它衡量了获得批准的立法数量，并按重要性加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此使用的指标呈现U形，而其他一些指标显示从新政以来立法生产力呈稳步下降趋势。

[10] 数据来自世界不平等数据库（https://wid.world/）。

[11] 在此使用ECM是恰当的，因为这两个变量是协整的（co-integrated）。在先前的VAR分析中，我们看到了收入集中度与政策停滞之间双向因果关系的证据，这引发了对我们所估计的ECM中政策停滞外生性的潜在担忧。然而，当我们估计一个以政策停滞为因变量、以收入集中度为解释变量的ECM时，我们发现ECM的外生性假设是满足的。

[12] 数据来自政策议程项目（Policy Agendas Project）美国公共法律数据集（www.comparativeagendas.net/，访问于2020年5月2日）。类别基于主要议题代码（major topic codes）。政府运作为议题代码20。国内经济政策包括宏观经济（代码1）、农业（4）、劳工（5）、交通（10）、住房（14）以及银行和商业（15）。移民（9）和犯罪（12）构成我们的第三个类别。我们计算落入每个领域内的所有公共法律（包括未纳入我们三个类别的法律）的比例。

[13] 引自第106届国会在Gramm-Leach-Bliley辩论期间的国会演讲。

[14] 关于富裕金融部门利益的经济权力如何促成这一重大改革并从而增加其利润和加剧不平等的更多细节，参见Keller and Kelly (2015) and Witko et al. (2021)。

第二章

法律在美国政治经济学中的角色

K. 萨贝尔·拉赫曼、凯瑟琳·希伦

第二章 法律在美国政治经济学中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Law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K. 萨贝尔·拉赫曼（K. Sabeel Rahman）与凯瑟琳·希伦（Kathleen Thelen）

在白宫宣布提名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进入美国最高法院的同一天，白宫转向商业团体寻求帮助，以开展公共关系运动确保其获得确认（Goldstein 2018）。卡瓦诺就任后，巩固了最高法院强烈的亲商倾向，而随着2020年11月大选前夕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在最后时刻获得任命，这一倾向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整个联邦法官队伍也在通过特朗普政府以空前速度确认的一批年轻保守派法学家而被重塑（Ruiz et al. 2020）。这些新任命者中的大多数来自联邦党人协会（Federalist Society）的成员名单，这是一个由律师和法律学者组成的强大组织，其成员致力于对美国宪法进行原旨主义（originalist）解读，并信奉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

本章考察司法机构在美国政治经济学中的角色，追溯法律和法院对政治经济制度及结果的影响，重点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发展。政治学领域不乏关于法院的文献。事实上，公法（public law）这一完整的子领域专门研究美国法律体系（参见Barnes and Burke 2015; Epp 1998, 2009; Melnick 1983, 1994; Rosenberg 1991等众多文献），美国政治发展研究的文献也长期强调法院在该国独特制度安排起源中的作用（如Gilman 1993; Skowronek 1982）。此外，还有一小批重要研究将美国法院的角色与其他富裕民主国家进行比较（尤其参见Kagan 2001, 2019; 亦见Kelemen 2011）。在政治学之外，历史学家和法律学者也重新审视了商业利益集团通过司法机构塑造政治经济的重要案例（如Forbath 1991; Maclean 2017; Winkler 2018）。然而，迄今为止，尚缺乏一种总体性的分析框架将美国置于比较视野中，以阐明司法机构在当前时期塑造重要政治经济制度和结果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这是一个巨大的空白，因为有充分理由认为，法院对美国政治经济的影响本已十分重大，且仍在不断增长。爱泼斯坦（Epstein）、兰德斯（Landes）和波斯纳（Posner）（2013）对数十年最高法院裁决的全面分析发现，罗伯茨法院（Roberts court）做出了比战后任何其他法院更多的亲商裁决。虽然一些裁决标志着对先例的重大、高度可见的偏离（如下文讨论的"詹纳斯案"裁决），但许多其他裁决——不仅在最高法院，也在较低级别的法院——涉及看似更小、通常属于技术性事务的问题。然而，其累积效果是将结果推向了明显有利于商业的方向。

有组织的商业利益集团并不总能如愿以偿，但我们认为，它们在美国享有独特的优势。商业利益集团在法院这一"安静政治"（quiet politics）场域中蓬勃发展（Culpepper 2010）。在这一环境中，它们还享有马克·格兰特（Marc Galanter）所归纳的"重复参与者"（repeat players）相对于"一次性参与者"（one shotters）的所有优势（Galanter 1974）。虽然"一次性参与者"可以在特定案件中取得胜利，但重复参与者能够积累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培养与制度在位者的密切关系，并制定长期战略。至关重要的是，格兰特强调这些优势会随时间累积，导致法律逐渐向有利于重复参与者的方向转变。

在本章中，我们认为，在美国法律体系中，有组织的商业利益集团是格兰特所描述的重复参与者的杰出典范。它们的存在遍布各个层面，其影响具有明确的法律和政策目标导向，并且它们着眼于长远。与立法和总统政治——利益冲突更为公开地展开——不同，通过司法机构进行的战略影响力运作更为隐蔽，隐藏在中立、客观的法律教义和法律推理的形式主义外表之下。然而，在这层外表之下，法院一直是商业利益集团取得关键胜利的重要竞技场，这些胜利塑造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在关于富裕民主国家政治经济学的文献中，司法机构是一个至关重要但研究不足的替代途径，商业利益集团通过这一途径不仅能够推动结果的微调，更能够从整体上改变竞争格局，使之有利于自身。

本章分六个步骤展开。我们首先将美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以突出法院在美国政治经济学中的独特角色。第二节大致勾勒法院塑造美国政治经济格局轮廓的历史轨迹。第三节追溯20世纪70年代以来商业在法律领域的战略，突出几个不同影响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法律学术界，通过捐赠支持培养一批保守派法学家；在政治领域，通过日益深入地参与司法选举和法官任命；在法院本身，通过在各级法院代表商业利益进行诉讼。第四节记录商业利益集团利用法律实现持久制度变革的三大领域：（a）旨在增强企业相对于国家和其他有组织群体的权力的措施；（b）对潜在制衡力量（尤其是工会）的攻击；（c）削弱国家自身监管能力的努力。第五节考察法院如何融入政治经济格局的其他部分，通过揭示法院作为一个独立于但又与其他领域的商业利益紧密互动的战略行动场域，将本章分析与本书其他贡献联系起来。呼应格兰特的观点，本节强调美国的法律格局如何赋予那些拥有资源的商业利益集团以特权，使它们能够取得持久的成果，并在民主政治的聚光灯之外实现其最珍视的一些目标。最后一节做出总结。

法院的角色：比较视野下的美国政治经济

与其他富裕民主国家相比，美国的司法机构更强大、更政治化，并且更直接地介入塑造政治经济的结果。司法机构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宪法设计和长期历史实践的产物。在欧洲，议会至上原则（parliamentary supremacy）占据主导地位，行政权和立法权合而为一，法院被赋予明显从属的地位。这一特征不仅将美国与欧洲的"协调型"市场经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区分开来，也与其他"自由型"市场经济（liberal market economies）如英国区分开来——英国直到非常晚近（2005年）才以远为狭窄的职权范围引入了对立法行为的司法审查。1

美国司法机构还具有异常的政治化特征，法院本身的组成在富裕民主国家中以极不寻常的方式受到争议。最高法院的任命如今已成为激烈的党派之争，日益伴随着外部利益集团的竞选活动（Cameron et al. 2018; Sessa-Hawkins and Perez 2017）。2这些特征在欧洲闻所未闻，在那里，高等法院的任命通常需要强有力的两党共识（例如通过超级多数规则）。更广泛地说，在高等法院之外，欧洲的法官席位是严格的公务员教育和考试、内部晋升和/或由中立的专门司法机构任命的结果（Kagan 2001）。相比之下，在美国，党派性和意识形态在塑造所有联邦司法被提名人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较高级别的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其对政治结果的影响最为广泛（Bonica and Sen 2017）。

美国下级法院法官席位的选拔程序，从比较视角看甚至更加不同寻常。绝大多数州级法官面临某种形式的民选：整整90%的法官由选民选举或确认，在38个州中所有法官均由民选产生（Shugerman 2012: 3）。这些级别的司法竞选是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诱人目标。下级法院的选举是低关注度事件，在这些选举中，信息匮乏的选民相对于拥有高度信息和对结果有着强烈利益关切的利益集团处于明显劣势。竞选支出和来自外部团体的"暗钱"（dark money）捐款在美国州最高法院选举中扮演着重要且不断增长的角色（Keith et al. 2019; Sessa-Hawkins and Perez 2017）。

最后，法院本身也是一个关键的政治竞争场域。正如本卷导言所指出的，美国司法机构承担了许多在欧洲国家由精英化和专业化的官僚机构管理的行政职能。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关于"对抗性法律主义"（adversarial legalism）的开创性分析强调了美国与其发达民主国家同侪在这一维度上的鲜明差异。其他富裕民主国家依靠专业官僚机构进行行政管理和政策执行、法团主义谈判（corporatist negotiation）或政府指定的专家机构，而美国"更经常地依赖法院、律师、法律威胁和法律争端来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Kagan 2019: 3）。因此，法院是塑造美国政治经济关键方面的核心行动者——其中包括通过其对普通法中财产、合同和侵权法争议的解释，以及通过其对各州以公共福利名义进行立法的"警察权"（police power）的司法监督。

当前的党派极化（partisan polarization）只会提高法院在塑造政策结果方面的重要性（Hasen 2013; McCubbins et al. 1995）。最高法院在宪法解释问题上一直拥有最终发言权。然而，正如哈森（Hasen, 2013）所指出的，政治僵局也放大了法院在制定法解释方面的作用。原则上，国会始终有权通过修正或通过新法律来修改法院对联邦法律的解释。然而，要集结"纠正"法院对重要立法解释所需的超级多数已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政治僵局推动了法院权力的增长，"无论大法官们是否积极寻求这种额外的权力"（Hasen 2013: 208）。哈森记录了自1991年以来国会对最高法院制定法解释进行推翻的次数急剧下降的情况，并表明两党推翻活动在2009年"基本停止"。他得出结论认为，在当前僵局和极化的条件下，"法院对法律含义的裁决现在几乎与宪法解释一样具有终局性"（209）。

总之，与其他富裕民主国家相比，法院在美国政治经济学中发挥着超乎寻常的作用。然而，这一影响对普通公民来说大多是不可见的，因为司法机构内部的政治竞争与更可见和更传统的政治斗争形式有着截然不同的运作方式。法院基于法律教义、先例和职业规范运作，但在所谓的中立裁决背后，始终存在着在解释和适用法律及宪法条款时所做出的规范性和政治性判断。因此，最成功的重复参与者是那些能够跨越多个场域运作、不仅影响个别案件的结果或特定法院的组成，还影响法律推理的演变和法律界所依赖的通行智慧的人。在美国国内，有组织的商业利益集团具有独特的优势地位来行使这种广泛的影响。

起源与演变：法律在美国政治经济中的角色

法院在塑造政治经济架构中的角色一直是美国政治发展（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的一个核心主题。美国的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是在强大司法机构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该司法机构塑造了政府内部关系的性质以及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尤其参见Skowronek 1982）。世纪之交法院毫不掩饰的亲商取向是政治冲突的一个主要爆发点。臭名昭著的1905年洛克纳诉纽约案（Lochner v. New York）中，最高法院推翻了一项为面包师提供最低工时保护的州法律，成为法院激进的自由放任取向的标志。在从私有财产权到征收再到工人保护的一系列问题上，类似的反多数主义（counter-majoritarian）裁决构成了亲商司法的基础，并为20世纪初围绕法律的政治冲突奠定了舞台（Shugerman 2012）。

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的改革者最终成功在联邦层面建立了行政能力。然而，改革主义的成功通常要么取决于限制法院的影响，要么取决于赢得法院裁决以确认这些新的国家权力形式。结果形成了加里·格斯特尔（Gary Gerstle, 2017）所称的国家建设的"即兴发挥"方式——一个断裂的格局，法院继续作为冲突的重要场域，资源充足、老练的商业行动者仍能在其中施加影响。美国萌芽中的行政机构并未取代法院，而是被叠加在既有的基于法院的决策体制之上，两者继续并行运作。

大萧条的政治危机和新政（New Deal）的国家建设使命最终化解了长期以来法院对行政权力的敌意，甚至最高法院也与日益崛起的联邦行政国家达成了和解（Tushnet 2011）。然而，商业利益集团并未放弃抗争。以杜邦兄弟（Du Pont brothers）为首的实业家创立并慷慨资助了美国自由联盟（American Liberty League），以此作为对新政法规提出诉讼和基于法院挑战的工具。该联盟的法律策略大量聚焦于个人自由和契约自由（freedom of contract）主张，强烈预示了今天对经济活动管制的重新兴起的公民自由主义挑战（尤其参见Kessler 2016关于"第一修正案洛克纳主义"的论述）。虽然该联盟在面对罗斯福在国会中压倒性的民主党多数时未能成功，但在此期间发展起来的法律论据为后来的规范性和政治主张提供了手段库，随着政治环境从新政共识转向20世纪晚期日益反政府和亲商的政治背景，这些主张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Metzger 2017）。

当前对监管国家攻击的某些基础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就已奠定，当时一批新兴的保守派法律学者对当时盛行的新政秩序发起了知识上的攻击，"努力将自由主义重建为抵御集体主义挑战和日益增长的政府对商业监管的堡垒"（van Horn 2011: 1528）。这些思想在"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的法律经济学中扎根，该学派汲取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战后初期奠定的哲学和组织基础，以应对他和其他人所认为的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双重危险。芝加哥学派方法的核心是对自由市场价值坚定不移的信念。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在该学派早期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制度建设努力包括创办一份新期刊（《法律与经济学杂志》，1958年）和建立一个由自由至上主义学者组成的中心（"自由社会委员会"）。

这一强大知识运动的兴起与商业利益集团产生了深刻共鸣，后者对新政安排的长期不满在沃伦法院（Warren Court）时期变得日益强烈，当时司法权力被用来扩大联邦政府在社会和经济中的权力和监管范围。自19世纪末以来，国会一直依赖私人诉讼来执行联邦法规。但20世纪60年代的立法变革通过改变起诉资格（standing to sue）、在某些法律中纳入允许私人当事人发起案件的"公民诉讼"条款、由被告承担原告胜诉后全部法律费用的"费用转移"安排，以及——也许最重要的——修改《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法》以方便当事人提起集体诉讼等方式，扩大了进入法院的渠道（Burbank and Farhang 2017: ch. 3; Kagan 2019: 57; 亦见Decker 2016: 32-34）。

这些变革推动了自由派法律运动的兴起，为包括民权团体、环境保护和消费者保护倡导者在内的大量新行动者提供了通过诉讼迫使顽固的国家和商业利益集团就范的工具。事实上，正如大卫·沃格尔（David Vogel）所指出的，在20世纪70年代，"公共利益运动取代了有组织的劳工，成为美国商业权力和价值的主要制衡力量"（Vogel 1989: 293）。这与19世纪末的法律实践形成了完全的逆转，当时是商业利益集团转向法院，主要是为了以政府监管侵犯其个人或财产权利为由提出质疑（Kagan 2019: ch. 11）。然而，这些发展不久便引发了激烈的保守派"反革命"（Burbank and Farhang 2017: 3）。

当代的商业战略与保守主义法律哲学

商业方面协调一致的反击通常被认为始于未来最高法院大法官刘易斯·F·鲍威尔（Lewis F. Powell）在1971年写给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的一份备忘录。鲍威尔严厉批评美国商界面对他认为监管国家扩张对自由企业构成的严重威胁时的自满态度。他指出，自由市场的捍卫者们尚未认识到法院所提供的"被忽视的机会"，而公共利益法律运动已经巧妙地利用了这些机会。他还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即司法机构也可以是商业实现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重要工具（Hacker and Pierson 2010: 117-19）。

事实上，商业反动员的根源是多元的，其中许多先于鲍威尔的呼吁。然而，这份备忘录具有揭示性意义，商会也确实成为商业反击的关键枢纽——不仅是反对公共利益法律，也是反对监管国家本身。时任会长理查德·莱舍（Richard Lesher）于1975年发起成立了全国公共利益法律中心（National Legal Center for the Public Interest），实质上是接续了自由联盟未竟的事业。早先曾猛烈抨击司法机构日益增长影响的保守派"转而拥抱法律行动主义"，声称联邦官僚机构通过侵犯财产所有者和商业人士的权利而超越了其权限。他们提起的诉讼"使用的是基于个人宪法权利的语言——由《权利法案》所保障并由第十四修正案所扩展"（Decker 2016: 71）。

今天的商业反攻比其前辈更加精巧和多维，历经数十年发展，跨越多个相互关联的领域运作。本节探讨三个战略重点领域：在学术界培养保守派法律运动，通过战略诉讼构建强大的政治联盟，以及通过深入参与司法选举和法官任命来塑造司法机构本身的组成。聚焦于其中一个或另一个领域的狭隘视角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高度不完整的图景。只有当我们拉远视野，审视商业利益集团参与的更大范围的并行和互补行动时，才能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协同效应。广角视野还揭示了一组多样化的盟友——保守派慈善家、游说者、党务官员、保守派法律倡导组织和智库——在这些多个影响场所中运作。

培养保守派法律运动

史蒂文·泰勒斯（Steven Teles）将保守派法律运动的崛起讲述为强大的知识头脑和熟练的学术创业者在共同的意识形态信念而非物质动机驱动下取得的胜利。事实上，泰勒斯认为，保守派法律运动的成功是在其与商业行动者保持距离之后才取得的。在他的叙述中，早期保守派的努力"因其与商界的联盟而受到阻碍"（Teles 2008: 88）。他认为该运动只有在权力"从运动的物质[企业]基础转移到那些主要出于文化和知识动机的人手中"之后才开始腾飞（2008: 59）。

但泰勒斯——在其他方面堪称精湛的——研究低估了商业利益集团在积极支持这些早期知识事业以及培养保守派法律运动后续发展中的作用。正如范·霍恩（van Horn, 2018: 478）所记录的，"从1946年芝加哥法律经济学诞生之时起，就存在着活跃的企业参与。"大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通过资助研究金、资助会议和其他旨在"重塑教职员工和学生的观点，使他们对企业更加同情"的举措，促进了该运动的发展（van Horn 2018: 486-87）。企业支持至关重要，例如，在资助有影响力的曼恩研讨会（Manne workshops）方面——这些是为期两到三周的针对法律教师和法官的培训课程，旨在使他们熟悉以市场为导向的成本效益分析，这是法律经济学法学方法的核心（Ash et al. 2020）。曼恩本人强调了在其创办一所以此类法律培训为特色、"专门设计来服务这些人所熟悉的需求"的法学院的努力中，动员商业支持的重要性（引自Teles 2008: 103）。

虽然这新一代保守派法律学者和活动家并非受特定企业利益的指使行事，但他们所阐明的观点显然与商业长期以来对监管国家的不满产生了共鸣。他们推崇自我纠正的市场，批评政府容易被特殊利益所俘获，其论点呼应了新政前时代自由放任保守主义的核心主题。因此，与工业界有密切联系的保守派基金会如奥林基金会（Olin Foundation，化工行业）从一开始就深度参与这些努力，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基金会也加入了进来。例如，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是司法研究所（Institute for Justice）的早期支持者和慷慨赞助人，泰勒斯（2008: ch. 7）将该研究所列为保守派公共利益法律运动最重要的枢纽之一。

这些新的法律思想脉络在1982年成立的联邦党人协会（Federalist Society）中找到了组织依托，其创始者专注于进一步发展保守派法律教义，并培养一批深谙这一传统的法律专家。来自与企业相关联的慈善机构的慷慨资助使联邦党人协会能够举办研讨会、辩论会和大会，并在美国精英法学院中建立据点。个别公司通过投资学术中心为这一事业做出了贡献。一个典型案例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法学院的法律经济学项目，该项目利用IBM、大通银行（Chase）和德士古（Texaco）的捐赠，辅以奥林基金会等保守派慈善机构的资助，专注于培养新一代反垄断律师，并围绕亲商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重塑法律教学法（Maclean 2017: 115-26）。类似的努力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在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及其他地方设立法律经济学中心（Maclean 2017: 115-26）。

这些商业投资已经获得了回报。阿什（Ash）、陈（Chen）和奈杜（Naidu）（2020）对联邦法官参加曼恩经济研究所（Manne Economic Institute）对司法裁决的影响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初，超过半数的联邦法官曾参加过该研究所的培训，作者提出的问题是：这对他们此后在法官席上的行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通过分析截至2013年联邦巡回法院的数十万次投票，他们发现，在1976年至1999年间参加过曼恩经济学培训项目的法官，在经济案件中做出了更为保守的判决，并且比未参加该项目的法官更频繁地做出不利于监管机构——特别是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和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的裁决。文本分析揭示，这些法官也更有可能在其意见书中援引经济学的特定语言和成本效益逻辑——这些语言随后可以被引用在未来的裁决中（Ash et al. 2020: 3）。3

通过对联邦党人协会等组织的长期投资，以及在有声望的法律奖学金、讲座教授席位和教职上的播种，保守派和企业捐助者已经成功创造了一个自我维持的保守派法律从业者生态系统，他们共享一种共同的世界观。他们的资助使这些群体得以发展出对新政宪法秩序的令人信服的知识批判，结合经济学洞见来倡导公共政策中自由市场方法的效率。最重要的是，联邦党人协会现在提供了一条人才输送管道，未来的法官、政策制定者和商业官员可以从中选拔（Teles 2008: 137）。

寻求提拔志同道合法学家的保守派政治家现在确切地知道如何在仍然偏向自由派的法律学术界中找到他们。博尼卡（Bonica）和森（Sen）（2017: 559）表明，在法官通过党派选举任命或选举产生的地方，意识形态在司法选拔中发挥着尤为突出的作用。由于精英法学院培养的保守派候选人池比自由派候选人池更小，保守派毕业生被选中在联邦上诉法院和州高等法院任职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其自由派同事——在联邦巡回法院的情况下是九倍，而将比较范围缩小到哈佛、耶鲁和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时，是十二倍（2017: 588-89）。

商业与保守派法律运动之间的联系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日益紧密。保守派学术网络中的关键枢纽，如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系和法学院，继续享有来自企业利益的慷慨资助（Hartocollis 2018），联邦党人协会本身也部分由这些相同的商业利益提供支持。4这些项目的校友现在不仅在司法机构中，也在政府中担任关键职务。白（Paik）等人（2011）对活跃于国家政策制定领域的律师网络的分析揭示了商业保守派（相对于宗教保守派）之间尤为紧密的联系，他们将这一结果部分归因于"伞形组织"（umbrella groups），如联邦党人协会、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这些组织通过提供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互动和合作的机会来整合意识形态上一致的律师。

通过战略诉讼构建联盟

保守派法律运动的成熟恰逢商会的一次重要领导层变动，1997年，商会在更富活力、也更激进的汤姆·多纳休（Tom Donahue）领导下改组。作为会长，多纳休加大了商会在直接亲商诉讼和州司法选举方面的活动力度。首要目标是侵权法改革（tort reform），其被战略性地选中是因为它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并能够团结一个通常因分歧而四分五裂的商界（Carter 2002: 32）。在大多数其他国家，对各种伤害的赔偿由官僚机构或社会保险基金处理（在法团主义国家中，通常由商业和劳工利益的对等代表进行管理）。相比之下，在美国，伤害在法院进行诉讼，而侵权法体系以不可预测且通常数额巨大的损害赔偿而臭名昭著，在某些情况下包括巨额的痛苦和精神损害赔偿。这一直是商业的巨大眼中钉，商会的法律改革研究所（Institute for Legal Reform）在2000年代仅在侵权诉讼上就花费了数千万美元（Hacker and Pierson 2016: 223）。

多纳休热情地投身于这一事业，将其置于成功的筹款和会员发展运动的核心。对原告律师的攻击不仅团结了多样化的商业利益，还通过对抗审判律师——在关键州中民主党候选人的重要选民基础和主要资金来源——巩固了与共和党领导层的联盟。侵权法改革也是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 ALEC）的一个激励性议题，ALEC是一个将商业利益直接与保守派州议员联系起来的网络。从此前对社会议题的大量关注中转型，ALEC制定了侵权法改革的示范州立法，并开展了一场成功的游说运动，使23个州引入了侵权诉讼损害赔偿上限，34个州限制——在某些情况下禁止——侵权诉讼的惩罚性赔偿，38个州引入了最高允许罚款（Hertel-Fernandez 2019: 63）。ALEC的战略转型吸引了更多企业成员，通过在一个对各种公司都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取得成功，使该组织在财务和组织方面获得了更稳固的基础。

商业在这一领域的进攻影响深远。伯班克（Burbank）和法朗（Farhang）追溯了保守派反革命对20世纪60年代蓬勃发展的私人执法机制的冲击轨迹。他们展示了在国家层面的直接立法削减努力失败后，商业利益集团如何越来越多地转向法院："认识到削减实质性权利的政治不可行性，该运动的策略是破坏执行这些权利的基础设施"（Burbank and Farhang 2017: 3）。他们对私人执法案件的实证调查记录了1995年后商会在该领域活动的显著增加（2017: 164-65）。基于对过去数十年处理起诉资格、私人诉讼权、损害赔偿、费用和仲裁问题的最高法院裁决的详尽分析，他们表明"商业被告以非凡的比率获胜"（2017: 130）。原告胜诉率在过去四十年中稳步下降，到2014年，原告在90%的情况下败诉（2017: 22）。

商会的全国商会诉讼中心（National Chamber Litigation Center, NCLC）参与了广泛的商业导向诉讼，远超侵权问题。该中心在其最高法院实务上投入尤为巨大，并在使其案件获得审理方面极为成功。最高法院通常同意审理其收到的约5%的调卷令申请（certiorari petitions），但获得商会支持的案件的受理率显著更高——在2017-18年度开庭期为25%，在2018-19年度开庭期高达40%（Frazelle 2019: 4）。罗宾·康拉德（Robin Conrad）领导商会诉讼工作数十年，在最高法院层面拥有特别出色的记录。在她上任的第一年，NCLC在一天之内取得了三个关键胜利，完成了"高等法院帽子戏法"（Winkler 2018: 323）。在她的领导下，商会磨练了战术，康拉德因"在惩罚性赔偿、集体诉讼和证券诉讼等领域采取更具战略性的方法来塑造法律"而获得了高度赞扬（US Chamber Litigation Center 2007）。事实上，商会的胜诉率令人艳羡。在罗伯茨法院时期，商会在其表态的案件中的立场获胜率为70%，高于伦奎斯特（Rehnquist）时代的56%和伯格法院（Burger Court）时期的43%（Frazelle 2019: 3）。

塑造法官队伍的组成

上述战略举措与商业影响的第三个领域密切相关，即努力改变构成整个司法机构的人员。在反侵权运动的背景下，商业利益集团愿意投入大笔资金来替换他们认为偏向原告或倾向于高额赔偿的州最高法院法官。在一个著名案例中，他们大力游说1986年加利福尼亚州的一项公投措施，最终导致自由派州最高法院法官罗斯·伯德（Rose Bird）被一位更亲商的保守派所取代（Cairns 2016: 176）。商会的法律改革研究所——由少数匿名捐助者大量资助——投入巨额资源为其中意的候选人资助州级司法竞选和州总检察长选举的竞选活动（Surgey 2020; 亦见Hacker and Pierson 2016: 223-24）。

此类竞选的竞选支出在过去二十年中大幅增加。州司法选举不再是2000年之前的"沉睡事务"（Carter 2002; Katz 2018）。卡茨（Katz）指出，2014年法律改革研究所筹集了4500万美元的收入，其中三分之一用于政治竞选，包括对司法竞选的重要捐款（Katz 2018: 320）。电话会议确定了优先的（"一级"）目标，然后这些目标被单独选出给予特别关注和资金（Katz 2018: 325）。2016年选举创下了州最高法院选举支出的新纪录，27名法官在支出达到100万美元或以上的竞选中当选，绝大部分捐款来自外部团体（The Economist 2019）。总检察长选举也变成了高度党派化的事务，商业利益集团（由化石燃料行业牵头）大量参与资助其偏好的候选人（Savit 2017; Surgey 2020）。

商会与共和党盟友在这些努力中密切合作。其法律改革研究所是资助共和党总检察长协会（Republican Attorneys General Association）的第二大资金来源（仅次于另一个保守派组织——司法危机网络，该组织同样依赖少数匿名捐款），该协会致力于增加全国共和党总检察长的数量（Bennett 2018; Surgey 2020）。商会还与司法公正委员会（Judicial Fairness committee）并肩工作，该组织由共和党州领导委员会于2014年成立，专门专注于"将州级保守派选入司法机构的低层级选举"（Keith et al. 2019: 10）。

这些努力，加上目前从顶级法学院稳定输出的保守派法学家，对于改变各级法院的组成至关重要，但与共和党在转变联邦法官队伍方面的联盟尤为有效。商业游说团体的共和党盟友在克林顿和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系统性地拖延司法确认程序，然后在小布什和特朗普政府时期急剧加快了确认保守派法官填补由此产生的空缺的速度。仅特朗普一人就任命了超过四分之一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全部十三个巡回法院共51项任命，除8人外均与联邦党人协会有关联）（Livni 2020）。在最高法院层面，保守派团体大力推动了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的任命，司法危机网络为确保布雷特·卡瓦诺获得席位的游说活动投入了1000万美元（Keith et al. 2019: 2; Massoglia 2020）。5

法院组成的变化——通过选举和任命——现在使商业利益集团能够进行"场所选择"（venue shop），战略性地将努力瞄准削弱其面临的监管约束。共和党总检察长与行业和保守派倡导团体密切合作，发起"总检察长主导的协调诉讼"，旨在修订或推翻不受欢迎的立法或行政行为（Savit 2017: 850）。商业在政治中影响特别强大的州为亲商诉讼提供了更有效的途径，例如通过德克萨斯等州的右倾司法管辖区，以及通过第五巡回上诉法院（Fif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等保守派巡回法院。从这里出发，原本边缘的亲商法律理论——如推动挑战奥巴马政府标志性医疗政策《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西贝利厄斯案（Sibelius case）的那些理论——可以迅速从理论状态飙升到最高法院审理（Balkin 2012; Tushnet 2013）。共和党利用这一基础设施，越来越激进地推行布莱恩·海史密斯（Brian Highsmith, 2019）所称的"党派立宪主义"（partisan constitutionalism）战略，在这种战略中，党派领导人与商业盟友以及保守派和自由至上主义倡导团体合作，征募党派法官，战略性地利用法院，以便"在更有利的战场上重新提起诉讼"以扭转立法层面的败局（Highsmith 2019: 920）。

总之，将视野拉远，审视商业在多个场所的投资，一个更大的影响模式便浮现出来。这一整个领域内各项发展的互动以难以追踪的方式塑造着政治结果，因为其动态与赤裸裸的权力政治截然不同。法律论证的标准、对先前案例法和先例的援引，以及制定法或宪法文本的边界，为诉讼所呈现的具体事实情境下可以做出何种裁决设定了限制——尽管这些限制具有高度弹性。但对一直在推动替代法律分析路线的学术机构的耐心投资，有助于转变学术辩论的术语和法律通行智慧的边界。将自己视为更广泛的党派或政治斗争中参与者的法官更愿意突破先例和法律规范的边界。而通过战略诉讼，有组织的商业团体既利用了也推进了这些发展。

前白宫法律顾问（White House Counsel）唐纳德·麦克加恩（Donald McGahn）曾主导特朗普政府将保守派法学家安置到联邦法官席上以对抗行政国家的努力，他对这些不同影响领域之间的战略联系直言不讳："这里有一个连贯的计划，实际上司法选拔和去监管化努力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Barnes and Mufson 2018）。然而，除了最细心的司法观察者外，这些联系鲜为人知。正是因为法院体系的分散性，那些能够在法学院、法院、选举和传统政治影响的整个格局中运作的商业利益集团，即便这些努力花了数十年才汇合到一起，也能享有巨大的战略优势。

法院与美国政治经济：法律教义的战略运用

上述发展为商业利益集团得以在当代政治经济中发挥重大影响的关键法律战役奠定了舞台。本节概述商业如何能够通过诉讼和法律教义以三种方式主张其利益：通过旨在增强企业权力的措施、削弱制衡力量（尤其是劳工）的措施，以及削弱国家监管能力的措施。这三个教义领域之所以走到前台，是因为它们一直是商业利益集团利用法院扩大企业自主权范围、重写赋予它们的法律能力和豁免权以增强和扩展企业权力的主要政治经济战场。在以下大多数案例中，原告是长期以来致力于拆解新政时代经济法规的企业或商业团体。作为资源充足的重复参与者，这些诉讼当事人的成功部分归因于在有利的司法管辖区反复提起诉讼，以及战略性地设计这些干预措施，使其成为最有可能到达最高法院并赢得日益保守的联邦司法机构支持的工具。

增强企业权力与能力

首先，美国的商业利益集团成功地推动了消除对大企业本身的监管和其他约束的案件，使企业得以进一步集中其经济和政治权力。臭名昭著的公民联合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C）取消了对企业竞选捐款的限制，代表了这样一个关键转变，扩大了商业利益集团在选举中施加影响的能力。事实上，公民联合案对州立法机构的影响已经可见：研究发现，外部团体增加的支出不仅提高了共和党候选人的胜选机会，还独立地导致了当选者意识形态的右移（Abdul-Razzak et al. 2019; Harvey and Mattia 2019）。

公民联合案的裁决建立在一条更长的法律教义轨迹之上，可追溯到现代保守派法律运动和商会游说活动的最初阶段。较早的案例，尤其是第一国民银行诉贝洛蒂案（First National Bank v. Belotti, 1978）和巴克利诉瓦莱奥案（Buckley v. Valeo, 1976），确立了企业拥有言论自由权以及财务捐款构成言论这两项关键的法律基石，使公民联合案成为可能。正如亚当·科恩（Adam Cohen, 2021: 149）所指出的，公民联合案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运动的产物。他展示了一个与詹姆斯·博普（James Bopp）的詹姆斯·麦迪逊言论自由中心（James Madison Center for Free Speech）相关联的保守派活动家网络如何充当了该案件的"智囊团"。与此同时，知名重复诉讼人、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埃德·布鲁姆（Ed Blum）利用其保守派企业捐助者群体，为这些诉讼工作的长期融资提供组织支持。

在另一系列案件中，法院认定企业的第一修正案言论权可以被解读为提供对各种州监管的保护。也许其中最著名的是霍比洛比案（Hobby Lobby case），该案认定一家封闭持股公司（closely held corporation）的第一修正案权利要求在企业所有者有宗教异议的情况下免除遵守民权法律的义务。在索雷尔诉IMS健康公司案（Sorell v. IMS Health）中，数据挖掘和制药公司提起诉讼挑战一项患者保密法。在其裁决中，最高法院推翻了佛蒙特州一项禁止将患者私人处方信息用于营销目的的法律，认为其侵犯了制药公司从事企业言论的第一修正案权利（Purdy 2014）。利用这些发展，制药公司现在正在推动免除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其药物的信息披露要求，声称其企业言论权受到保护（Kapczynski 2018）。虽然这些案件涉及略有不同的法律教义领域和不同的政治选民基础——民权/宗教自由、商业监管——但将它们统一起来的是对政府监管的共同攻击，以及赋予企业利益抵制监管的权力。

法院增强商业利益权力的另一个领域是通过促进而非限制经济集中的反垄断裁决。在一个近期案例中，法院站在信用卡公司一边，驳回了对维萨（Visa）和美国运通（Amex）等公司向小企业收取掠夺性"商户费"的反垄断质疑。在俄亥俄州诉美国运通案（Ohio v. American Express, 2018）中，最高法院五票的保守派多数认为，此类商户平台是"双边市场"，不存在传统的市场集中问题——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信用卡公司正在滥用其市场权力向小企业收取高额费用。

我们在美国所描述的去监管化趋势在欧洲也有所体现，尽管存在一些重要差异。6总体而言，欧盟倾向于更严格地执行反垄断（Philippon 2019: ch. 6），在欧洲，保护个人公民民权的法律（如霍比洛比案中的非歧视原则）始终优先于企业（或以该身份行事的企业管理者）的权利。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的裁决推动了自由化方向，但美国最高法院许多裁决所依据的基础逻辑——将第一修正案权利扩展到企业——在欧洲没有对等物。因此，欧盟法律并未提供一种方式让商业利益集团能够像在美国已经变得常见的那样，攫取和主张我们通常赋予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削弱制衡力量

其次，美国的商业利益集团成功地利用法律教义通过削弱工人和其他群体行使政治话语权以及质疑商业政治利益的制衡力量的案件，来改变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权力平衡。在詹纳斯诉美国州、县和市雇员联合会案（Janus v. AFSCME）中，最高法院以侵犯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保护为由，限制了公共部门工会收取工会会费的能力。商业对削弱公共部门工会的权力和耗尽其财政资源有着强烈的兴趣，因为这些工会在选举民主党人和游说进步政策方面发挥着作用（Hertel-Fernandez，本卷）。詹纳斯案的裁决是保守派利益集团——特别是与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之间旷日持久的来回博弈的结果，阿利托利用对早期案件的异议来发出强烈信号，表示愿意推翻允许收取代理费（agency fees）的长期先例，从而引发进一步的挑战（Cohen 2021）。

正如赫特尔-费尔南德斯（Hertel-Fernandez，本卷）所指出的，包括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在内的商业利益集团资助了那些为詹纳斯案提供论据的团体，特别是全国工作权利法律辩护基金会（National Right to Work Legal Defense Foundation）（亦见Cohen 2021: 215; McNicholas and Jones 2018）。共和党政治家如伊利诺伊州州长布鲁斯·劳纳（Bruce Rauner，本人即为商人）支持该案，而保守派的司法任命——特别是大法官尼尔·戈萨奇的就任——为商业确保了胜利。裁决一出，自由基金会（Freedom Foundation）——一个由科赫兄弟资助的保守派非营利组织——立即发起了一场草根运动，鼓励公共部门雇员停止向代表他们的工会缴纳会费（Eidelson 2018）。

通过限制集体诉讼的使用和强制仲裁条款来减少进入法院的渠道一直是商会的另一个高度优先事项，并且是其取得显著成功的领域（Public Citizen 2008）。正如萨拉·斯塔萨克（Sarah Staszak, 2015）所强调的，弱势群体和个人获得法院审理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她观察到，20世纪60年代权利革命的许多进步已在一系列对与提起集体诉讼相关的规则和法律程序的微妙且通常高度技术性的修改中被缩减。现在组建一个集体比以前困难得多——而没有集体，鉴于个人提起单独诉讼的高昂成本以及由此可能获得的微薄赔偿，实际上根本无法提起诉讼。她引用了2011年沃尔玛女性员工因系统性招聘和晋升中的性别歧视而提起的集体诉讼案（Wal-Mart Stores, Inc. v. Dukes et al.）为例。最高法院在从未触及案件实质的情况下就驳回了该案——多数意见认为这些女性不能被确认为一个集体（Staszak 2015: 2; 亦见Corkery 2017）。虽然缩减法院准入的目标在不同时期源自多种来源，但斯塔萨克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主要动力来自热衷于阻挠此类公共利益诉讼的共和党立法者和游说者（2015: 116; 亦见Burbank and Farhang 2017）。

强制仲裁条款同样在使竞争场域严重有利于商业利益方面发挥作用。例如，在一系列案件中，法院认定《联邦仲裁法》（Federal Arbitration Act）允许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绕过常规司法程序进行争端解决，可以被解释为替代现有的监管要求（如Liptak 2018; 2019）。雇佣合同中包含仲裁条款的工人，或使用附带仲裁条款的细小字体服务的消费者，现在发现自己无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甚至无法援引对劳工和消费者权利的监管保护（尤其参见Colvin 2018）。雇主抓住了这些法律发展，现在定期在雇佣合同中插入强制仲裁条款。研究表明，在1991年的一项关键裁决（Gilmer v. Interstate/Johnson Lane）之后，受此类条款覆盖的工人比例稳步上升，从1992年的约2%上升到2017年私营部门非工会雇员的一半以上（56.2%）。即使在零售和酒店业等低薪行业，现在也有大量工人受到强制仲裁的约束（Colvin 2018: 2, 8-9）。2018年，最高法院裁定这些条款甚至可以凌驾于《国家劳动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之上，要求雇员通过仲裁而非对工人更友好的行政或司法程序来解决劳动争议（Epic Systems 2018; 尤其参见Hamaji et al. 2019）。7

在这里，欧洲同样几乎没有直接的类似案例。在劳工代表方面，类似詹纳斯案对工会的攻击不容易发生，因为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劳工的集体谈判权（collective bargaining）被锚定在宪法中。这些权利不像在美国那样是工人个人权利的延伸（如Forbath 1991），而是基于明确承认工会作为工人集体代表的独立法律体系。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雇佣法也明确承认雇佣关系中涉及的权力不对称，并从国家有义务保护弱势方权利的观点出发。这意味着，在美国被塞入许多个人雇佣合同中的各种强制仲裁条款在欧洲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想象的，个人不能简单地签署放弃其集体代表权。8最后，欧洲司法管辖区通常不提供集体诉讼机制9这一事实意味着，前面描述的大多数劳动索赔要么在政治或行政论坛中解决，要么受到集体谈判的约束。

削弱国家监管能力

最后，美国的商业利益集团在赢得确立对政府自身能力限制的案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有效地排除了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具深远影响的监管或再分配政策。这里的大叙事——国家监管能力的空心化——与欧洲类似，尽管机制截然不同。在欧洲，对许多经济活动的监管权力向欧盟层面本身的转移削弱了国家控制，大量文献表明欧洲法院判例法的总体趋势已明显倾向于去监管化方向（如Grimm 2015; Höpner 2015; Scharpf 1999, 2010, 2017; Schmidt 2018）。

然而在美国，有组织的商业利益集团发挥了更为中心的作用。前文提到的许多扩大企业权力的第一修正案案件都是通过否定政府监管权威来运作的。但还有对联邦商业监管的其他更直接的挑战。例如，在2011年商业圆桌会议诉证券交易委员会案（Business Roundtable v. SEC）中，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提起诉讼，质疑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代理参与"规则（proxy access rule）——这是一项由2010年多德-弗兰克（Dodd-Frank）金融改革立法授权的监管规定，旨在扩大股东通过股东选举追究管理层责任的能力。根据《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ct），监管机构必须提供成本效益分析以证明其监管不是"武断和反复无常的"。在该案中，商业圆桌会议成功地将程序性主张武器化，论证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代理参与规则的成本效益分析不够充分。尽管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该政策的权衡和影响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文件记录，且国会有强有力的立法授权来推行该规则，这一论点还是占了上风。

这种通过施加越来越高的成功门槛来破坏监管的战略代表了商业驱动诉讼中一个长期存在的主题。再以著名的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诉西贝利厄斯案（NFIB v. Sibelius）为例，该案由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提起，挑战奥巴马政府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展示了政治、法律和学术领域之间的联系，26名共和党总检察长加入了该商业联合会的诉讼以推翻该立法。在与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等自由至上主义智库的合作下——其法律团队帮助选择了诉讼地点并精心设计了法律论据——《平价医疗法案》的反对者通过以引起公众共鸣的方式构建问题，同时为此前边缘化的宪法主张赋予合法性，在政治上提升了该案件的地位（Highsmith 2019）。

虽然要求个人购买健康保险的个人强制令（individual mandate）经受住了司法审查，但最高法院对未来再分配性社会福利政策施加了两项可能严重的限制。首先，西贝利厄斯案现在质疑联邦政府是否可以通过提供财政激励来诱导各州加入联邦监管制度。此类激励一直是联邦-州合作福利制度的支柱，包括医疗保险（Medicare）和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但法院认为过于诱人的联邦激励可能被视为违宪的强制。其次，西贝利厄斯案还暗示了对联邦在商业条款（Commerce Clause）下立法权的限制，将其限于适用于"商业活动"，暗示国会不能通过监管"不作为"——如不购买健康保险的"不行动"——来强制个人以特定方式行事。虽然不作为要求的确切影响尚不清楚，但为未来立法插入这一额外障碍代表了一枚可能在未来破坏联邦政策制定的上膛之枪。

围绕《平价医疗法案》的斗争提供了另一个特别鲜明的案例，展示了党派政治活动、保守派法律生态系统和商业利益的融合如何能够通过法律对政治经济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在最初提出时，自由至上主义者关于政府不能强制个人购买健康保险或监管保险公司的论点被认为是不可信的，远离主流法律教义，不构成威胁。然而，领先保守派法律学者和智库的知识创业、这些理论在媒体和国会中的社会化和普及化，以及商会和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对这些论据的采纳，彻底改变了政治背景（Highsmith 2019）。《平价医疗法案》反对者所秉持的法律理论已进入主流——而随着法院上有利的法学家，推翻它的裁决突然变得可行（Tushnet 2013）。政治企业家随后推动了案件的进展：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政府提起了最初的《平价医疗法案》诉讼，在保守派的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获得有利裁决后，案件踏上了通往最高法院之路。

大部分法律学术研究将我们所概述的不同战役视为在教义上彼此无关，基于不同的法律框架——契约自由、企业人格权或州权。根据议题的不同，被援引的具体教义也机会主义地有所不同。在某些情况下，法律策略涉及重新利用旧教义（如第一修正案）；有些依赖原旨主义思维，有些依赖法律经济学的市场效率逻辑。然而，将它们置于同一政治经济学框架中，我们可以将它们视为捍卫商业和经济权力中心、削弱制衡力量以及削弱国家监管权力这一单一政治项目的组成部分。

法律与政治经济决策的深层俘获

这种保守派司法行动主义的累积结果是使竞争场域有利于商业利益（Purdy 2018）。我们已经突出了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案件，但现实是大多数诉讼争议涉及的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深层背景中运作的政策，远离主流政治辩论和媒体关注的聚光灯。正如伯班克和法朗所说：法院提供了一条"远离公众视野的削减途径，而这种地下性质又因个案政策变革的缓慢、渐进性质而得到加强"（Burbank and Farhang 2017: 22-23）。虽然商业利益集团确实在一些高调案件中败诉，但它们已经成功地一步步改变了背景程序规则，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参见Tushnet 2013: 204）。

像大企业这样精明、资源充足的重复参与者特别适合以这些方式塑造结果。我们讨论的许多案件都是由本身是企业或代表企业运作的游说和倡导团体——商业圆桌会议、全国工作权利委员会（National Right to Work Committee）、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或商会——提起诉讼推动的。这些企业诉讼当事人能够调动的金融资源已大大超过了制衡行动者和公共利益团体的追赶能力。

然而，正如我们所强调的，这些胜利不仅仅是企业拥有更多资源来开展昂贵的诉讼运动的结果。它们还依赖于旨在使司法机构的意识形态和人员向更亲商方向转变的互补努力。公民联合案、西贝利厄斯案、霍比洛比案和索雷尔案等裁决，因此也是商业利益集团试图在法律领域施加影响的一个较不可见、更长期的过程的结果。

最高法院的辩护者坚称，其所做出的亲商裁决并非系统性偏见的结果，而是源于大法官们对解释和法律学说真正持有的道德和法律信念（如Adler 2016）。然而，法院（以及下级法院）的知识和意识形态取向本身就反映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法律教义和州司法政治方面更广泛、更长期的影响博弈的成果。事实上，右翼争议性法律理论迅速迁移到上诉法院然后到达最高法院的速度，突显了耐心投资和商业利益集团、保守派政治家以及学术界保守派法律运动之间网络化运动建设的力量。例如，考虑《平价医疗法案》案件中的诉讼当事人如何与党派州总检察长合作提起诉讼以推动案件。或者特定地理巡回法院——如高度保守的第五或第十一巡回法院——的意识形态偏斜如何为此类和其他争议性案件提供了一条通往最高法院的快车道。通过将游说和倡导工作集中于法律体系中的几个关键节点——特别是那些对大众通常不太可见的节点，如总检察长办公室和下级法院任命——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可以对整个法律体系施加不成比例的影响。

这些努力的综合结果是对监管环境中商业核心利益关切特征的微妙、长期且深刻持久的转变。这不是我们在立法或选举背景下与商业权力联系在一起的那种金钱交易或赤裸裸的游说。相反，影响力通过两个相关机制运作。首先，对保守派法律运动的积极支持创造了一个广泛的网络，将法律学者、商业律师、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员联系在一起，他们共享一种共同的文化、社会学和意识形态取向。这个网络是多孔和重叠的，将法律保守派与企业利益、政治运营者和活动家以及共和党官员联系在一起。结果是一个产生法律和政治论据手段库的生态系统，这些论据有助于使诸如削弱《平价医疗法案》或主张企业人格权之类的主张变得更加可信——如果没有这一基础设施，这些法律理论将不会获得可见度或影响力。

其次，这些网络也改变了关键政策制定和司法职位的占据者。正如尼克·卡恩斯（Nick Carnes）在其关于立法俘获的研究中所提出的，精英文化俘获不仅通过诉讼改变在法庭中发言的声音来运作；它还改变了这些论据的倾听者（Carnes 2013）。随着越来越多的法官和政策制定者本身来自参与这些形成性知识空间的群体，有利于商业利益的新法律论据——无论是以新的方式运用第一修正案还是将经济推理应用于法律问题——不仅在法庭和政策辩论中找到了更有效的表达，而且也获得了对这些论据更有接受力的受众。

这些深层的文化投资在法律领域尤为有效，因为普通选民的资源在这一领域可以说是最薄弱的。围绕法院的大规模动员压倒性地集中在社会议题上，而公民对我们所讨论的大多数亲商裁决的影响基本上一无所知。此外，鉴于法律对自身的定位是一个免受政治影响、以纯粹法律推理为前提的实践共同体，一个认同有利于商业利益的法律教义类型的自我认定的法律思想者共同体的存在，代表了一片肥沃的土壤，在其上可以构建那些已在詹纳斯案和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案中取得胜利的选举、政治和诉讼战略。

结论

对商业利益集团及其在美国司法和法律体系中的战略行动和投资的全面论述超出了本章的范围。本章以粗线条勾勒了商业利益集团与法律体系在关键领域之间的互动，以及其对公共政策和美国政治经济整体结构的影响作为开端。从这个故事中浮现出几个核心主题，值得未来学术研究的深入探讨。

首先，法院和法律是战略政治行动的场域——尽管其运作形式不同于普通选举政治。20世纪晚期保守派反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保守派运动及其商业盟友跨越不同政策制定场所——选举、立法机构、官僚机构、法院——并在州和联邦两个层面运作的能力。因此，法院深深嵌入本卷导言中所描绘的多层次、多场域政治竞争场域之中。事实上，由于司法权力可以被用来约束或促成其他国家权力形式——推翻立法、创造性地解释法律以缩小或扩大其范围、战略性地回避可能挑战经济中权力和影响力背景差距的法律争议——法院在该格局中构成了一个关键节点。此外，司法机构——特别是下级和州法院——的活动对大多数选民甚至大部分媒体而言都是不可见的，这一事实放大了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在该领域建立和行使影响力的能力。

其次，法律和法院作为政治竞争场域的运作时间尺度与其他政治领域截然不同，这反过来又驱动了建立影响力的截然不同的策略。商业利益集团到20世纪晚期通过法律体系获得的权力来之不易。事实上，这一成就涉及从新政初期商业利益集团几乎彻底失败中的惊人逆转。它源于数十年来对理念基础设施的投资，该投资培养了横跨法律、商业和政治领域的成员和联盟，促进了能够在数十年后被商业诉讼当事人武器化的保守派法律概念的缓慢形成和验证。这类策略需要在长时间跨度内大量投入资源以及重要的协调——而这恰恰是像商业利益集团这样的重复参与者所具有的优势。

我们感谢本卷其他作者对本章提供的宝贵意见。我们也感谢2020年1月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所（MPIfG）研讨会的参与者，特别是马丁·霍普纳（Martin Höpner）和弗里茨·沙普夫（Fritz Scharpf）。

注释

1 许多其他国家拥有有权解释宪法的宪法法院，但在其他发达民主国家中，这些法院要么权力较小，要么较少政治化，或者（通常）两者兼而有之。

2 例如，哈森（Hasen, 2013: 244-50）记录了围绕最高法院被提名人的党派极化日益加剧，即使对最终成功的候选人，反对票数也在增加。

3 除了表明在参加项目之前司法裁决和文本结果没有差异外，作者还表明，当控制党派性（提名总统的政党）和预测参加时间的变量的特定时间效应时，参加曼恩项目的估计效果没有变化，这增强了对选择偏差并非驱动结果的信心。

4 2019年联邦党人协会年度庆典庆祝卡瓦诺获得确认的一份泄露的活动议程列出了若干主要公司作为活动赞助商。参见 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9/nov/14/facebook-federalist-society-brett-kavanaugh-gala。

5 联邦党人协会联合主席伦纳德·利奥（Leonard Leo）将卡瓦诺的任命（与戈萨奇、阿利托和罗伯茨的任命一起）列为其最伟大的成就之一（https://fedsoc.org/contributors/leonard-leo）。

6 篇幅限制不允许对欧洲法院推动去监管化的方式进行详细论述。简而言之，体现在欧盟条约中的经济自由，以及法院对条约"四大自由"的解释和执行，使整个欧洲项目具有强烈的新自由主义色彩（Scharpf 1999）。

7 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2015年的一份报告记录了仲裁协议如何对消费者在争议中寻求和实现救济的能力产生类似的寒蝉效应，以及公司如何利用强制仲裁来避免代价高昂的集体诉讼（CFPB 2015）。

8 有组织的劳工权利在欧盟层面更具争议性，这里的记录更为复杂——工会遭受了一些挫折（例如关于集体谈判标准对派遣工人的适用），但也有一些胜利（将集体协议扩展到被错误分类的独立承包商）。但总体而言，工会在欧洲的地位要稳固得多。

9 尽管欧盟正在逐步允许消费者集体诉讼（Taylor 2019）。

第三章

美国联邦制的政治经济学

保罗·皮尔逊

第三章 集体行动、法律与美国劳工运动的碎片化发展（Collective Action, Law, and the Fragmented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亚历山大·赫特尔-费尔南德斯（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

美国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的研究需要关注一组与当代学者所实践的美国政治常规研究截然不同的行动者。具体而言，围绕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要求深入理解有组织行动者的偏好、权力和策略——以及这些有组织行动者影响经济和政治制度、同时又受其影响的方式。在美国有组织利益集团的范围内，生产者利益（producer interests）和阶级利益（class interests）尤为重要，涵盖劳工、企业以及日益增多的富裕美国人，他们共同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这种政治经济学视角与其他研究路径形成对比——那些路径要么不以经济利益为中心，要么将各种经济利益视为彼此之间可以相互替代的。

在本章中，我将考察美国劳工运动的发展，重点关注法律、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政治权力的地理与领土划分以及劳工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交汇点。本章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工人的颠覆性——甚至是非法的——集体行动能够推动公共政策变革，从而巩固劳工在市场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力。

然而，美国的公共政策也日益限制了劳工运动的发展。本章讨论了早期的政策决策如何沿行业和地理两条线索将美国工会碎片化，其后果延续至今。事实上，对发达民主国家劳动法的比较分析揭示，美国劳动法在行业间——尤其是在政府层级间的划分是相对独特的。这种碎片化削弱了劳工塑造国家政治以及利用本应有利的政治机会的能力。

同样重要的是，我将考察政治光谱右翼的捐赠者、私营部门企业和活动人士中的极化（polarization）如何在劳工的行业和地理碎片化的助力下，推动了对公共部门劳工运动的反冲（backlash）。这种反冲将大众层面的种族怨恨（racial resentment）与精英企业和个人捐赠者之间的协调行动融合在一起，反映了当代共和党联盟内部的更广泛战略（在本书导论中亦有描述）。保守派对劳工的反击还得益于企业在跨州游说中的优势，包括州立法者对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的担忧——这是美国联邦制（federalism）的又一显著特征。

总而言之，本章强调了本书导论中提出的几个主要主题，包括美国政治权力的领土和地理划分的影响、私营部门企业与日益保守的活动人士及右倾捐赠者之间的政治联盟对美国公共政策的长期影响，以及法院和法律对美国政治经济性质的核心作用。

美国劳工运动有何独特之处？

图3.1概括了美国工会的历史发展，聚焦于1930年至2019年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工会会员总数。该图揭示了美国劳工运动的三个关键事实：（1）公共部门工会（public-sector unions）的发展轨迹与私营部门工会（private-sector unions）截然不同，反映了独立的法律制度和底层政治发展；（2）自20世纪50年代达到峰值以来，私营部门工会会员人数急剧下降，目前已低于1935年联邦法律承认私营部门工人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利之前的水平；（3）尽管目前公共部门工会会员人数远高于私营部门，但自2000年代以来，政府工会会员人数一直在稳步下降。

图3.1 美国劳工运动的历史发展

图1

注：1972年之前的工会密度（union density）数据来自Eidlin 2018年报告的Troy-Sheflin系列数据；此后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美国劳工运动的这些特征有多不寻常？图3.2和图3.3利用ICTWSS数据库的数据展示了其他发达经济体中类似趋势的图景。[1] 图3.2绘制了工会覆盖率（union coverage）——即受集体谈判协议覆盖的工人比例——和工会会员率（union membership）的趋势。在这里，美国因两个特征而显得突出：不仅其工会覆盖率和会员率在同等发达民主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而且与许多其他国家不同，其覆盖率和会员率之间几乎没有差异。这是因为1935年《国家劳动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中确立的美国劳动法建立了一套以工厂（establishments）——即单个工厂、商店或制造厂——为中心的劳动组织和谈判体系，而非像德国等其他国家那样以整个公司甚至地区或行业为中心。正如许多其他学者所指出的，这种以企业为基础的工会化（unionization）模式极大地加剧了美国私营部门劳工运动的困境（例如，Andrias 2016; Naidu, 本卷）。图3.3比较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工会覆盖率。同样，美国因其公共和私营部门覆盖率均相对较低而显得突出。虽然其他国家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工会力量水平也存在差异，但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劳工——尤其是在政府部门——覆盖率如此之低且持续下降。只有英国和新西兰在近几十年来也出现了类似的公共部门工会覆盖率下降——但英国和新西兰的政府工会覆盖率均已稳定在远高于美国的水平。

图3.2 发达民主国家的工会覆盖率和会员率

图2

图3.3 发达民主国家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工会覆盖率

图3

美国的工会化率——尤其是公共部门——为何下降得如此剧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首先再次审视比较数据，以了解美国劳动法结构的不同之处。将美国与其他发达民主国家区分开来的，不一定是它对公共和私营工会分别制定了不同法律——许多其他国家在工会承认、集体谈判和罢工权利方面对政府和私营部门工人也有不同的对待。真正使美国独特的是：赋予所有工人的权利水平较低，以及公共部门劳动权利在各次国家级单位之间的制度碎片化。只有一个发达民主国家——加拿大——像美国一样将对工会权利的大量控制权下放给次国家级政府（OECD 1994）。但即使在加拿大，工会权利也比美国更加统一。例如，加拿大的教师在全部十三个省和地区都享有集体谈判权利（尽管范围有所不同），在其中十一个省和地区至少拥有一定的罢工权利（Hanson 2013）。相比之下，美国只有三十三个州的地方政府被要求与教师进行谈判，教师仅在十三个州拥有罢工权利。因此，从比较视角来看，美国的劳动权利——尤其是在公共部门——具有独特的地理不均衡性。

各省和各州之间政府工会会员率的比较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McCartin 2008; Walker 2014）。2019年，美国公共工会会员率从南卡罗来纳州的仅7%到纽约州的66%不等——差距达59个百分点。而在北部边境以北，2019年加拿大各省的公共工会覆盖率从安大略省的71%到爱德华王子岛省的88%不等，差距仅为17个百分点。造成美国这种不均衡的次国家级发展的原因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新政（New Deal）时代，当时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政府通过1935年《国家劳动关系法》（即NLRA），为工人首次提供了联邦层面的组织和与雇主集体谈判的权利保障。

新政时代受阻的全国劳工运动

《瓦格纳法》（Wagner Act）——即NLRA的别称——反映了一系列重大妥协，为美国工会确立了一种以企业为中心的组织和谈判模式，最终限制了其覆盖面和力量，尤其是在考虑到近年来公司治理实践变化的情况下（例如，Andrias 2016; Andrias and Rogers 2018）。NLRA不仅要求工会逐店或逐厂进行组织，大大增加了组织整个企业或行业的成本，而且以企业为中心的方法还提高了雇主抵制工会化行动的激励——如果他们必须在其所在地区或行业内与非工会企业竞争的话（例如，Dimick 2014）。然而，即便存在这些重要限制，《瓦格纳法》仍然提供了此前州和联邦立法所未能提供的东西：一项受联邦保护的组建和加入工会以及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的全国性权利。

这部法律的雄心可见一斑：在NLRA通过后不久，雇主们就开始努力削减劳工来之不易的权利，以恢复雇主在工作场所的特权。在一系列里程碑式的裁决中，最高法院开始站在雇主一边限制NLRA的适用范围，尤其是在罢工和"管理权（right to manage）"问题上（Pope 2004）。同样重要的是大众对劳工运动态度的转向，这一趋势在南方最为明显，但在北方民主党人中也同样存在（Schickler and Caughey 2011）。虽然很难将公众对劳工运动态度恶化归结为某一具体原因，但这一转变的时间节点恰好与劳工激进主义的高涨相吻合——公众认为这种激进主义不具合法性，尤其是在战前时期。这种动态揭示了劳工运动在历史上反复面对的一种张力：在需要采取激进的工作场所行动以积累政治和经济力量从而推动公共政策变革，与公众反冲风险之间的平衡。

尽管罗斯福政府和北方民主党领袖挡住了限制劳工权利的最重大企图，但共和党人与反劳工的南方民主党人联手，继续利用国会资源来打压劳工运动，并最终在第八十届国会中获得了足够的力量，推翻了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的否决权，通过了1947年NLRA修正案。在两党中亲企业和反工会保守派的支持下，《塔夫脱-哈特利法》（Taft-Hartley Act）对工会活动施加了新的联邦限制，包括罢工和抵制（boycotts），赋予雇主更多权利来遏制工会化运动，并将低层管理者和主管排除在NLRA权利的覆盖范围之外（Lichtenstein 1998）。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该法禁止了封闭工厂（closed shops，即要求雇主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制度），并允许各州自行对工会工厂或代理费工厂（agency fee shops）施加限制——这些是集体谈判协议中的条款，规定工会可以要求工人在开始工作后要么加入工会，要么向工会缴纳费用以支付集体谈判和其他工会服务的成本。事与愿违的是，《塔夫脱-哈特利法》意味着州政府可以在NLRA框架下限制工会权利，但鉴于该法在法院解释下的其他广泛性优先适用条款（preemption），各州却不能通过扩大工会权利的政策。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劳工的对手已经利用这种不对称性来削弱劳工的力量（另见 Galvin and Hacker 2020）。

《塔夫脱-哈特利法》的通过因此封堵了一系列工会组织策略——这些策略本可以帮助劳工运动在面对日益激烈的雇主反对时保持并增强影响力。但它还产生了另一个对劳工运动有害的后果，其影响将延续多年：这意味着私营部门工会在漫长的新政时代，除了在中西部和东北部的据点之外，永远无法获得显著的势力范围。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于1946年发起了雄心勃勃的"迪克西行动（Operation Dixie）"运动，试图克服这一地理局限，在坚定反工会的南方建立政治和经济力量。但讽刺的是，该运动的时机恰好在反工会资本家和保守派获得《塔夫脱-哈特利法》这一新工具之前数月开始。没有政府的支持，南方白人政治和经济领导层的抵抗"被证明是压倒性的"（Lichtenstein 1989, 136）。

一个真正全国性的私营部门劳工运动的可能性之所以丧失至关重要，原因在于美国政治制度中的领土性（territoriality）和联邦制：如果无法在各州建立统一的力量，劳工运动就无法在其最初在新政期间获得工业立足点的州之外，在州级层面（通过控制州立法机构、法院和州长职位）或在国会和白宫（通过劳工与地方和州政党的关系来选举联邦公职候选人）持续争取影响力。对全国性力量的这些限制也制约了工会推动可能创造新政治机会的劳动法改革的能力。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自新政以来通过的唯一劳工立法通常都涉及对工会活动的进一步限制——这是国会政策漂移（policy drift）的一个有力例证（在本书Kelly和Morgan的章节中有更详细的探讨；另见 Galvin and Hacker 2020）。

劳工运动沿地理线索的碎片化伴随着沿行业线索的碎片化，因为公共部门工人被排除在《国家劳动关系法》赋予的权利之外。到1935年，政府雇员已成为美国劳动力中一个重要且不断增长的组成部分。根据劳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的估计，在NLRA通过的那一年，州和地方政府雇员人数刚超过270万，其中包括100多万名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以及82万名联邦雇员。然而，正如政治学家亚历克西斯·沃克（Alexis Walker, 2014）所揭示的，在NLRA文本的起草过程中，几乎没有提及这些公共雇员（或其工会）。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当时主要的公共部门工会（包括美国州、县和市政雇员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State, County, and Municipal Employees）在威斯康星州的创建地方分会）对《瓦格纳法》基本持积极态度，鼓励其国会议员支持该法案，尽管该法案完全没有承认公共部门雇员的工会权利。

国会劳动关系法案的起草者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排斥，并认为这是避免在已经复杂的一系列提案上引发激烈对抗所必需的。当时，将劳工权利扩展到政府雇员根本不存在共识，公共部门工会对在地方政府甚至州政府层面获得法律承认的可能性也持悲观态度。事实上，在罗斯福的亲劳工盟友中，有一种共识认为政府雇员不同于私营部门工人，他们与国家的关系性质意味着不可能与公共部门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罗斯福本人曾解释说，他认为政府工作的"本质和目的"意味着"行政官员不可能在与政府雇员组织的相互讨论中充分代表或约束雇主"（引自 Cornell 1958: 48）。因此，政府雇员工会还需要再等几十年才能获得对其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利的同等程度的法律承认——即便如此，这些权利也将由地方和州级政府授予，而非来自联邦政府。通过这种方式，行业的排斥进一步加剧了地理碎片化。

罢工浪潮为在国家法律之外承认公共部门工会铺平道路

到20世纪50年代，许多城市和市政公共部门工人已经开始组建和加入工会，尽管他们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的法律保护或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Cornell 1958）。日益增长的压力促使包括费城在内的几个大城市为部分工会制定了谈判和协商程序。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一次重要活动高潮中，威斯康星州通过了一项承认市政雇员谈判权利的法律（1959年），纽约市在新成立的教师联合联合会（United Federation of Teachers）代表的教育工作者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全日罢工后，为其教师建立了谈判程序（1961年），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颁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承认联邦雇员加入自选工会的权利（1962年）。

纽约市的教师为其他政府雇员最终如何获得和扩展其谈判权利提供了行动范本：持续的、高度引人注目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法的罢工（Shelton 2017）。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公共部门工会——尤其是教师工会——动员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许多州和地方对参与罢工的公共部门工人施加了严厉处罚，其动机是认为公共部门工作不可与私营部门相提并论，不应以罢工加以扰乱（Burns 2014）。事实上，在通过承认公共部门雇员谈判权利的初始立法时，许多州添加或加强了罢工禁令以确保劳资和平（Anzia and Moe 2016; Paglayan 2019）；1955年，仅有七个州对教师罢工实施法律禁令，但到1975年这一数字已增至三十一个州。[2] 总共，在这一时期引入的三十三项强制性集体谈判法律中，有十九项包含了加强的罢工禁令（Paglayan 2019）。

因此，为了进一步扩大工会权利并推动提高工资和福利，许多公共部门工人（尤其是教师）通过罢工和其他集体行动违反了法律。正如教师联合联合会的负责人所辩称的，即使州法律另有规定，教师"有权将罢工作为最终武器"。[3] 最近对各州教师集体谈判权利通过情况的量化分析揭示了罢工对教师薪酬和课堂条件的关键重要性：集体谈判权利的扩展只有在教师拥有可信的罢工威胁时，才会增加学校支出和教师薪酬——这反映了劳工诉求的物质回报（Paglayan 2019）。

这些公共部门罢工——尤其是教师罢工——的地理和数量规模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纽约时报》在这一时期的标题让人一窥其浩大规模："密歇根州教师罢工致50万学生延期开学"（1967年）；"佛罗里达州公立学校教师三周罢工今日似乎告终"（1968年）；"教师投票今日罢工：纽约市百万学生受影响"（1975年）；"俄亥俄州教师采取'反向罢工'新震慑策略以争取学校税收资金和大幅加薪"（1968年）。美国教师罢工从20世纪50年代平均每年三次飙升至60年代的三百次，1967年更是超过一百次（Shelton 2017）。教师罢工的高峰出现在1975年，涉及超过32.4万名教育工作者。

教师之所以处于新公共部门激进主义的先锋地位并不令人意外。教师在不断增长的政府雇员劳动力中占据了最大的职业类别之一。在1950年就业的850万公共部门工人中，230万人就职于地方公立学校——与整个联邦政府雇用的工人数量大致相当。此外，与可能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中的其他政府工作者不同，教师几乎遍布每一个城镇，赋予了他们的运动广泛而深入的全国性覆盖。也许最重要的是，教师在其社区中拥有高度可见且受人尊敬的角色，与学生和家庭有着社会联系——这些联系跨越了阶级和党派，即便未跨越种族。所有这些特征赋予了教师在集体行动中强大的杠杆。

教师和其他公共部门雇员的大规模集体行动共同改变了劳动法的格局，更广泛地说改变了劳工运动的面貌。虽然在1961年之前"只有一小部分教师"拥有谈判权利，但到20世纪70年代末，72%的公立学校教师是拥有合法承认的谈判权利的工会成员（Shelton 2017）。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大规模公共部门罢工浪潮的回响延续至今，体现在承认教师集体谈判权利的立法中，并由此体现在公共部门工会的组织影响力上（Anzia and Moe 2016; Flavin and Hartney 2015; Hartney 2014）。这是大规模劳工集体行动如何反哺公共政策的一个清晰例证——对数十年后的政治和经济组织都产生了影响。图3.4概括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教师罢工的历史强度与当今各州教师工会可获得的公共政策和政治资源之间的关系。

图3.4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教师罢工的长期政治后果

图4

注：教师集体谈判权利数据来自作者对州法律的审查。全国教育协会（NEA）收入来自IRS 990申报文件。公共部门劳动力、教师罢工和州就业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 左侧图表显示了2018年教师工会享有的集体谈判权利范围，将各种议题上的集体谈判覆盖范围按0-3分量表取平均值，其中0表示完全没有集体谈判，1表示工会被禁止就某一议题进行谈判，2表示工会和雇主被允许就某一议题进行谈判但不被要求这样做，3表示该议题是双方必须讨论的强制性议题。如图3.4所示，在关键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罢工活动更多的州——如宾夕法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和阿拉斯加州——至今仍拥有更广泛的集体谈判权利。但这不仅仅是更友好的法律制度。教师工会还享有更大的组织影响力，正如右侧图表所显示的，该图表考察了2018年（或向IRS报告的最新可用年份）各州教育协会征收的收入，并按各州公共部门劳动力规模进行了标准化。历史罢工活动更多的州，其教师工会往往拥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当今持续的劳工和政治动员（关于这一关系的更多量化分析，参见 Anzia and Moe 2016）。

公共部门劳工运动的碎片化与右翼的反动员

回到图3.1，我们可以看到，公共部门劳工运动的兴起恰好发生在私营部门工会在经济重大转型和雇主反对加剧的双重压力下持续失去会员之际（Farber and Western 2001; Lichtenstein 2002; Logan 2006）。新近激进化的公共部门工会本可以支撑起全国劳工运动的整体力量。鉴于私营部门工会在历史上一直难以在其地方、车间层面的组织与全国或国际工会层面之间建立中间联系，它们本还可以为劳工运动在各州之间提供至关重要的联结纽带（Weir 2009; Hertel-Fernandez 2019b: ch. 7）。公共部门工会——与历史上许多私营部门工会不同——直接向政府寻求承认和谈判，因此有充分理由在州级层面建立强大的存在（Skocpol et al. 2000）。

对于一个更加统一的劳工运动愿景而言，关键在于联邦立法的通过——该立法本应将公共部门雇员的集体谈判权利写入全国性法律，确保所有州的政府工作者都拥有相同的组建和加入工会的权利。但这种统一劳工的愿景未能实现。劳工运动内部的分裂、保守反对派的壮大，以及公众对政府行业罢工态度的转向，共同扼杀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全国公共就业关系法案》（National Public Employment Relations bill）——这是公共部门工人最接近获得此类立法的一次（McCartin 2008; Walker 2014）。正如新政后期劳工所遭遇的反冲一样，20世纪70年代公众对政府雇员激进主义日益增长的蔑视再次说明了工人所面临的微妙平衡：既要进行确保立法成果所必需的颠覆性行动，又要防止其诉求被大众视为不合法时引发的反冲。虽然政府雇员的早期动员得到了广泛人口群体的支持，但公众转向反对后来的野猫罢工（wildcat strikes）和抗议活动——这些活动在经济困难时期被视为政府工人对权力的贪婪攫取（McCartin 2008, 139）。同样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公共部门工会的反对者越来越能够利用政府雇员及其服务对象的人口构成特征来以种族化的方式表达其诉求。

由于扩大政府行业工会覆盖面的努力失败，公共部门工会与其私营部门同行一样，仍然受到地理上的限制。然而，公共部门工会的地理集中并不像私营部门那样对应于工业活动的空间分布，而是集中在其州法律对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利规定较为有利的州——这又反过来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罢工活动。只有在大西洋中部、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地区，各州才继续拥有特别强大的公共部门工会。在南方和西部的广大地区，公共工会会员人数极少——这是格伦巴赫、哈克和皮尔逊（Grumbach, Hacker, and Pierson）在本章中记录的那些"红州（red states）"独特政治经济的关键要素。

因此，与私营部门劳工运动一样，公共部门工会影响我们高度领土化和联邦化的政治制度的能力因其地理集中而受到限制。即使在公共部门工会仍保有大量会员的州，它们与更广泛的劳工运动的整合程度在各州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在某些州，公共部门工会与私营部门工会密切合作，而在其他州，它们之间的协调要少得多，尤其是在州政治层面（Hertel-Fernandez 2019b: ch. 7）。

公共部门工会与劳工运动其他部分的整合为何重要？在公共部门工会未能与私营部门工会联合的程度上，劳工运动将更难以协同行动和发出统一的政治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在州级政治中应拥有更弱的政治影响力（另见 Ahlquist 2012; Hurd and Lee 2014）。这与克里斯蒂娜·基南和罗布·米基（Christina Kinane and Rob Mickey, 2018）的观点一致，他们论证了工会碎片化会导致工会政治力量的削弱。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工会之间较弱的整合甚至可能导致私营部门工会支持与其政府雇员同行利益相悖的候选人和政策。例如，在威斯康星州，建筑行业工会支持了极右翼的共和党州长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尽管沃克正在推动对公共部门谈判权利的前所未有的削减，这将重创政府雇员工会，尤其是代表教师的工会（Kaufman 2018）。事实上，有些建筑行业工会在2014年沃克竞选连任时提供了大量竞选捐款，而此时公共工会被削弱的后果已经遍及全州。[4]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劳工运动的分野对大众政治行为也有影响。美国典型公共部门工人——进而典型公共部门工会会员——的人口特征与私营部门劳动力截然不同。与私营部门工人相比，公共部门工会会员更可能是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尤其是拥有大学学位或以上）（Wolfe and Schmitt 2018）。男性在私营部门劳动力中占略超半数，但在州和地方政府雇员工会中仅占42%。类似地，私营部门工人中约三分之一拥有大学学位，而州和地方工会会员中这一比例超过62%。虽然公共部门劳动力比私营部门劳动力整体上白人比例更高，但黑人女性在州和地方政府工会中的代表性尤其高于白人女性以及任何种族的男性（McNicholas and Jones 2018）。

这些人口差异为反工会活动人士利用私营部门工人对政府雇员及其工会的性别、阶级和种族怨恨进行动员创造了强大的可能性（Ratliff et al. 2019; Tesler 2016），并且是政府和公共服务更广泛的种族化（racialization）的一部分（例如，Filindra and Kaplan 2020）。正如凯瑟琳·克拉默（Katherine Cramer）在威斯康星州令人信服地记录的那样，在保守派政治家、媒体和活动人士的推动下，该州的私营部门工人——甚至包括现任和前任工会会员——将他们的经济困境归咎于政府雇员（以及延伸至公共部门工会）（Cramer 2014; 2016）。这些私营部门工人的主要抱怨是觉得州政府雇员是懒惰的、脱离实际的专业人员，从纳税人的钱中获得了过高的工资和福利。反过来，公共部门的慷慨支出正是这些私营部门工人觉得自己未能获得工资增长或足够的养老金和健康福利的原因（另见 Kane and Newman 2019）。持有这些对教师和其他公共部门雇员感受的威斯康星州居民，随后成为保守派共和党州长斯科特·沃克的重要选民基础——沃克在2010年成功当选后发起了削减公共部门工会权利的运动，并成为更广泛的茶党运动（Tea Party movement）的一部分（Skocpol and Williamson 2012）。

正如威斯康星州怨恨政治的例子所清楚表明的，大众对政府工会的反对有其精英基础。而精英对公共部门工会的反冲则根植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公共雇员罢工浪潮——它激发了企业和保守派活动人士的强烈反动员，试图削弱公共部门工人争取到的法律权利，即使在像威斯康星这样长期支持政府雇员工会的州也是如此（另见 McCartin 2008）。

纵观20世纪70年代各州的情况，保守派活动人士的领军人物对公共部门劳工运动——尤其是教师——的崛起感到忧虑，因为他们已成为州政府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并且是更广泛的全国性联合会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公共部门工会——如代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机构工人的AFSCME，以及代表教师的AFT和NEA——可以在其附属组织之间重新分配财政资源。但这也意味着它们可以在其已积累大量会员的各州之间迅速传播政策理念，同时在许多州推动相同的政策。

至关重要的是，保守派注意到，公共部门工会并不局限于在与其职业直接相关的议题上进行游说，而是参与了其他一系列政策领域（Hertel-Fernandez 2019b: ch. 7）。一位保守派领袖指出，当时"州立法机构中最有效的游说力量"是"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她继续说道：

许多人被误导，以为全国教育协会只就教育相关立法进行游说，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反对工作权法（right to work laws），他们反对平衡预算决议（balanced budget resolutions），他们支持同工同酬法案（comparable work bills），他们参与了州立法机构中几乎每一项重大立法。他们组织得非常好，资金极其充裕。 （引自 Hertel-Fernandez 2019b: ch. 1）

另一位保守派领袖总结道，像新近壮大的教师工会这样的团体：

提出了示范立法（model legislation），并同时在多个州推动……[然后]他们会用这样的论据："某某州已经通过了，那应该没问题。"于是法案就会推进，有时同时在三十个甚至更多的州进行。通常，自由派法案在你们[保守派活动人士]准备好和组织好论据之前——如果还能来得及的话——就已经从委员会推进到全体投票了。各州的[保守派活动人士]各自为战——而且他们被打得溃不成军。 （引自 Hertel-Fernandez 2019b: ch. 1）

作为回应，一小群右倾政治家在若干保守派制度建设者和捐赠者的帮助下，成立了"州立法者保守党团（Conservative Caucus of State Legislators）"，旨在为希望推动更保守议程的州级民选官员提供一个论坛和支持网络。该组织后来更名为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 ALEC），此后将私营部门企业、保守派活动人士和捐赠者以及州立法者聚集在一起，为州政府制定"示范法案（model bill）"提案。

虽然ALEC所推动的议题随时间推移有所变化，反映了其成员构成的演变，但贯穿其法案提案历史的一条共同主线一直是推动攻击工会的法案——尤其是公共部门工会。这些提案包括禁止代理费的工作权法（right-to-work laws）、削减集体谈判权利、使工会更难收取会费的措施、对工会政治动员设置障碍，以及对定期重新认证施加繁琐要求。

ALEC从未将这些反劳工法案视为目的本身。相反，ALEC帮助其成员——尤其是企业成员——认识到，通过削弱公共工会劳工权利的法案将削弱自由派的政治力量，使民主党更难赢得选举。这反过来将为ALEC通过其私营部门企业、自由意志主义活动人士和社会保守派倡导团体所偏好的立法铺平道路。

ALEC关于削减公共部门工会权利的策略是创新性的，因为没有理由让所有成员——尤其是许多企业成员——必然投入到与教师或其他政府雇员的斗争中去。虽然择校改革者和其他小政府自由意志主义者有明确的理由与教师对抗，但ALEC的私营部门企业并没有直接动机去支持这一行动——相较于ALEC在减税、放松监管或亲商补贴等方面的其他努力。相反，这证明了ALEC作为一个协会的协调能力——它帮助其企业选民认识到政策的价值：不仅仅是实现特定技术目标（如推动择校或追求减税）的手段，更是一种重塑政治权力的方式——通过削弱对手的力量（Feigenbaum et al. 2019; Hertel-Fernandez 2019a）。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商业协会（由政治活动人士和企业家领导）在推动企业对公共工会的集体行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与对私营部门工会的行动形成对比（另见 Martin 2000; Martin and Swank 2012）。通过这种方式，ALEC的保守派领袖帮助引导私营企业转向导论以及拉赫曼和泰伦（Rahman and Thelen）在本章中记录的保守、反政府议程。

随着时间推移，ALEC的努力得到了另外两个同样致力于击败劳工运动的跨州网络的支撑：州政策网络（State Policy Network, SPN；1986年成立）和繁荣美国人（Americans for Prosperity, AFP；2004年启动）。SPN专注于在每个州组建一个保守的、亲商的智库网络，而AFP则建立了一个由草根志愿者和带薪工作人员组成的联邦制倡导团体，能够介入学校董事会、市议会、州级和联邦选举及政策辩论。尽管代表不同的选民群体并从事不同的活动，这三个组织都推动类似的政策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击败公共部门工会方面。

这三个组织倡导了一系列州级权利削减措施，削弱了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爱荷华州、肯塔基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等州的工会力量和民主党的选举前景（Feigenbaum et al. 2019）。但重要的是，这三个保守派网络并不局限于在州立法机构的舞台上作战。它们还寻求通过法院来遏制政府雇员工会，SPN的智库附属机构支持了若干最近的联邦法院裁决，这些裁决使公共部门工会更难吸引和留住会员以及筹集收入（Hertel-Fernandez 2019b: ch. 7；另见 Rahman and Thelen 在本章中的论述）。

最重要的是，SPN附属机构为"贾努斯诉AFSCME案（Janus v. AFSCME）"裁决（及其前身"弗里德里希斯诉加州教师协会案（Friedrichs v. California Teachers Association）"）提供了理论支持——该裁决认定，任何公共部门工会不得向非会员收取费用，即使非会员从工会谈判达成的合同和申诉程序中受益。该裁决有效地将工作权原则适用于所有政府雇员，即使在此前非工作权州——如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伊利诺伊州——也概莫能外，极大地削弱了公共部门工会吸引会员和维持收入的能力。因此，法院帮助保守派活动人士即使在他们不可能通过新州立法的州也实现了对公共部门工会权力的削弱。这是美国政治制度如何有利于能够在不同制度场域之间无缝切换的有组织群体的一个绝佳例证：裁决一经通过，SPN附属机构便与AFP的草根分会合作，联系政府雇员工会成员，告知他们新获得的无需缴纳代理费即可退出工会的权利，进一步削弱了劳工力量。

总而言之，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席卷全国的公共部门罢工浪潮深刻重塑了美国政治版图。通过这些罢工，政府雇员说服了公众——并最终说服了民选官员——他们对更高工资、福利和集体谈判的诉求是正当的。在公共部门工人组织并参与更广泛劳工行动的地方，他们更有可能看到州法律巩固其组建工会、集体谈判和收取会费的权利。通过这些法律，工会得以组织更多会员并筹集更多收入。然而，罢工浪潮并不完整，错过了全国许多从未扩展谈判权利或仅部分扩展的地区，使公共部门工会在各州内部和跨州层面都处于地理和行业的碎片化状态。罢工浪潮还引发了右翼的大规模反动员，这将成为近几十年来劳工运动面临的最重大威胁之一。

除了这些阻碍真正全国性公共部门劳工运动的障碍之外，还有其他理由对美国政府工会的进一步大规模扩展持怀疑态度。自2000年代以来，公共部门劳动力的增长已大幅放缓，限制了加入政府雇员工会的潜在合格工人的储备。更广泛地说，许多政治家——甚至左翼人士——对扩大公共部门的规模仍持深深的怀疑态度（Hacker and Pierson 2016）。近几十年来，民主党人因担心引发反冲，转而依赖补贴或受监管的私人替代方案来扩大公共项目（Howard 1997; Mettler 2011）。这种"潜没的（submerged）"或"隐藏的（hidden）"政策不仅限制了政府工人的直接雇用，还模糊了国家的角色，使未来更难建立对扩大公共权力的支持（Mettler 2011）。虽然一些民主党人已经放弃了这种更为温和的政府愿景——例如，通过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或全民医保（Medicare for All）等提案，以及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总统2021年初颁布的紧急救济计划——但在民主党完全控制白宫和国会的情况下，持久扩大国家规模的计划仍然前景渺茫。

相反，未来的公共部门工会行动似乎最有可能在以下政策领域取得成功：提高劳工标准但不一定增加政府规模的政策，以及聚焦于那些一直在削减基本公共服务直到连保守派公民也愿意支持增加公共支出的州。我们现在转向"争取十五美元运动（Fight for Fifteen）"和"红衣换教育运动（Red for Ed）"中两个此类运动的案例。

新劳动法能否拯救局面？

在评估劳工政治的最新发展时，凯特·安德里亚斯（Kate Andrias, 2016）认为，我们正在看到一种"新劳动法（new labor law）"的兴起——它将工会视为政治行动者，旨在提高整个行业和地区的工作标准，而非仅仅在单个企业层面。在这些新组织形式中，首要的代表就是"争取十五美元运动"。该运动于2012年在低薪服务业和零售业工人中发起，号召雇主以及地方、州和联邦官员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并承认工人组建工会的权利。

尽管该运动并不直接涉及公共部门雇员，但这些抗议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罢工浪潮之间存在强烈的相似之处：近年来的低薪工人和早期年代的公共部门工人都在寻求通过州立法来提高其劳工标准。此外，这两类劳工行动都是在传统劳动法框架之外进行的：对于低薪服务业工人来说，因为他们缺乏工会；对于公共部门雇员来说，因为他们要么尚未拥有正式的谈判权利，要么缺乏罢工权利。最后，"争取十五美元运动"的最大支持者是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SEIU），它目前是全国第二大公共部门工会，代表超过一百万名地方政府和州政府工人、公立学校雇员、公交车司机和托儿服务提供者。[5]

最初，"争取十五美元运动"以大型连锁快餐店（如麦当劳、汉堡王、肯德基和棒约翰）工人的停工和罢工形式出现，但抗议最终扩展到餐饮行业之外，涵盖了其他行业的低薪工人，最终在约340个城市中引发了大规模示威。随着直接行动的持续，社区倡导团体开始推动立法和投票倡议，以在全美众多城市和州提高最低工资并制定其他劳动力市场标准——如带薪病假和家庭假。该运动声称，约1000万工人有望获得每小时15美元的最低工资，自运动发起以来已有1900万工人获得了最低工资提升（数据来自 Ashby 2017）。在重大象征性胜利中，民主党在其2016年选举的官方纲领中采纳了每小时15美元最低工资的目标，而拜登总统2021年救助计划中最初也包含了将联邦工资提高到该水平的计划。

这些是巨大的成就，直接改善了数百万低薪美国工人的生活，并无疑转变了民主党内部围绕劳动力市场标准的共识（Greenhouse 2016）。但如果不改变州级层面的权力分配，"争取十五美元运动"就无法真正覆盖全国，尤其是在共和党控制的州——鉴于美国政府的联邦制结构。共和党控制的州可以简单地通过"优先适用（preemption）"法律，压制其城市制定超过州级水平的劳动力市场标准的能力（Hertel-Fernandez 2019b: ch. 7）。这意味着，在被优先适用的州中，城市不能将其最低工资提高到州立法机构设定的水平之上。而这正是共和党政府所做的——在我之前描述的保守派跨州网络——尤其是ALEC——的协助下。到2016年，近十分之六的美国人居住在禁止地方提高最低工资的州，近十分之四的美国人居住在禁止地方带薪病假或家庭假的州（Hertel-Fernandez 2019b: ch. 7; Bottari and Fischer 2013）。因此，"争取十五美元运动"的全部影响只会在民主党人和进步人士已经拥有相当政治权力的州才能感受到。该运动在红州经济中毫无用武之地。

除了地理覆盖范围的限制之外，"争取十五美元运动"还面临可持续性的挑战。该倡议最初由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发起，旨在培育一个大胆的"改变格局者（game changer）"，能够产生与20世纪30年代产业工会联合会充满活力的组织运动同样的能量（Ashby 2017; Rolf 2016）。但尽管该努力无疑实现了其第一个目标——改变围绕低薪工作的全国性话语——却未能实现其第二个目标，即将参与运动的低薪工人组织成"持久的工人组织"以"建设工人阶级力量"（Rosenblum 2017）。而在没有产生大量新的缴纳会费的工会会员的情况下，"争取十五美元运动"对劳工运动的组织力量和长期复兴的贡献有多大尚不清楚。部分由于这些艰难的考量，SEIU在2018年似乎正在逐步减少对该运动的直接投入（Jamieson 2018）。

如果"争取十五美元运动"要在其在红州之外成功通过的最低工资法律之外产生持久影响，那很可能是通过它帮助培养的活动人士和领导者，以及它引发的公众舆论转变来实现的。问题在于，未来的劳工努力能否成功动员这些草根领袖和大众，以"争取十五美元运动"未能实现的方式来改变立法，促进低薪劳动力的更大规模工会化。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公共罢工浪潮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政府工人将其能量和大众支持引导到法律变革中——不仅提高了他们特定职业的工资和福利标准，还巩固了他们组织和谈判的集体权利，从而帮助产生了赋予公共部门工会数十年力量的政策反馈效应（policy feedback effects）。

一个非常类似的问题也悬在最近的教师罢工——也被称为"红衣换教育运动（Red for Ed）"——之上。2018年2月，一群积极的西弗吉尼亚州教师说服该州教师工会发起罢工，以回应长期低工资和不断攀升的医疗保险费用的抱怨（Hampson 2019; Hauser 2018）。罢工令许多人感到意外，尤其是因为它发生在一个公共部门工会力量薄弱、教师罢工属于非法的非常保守的州。更令人意外的是州政府的回应：在持续两周、导致超过25万儿童停课并包括向州议会大厦游行的罢工之后，立法机构承诺给教师和其他学校雇员加薪5%，并成立一个工作组来解决医疗保险费用问题（Bidgood 2018）。

受西弗吉尼亚州教师动员——及其成功——的启发，2018年春季和秋季，教师罢工浪潮蔓延到俄克拉荷马州、肯塔基州、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这些罢工总共涉及超过35万名教师和数百万学生，并在许多州取得了成果。俄克拉荷马州为教师和后勤人员争取到了薪资提升，同时增加了公立学校拨款；科罗拉多州获得了薪资增长和经济衰退前教育支出水平的恢复；亚利桑那州则获得了教师和工作人员薪资的大幅提升。

与"争取十五美元运动"类似，2018年教师罢工与安德里亚斯描述的"新劳动法"以及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更早的教师罢工浪潮有着强烈的相似性。与早期的教师罢工一样，工人们在传统劳动法框架之外（往往是违法地）进行劳工行动，目的是通过州立法程序而非通过与个别雇主或学区的传统集体谈判来提高整个行业的工作标准。这些红州中的州政府就像奈杜（Naidu）在本章中记录的高人员流动率的买方垄断（monopsonistic）雇主一样，利用其劳动力市场力量压低教师薪酬。而且非常像"争取十五美元运动"一样，2018年教师罢工在大规模集体行动之前被认为不可想象的工资和福利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

但"争取十五美元运动"与2018年教师罢工还有另一个相似之处，揭示了两种方法的局限性，并使它们区别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公共部门罢工浪潮：在这两种情况下，运动都未能获得以新工会代表权、扩展的集体谈判权利或罢工权利等形式赋予工人更大制度和组织权利的政策变革。因此，2018年的教师动员能否产生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教师罢工相同的巩固效应——建立教师工会持久的组织和政治影响力，重塑州级工会力量版图——仍是一个未决问题。

相反，与"争取十五美元运动"一样，教师罢工最重要的后果可能在于其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它们说服公众相信教师对更高工作标准的诉求是正当的，并为其他人（包括教师，也包括其他职业的工人）提供了关于劳工集体行动能取得何种成就的教训（Biggs 2005; Soule 1997; Wang and Soule 2012）。从定性角度看，有充分理由相信教师罢工已经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因为后来各州的领导者都将此前的罢工——尤其是西弗吉尼亚州的罢工——引为自己采取行动的灵感来源。亚利桑那州带头发起该州罢工的一位活动人士表示，他相信西弗吉尼亚州的罢工对亚利桑那州的教师是"鼓舞人心的"，它"唤醒了全国教室中沉睡的巨人"（Arria 2018）。我与苏雷什·奈杜和亚当·赖希（Suresh Naidu and Adam Reich）共同进行的民意调查支持了这样一种直觉：2018年教师罢工改变了公众对教师集体行动——以及更广泛的劳工运动——的看法（Hertel-Fernandez, Naidu, and Reich forthcoming）。

展望未来，2018年的罢工不仅可能为法律变革和更强的劳工组织积累了公众支持的蓄水池，还可能帮助培养了一小批劳工活动人士，他们可能继续参与未来劳工组织和行动的高成本工作（Uetricht and Eidlin 2019）。这一理论已有初步证据：教师们利用在2018-19年大规模动员期间建立的结构和网络，在新冠疫情期间抗议不安全的学校重新开放计划。

工会领导者在未来数月和数年中有责任利用这种支持性的公众氛围以及其队伍中的"激进少数派（militant minority）"。就公共部门劳工持续动荡而言，这些结论表明，政府雇员动员最有可能在以下条件下在新的州级收入和支出方面以及工会力量建设方面取得新突破：政治家一直在剥夺社区高度珍视的公共服务的资源——鉴于疫情衰退迫使州和地方支出削减，这一问题可能变得更加尖锐。在这些条件下，即使是保守派选民也能被说服，认可公共雇员为重要的政府支出争取更多资源的诉求是正当的。这些条件包括许多处于共和党全面或部分控制下的州，但也包括像科罗拉多州或加利福尼亚州这样的民主党州——这些州对教育等公共服务所能征收的收入施加了严格限制。

对理解美国劳工运动和美国政治经济学的启示

在本章中，我勾勒了政治经济学视角如何揭示美国劳工运动发展中的重要主题——这些主题可能不会在对工会的常规处理中显现。除了邀请对公共和私营部门工会之间互动的进一步比较研究外，本章还包含关于美国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更广泛洞见，涉及地理和领土碎片化、私营部门企业与右翼政治活动人士和捐赠者之间的独特联盟，以及法律和法院的作用。

美国政治中的地理碎片化。 在本书的导论中，我们强调了各州在美国联邦制中拥有的独特权力，这意味着在多个州中组织起来的行动者可以在州内（通过州立法机构和州长）以及全国层面（通过领土代表制的国会和选举人团）对政策制定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力。这种跨州影响力——或缺乏这种影响力——构成了对美国劳工运动相对政治弱势及其短暂力量时刻的关键解释的一部分。正如简要的比较分析所说明的，公共部门劳动政策的分散化和不均衡性也是美国劳动政策制度与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相比最独特的方面之一。公共部门劳动政策的分散化还赋予了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挑战工会力量的商业和保守政治联盟以不成比例的影响力。这是因为分散化赋予了企业对政策制定更大的结构性影响力（Culpepper and Reinke 2014; Hacker and Pierson 2002），而且专业化程度较低的州立法机构更依赖外部利益集团提供立法资源和理念（参见 Hertel-Fernandez 2019a）。

企业联盟对抗公共部门劳工。 美国企业界的大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反对私营部门工会力量的扩展——无论是在车间还是在政府中（Lichtenstein 2002; 参见 Swenson 2002）。其他国家的工会也同样如此（例如，Korpi 1983）。更不寻常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对政府雇员工会的激烈抵制。鉴于公共部门工会并不直接威胁大多数私营部门管理者的特权，它们对公共部门工会的反对令人费解。这些企业为何投入经济和政治资源来削弱公共部门工会的影响力？答案在于保守派活动人士、政治家和捐赠者的联盟——他们成功地说服了企业高管，使其认识到击败公共部门工会所带来的政治红利。这反映了美国企业与保守派政治之间更广泛的长期联盟——在导论中已有提及——对包括劳工政治在内的各种政策辩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与保守派运动团体结盟的美国企业采取了越来越极端右翼的立场，与历史立场以及与其他国家同行的立场都格格不入（例如，Hacker and Pierson 2016; Martin and Swank 2012）。尽管这种联盟有其精英根源，但它也找到了大众支持。保守派政治领袖将白人选民中的种族不满情绪与对政府——以及对政府雇员及其工会——的怨恨联系起来。创业型保守派领袖之所以能够建立这种联系，是因为利用了现有的种族刻板印象以及少数族裔美国人——尤其是黑人美国人——在公共部门工作中的过度代表性。这种强大的组合反映了当代共和党中族裔民族主义诉求（ethnonational appeals）与精英企业和捐赠者经济利益之间更广泛的融合（导论，本卷；Hacker and Pierson 2020）。

法律在建构美国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 本章最后加入了一长串学者的行列，强调法律作为解释美国劳工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调和政治和经济力量方面的作用（例如，Forbath 1991; Hattam 1993; Orren 1991）。但本章并非简单重申法律及其被亲雇主的司法机构所解释的事实塑造了工会可获得的机会，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集体行动与政策之间存在的反馈循环上。正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罢工浪潮的持久范例所生动说明的，大众劳工集体行动可以改变法律，为工人巩固新的权利和资源，从而在未来的岁月中加强其工会的政治地位。但反之亦然：正如工会的保守派反对者早已认识到的，削减工会权利会产生不断累积的政治红利。如果工会要扭转数十年的衰退，更遑论取得新的进展，那么借鉴能够再次将新权利嵌入美国法律的大规模集体行动将是明智之举。

注释

[1] J. Visser, ICTWSS Database, version 6.1. Amsterdam: Amsterdam Institute for Advanced Labour Studies (AIA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November 2019.

[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ublic Sector Collective Bargaining Law Data Set, with updates from Kim Rueben and Leslie Finger.

[3] "Teachers Group Firm on Strikes." 1961.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7.

[4] 参见 www.wisdc.org/news/press-releases/76-press-release-2015/4888-unions-contributed-more-than-83k-to-help-reelect-walker。

[5] www.seiu.org/cards/these-fast-facts-will-tell-you-how-were-organized/。

第四章

美国政治经济学中的种族与政治发展

罗伯特·C·利伯曼

第二部分 种族、空间与治理（Race, Space, and Governance）

第四章 种族不平等、市场不平等与美国政治经济学（Racial Inequality, Market Inequality,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克洛伊·瑟斯顿（Chloe Thurston）

引言

2017年末，一项关于波士顿种族财富差距的研究登上了新闻头条：该研究揭示，波士顿黑人家庭的净资产中位数仅为8美元，而白人家庭则为247,000美元（Hill 2017; Johnson 2017; Muñoz et al. 2015）。波士顿的差距或许比全国整体情况更为突出，但后者同样触目惊心。2016年，全国范围内黑人和西班牙裔家庭的净资产中位数分别为17,000美元和20,700美元，而白人家庭为171,000美元（Dettling et al. 2017）。有子女家庭之间的差距更为显著。2016年，有子女的黑人家庭所持有的财富仅占有子女的非西班牙裔白人家庭财富的1%（Percheski and Gibson-Davis 2020: 1）。尽管新冠疫情的全面影响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但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对种族财富差距的影响颇具启示意义。所有种族的家庭净资产均有所下降，但非白人家庭的下降更为剧烈，其恢复也更为缓慢（Thompson and Suarez 2019）。

物质性种族不平等（material racial inequality）的持续存在，包括种族财富差距，在过去数十年间激发了大量社会科学研究。学者们已识别出若干促成因素，包括住房、信贷、消费和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Pager and Shepherd 2008）；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的历史政策遗产（Katznelson 2005）；家庭财富与代际传递的动态（Conley 2010; Oliver and Shapiro 1995）；白人对物质性种族不平等程度的误解（Kraus et al. 2017）；联邦政府未能以持续方式全力投入民权执法（King 2017）；以及掠夺性商业行为在从种族—阶级受支配社区（race-class subjugated, RCS）中抽取财富方面所扮演的角色（Seamster and Charron-Chénier 2017; Soss and Weaver 2017; Taylor 2019）。这些观点中许多（尽管并非全部）的底层逻辑是：种族主义是美国政治经济的构成性要素（Darity et al. 2015; Dawson and Francis 2016; Harris and Lieberman 2013）。

本章探讨美国种族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重点聚焦于其对公私社会政策（public-private social policies）的依赖——我用这一总括性术语来涵盖间接政策机制，如第三方委托、雇主、税法和信贷支持等。这些政策的核心在于借助市场机制来实现社会政策目标，包括风险防护、满足基本需求和保障向上流动的机会。

本章的论点包含两个层面。第一，由于公私社会政策依赖市场机制来提供基本需求、获取机会和防护风险，它们可能固化甚至放大既有的种族不平等。这是因为许多公私社会政策福利的有效价值取决于就业条件、地理区位和家庭财富等因素，而这些因素本身在种族间存在高度不平等。此外，除了放大这些差距之外，公私社会政策还可能以增加某些公民风险暴露的方式运作。

第二，支撑这些结果的政策安排已被证明在政治上难以撼动，这与其隐蔽的制度设计和分配效应密切相关。在依赖间接机制向社会福利输送公民的政策中，集体行动的障碍比比皆是。低可见性损害了公民准确地将结果归因于政府并使政策制定者承担责任的能力。此外，造成更广泛种族经济福祉差距的多种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这意味着即使可见性和归因挑战得以克服，倡导者仍面临在需要更深层次改革和坚定执法的背景下将其诉求狭隘界定的困境。相比之下，私人供给者则从这些信息不对称中获益。他们深刻认识到法律和政策对其盈利能力的作用，能够将利润再投入到有针对性的政策和监管诉求中。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监管变得过于繁重，私人供给者可能威胁完全退出某一市场。这些动态与本卷其他章节所强调的美国政治经济（APE）的若干特征相关联，包括管辖区内机会的囤积（Trounstine，本卷）、围绕住房和高等教育等地位性商品（positional goods）的竞争（Ansell and Gingrich，本卷），以及商业集中度和商业权力的上升（Braun，本卷）。

美国的公私社会政策

在发达经济体中，福利国家是家庭与市场之间的关键纽带。从教育、医疗、失业保险、家庭和病假到儿童保育，各种政策和制度帮助家庭、雇主和国家行为者应对以下问题：谁承担培训工人、适应经济衰退和转型、应对突发紧急情况以及照顾被抚养人的成本和风险。这些问题如何得到解决，对家庭、企业和政府而言影响深远。应对这些问题的制度安排在不同时间、不同政治疆界和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表明了它们根本上的政治性质。

美国严重依赖市场渠道和私人行为者来提供在更完善的安全网中由政府直接管理或（在保险或侵权法方面）具有冗余性的福利，这使其有别于大多数其他经合组织（OECD）国家，如图4.1所示，许多学者已有论述（Hacker 2002; Howard 2007; Mettler 2010; Morgan and Campbell 2011; Prasad 2012）。仅就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而言，美国的19%略低于经合组织20%的平均水平。但在私人社会支出方面，美国以12%的GDP占比几乎位居榜首，仅次于荷兰的13%。

图4.1 经合组织国家的公共和私人社会支出

图1

来源：经合组织（OECD） 经合组织对私人社会支出的衡量标准定义较为狭窄，涵盖通过私营部门提供的、具有强制性要素或人际风险再分配性质的福利，在美国主要体现为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采用更宽泛的定义，表4.1展示了美国社会政策通过公私政策渠道实现福利国家核心目标的多种方式，包括满足基本需求、防护风险和促进机会（Michener et al. 2020）。这一对公私福利国家的核算不仅包含经合组织衡量标准中的雇主健康和退休福利激励，还扩展到诸如《美国残疾人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等监管底线（Howard 2007）或州汽车保险要求（Fergus 2013）；诸如房利美（Fannie Mae）和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等使广泛信贷获取成为可能的制度（Quinn 2019; Thurston 2018）；由公共财政资助但通过私营部门分配的儿童保育和住房补贴；以及范围广泛的税收减免和抵免。虽然这不是一份完整的核算，但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政策、法律和法规借助市场机制实现社会政策目标的多种方式，对于思考这些机制如何与既有的种族不平等和劣势线相交叉至关重要，这将在下一节中讨论。

表4.1 私人、半私人或委托提供的多种类型

图2

公私社会政策的分层特征

公私社会政策的一个长期被认可的特征是，它们倾向于根据公民既有的市场地位——无论是就业状况、收入还是财富——对其进行分层。例如，公民享受雇主提供福利的能力首先取决于其雇主是否提供此类福利。此外，如表4.2所示，就业状态不符合标准就业模式（全职、在场工作、非承包商）的工人获得雇主赞助福利的可能性更低。即使是那些在形式上有资格获得雇主福利的人，也可能发现其收入或既有财富影响了他们充分参与的能力。

表4.2 向工人提供的就业福利（按就业状态分类） 注：调查对象为主要工作中受雇于他人或作为承包商工作的成年人。 来源：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2018年住房经济决策调查（Survey of Housing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图3

既有的市场地位还塑造了税收支出（tax expenditures）的可得性和潜在价值。许多税收支出仅适用于逐项申报税收减免而非选择标准扣除的纳税人（在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Tax Cuts and Jobs Act）实施后的年份中，仅有14%的家庭选择逐项申报）。此外，随着家庭收入进入更高的税率档次，以及家庭在税收优惠商品上的支出增加，税收支出的实际价值也会提高。基于这些原因，许多公私社会政策被认为具有广泛的向上再分配效应（Faricy 2015; Howard 1997; Mettler 2010）。

公私社会政策也可能为其名义受益人产生不均等的投资回报。某些类型的项目，如退休账户，明确被设计为投资工具，为参与者赚取未来回报。但即使是那些并非以投资账户形式构建的政策，也可以发挥投资功能，使公民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或获得住房所有权。这种某些公私社会项目的投资属性意味着，我们应特别关注可能与投资回报相关的因素，以及这些回报如何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投资的价值会因广泛的市场条件而异（例如，购买房屋的时机对未来回报可能影响很大，或者即将退休时股市的状况），从而帮助按队列对回报进行分层。除代际问题外，回报还可能受到以下因素的塑造：家庭资源——这可能使用户能够以产生更高回报的方式进行投资，同时避免某些形式的风险性债务；关于不同类型投资机会的信息质量和可得性；以及一个人所能获得的机会类型。

与上述各点相关的还有私人供给者和市场营销的角色。公私社会政策往往依赖激励措施来鼓励自愿参与。社会政策市场（social policy marketplaces）的出现是为了鼓励私人供给者将其活动扩展到他们自愿范围之外，但这可能给企业和其他供给者留下决定什么是可销售的以及如何向不同细分市场进行营销的自由裁量权（Gingrich 2011; Thurston 2018）。由于这会影响所提供商品的定价和质量，企业如何理解（并据此采取行动）其运营的不同市场，也会对个人结果产生影响（Fourcade and Healy 2017）。

总之，虽然公私社会政策发挥着福利功能，帮助防护风险、满足基本需求或提供获取关键机会的途径，但它们也可能对人群进行分层。一个人是否能够获得这些项目，以及其获得这些项目的条件，都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包括其既有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可获得的机会和信息类型、所追求投资的质量以及运气。此外，依赖第三方供给者获取社会福利也为差异化营销和定价提供了机会，这可能塑造福利的价值，甚至将某些形式的福利转变为风险来源。正如以下几节所展示的，这些分层来源与美国的种族分隔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物质性种族不平等以及应对不平等的政治。

"种族化的制度场域"

美国的市场经济，用弗雷德里克·哈里斯（Frederick Harris）和罗伯特·利伯曼（Robert Lieberman）的描述来说，是一个"种族化的制度场域"（race-laden institutional arena）。不足为奇的是，上述分层线远非种族中立的，它们构成了"相互关联的力量……倾向于系统性地将有色人种排斥在成功、充满活力的市场的高端之外，而将他们与破碎或功能失调的市场联系在一起"（Harris and Lieberman 2013: 24）的某些方面。公私社会政策产生种族差距，既因为其委托设计创造了歧视的机会，也因为它们与劳动力市场不平等、居住隔离和财富不平等的交互作用。

许多公私社会政策的委托结构是结果中种族不平等的一个来源。在更传统的福利国家项目中，已有充分研究表明，分权化和地方委托可以使表面上种族中立的政策呈现出种族差异化的结果（Lieberman 1998）。在公私社会政策中，将政策责任委托给第三方行为者——包括贷款机构、雇主、房地产经纪人、大学招生人员和保险公司——同样可以为个人层面的歧视创造空间。种族歧视在劳动力和住房市场中仍然普遍存在，有可能在公民获取和体验公私社会政策方面（就福利和风险暴露而言）产生差距。基于刻板印象和歧视的个人决定和行为也可能在一次交易或交换过程中累积，从而扩大种族差距（Korver-Glenn 2018; Massey et al. 2016）。

公私社会政策还可能与既有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线相互作用，从而放大不平等。在一个"自其诞生之初便由种族等级制度体系所全面构成"的政治体中，公共政策的输入和输出都是"深度种族化的"（Michener 2019: 423; 另见 King and Smith 2005）。例如，获得雇主提供的福利——公私福利国家的基石——取决于进入一个在职业、雇用、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存在种族（和性别）差距的劳动力市场（Hamilton et al. 2011; Pager and Shepherd 2008; Shapiro 2017; Warren 2013; Weeden 2019）。尽管自1980年代以来，雇主提供的健康和退休保险覆盖面总体呈下降趋势（见图4.2和图4.3），但在整个时期内，白人工人获得此类保障的比例一直高于西班牙裔或黑人工人。正如历史学家詹妮弗·克莱因（Jennifer Klein）的研究所表明的，职业隔离在历史上一直将非白人工人排斥在以雇主为基础的福利国家之外（Klein 2006）。那些能够获得雇主退休计划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工人，其参与率往往更低，缴费金额更小，提前支取的可能性也高于白人同行（Rhee 2013; Shapiro et al. 2013）。除了与雇主提供福利的关联之外，工资不平等还可能通过影响公民和家庭可用于向税收优惠账户缴款或购买税收优惠商品的资源，以及承担债务的需要，来决定其他公私社会政策安排在多大程度上提供风险防护并促进机会。[1]

图4.2 按种族分类的雇主养老金覆盖情况 来源：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美国工作状况数据图书馆（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Data Library），"养老金覆盖"2019。www.epi.org/data/#?subject=pensioncov&r= 图4.3 按种族分类的雇主医疗保险覆盖情况 来源：经济政策研究所，美国工作状况数据图书馆，"医疗保险"2019。www.epi.org/data/#?subject=healthcov&r= 美国居住隔离的程度和持久性为公私社会政策加剧种族不平等提供了又一途径（Sampson et al. 2002）。社区对多种结果产生影响，包括关于机会的信息、社会流动的机会、保险等商品的价格以及住房投资的回报。种族隔离可能加剧这些不平等（Massey 2007; Perry 2020; Perry et al. 2018; Trounstine 2018）。[2]

居住隔离对少数族裔成员——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种族—阶级受支配社区中的成员（Soss and Weaver 2017）——的代价是多方面的。在少数族裔占多数的社区中，驾驶者的汽车保险费用高于背景相似但居住在全白人社区的驾驶者，实际上将财富从少数族裔地区转移到了白人地区（Fergus 2013）。对住房所有权回报的研究发现，在美国各都会区中，黑人占多数社区的房屋估值大约是没有黑人居民社区的一半。在黑人占多数的社区中，质量相似、设施相似的房屋比没有黑人居民的社区低23%（Perry 2020; Perry et al. 2018）。简言之，社区种族构成仍然是自住房屋价值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指标，这一现象无法完全由房屋和社区质量的差异所解释，它影响着政府住房所有权政策在种族间的相对价值。

种族—阶级受支配社区还经常成为公私社会政策中掠夺行为的目标。边缘金融机构（fringe financial institutions），包括发薪日贷款机构（payday lenders）、支票兑现店和汽车产权贷款公司（loan title companies），在主流金融机构服务不足、无银行账户人口众多的边缘化社区中有着不成比例的存在（Cover et al. 2011）。使用者支付的溢价可能加剧整体经济不平等模式；然而，这些机构的存在是为了满足在其他方面未被满足的需求（Charron-Chénier 2020; Posey 2019; Servon 2017）。类似地，营利性高等教育公司、房屋销售者和抵押贷款机构经常在种族—阶级受支配社区推销高风险产品。与边缘银行一样，这些产品虽然具有风险，但通常满足了居民对资质证书和住房的真实需求。生活在种族隔离和种族—阶级受支配社区中的学生更可能成为营利性大学和证书项目的目标。[3] 此类项目满足了低机会社区年轻人对相对快速获取资质证书并最终与具体就业机会挂钩的需求（而非四年制文科学位）（Holland and DeLuca 2016）。但与传统社区学院和四年制非营利院校相比，它们也与更高的债务负担和违约率、更高的未完成率以及更低的就业回报相关联（Cellini and Turner 2019; Cottom 2017）。很难将私人供给者的盈利策略和营销行为与隔离的现实分离开来，后者使得对种族—阶级受支配社区进行高效定向、提供高成本和掠夺性形式的服务成为可能（Taylor 2019）。

最后，与上述各点相关的还有不平等的家庭财富和继承在家庭如何使用和体验公私社会政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正如本章引言所述，家庭财富在种族间高度分化。尽管民权运动取得了政策成果（King 2017），但这一差距在近几十年来大多变得更加显著（见图4.4）。公私社会政策既通过将获取权与既有经济资源挂钩而助长了这一趋势，也通过放大在雇主提供福利和税收庇护账户等有价值的公私社会政策参与方面的差异，以及通过在住房和教育等投资上产生差异化回报而反映了这一趋势（Addo et al. 2016; Klein 2006; Perry et al. 2018; Rhee 2013; Seamster and Charron-Chénier 2017）。更高的财富（或获取父母资源/财富的能力）使公民能够承担更低水平的住房贷款和学生贷款债务，或者在更昂贵、机会更多的地区购买住房，并塑造年轻人追求的高等教育类型（Seamster and Charron-Chénier 2017）。从一开始就拥有更多资源也可以使工人更有可能向税收优惠账户缴款，更不可能提前支取（Rhee 2013）。较低（或为零）的财富则对应着公民的一组不同选择，不仅塑造了对债务的需求，也塑造了向家庭推销的商品类型（尤其是通过居住隔离的机制）（Addo et al. 2016; Conley 2010; Flynn et al. 2017; Shapiro 2017; Shapiro et al. 2013; Taylor 2019）。

图4.4 按种族分类的家庭财富中位数

图4

来源：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根据1962年消费者财务特征调查（Survey of Financi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sumers，12月31日）、1963年家庭财务变动调查（Survey of Changes in Family Finances）和1983—2016年消费者财务调查（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计算。https://apps.urban.org/features/wealth-inequality-charts/

从美国政治经济视角看物质性种族不平等的持久性

如何解释那些与种族不平等相关联、甚至在最坏情况下为私人掠夺行为创造了条件的公共政策的持久存在？诚然，自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民权革命以来，已经有一些重要的政策修订，如1988年的《公平住房法》（Fair Housing Act）改革。但伴随民权成就的是公私福利国家某些领域的进一步去监管化——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通过政策漂移（drift）实现的。政府未能有力地回应制造不平等的政策，并非因为缺乏对物质福祉中持续种族差距的认识，也不是因为缺乏对公共政策在塑造这些差距中所发挥作用的认知（Sullivan et al. 2015）。这也不是因为缺乏潜在的应对方案。恰恰相反，已经有许多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被提出以应对这些问题，包括取消最具累退性的税收支出、加强对掠夺性贷款机构和学校的监管、扩大住房所有权机会、建立婴儿债券（baby bonds）制度（Hamilton and Darity 2010）、就业保障项目（Cottom 2017）、加大对家庭的支持、创新性地使用金融科技（Foohey and Martin 2021），以及涵盖上述许多解决方案的赔偿提案（Darity and Mullen 2020）。

一种解释可能是，即使公私社会政策加剧了财富和福祉方面的种族差距，其后果的经历面过于狭窄，无法产生改革所需的广泛支持。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不充分的解释，因为政治动员在许多方面有利于更狭窄的、集中的利益。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白人选民将这些结果视为"少数族裔问题"，从而削弱了大规模选举改革压力的前景。然而，对公私福利国家某些基本轮廓的不满是普遍存在的，这意味着存在跨种族联合的共同基础。多数（有时是大多数）美国人对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突发健康紧急情况可能带来的财务风险、不足的退休储蓄、做出投资决策的责任以及高等教育费用表示关切（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2019）。从理论上讲，对这些项目的广泛关切可以为改革创造大规模压力。

美国政治经济框架有助于理解为何改革运动难以形成并成功挑战现状。权力不平等、市场收益的集中以及政治制度的碎片化通常使拥有更多资源和组织权力的行为者——尤其是企业——在制定政策议程和具体政策条款方面占据优势。在公私社会政策中，这有利于那些从现有政策安排中获益的私人供给者，而不利于边缘化群体和更广泛的公众，后者的资源和组织权力较少。以下讨论强调了促进种族差距的公私社会政策得以延续的三个原因：（1）大规模政策反馈在私有化政策领域中的去动员作用；（2）挑战跨越多个松散关联的政策和私人行动领域所构建的结果所面临的特殊困难；（3）私人行为者和组织的不成比例的权力，这部分源于（1）和（2），但也有其自身的动态。

私有化政策领域中政策反馈的弱化作用

在回顾围绕种族财富差距组织选区的近期努力时，基贾卡齐（Kijakazi 2016）指出，政策变革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是"在不断增长的储蓄和资产建设领域中缺乏有色人种组织的实质性存在"，以及种族少数群体在"决策席位"上的缺席（Kijakazi 2016: 136）。造成这一状况的部分原因可能植根于一个众所周知的趋势：公私社会政策倾向于被以个人化视角看待，而非被视为集体和政治行动的自然目标。

围绕公私社会政策安排进行组织的困难已有充分记录。首先，公民倾向于以个人化而非集体化的视角看待其对公私社会福利的获取，将获得雇主提供的福利或新房视为其个人毅力或节俭的体现。将福利视为"私人拥有和私人挣得"的倾向削弱了集体申诉的基础（Clemens 2006）。随着管理风险和风险定价新技术的发展，这可能变得更加困难。例如，虽然1930年代至1960年代中期的政府抵押贷款项目因其性质而"隐蔽"——公民需要直接与私人贷款机构打交道，而非直接与政府打交道——但私人贷款机构仍需遵循标准化的承保标准，使得排斥的经历比1990年代和2000年代更具集体性，那时个人化信用评分和定价的激增使经历更难以集体化。与某些类型的负面结果（例如破产、过度债务、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相关的污名也可能削弱集体行动。

其次，除了鼓励公民以个人化视角看待其福利外，政府的低可见性也在塑造公民的政治反应方面发挥作用。公私社会政策以间接方式运作——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在塑造结果方面仅扮演最轻的角色，例如将私人贷款机构发放的抵押贷款证券化（Quinn 2019），或允许边缘金融机构在有限监管下运营（Posey 2019）。不满意的结果往往被归因于市场或特定的市场供给者，而非政策制定者或监管者（SoRelle 2020）。如果公民无法将他们获得的福利或这些福利中的问题归因于公共政策、法规和执行，那么他们就无法有效地使政府承担责任。

最后，反馈效应中的种族化二元对立问题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些挑战（Michener 2019; Rosenthal 2020a, 2020b; Thurston 2018）。正如政治学家贾米拉·米切纳（Jamila Michener, 2019: 425）所写："政策往往在种族群体之间不均等地和不公平地输送资源；种族分层是利益集团出现、结盟和力量的关键决定因素；种族是理解和诠释政策体验的基本棱镜。"其中一些双重诠释效应可能在公私社会政策中更为突出，尤其是在那些在获取和回报方面具有种族差异影响的政策中。这一潜力已在住房所有权研究中被指出。白人房主历来倾向于忽视政府政策在产生可负担抵押贷款和可负担郊区方面的作用，转而以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视角看待其成就，而民权组织则敏锐地意识到联邦政府的政策和实践在将黑人公民排斥在同等机会之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Freund 2010; Thurston 2018）。虽然后一种认识和归因过程对被排斥群体的集体行动至关重要，但可见性方面的更大差距有助于限制此类运动的可能性，并使先前被排斥的群体遭受严厉的反噬政治。

除了双重诠释效应在制约集体行动机会方面的作用外，这些政策运作和结果中的种族化差距还可能产生双重资源效应——为某些群体的政治参与提供便利，同时阻碍其他群体的政治参与。在这一点上，证据是复杂的。在边缘金融机构领域，政治学家帕特里夏·波西（Patricia Posey）发现，尽管成本和风险更高，但这些机构的存在确实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有助于政治参与能力的关键资源。然而，这些资源效应通常被它们在种族—阶级受支配社区中的存在所产生的诠释效应所抵消——这种存在向许多居民传递了其民选代表在政治上抛弃他们的信号（Posey 2019）。另一个问题涉及资源本身，它们可能消失、贬值或成为持有者新的风险来源。在研究住房所有权与民主的关系时，社会学家雅各布·拉格（Jacob Rugh）发现，自2004年以来黑人美国人住房拥有率的下降降低了他们的投票参与率，这使他得出结论：住房所有权中的种族界限"损害了黑人美国人的社会流动性和选举代表权"（Rugh 2020: 1）。

总之，在通过间接机制将福利输送给公民的政策领域中，政策本身的特征往往阻碍了大规模政治改革支持的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其低可见性和低可追溯性，使得即使是这些政策的受益者也难以认识到自己是政府社会项目的受益者（Mettler 2011）。与此相关的一个方面是，对公私社会政策有不满的公民倾向于责怪市场供给者或他们自己的个人行为或背景，而非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SoRelle 2020）。许多政策领域中结果方面的种族差距使这些倾向更加复杂化（Rosenthal 2020b）。一方面，一些证据表明，即使是对可见性较低的公私政策，也存在更广泛认知的潜力。但这是否为集体行动提供了充分基础，记录尚不确定。边缘化群体更清楚地看到政府在其边缘化中的作用的能力，可能被内群体将外群体的诉求视为要求特殊待遇而非公平或更安全的获取权的倾向所抵消。这种反叙事在引发大衰退的止赎危机之后十分普遍。此外，虽然不平等分配的资源仍可对政治参与产生积极影响，但这些影响可能被其向边缘化群体传递的关于其民选官员回应能力的负面信息所抵消（Posey 2019）。

倡导组织面临的组织挑战

诚然，集体行动的这些障碍过去曾被克服，产生了有组织的努力来改革公私社会政策，例如反对政府支持的抵押贷款红线划设（redlining）；健康、人寿和汽车保险定价与覆盖方面的差距；以及消费信贷（Fergus 2013; Thurston 2018）。最近还有一些有组织的努力来应对不断累积的学生贷款债务。此外，尽管更常与警察暴力相关联，但由五十个与"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相关联的组织签署的纲领"黑人生活愿景"（A Vision for Black Lives）明确指出了公私社会政策在历史上如何促进白人财富和流动性，并提出了使黑人社区和公民能够获得同类机会的要求（Cottom 2017）。

然而，这种有组织的压力是罕见的。虽然要了解此类组织和运动可能形成的条件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已有研究表明，既有的倡导组织——而非从对公私社会政策的特定不满中产生的组织——更有可能承担起围绕公私社会供给的问题，尽管存在一些例外。既有倡导组织在围绕公私政策中的排斥问题进行动员方面具有优势的一个原因是，它们有能力克服前述的个人化和归因挑战。拥有广泛选民基础的组织有助于将个人对市场行为者的不满重新定义为对公共政策的集体不满。围绕各种形式的抵押贷款排斥的集体行动就是这样形成的：最初，组织将成员的观察视为个别的歧视实例而不予理会，但最终开始将这些问题视为普遍存在的、与政策相关的、可以通过政治变革加以纠正的（Thurston 2015, 2018）。

但既有组织可能拥有信息优势，应对公私政策所产生的不平等需要资源。这些资源包括用于研究这些项目中种族和其他形式不平等的范围和原因的资源，用于揭示排斥原因并倡导公共政策和商业实践变革的资源，以及在看似成功的政策变革之后用于监测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资源。优先处理这些问题的组织有时会面临来自内部的反对意见，那些认为组织过于关注较特权成员问题的人提出了质疑（Strolovitch 2007曾预测了这一发展）。例如，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在1970年代决定承担贷款中的性别歧视问题，在组织内部引发了不满——人们认为其关注的是一个中上阶层（且主要是白人）的问题，这威胁到组织的分裂（Thurston 2018）。此外，即使倡导组织成功带来了政策变革，它们也并非总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到下一步——即监督机构对新规则的执行和合规情况。最后，许多组织依赖慈善捐赠，在许多其他优先领域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可能无法指望对关注公私社会政策获得持续支持（Francis 2019）。

此外，即使受到政策影响，这些持续不平等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在一个领域的成功并不一定——或通常——产生经济结果方面所期望的变革规模。这同样部分因为成功的变革需要超越政策制定本身，去监督（a）机构是否真正在按预期执行政策，以及（b）在政策变革之后，歧视性做法是否（以及如果是，如何）转移到监管较少的领域（Thurston 2018）。另一个原因是，一个领域——比如住房——的结果也与其他领域的政策、执法和发展存在松散关联。特雷西·麦克米伦·科特姆（Tressie McMillan Cottom, 2017）在讨论营利性高等教育项目时指出了这一点：这些项目对学生而言比非营利院校风险更高，但由于其便利性和可及性而广受欢迎。科特姆对仅从教育政策领域出发的解决方案能否解决根本的结构性问题持怀疑态度，因为问题的根源在劳动力市场。正如她所指出的，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要求不断更新资质证书，同时将更新成本置于个人而非企业或社会身上。审视美国劳动力市场机会和回报的种族化结构，人们开始认识到，如果要应对不安全、债务、风险和差异化财富积累能力，仅仅改变营利性教育机构的监管是远远不够的。

科特姆关于高等教育的观察揭示了许多试图解决经济结果差距的组织所面临的挑战：一项旨在针对多个松散关联的、产生结构性不平等的政策领域的倡导策略，即使它更准确地映射了问题的范围及其可能的解决方案，也是一项冒险的策略。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私人供给者并不一定面临这一制约。虽然他们也可能看到自己的命运与许多松散关联的政策领域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但他们拥有在更狭窄的政策和监管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激励和能力方面的优势。

私人供给者：权力与信息不对称

与大规模公众和倡导团体在围绕这些问题成功组织方面所面临的障碍相比，私人供给者享有三个关键优势。首先，虽然公私社会政策对公众的可见性往往较低，因此政治化程度也较低，但受这些政策激励的私人供给者对其了如指掌，这与围绕公司控制的政策研究中也被识别出的"安静政治"（quiet politics）如出一辙（Culpepper 2010）。正因为其商业模式受到政府政策和法规的塑造，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关注现有格局以及潜在的未来变化。对于涉足公私社会政策供给的上市公司而言，密切关注政府在其行业中的角色不仅仅是一种建议；相反，它是公司必须在SEC 10K报告中披露其业务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的法定要求。其次，这种意识可以（且常常确实）反馈到政治中，因为这些安排的受益者将利润再投资以维持或扩大其政策带来的优势（Mettler 2011, 2014; Pusser and Wolcott 2006）。最后，在某些情况下，私人供给者可能能够可信地威胁完全退出某些市场——如果监管变得过于繁重的话，正如结构性商业权力学者在其他情境中所指出的（Culpepper 2015; Lindblom 1977）。这种退出威胁在讨论监管公私社会政策中更具掠夺性的方面时经常出现，包括次级贷款和边缘银行监管、保险覆盖和定价中的反歧视，以及营利性高等教育。

营利性高等教育的案例揭示了商业政治优势的各个来源。该行业起源于1944年《退伍军人权利法》（GI Bill）中支持职业学校教育的条款，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发生了转变，从家庭作坊模式转向由少数拥有数万（或数十万）学生的大型公司主导的高度集中模式。这一转型得益于互联网的兴起，使项目能够在学生规模上扩展，更少受地理或校园限制。监管变革也对营利性高等教育的转型至关重要，包括放宽了此前要求50%的课程必须在实体校园进行才能获得联邦学生资助资格的规则，以及将来自联邦资助的收入比例上限从85%放宽到90%（Mettler 2014; Pusser and Wolcott 2006）。

虽然学生可能并未花太多时间思考公共政策在塑造其获取高等教育途径方面的作用，但营利性大学认识到了政府在塑造其命运中的角色。2016年秋季，注册人数最多的前十一所营利性学院和大学全部由上市公司拥有，通过其SEC 10K报告，我们可以窥见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将政府政策视为与其商业命运相关。[4] 在这些报告中，第1A节所列举的风险中有42%明确提到了第四章（Title IV），26%提到了州级政策或法规。[5] 通过第四章获得学生资助资格的潜在丧失与一系列问题相关，包括限制招聘人员薪酬的规则、持续的机构认证以及教育部发布的财务责任标准。州级风险包括诸如州许可或监管要求的变化——可能影响其运营能力或运营成本——以及违反州级隐私法等问题。总而言之，即使公民对政府在塑造其获取某些类型商品途径方面的作用认知较少，这一逻辑显然并未延伸到供给者身上。

除了认识到政府在其行业中的角色所涉及的利害关系外，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组织良好且愿意进行政治动员。自1990年代开始的行业整合伴随着其政治组织的变化。1991年，两个主要的私立培训项目行业协会合并成立了职业学院协会（Career College Association，自2010年起更名为私立院校和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Private Sect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成立了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并雇用游说人员与两党合作（Mettler 2014: 88–100）。

图4.5 营利性教育：捐款者

图5

来源：响应性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www.opensecrets.org/industries/totals.php?cycle=2020&ind=H5300

图7

图4.6 营利性教育：政党捐赠

图6

来源：响应性政治中心。www.opensecrets.org/industries/totals.php?cycle=2020&ind=H5300 营利性高等教育公司的政治动员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大体上取得了回报。虽然《退伍军人权利法》通过后的几十年中，当项目滥用被曝光时，两党继续努力监管营利性职业学校，但到1990年代末，这些监管开始放松。一个例子可见于1998年《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重新授权的谈判。尽管当时一份审计总署（GAO）报告发现营利性院校严重依赖联邦资助，且"与其他学校相比，其学生的成果更差——学位完成率和就业安置率更低，贷款违约率更高"，国会最终还是将85/15原则放宽为90/10原则，允许此类机构更加依赖来自联邦政府的收入（Mettler 2014: 104）。国会在1992年制定的限制营利性大学招聘行为的规则在乔治·W·布什执政期间被教育部削弱，允许了更具侵略性的招聘行为的兴起，包括使用呼叫中心（Mettler 2014: 104–5）。接下来的几年见证了监管的进一步放松：2006年，国会削弱了关于需要在校园内进行的课程比例的规则，进一步扩大了营利性院校在使用联邦资助的同时扩展运营的能力。

最后，在构建政府支持和有限监管的论据时，营利性院校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工具——即它们作为社会商品供给者的角色：收紧监管或削减资金可能迫使它们停止为最需要资质证书的学生服务。对获取和退出的担忧有助于在共和党人——他们日益支持营利性院校这一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和一些国会民主党人之间形成共同事业。虽然国会黑人核心小组（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的一些成员对营利性院校对少数族裔学生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但他们也担心对这些学校过于激进，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少数族裔和低收入人群对高等教育的需求（Mettler 2014: 95, 103）。在将85/15原则放宽为现行90/10原则的争论中，约翰·博纳（John Boehner）通过论证前者"激励私立学校提高学费或迁离学生更可能依赖联邦资助的城市地区"而与民主党人找到了共同立场（Mettler 2014: 104）。该限制最终在几乎没有争议的情况下被放宽。

与更可见的政策相比，通过许多公私社会政策所享有的隐蔽制度设计来维持种族不平等是否更容易？虽然很少有公私社会政策学者直接探讨这一问题，但这些领域的较低可见性可能使种族不平等更有可能逃脱发现（或被归因于非政策原因），从而减少改革的要求。考虑到对这些隐蔽项目的无知在白人美国人中尤为突出，可能很难建立旨在解决种族不平等的跨种族联盟（Freund 2010; Rosenthal 2020b, 12）。此外，从现状中获益的有组织利益的突出权力，凸显了在这些项目中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另一种潜在机制（Howard 1997; Mettler 2010）。最后，即使有影响力的政治行为者发现了隐蔽国家福利分配中的次优结果，也很难消除种族不平等。在大量表示更偏好税收减免而非直接社会供给的美国人中（这一现象在保守派中尤为突出，尽管自由派中也存在这一效应），改革隐蔽政策的努力可能面临额外障碍（Haselswerdt and Bartels 2015）。

结论

美国依赖公私社会政策安排来实现本可通过更直接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形式实现的目标——从防护风险到促进机会——助长了长期以来的物质性种族不平等模式。但种族不平等不仅仅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结果。它通过塑造利润产生（和被捍卫）以及政策被争夺的场域而反馈到政治中。这使得正视种族问题成为理解美国政治经济的核心。

美国政治发展（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学者并未回避解释种族冲突如何塑造政治制度和行为——从早期美国共和国围绕税收、奴隶制和国家能力的斗争，到南北战争后地方学校税收的兴起，到种族、移民和劳工运动的形成，再到维护吉姆·克劳（Jim Crow）社会秩序——包括低薪劳动力——的偏好如何制约了新政的范围（Dawson and Francis 2016; Einhorn 2006; HoSang and Lowndes 2019; Katznelson 2005; King and Smith 2005）。然而，尽管涉及种族的冲突一直是美国政治经济演变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一认识也往往导致美国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边缘化。许多研究根本没有提及种族；其他研究虽然讨论种族，但将其作为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解释（Alesina and Glaeser 2004; Lipset 1996）。将美国案例中的种族问题视为异常，可能也会错失一个机会——去思考在美国历史上可能更为突出的种族分隔是否也在其他国家的知识经济转型政治中发挥作用，尤其是在面对人口变化、经济错位和民粹主义反弹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同样在美国之外塑造着政治（例如 Harerell et al. 2016; Soroka et al. 2017; Wright and Reeskens 2013）。[6]

最后，虽然美国经常被置于与西欧国家的比较中，但其殖民开拓的过去、作为一个大型多种族民主国家的构成，以及对公私（或其他市场化）形式社会供给的严重依赖，使其非常适合与那些在其他维度上有所不同但共享某些基本社会特征的国家进行比较。种族和族裔政治学者在考虑是否应在构建比较时使用国家历史和种族概念方面做了更多工作（Lieberman 2006; Marx 1998; Thompson 2016）。为了更好地理解种族、政治经济和基于市场的社会供给之间的关系，将美国与诸如南非等案例进行比较可能更有意义——2015年兴起的"FeesMustFall"学生运动就是对新自由主义高等教育资助和人员配置政策、在劳动力市场机会匮乏时期不断上升的学生债务以及物质性种族平等缺乏进展的不满的回应（Booysen 2016; Chikane 2018）。或者，未来的比较可以着眼于同样依赖公私机制提供社会福利的地方，包括例如智利或巴西。简言之，更多地思考美国政治经济的角色，为深化和拓宽我们对种族分隔在比较资本主义中可能以何种方式表现的理解提供了机会。

我感谢沃伦·斯尼德（Warren Snead）和扎克·科尔顿-马克斯（Zach Colton-Max）提供的有益研究协助，以及2019年和2020年美国政治经济工作坊、2020年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年会的参与者和库马尔·拉马纳坦（Kumar Ramanathan）对早期版本的反馈。

脚注

[1] 例如，Hamilton, Austin和Darity（2011, 3）发现，在美国大约87%的职业"可以被归类为对黑人男性实行隔离的"。这转化为种族化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黑人男性过度集中的职业的平均年收入略高于37,000美元，而在黑人代表不足的职业中约为50,500美元。

[2] 种族隔离在黑人和非西班牙裔白人之间程度最高，并且即使经济隔离随时间有所上升，种族隔离仍然比经济隔离更为突出（Jargowsky 2014; Quick and Kahlenberg 2019）。

[3] 例如，2011年一份关于营利性大学行业的参议院报告指出，凤凰城大学（University of Phoenix）在其鼎盛时期每天在广告上花费近400,000美元，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社区。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广告策略包括在少数族裔集中地区的公交和地铁站投放广告，以及通过在非裔美国人中受欢迎的公众人物——包括史蒂夫·哈维（Steve Harvey）和阿尔·夏普顿（Al Sharpton）——进行推广（Huelsman 2015）。在其他情况下，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几乎只出现在弱势地区的大学展会上，而不出现在有更富裕郊区客户的大学展会上。

[4] 注册人数排名来自《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www.chronicle.com/article/For-Profit-Companies-With-the/244041）。母公司分别为阿波罗教育集团（Apollo Education Group）、大峡谷教育公司（Grand Canyon Education）、教育管理公司（Education Management Corporation）、德锐教育集团（DeVry Education Group）、劳瑞德教育公司（Laureate Education）、美国公共教育公司（American Public Education）、职业教育公司（Career Education Corporation）、斯特雷耶教育公司（Strayer Education）、卡普兰高等教育公司（Kaplan Higher Education Corporation）、桥点教育公司（Bridgepoint Education）和开普拉教育公司（Capella Education Company）。

[5] 作者基于对SEC报告的分析计算。虽然各公司编制报告的方式略有不同，但对于第1A节，大多数公司以粗体标题概括某一特定风险，后跟一段或多段进一步解释。分析中将每一段视为一个单位。

[6] 最近一篇比较研究的脚注对这一做法作出了限定："此处没有讨论'美国例外论'的空间。美国福利国家的极端狭窄性和累进性，加上不平等的急剧上升和劳动力市场风险在最贫困阶层中的集中，很可能是既有政党稳定性和极化的原因所在……此外，在碎片化、去中心化的美国政党中，网格/群体主题，特别是种族主题，一直被整合其中，不必嫁接在一个以分配为中心的政党体系上"（Kitschelt and Rehm 2015）。

图8
第五章

地方不平等的生产

杰西卡·特劳恩斯廷

第五章 地方不平等的生产：美国城市中的种族、阶级与土地使用（The Production of Local Inequality: Race, Class, and Land Use in American Cities）

杰西卡·特劳恩斯廷（Jessica Trounstine）

本卷所探讨的核心主题在美国地方政治层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大量关于"谁在治理城市"的学术研究探讨了权力如何被行使以分配资源，以及市场、经济权力、政治和政策之间如何相互关联（Dahl 1961）。证据表明，拥有高资源的行动者利用地方政治制度来维持其经济和社会主导地位。地方商业共同体在地方决策中具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因为地方经济依赖于他们的财政和领导力投入（Fischel 2001; Foglesong 2001; Logan and Molotch 1986; Peterson 1981; Stone 1989; Tiebout 1956）。房屋所有者和富裕阶层在城市政治参与以及政府决策中同样被过度代表（Einstein et al. 2019; Kogan et al. 2018; Oliver and Ha 2007; Trounstine 2018）。与此同时，种族和种族分裂也频繁被视为地方政治结果的主要驱动力，白人居民在选举和政策结果中被过度代表（Browning et al. 1984; Gosnell 1935; Hajnal 2010; Jones-Correa 1998; Kaufmann 2004; Owens 2007; Pinderhughes 1987; Spence 2015）。然而，学者们较少将这些解释路径结合起来。尽管制度化的种族主义、经济市场、政治和政策之间存在多种交叉方式，但在本章中，我聚焦于种族、阶级、土地使用规制（land use regulation）和住房市场之间的关系。我认为，美国碎片化的治理结构和公共物品供给体系使得不平等得以制度化。其结果是，高地位（富裕、白人）居民巩固了自身的机会优势，形成了优势与劣势的循环模式。

在美国（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大多数公共物品由地方政府出资和提供。目前没有对地方政府的全面统计，但现有最可靠的证据表明，美国有超过90,000个独立的州以下政府实体。其中大约40,000个是诸如县、市、镇之类的一般性政府（general-purpose governments），其余则是处理特定职能（如教育或灭蚊）的特别区（special districts）。¹ 这意味着美国的治理在地理和功能两个维度上都被显著分割开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十年里，高社会经济地位、以白人为主的居民利用这一体制碎片化来保护自身特权，组建了拥有独立税收和支出权限的地方（郊区）政府，并利用其土地使用权来禁止建造能够让较低地位个体迁入社区的住房（Burns 1994; Connolly 2014; Danielson 1976; Hayward 2013; Rothstein 2017; Thurston 2018; Trounstine 2018）。换言之，他们沿种族和阶级界线制造了隔离（segregation）。

正如安塞尔和金里奇（Ansell and Gingrich，本卷）所描述的，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的兴起以及住房和学校领域竞争的加剧，意味着这种对特权的保护变得愈发重要，扩大了"有者"与"无者"之间的鸿沟。随着不平等模式嵌入地方政府的地理碎片化之中，高资源社区只需阻止变革便可维持其优势。特权的保护与地方治理的碎片化导致了公共物品获取方面的深刻不平等，以及纠正这些不平等的巨大障碍。

地方郊区政府在制造基本公共物品获取不平等方面发挥了根本性作用——包括清洁水源、可用的下水道、有效的垃圾处理服务、高效的公共安全保障和优质教育——其手段是通过控制土地使用来制造种族和阶级隔离。首先，我将提供一个历史概览，说明隔离模式如何以及为何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其次，我将表明，郊区实行严格土地使用控制的大都会区（metropolitan areas）在城市间呈现出更高水平的隔离。然后，我探讨了州政府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些模式，并发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做到这一点。在本章最后一节，我将表明，拥有更多高社会经济地位居民的社区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市政支出份额，从而使其能够享有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隔离的历史演进

通常，当人们想到"城市"时，他们脑海中浮现的是整个大都会区——城市中心及其周边的郊区社区。或者他们想到的只是大型的、人口稠密的定居点。在本章中，我更精确地使用"城市"（city）一词，指任何拥有自身治理机构的合法建制实体，它具有征税和筹集收入的权力、规制土地使用的权力以及执法的权力。在美国，城市规模各异，从数百居民到数百万居民不等，且在不同州有不同的名称（cities、boroughs、towns、villages）。我的分析聚焦于人口普查局（Census）所定义的大都会区内的城市。我将大都会区中最大的城市称为中心城市（central city），将所有其他建制社区称为郊区（suburbs）。未建制社区不包含在我的分析中。² 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宪法将治理权在联邦政府和五十个州政府之间进行划分。城市是各州的政治产物。各州向地方下放权力的程度各不相同，但所有地方政府都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

直到十九世纪初，美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大多数美国人生活在农场或小型农业社区中。虽然新兴城市已经出现，但它们的政府薄弱，住宅、商业和公共空间混杂无序。在这些地方，社区是融合的（integrated），不同族裔和种族背景的人相对邻近居住，穷人与富人比邻而居。十九世纪末的南北战争和工业革命将大量移民和外来人口带入城市核心，黑人（Black）、拉丁裔（Latino）和外国居民涌入先前全白人的社区。

在整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白人房屋所有者试图阻止少数族裔和贫困居民迁入他们的社区。³ 全国房地产委员会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 Estate Boards）1923年出版的一份房地产指南声称，"仅仅因为一个有色人种家庭定居在一条完全由白人居民居住的街道上，房产价值就遭到严重贬损。"该指南继而规定"将黑人人口隔离"是"该问题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无论这一想法对有色人种居民来说多么令人不快或反感"（McMichael and Bingham 1923: 181）。尽管美国人口约90%为白人，但到1940年，所有大城市都已出现了界限分明的有色人种聚居区（Massey and Denton 1993）。⁴ 不出所料，城市往往向这些社区提供更差的公共服务（如垃圾清除、街道铺设、水处理、学校教育）（Myrdal 1944; Trounstine 2018）。

由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期间的经济崩溃以及随后战争期间的物资匮乏，美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面临严重的住房短缺。当越来越多的黑人和拉丁裔在大迁徙（Great Migration）期间从农村地区迁入城市以及北部和西部时，既有有色人种社区的边界被推到了极限。⁵ 战时工人的大规模涌入极大地改变了许多大城市的种族和社会经济构成，并导致了沿种族界线爆发的社会和政策冲突。⁶

为应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这些变化，白人房屋所有者试图保护他们的社区（他们认为这是对自己辛勤工作和节俭的回报）免受干扰和混乱。与更早的年代一样，许多白人认为，追求这些目标需要种族排他性（racial exclusivity）。萨格鲁（Sugrue）报告称，在底特律以及其他地方，"大多数白人寄望于加强隔离作为解决'有色人种问题'的办法"（Sugrue 1996: 215）。白人，尤其是拥有房产的白人，认为他们有权拥有某些社区以及与这些空间相关的公共利益（如学校、安全保障）。

最重要的是，白人担心种族融合会危及他们最大的一笔投资——房屋的价值（Helper 1969），以及社区的质量（Kruse 2005）。黑人被视为不受欢迎的邻居，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社区的特征被归因于该种族群体的个体成员。白人对旧金山的华人居民（McWilliams 1964; Shah 2001）以及整个西南部的拉丁裔居民（Abrams 1955; McWilliams 1964; Torres-Rouff 2013）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事实情况是，有色人种和低收入居民经历的恶劣社区质量是由于缺乏可负担的住房选择、微薄的市政服务和疏于管理的房东，而非他们自身的意愿。因此，房产价值、公共物品和种族排他性之间的紧密耦合，不可避免地与房地产市场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Hayward 2013）以及城市在过去数十年中向有色人种社区提供的劣质公共物品（Myrdal 1944; Torres-Rouff 2013）联系在一起。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黑人和拉丁裔美国人为争取公民权利、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持续斗争取得了进展。随着少数族裔开始挑战甚至赢得政治代表权，开放住房运动（open housing movement）带来了社区融合的可能性，联邦法院下令公立学校实行种族融合（desegregation）。白人将少数族裔对融合的要求以及法院下令的种族融合计划理解为对其权益的侵害（Kruse 2005: 126）。这一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白人成为房屋所有者，许多人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恐惧。

尽管许多白人就居住隔离的可取性达成了一致，⁷ 但他们面临着各种障碍。最高法院早在1917年就裁定种族分区管制（racial zoning）——即指定某些社区仅供白人居住——违宪，因此完全直接的居住隔离政策路径不可行。⁸ 相反，保护白人社区需要集体行动来防止个别房屋所有者向少数族裔居民出售或出租房屋。随着少数族裔人口的扩大和白人房屋拥有率的飙升，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涌现了数百个白人房屋所有者组织（Kruse 2005; Sugrue 1996）。⁹ 此类组织通常由房地产开发商创建，以保护其投资价值。这些（通常是全白人的）"公民协会、生产协会、改良协会和业主协会"（Sugrue 1996: 211）努力维持种族界限和社区的排他性。他们致力于在住房契约中培养种族限制条款（尽管限制性契约已在1948年被最高法院裁定不可执行），并施压房地产中介和贷款机构拒绝向黑人买家出售房产。他们纵火焚烧进入黑人房地产市场的房屋，并募集资金回购已出售给黑人家庭的房屋（Kruse 2005; Sugrue 1996）。¹⁰ 除了在私人市场上的这些努力外，白人房屋所有者及其社区组织还转向市政府寻求保护——以制度化其排他性。他们反对在其社区建设公共住房和多户住宅，争取在规划委员会中的代表权，并与开放住房法律作斗争（Self 2003）。他们敦促市政府动用征用权（eminent domain），拆除一些黑人社区，并在其他社区中铺设高速公路。但这些努力需要持续的政治关注，有时甚至在日益壮大的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面前遭到失败。最终，许多支持隔离的居民干脆离开了城市——搬到郊区，在那里他们对社区边界拥有更大的政治控制权（Boustan 2010; Nall 2018）。

郊区发展的历史——即在中心城市之外建立独立政府、汇集税收资金并提供公共物品——揭示了许多郊区的建制（incorporation）是为了确保居民的经济和种族同质性（Burns 1994; Danielson 1976; Miller 1981）。这意味着，界定美国政治体系的碎片化本身就建立在种族和阶级排他性的渴望之上。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继而在六七十年代日益加剧，郊区人口急剧增长（Jackson 1985）。通过联邦鼓励房屋所有权的项目、联邦公路系统的扩展以及住房和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技术变革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此前只是靠近较大人口中心的小型住宅社区的郊区呈指数级增长（Rappaport 2005）。到1970年，超过一半的大都会区人口居住在中心城市以外；这一数字在随后三十年中将增长到三分之二。总体而言，迁移到这些新地方的人比留下的人收入更高、财富更多。而且他们绝大多数是白人。这种种族构成是有意为之的。

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里，联邦政府通过一系列依赖于房主贷款公司（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 HOLC）所制地图的抵押贷款项目，推动了郊区社区的白人排他性。这些彩色编码的地图根据信贷风险对社区进行评级，而居民的种族和收入是评级的主要考量因素。有色人种和/或贫困居民高度集中的社区被授予最低评级——红色（"红线"一词即由此而来，redlining）。拥有种族限制性契约的区域获得最高评级（绿色）。在为北伯克利一个名为阿灵顿高地（Arlington Heights）的社区的高评级提供理由时，HOLC写道："大量联邦住房资金已用于资助该地区的住房。长期贷款计划、小额月付款吸引了以相对于租金价值而言较高价格购房的买家。分区为第一类住宅区，独户住宅，契约禁止亚洲人和黑人。"同样，在赞扬旧金山双子峰西区（West Twin Peaks）的优点时，HOLC详细说明："房产受独户契约限制和'第一类住宅区'分区保护。不存在种族威胁，维护水平很高。"

通过联邦项目寻求抵押贷款的潜在买家，如果购买的是HOLC高评级社区的房屋，其获得资格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有证据表明，私人贷款机构也参照HOLC的指导方针来确定信用资格（Rothstein 2017）。开发商很快了解到，宣扬种族排他性并在其新开发项目的契约中加入限制性契约是提高房产价值的可靠方法（Hayward 2013）。这些做法在1968年后被政府正式终止，但到那时，隔离已经在大都会区美国根深蒂固。郊区的增长只是加剧了城市与其周边社区之间在阶级和种族界线上的分化。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郊区的人口构成意味着，此后维持隔离只需阻止有色人种和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迁入即可；而这一任务通过土地使用规制得以完成。作为独立的自治市（municipalities），郊区有权规制其辖区内所有地块的土地使用。它们可以制定最小地块面积要求（minimum lot sizes），使所有开发必须位于一定面积的土地上；保留开放空间和历史街区；确定市域内允许多户住宅的（低）数量；要求开发商为新开发项目相关的基础设施改善支付大部分费用；对分区变更和建筑许可提供漫长的审查周期；甚至可以完全禁止出租。

这类限制性土地使用政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变得更加普遍和广泛（Been 2018; Elmendorf 2019; Nichols et al. 2013）。关于这种扩展没有直接证据，但学者们表明，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房价上涨，住房供应并未跟上步伐（Glaeser and Gyourko 2018; Glaeser et al. 2005; Glaeser and Ward 2009）。与过去的几十年不同，如今房价已与建设成本脱钩。土地使用规制增加的另一项间接证据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住房建设远远落后于人口和就业增长（Been 2018）。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市场扭曲反映了住房供应的约束。在排除了地形限制等其他替代解释之后，学者们基本得出结论，土地使用规制以及理想地区居民对开发更积极的反对，是最可能的元凶。在大都会区内，各城市之间规制严格程度具有相关性，表明各城市在制定增长管控措施时相互借鉴（Brueckner 1998）。

谁是推动这些政策的居民，他们的目标又是什么？在迄今为止关于地方住房政策最全面的政治研究中，安齐亚（Anzia, forthcoming）提出了一个框架，用于思考谁可能参与住房政治以及他们的利益所在。一方面，商会（chambers of commerce）代表开发商等商业利益，可能支持更多的增长和开发。由于其区位关联性，商会通常愿意并且能够投入时间和精力来塑造城市的制度（如分区法规）以促进其目标。另一方面，房屋所有者及其相关的社区组织——他们在地方政治中都是强大的行动者（Fischel 2001; Hall and Yoder 2019）——通常反对新的住宅开发（Einstein et al. 2019; Logan and Rabrenovic 1990; Nall and Marble 2020）。安齐亚发现，商会和开发商政治参与更活跃的城市往往拥有较少限制性的住房政策，并建造更多的住房单元。相反，她发现社区协会政治参与更活跃、房屋所有者比例更高的城市，显著更可能拥有限制性住房政策，且建造的多户住房更少。特劳恩斯廷（Trounstine, 2020）表明，房屋所有者比例更高的社区更倾向于投票支持限制开发。

房屋拥有率存在巨大且长期的种族差距。2019年，73%的白人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而拉丁裔仅为47%，黑人家庭仅为41%。¹¹ 白人继续表达出对同种族邻居的偏好（Charles 2003）。白人购房者愿意为同质社区支付住房价格溢价（Boustan 2010; Cutler et al. 1999），白人社区比有色人种社区显著更支持限制开发（Trounstine 2020）。黑人人口的增长导致白人离开社区和/或不愿迁入。影响白人人口流动的少数族裔人口规模（即"引爆点"，tipping point）大约在5%到20%之间（Card et al. 2008）。一旦社区达到引爆点，它很快就会主要由种族和族裔少数群体居住。白人对同质性的偏好无疑因房地产和抵押贷款行业中持续存在的歧视而得到强化，这种歧视限制了少数族裔进入某些社区的机会（Bobo 2001; Bobo and Zubrinski 1996; Farley et al. 1994; Galster and Godfrey 2005; Pager and Shepherd 2008）。这意味着，一个以白人房屋所有者为主的社区是推动产生隔离的土地使用规制制度化的主要力量；他们的目标一直是维持社区的种族和阶级排他性。

隔离模式的时间变化

为了展示郊区隔离模式如何随时间变化，我计算了一种称为泰尔H指数（Thiel's H Index）的隔离指标，该指标衡量各群体在地理单元间分布的均匀程度，并可分解为城市间隔离（intercity segregation）和城市内隔离（intracity segregation）。¹² 该指标告诉我们，每个城市相对于整个大都会区的多样性程度如何，同时考虑了每个城市内部的隔离程度。在某些大都会区，白人和房屋所有者往往主要在城市内不同社区中与非白人和租房者隔离（表明城市间隔离）。在其他大都会区，种族和阶级分化更普遍地跨越城市界限（表明城市内隔离程度更高）。在极端情况下，一个大都会区可能非常多样化（例如50%白人和50%有色人种），但每个城市完全由一个群体组成。这是一个高度隔离的大都会区。我使用的指标衡量了大都会区内总隔离中由城市间差异所解释的份额，因为这反映了郊区与中心城市（以及彼此之间）的差异程度。该指标范围从0到1，数值越高表示城市内隔离程度越高。关于H指数的更多细节详见特劳恩斯廷（Trounstine, 2018）。

我测量了几种不同的人口特征，以捕捉潜在的种族和阶级隔离。每种指标评估一个群体成员与非该群体成员之间的分隔程度。这些群体包括：白人/有色人种、贫困线以下/以上的居民、收入位于第90百分位以上/以下的居民、失业/在业者、租房者/房屋所有者、以及有大学学位/无大学学位者。这些指标基于1970年至2010年间在人口普查区（Census tract）层面收集的人口和住房普查数据构建。我对每个大都会区每年有一个观测值。结果见表5.1。

表5.1 城市间的隔离随时间推移有所增加 对于每一种指标，城市间的总隔离份额沿种族和阶级两条线都随时间有所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跨越城市界限的种族隔离份额增长速度快于所有阶级隔离指标。然而，阶级隔离也有所增加。随着收入不平等的上升，跨越城市界限的收入分隔很可能会加剧。

土地使用规制与郊区隔离

正如我前文所述，如果土地使用规制在这些不断变化的隔离模式中发挥了作用，那么郊区土地使用规制更严格的大都会区在城市间应呈现出更大的种族和阶级隔离。由于美国每个建制城市都有一套不同的土地使用政策，研究这一主题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已有四次大规模的学术尝试来收集土地使用政策数据，¹³ 我的分析依赖于最近的一次调查：由乔科等人（Gyourko et al., 2008）开发的沃顿住宅土地使用规制指数（Wharton Residential Land Use Regulatory Index, WRLURI）。该指数基于2006年对地方政府的一项调查构建，衡量规制过程的特征、地方住宅土地使用规制的规则以及规制结果。这些数据被综合起来以衡量"每个社区地方规制环境的严格程度"（Gyourko et al. 2008: 3）。该调查包含超过2,700个自治市的数据。我将这些数据与上一节描述的隔离指标进行了合并。

我的主要自变量来自WRLURI数据。对于每个大都会区，我确定了所有郊区社区的平均WRLURI。¹⁴ 然后我计算了中心城市的WRLURI与郊区WRLURI之间的差值。这一差值指标提供了每个大都会区中郊区自治市的土地使用规制比中心城市严格多少的估计。我将这些数据与我的隔离指标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截至2010年每个大都会区中城市间的隔离水平——进行了合并。我使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OLS regression）分析了每个地区的城市间隔离与WRLURI差值之间的相关性。图5.1展示了郊区土地使用规制严格程度对城市间种族和阶级隔离的边际效应。

该图清楚表明，郊区土地使用管控与大都会区内城市间隔离程度沿种族和阶级两条线都显著相关。这一效应在种族隔离方面最为强大。当郊区拥有更严格的土地使用政策时，大都会区的隔离程度也更高。

图5.1 土地使用规制与种族和阶级隔离的相关性

图1

州政府能否缓解隔离？

鉴于城市受制于州立法机关和州法院的指令，接下来我考察城市间的隔离是否可以通过对地方自主权的限制来加以缓解。各州赋予州以下政府的地方控制程度存在很大差异。¹⁵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所有州都赋予了城市筹集和支出收入、决定如何及在何处提供服务、以及在其辖区内维持治安和管理土地的权力。但不同州在结构性和功能性职责方面（如创建新地方政府的权力、免受州干预的决策自由、对地方控制的司法保护、以及市政府对关键服务的责任）以及财政自由度方面（如免于税收、债务和支出限制的自由）允许不同程度的地方政府裁量权。沃尔曼等人（Wolman et al., 2008）利用多个来源在这些维度上构建了因子得分。比较每个州在这两个量表上的排名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很低（–0.13）。这表明各州并非普遍允许或限制地方自主权，而是在某些领域限制地方政府的同时在其他领域给予其自由。

将我的大都会区城市间隔离指标对这些州控制指标进行回归，未发现显著效应。给予地方政府更多或更少的自主权似乎并未改变城市与郊区之间的隔离模式。这可能是因为即使是最具限制性的州也赋予了地方政府规制土地使用的实质性权力——这是二十世纪之交房主在地方政策和法律学说产生过程中拥有压倒性权力的长期后果。对土地使用规制的授权通常是宽泛且不受限制的。¹⁶ 地方政府（例如）决定开发密度、住宅和商业物业的混用、建筑法规的制定、为公共目的动用征用权（eminent domain）以及房产评估。许多州立法机关进行了全州范围的努力来塑造规划和土地使用规制。但通常而言，这些努力旨在总体上限制开发或要求制定土地使用计划，而非限制地方政府的自主权。¹⁷ 尽管州法院在寻求限制自主权方面更为活跃一些（例如通过促进公平份额住房要求或推翻特定分区决定），但判决绝大多数倾向于尊重地方决定。¹⁸

地方分区委员会（zoning boards）在塑造开发方面发挥着尤为强大的作用。虽然大多数分区委员会在名义上是咨询性质的，但其决定通常受到立法者的高度重视。¹⁹ 在若干州，分区委员会的建议在市议会未采取具体行动否决的情况下即成为法律（Anderson, Brees, and Reninger 2008）。我们对分区委员会成员的构成类型知之甚少。但我们已知的信息表明，在分区决定中拥有金钱利益的地方居民中存在极高的自我选择率（Holman, forthcoming）。

类似地，尽管各州对自治市的建制和兼并有不同的方法和要求，但这些通常是高度地方性的决定，也常常由在结果中拥有金钱利益的人所驱动。也就是说，如果一群居住在城市之外的居民希望成为一个建制自治市——州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允许他们这样做（Briffault 1990）。当前的建制法律程序（及其被州法院的解释）主要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被确立为州法——当时由于议席分配不公（malapportionment），白人、农村和郊区代表在州立法机关中拥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中心城市兼并外围土地和人口的权力在南部和西部各州比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延续了更长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洛杉矶、凤凰城和圣何塞等城市拥有如此大的地理版图。但最终所有州都开始赋予郊区控制自身物理命运的权力。结果，各地区大都会区内建制自治市的数量在整个战后时期持续增长，郊区获得了人口、经济活动和政治权力（Burns 1994; Danielson 1976; Miller 1981）。

郊区不平等

在美国，城市负责提供许多职能，包括公共安全、公共物品（如下水道、公园、公用事业、垃圾处理）、社会福利以及基础设施（如道路和港口）。大多数城市不提供教育服务（绝大多数公立学校由学区——一种特别目的政府——管理）。表5.2呈现了2012年美国所有城市中各项服务占总支出的平均份额。

表5.2 地方支出 表5.2显示，基本服务——道路、公共安全、垃圾处理和供水——构成了城市支出的主体。但由于偏好、能力和州法律的差异，并非所有城市都处理所有这些职能。美国地方治理的碎片化意味着，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组合看起来大不相同。根据弗里马克、斯泰尔和特伦（Freemark, Steil, and Thelen, 2020）的研究，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加拿大和欧洲国家要么限制地方控制和/或提供更多的集中化资金，从而减少各辖区之间的不平等。在美国，支出模式与经济活力密切相关——一些城市拥有提供广泛服务菜单所需的财富，另一些则没有。这些不平等是高资源居民利用土地使用规制通过居住隔离来保护和增强这些资源的结果，而且这一状况随时间推移而恶化。

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中上层阶级居民就寻求建立自己的地方社区（Teaford 1979）。这种分离的愿望导致了新建制自治市的爆发——即美国最早的郊区。但在随后的五十年里，这些小型新城市中许多被合并和/或被兼并到更大的中心城市中，主要原因在于城市服务的供给。在1900年之前，郊区政府根本无法提供中心城市所能提供的高质量下水道、清洁水源、铺设街道、统一着装的警察队伍和消防服务。因此，随着城市变得更加多样化，分离的力量将人们拉入不同的社区，但并未拉入不同的城市。

因此，虽然高社会经济地位（白人、富裕）的居民一直希望与"未清洗的大众"分开居住，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城市之间的合并和外围地区的兼并使得城市边界具有可塑性，即使那些迁移到城市边缘的人也会居住在城市范围之内（Teaford 1979）。当城市边界可以扩展以吸纳迁移到城镇外围的人口时，城市就能够将较高资源的居民和企业保持在市域范围内。这意味着税收和选票不会流失到郊区，再分配（redistribution）成为可能。但是，当高资源居民能够远离城市并建立拥有土地使用管控、征税和支出权限的自己的辖区时，他们就可以阻止城市居民获取其财富。迁移到城市边界之外使郊区能够为其居民提供高水平的公共物品，而无需为非居民支付服务费用。

正如海沃德（Hayward）所论证的，郊区提供了"实施排斥性分区管制（exclusionary zoning）……选择不支持公共住房……甚至选择不支持其自治市边界内的公共交通"的机会，同时允许郊区居民"汇集他们的税收资金……以提供学校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Hayward 2009: 149）。因为城市是美国地方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城市间的隔离也意味着政府福利获取方面的隔离。这种政府碎片化是有意为之且行之有效的。

随着城市间种族和阶级隔离的加剧，低社会经济地位居民利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不平等的能力下降。反之亦然：在更加融合的大都会区，穷人和有色人种更能够利用政治手段来产生对他们更有利的政策结果。为了分析不同城市获取的资源份额，我使用了1977年至2012年政府普查州和地方政府财务文件中经通胀调整的人均直接一般支出（Direct General Expenditure Per Capita）数据。²⁰ 我按大都会区汇总了每年经通胀调整的人均支出总额。这一变量——人均总支出——代表了大都会区内各市政府集体支出的美元数额。我将每个自治市的支出除以该总额，以得出每个城市占大都会区支出的份额。我计算了人口的类似指标，得出每个城市占大都会区人口的份额。这两个数量之比——支出公平比率（Spending Equity Ratio）——是我关注的结果变量。²¹ 该比率衡量了一个城市所代表的人口百分比与该人口所获得的总资源百分比之间的差距。如果资源在人口中完全平均分配，该比率为1；数值小于1表示该社区获得的资源少于其人口规模所预期的，数值大于1则表示资源充裕。在1972年至2012年间，该指标在中心城市平均为0.4，在郊区平均为2.5；而且这一差距随时间推移持续恶化。²² 郊区居民获得的资源是其人口份额所应得的2.5倍，而中心城市居民获得的资源不到其人口份额所应得的一半。尽管中心城市人均支出平均高于郊区。

不出所料，拥有更多种族和族裔少数群体以及更多下层阶级居民的社区具有更低的支出公平比率。表5.3展示了城市和郊区的人口构成如何随时间分化。图5.2展示了截至2012年各人口指标对支出公平的边际效应。²³

表5.3 郊区与城市之间的人口差异，1927–2012 图5.2 种族和阶级城市构成对支出公平的影响

图2

汇总到大都会区层面，我发现隔离程度更高的大都会区在城市间的支出差异也更大。²⁴ 数据显示，在城市间隔离程度更高的大都会区——即享有特权的居民往往与非特权居民居住在不同的自治市中——我们看到市政预算的异质性更大。

结合图5.2所呈现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隔离的大都会区中，那些拥有更多租房者、失业者、非大学学历者、贫困人口和种族少数群体的社区，能够获取的地方政府总支出份额要小得多。他们享有更差的服务、更差的学校和更差的机会。隔离产生不平等。然而，这是州干预似乎产生重要后果的一个领域。在州法院实施了公平份额住房要求的地方，大都会区内的城市间支出差异较小。

大反转

至此，分析一直基于特权主要存在于郊区这一假设。但在某些大都会区，现实更为复杂。虽然郊区曾经几乎完全由白人和富裕的房屋所有者居住，但如今许多（内环）郊区拥有大量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少数族裔居民（Frasure-Yokely 2015）。在一些大都会区，如旧金山，最高资源的个人居住在中心城市，而较不富裕的人则居住在其外围。埃伦哈尔特（Ehrenhalt, 2013）将这种模式称为"大反转"（Great Inversion）。本卷中，汤姆·奥戈扎莱克（Tom Ogorzalek）的章节研究了这一现象。奥戈扎莱克发现，在一些中心城市——特别是那些在知识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城市——土地已变得更有价值。他还表明，拥有更陡峭土地价值梯度的城市筹集了更多收入。奥戈扎莱克得出结论，知识经济中心城市可能比过去拥有更多的杠杆来进行认真的再分配，因为它们可能不再担心失去企业和富裕居民到其他辖区。

其他研究表明，再分配支出的最佳预测因素之一是城市的财富（Hajnal and Trounstine 2014）。也就是说，能够负担得起在住房、健康和福利方面支出的城市更可能这样做。如果知识经济城市将富裕居民和企业保持在其边界内，并进行再分配支出，它们可能在解决不平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但这假设了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过程并未使需要再分配项目的居民流离失所。如果不断上涨的住房成本意味着该地区最贫困的居民已被推到中心城市边界之外，那么不平等就不太可能得到缓解。因此，未来我们清楚了解高与低社会经济地位居民居住在哪里、以及他们的政府愿意并且能够提供什么，至关重要。作为分析的第一步近似，我们可以看看知识经济投入程度较高的大都会区中，城市间的隔离程度是否较低。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知识经济的兴起可能有助于通过地方政策来解决不平等。

为了识别知识经济大都会区，我借鉴了本卷中奥戈扎莱克的研究。奥戈扎莱克分析了42个大都会区的土地梯度。在奥戈扎莱克的名单基础上，我增加了两个大都会区——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San Jose）和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Hartford）——这两个城市被布鲁金斯基金会（Brookings Foundation）题为《重新定义全球城市》（Redefining Global Cities）的报告列为美国高产创新中心。表5.4表明，知识经济大都会区在辖区间的隔离程度甚至高于美国其他大都会区。

表5.4 2010年知识经济领先城市中城市间的隔离 尽管还需要进行更多研究才能理解经济转型、再分配和人口分类之间的关系，但这些初步证据表明，知识经济就业集聚很可能诱发并强化了居民的分类，增加了中心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化，最终产生了更少而非更多的再分配机会。话虽如此，许多大型知识经济城市确实拥有显著的贫困集中区域，再分配项目无疑将帮助那些设法在中心城市边界内生活或工作的人。但最具生产力城市中房价的快速上涨既表明住房法规正被用于限制供给，也表明获取这些地方财富的途径可能随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有限，从而加剧不平等并降低流动性（Ganong and Shoag 2017）。

结论

即使在种族态度经历了数十年的渐进变化以及对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增长的关注之后，美国仍然是一个隔离的国家。隔离越来越发生在城市之间而非城市内部。城市政治在这一变化中发挥了作用。随着联邦政府和开发商投入资金使郊区变得宜居，白人房主放弃了在城市中的排他性，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持郊区社区的排他性上——在那里，政治和政策对他们来说更容易主导。而他们就留在了那里。这些模式被地方土地使用政策所固化：其结果是大都会区内城市之间的分离程度日益加剧。

如今，美国郊区的政治是安静且共识性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冲突已被"分区化"排除在外。中心城市和较贫困郊区的居民由于碎片化而无法影响排他性郊区的政治。其结果是各地区之间出现巨大的不平等。郊区社区获得了极其不成比例的资源份额，并利用土地使用规制来塑造其社区的特征和结构，以守护其优势。随着知识经济继续改变我们国家的大都会区，解决方案将是限制地方自主权或在州或国家层面为公共物品提供资金。这将需要那些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代表较不特权者开展工作，以及克服深层种族和阶级分裂的强烈意志。

注释

¹ www.governing.com/gov-data/number-of-governments-by-state.html

² 根据人口普查局的定义，城市地区（urban place）是任何人口达到2,500或以上的区域；它是大量人口的空间集中。大都会区（metropolitan area）是包含至少一个大型人口中心以及具有高度经济和社会融合性的相邻社区的地理区位。城市是城市地区的一个子集，可能位于也可能不位于大都会区内。城市（及其相关的特别区）——而非城市地区或大都会区——是美国地方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在本章中，我的分析聚焦于大都会区内的城市和郊区。

³ Nightingale (2006); Shertzer et al. (2016, 2018)

⁴ 约10%的人口为黑人，约1.7%可被视为西班牙裔/拉丁裔，约0.1%为亚裔。www.latinamericanstudies.org/immigration/Hispanics-US-1850-1990.pdf; www.census.gov/population/www/documentation/twps0076/twps0076.pdf

⁵ www-bcf.usc.edu/~philipje/Segregation/Haynes_Reports/Contours_PRR_2001-04e.pdf。大萧条期间数十万墨西哥裔被驱逐出境，因此拉丁裔占总人口的比例变化不大。

⁶ Bayer et al. 2007; Bobo et al. 1997; Connolly 2014; Ellen 2000; Emerson et al. 2001; Krysan 2002; Krysan et al. 2008.

⁷ 1964年，仅有27%的美国白人支持普遍融合（Schuman et al. 1985）。

⁸ 许多白人社区还利用暴力来捍卫其边界（Hirsch 1983; Meyer 2000）。尽管在某些城市被警察和政治当局所容忍（甚至鼓励），但谋杀和纵火在技术上也是违法的。

⁹ 在某些情况下，隔离主义者与业主团体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例如，亚特兰大西区合作公司（West End Cooperative Corporation）的负责人最初从事社区组织工作时是第297号克利夫兰（Klavern No 297）住房委员会（Housing Kommittee）的负责人（Kruse 2005: 54）。

¹⁰ 他们还作为社交组织欢迎新邻居并组织街区派对（Sugrue 1996）。

¹¹ https://libertystreeteconomics.newyorkfed.org/2020/07/inequality-in-us-homeownership-rates-by-race-and-ethnicity.html

¹² Reardon and Firebaugh 2002, Fischer et al. 2004

¹³ Linneman et al. 1990; Glickfield and Levine 1992; Pendall et al. 2006; Gyourko et al. 2008.

¹⁴ WRLURI由十一个子指标组成，所有子指标的设计使得低分代表较少限制性的土地使用政策。WRLURI以零为中心，标准差为1。范围大约从–2到+5。由于各城市在大都会区域内争夺居民和企业，土地使用严格程度水平是大都会区特定的（Pendall et al. 2006）。为此，我的因变量衡量为每个城市与大都会区最低规制得分的差值。该变量范围从0到4.2，均值为0.93，标准差为0.77。

¹⁵ 文献中关于地方控制的定义存在争议。例如，一些学者认为，即使一个城市在州法律下拥有实现某项目标（如提供垃圾处理服务）的权力，如果该城市不具备提供此类服务的经济能力和管理能力，我们就不能说它真正拥有这样做的权力。沃尔曼等人（Wolman et al., 2008）构建了一个广泛的地方自主权指数，捕捉各州在三个维度上的差异：地方政府对政府间体系的重要性、地方政府的裁量权和地方政府的能力。

¹⁶ 参见Briffault (1990)关于州/地方土地使用法律的概述。

¹⁷ 实际上，我发现拥有更多限制和活跃法院的州往往拥有显著更多的郊区土地使用排他性（可能表明因果方向相反）。参见Foster and Summers (2005)关于各州土地使用法律的逐州概要。

¹⁸ 参见Foster and Summers (2005)关于州法院土地使用裁决的概要。

¹⁹ 参见Holman (forthcoming)关于地方委员会和机构的概述。

²⁰ 数据在以2和7结尾的年份收集，我使用线性插值法生成了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11年的城市支出估计值，以匹配人口普查人口数据。www2.census.gov/pub/outgoing/govs/special60/。文件名为_IndFin_1967-2012.zip。

²¹ （原文此处无注释内容）

²² 计算范围包括所有居民超过1,000人的城市以及我拥有一个以上城市数据的所有大都会区。

²³ 该图呈现了将支出公平比率对各人口指标进行回归的边际效应，误差按大都会区聚类。

²⁴ 我在该分析中的因变量是罗德和斯特鲁姆普夫（Rhode and Strumpf, 2003）开发的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CV捕捉了大都会区内支出的异质性程度。其计算方式为支出标准差与支出均值之比。

其中 $E_j$ 为城市 $j$ 的人均支出，$M$ 为大都会区所有城市的人均支出均值，$P_j$ 为城市 $j$ 占大都会区总人口的份额。我将CV对城市间的种族、租房者和财富隔离（$H_{m_c}$）进行回归。我加入了年份固定效应以解释随时间下降的趋势。

图3
图4
图5
图6
第六章

美国政治经济学中的金融市场与金融化

雅各布·S·哈克

第六章 城市再中心化？21世纪的地方不平等缓解（The City Re-centered? Local Inequality Mitig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托马斯·K·奥戈扎莱克（Thomas K. Ogorzalek）

2019年冬天，纽约市接连传出了四条令人惊讶的消息。首先，一月中旬，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宣布了一项新计划，将为无证移民和其他无保险的纽约人提供免费医疗，预计耗资一亿美元（Goodman 2019b）。一个月后，河对岸的皇后区，地方活动人士抗议并最终挫败了亚马逊HQ2企业园区的落户计划，该项目原本将雇用数万人，并为市和州的财政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收入（Goodman 2019a）。这两项结果都与长期以来人们对美国城市在不平等、财富流动和市政边界渗透性强的时代如何治理自身的预期相悖：公共和私人精英结成伙伴关系，将吸引外部投资作为首要优先事项，压制基层抗议，并避免推行可能驱走富人、引来穷人的再分配项目。但这座城市——四十年前曾以破产闻名，长期资金紧张——却拒绝了高纳税者的涌入和开发，同时承诺大规模的新支出。

第三条和第四条消息有助于解释这一令人困惑的模式。在白思豪宣布计划与亚马逊撤离之间，一位金融家在曼哈顿中城购买了世界上最昂贵的公寓（Stewart and Gelles 2019）。纽约市审计长（NYC Comptroller）回应称，提议征收一项新的豪华房地产税，估计每年可产生3.8亿至6.5亿美元的收入，表面上可以弥补医疗计划和亚马逊交易破裂的损失。大约一年后，亚马逊宣布仍将扩大在纽约的业务，尽管与HQ2相关的补贴计划已经落空。连同亚马逊决定在华盛顿特区附近开设类似园区，纽约的这一系列事件强化了一种认识：这家全球最大公司的选址决策更多地基于这些地方作为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首都的特殊优势，而非许多城市在亚马逊非常公开的HQ2选址竞争中所提供的补贴方案。这些事件还戏剧性地展示了后工业化时代美国政治经济的一个新兴特征：特定地点出现了一种新的不可替代性，在这些地方，民主程序有可能适度制约全球经济中最强大的私人行为体。

本卷的各章回应了一项重要号召，即审视当前时代美国的政治经济。大多数章节考察的是全国性趋势和政策，但一个次国家的主题贯穿始终，且理由充分。随着不平等不仅在人与人之间加剧，而且在不同地区之间扩大，政府的回应可能强化或缓解这种商品化（commodification）趋势。在全国性僵局的时代，联邦制可能提供了制定政策以应对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 KE）所带来的新挑战和新机遇的场所。哈克（Hacker）、皮尔逊（Pierson）和格伦巴赫（Grumbach）在本卷中的贡献展示了在知识经济边缘地带一些高度共和党化的州中治理失灵的模式；那么在知识经济核心地带的高度民主党的城市中又发生了什么？大多数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往往加剧而非缓解不平等和公民对市场的暴露程度。美国地方政府的框架加剧了商品化，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联邦政府大幅削减对城市的政府间援助以来，它不仅使美国人暴露于市场力量之下，还创造了一个新的"地方市场"（marketplace of places），在其中许多生命结果与一个人的出生地紧密相连（Caraley 1992; Sampson 2011）。

在本章中，我评估了美国大城市政治经济中影响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的独特要素，即使在全国最进步的政治社区中也是如此。首先，我总结了地方政策在缓解知识经济（以及更广义的现代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不平等方面所面临的巨大政治、法律和经济障碍。¹ 其次，我分析了这些障碍之一——中心地区的相对重要性——如何发生了变化，这可能使得知识经济最强劲的地方得以实现政策变革。最后，基于这一观察，我评估了各城市在去商品化政策制定方面的跨城市模式，并思考地方政策如何可能帮助去商品化美国生活的某些方面。总体而言，此类政策的通过和切实执行具有高度的偶然性，而且仅靠城市政策来缓解美国整体不平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够的。然而，在全国性不作为的背景下，这种行动总比什么都不做好，并且可能有助于提供可以在其他地方采用的模式，并帮助转变关于社区自治与强大经济行为体之间关系的观念。

美国城市中的不平等缓解？

资本主义中的不平等问题往往在城市中更早、更强烈地显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如此，在去工业化和郊区蔓延的"城市危机"时期亦是如此。美国用于缓解不平等或提供市场保障的许多政策起源于城市危机或对其作出回应，并由城市领导者最为有力地推动（Buenker 1973; Ogorzalek 2018）。在当今日益全球化、相互关联的世界中，作为全球经济总部所在地的城市往往具有极端财富与赤贫紧密并存的特征，并再次成为不平等加剧及其他相关挑战的主要场所和原因。

这些挑战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城市中，但美国的联邦制使得地方治理相对于其富裕和/或西方民主同行国家而言更为重要。大量实质性政策的下放表面上将一些治理决策更接近被治理者，并允许制定各种因地制宜的政策。许多人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城市能够成为"民主的希望"，因为它们"既适合民主参与的规模，也是协商政治体与经济体之间关系的相关场所"（Howe 1905: 72，引自Schragger 2009）。原则上，在适当条件下，联邦制可能创造响应基层组织和工人阶级利益的"民主实验室"（laboratories of democracy），能够有效实施去商品化政策。特别是在极化和僵局使国家制度无法回应新兴挑战的当下，一些充满希望的分析人士发现了"城市民主的重生"和"新地方主义"（New Localist）视角，认为务实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地方政府可能更倾向于以回应性和协作性的方式处理重大社会问题（Barber 2013; Berry et al. 1993; Katz and Nowak 2018; Schragger 2016）。

一些因素确实表明大城市是推行去商品化政策的良好论坛。这些因素包括相对简化的宪法和公共官员共同的民主党党派归属，这有助于协调行动；地方基层传统，提供了过去努力的范例；进步的公众舆论，可以强化政策诉求；以及这些城市中既存的不平等本身，使得挑战的严峻性对于不情愿的领导者而言更为切近。在许多情况下，市政当局确实已成为"劳动和就业政策的沃土"，而这些政策在联邦层面很可能是无法起步的（Schragger 2009: 514）。数十个美国州和地方已将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大幅提高到全国底线之上，少数地方（特别是旧金山和前述纽约计划）已建立了更健全的地方医疗保险计划，等等。

诚然，这些财富和与知识经济的联系高度集中的"超级明星"城市（superstar cities）可能充当阶级流动的"自动扶梯"。这些自动扶梯确实可能为少数幸运者提供进入不平等社会顶层的机会；一个更困难的问题是，城市政策是否能够利用这种财富集中来柔化知识经济中赢者通吃的动态。然而，如果没有显著的治理努力和技巧，这些地方同样可能仅仅产生并加剧不平等，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将其市界内外的许多人排斥在知识经济的收益之外（Le Galès and Pierson 2019）。特别是在美国，城市政府自主减缓或缓解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的意愿和能力一直有限，工人阶级城市公民仍然高度暴露于市场力量之下。这就是美国城市治理的悖论：大城市面临着对市场干预的高度需求，但往往受到制约（Ogorzalek 2018）。

美国地方政治的经典学派认为，通过地方行动实现有意义的去商品化的可能性受到深刻限制，强调资源丰富的行为体（特别是企业和房主）在决定地方结果方面的力量。² 这些阻碍此类政策制定的障碍可以分为与多元主义政治、宪法法律规则和经济力量相关的三类。首先，与全国政治一样，企业和精英利益往往享有相对更多的资源——包括金钱、接触民选官员的渠道、闲暇时间和相关技能——以赢得公开的"多元主义"政策和政治斗争，包括选举，尤其是在他们有重大物质利益攸关时。与全国政治不同的是，地方财产税对于地方政府资金来源的重要性，使地方领导者有强烈的动机与"增长机器"（growth machine）利益——特别是那些拥有城市内实体土地的人——进行协调，以增加（或至少维持）土地的交换价值，在此过程中明确地将社区商品化。

其次，美国地方政府是其州政府的法律创设。虽然许多州有"自治权"（home rule）条款，将一系列内部决策权下放给城市，但这些条款（或任何其他地方政策）可以随时被州立法机构先占、否决、限制或要求执行。虽然城市可能基于州与城市之间的政治关系获得更大的政策空间，但州政府对任何地方政策至少默示同意的宪法要求，在形式上限定了政策选项的范围，尤其是当地方和州的领导者不属于同一政治联盟时（Weir et al. 2005）。国外的城市往往在州或省的旁边（而非之下）拥有更健全的法律地位，至少消除了对其行动的一种制约。

美国地方政府确实在功能上控制着一些塑造普通人日常体验和安全保障的领域。这些领域包括：土地管制，它塑造了住房市场；教育，它塑造了大多数个体未来的收入潜力和身份认同，特别是在知识经济中；以及治安/刑事司法政策，在像美国这样一个高度惩罚性的国家中，这一领域尤其重要且多样化。这些领域的政策可能在提供知识经济的准入和使个人免受资本主义影响方面走得很远，但更多时候，这种下放的政策制定结构加剧而非缓解了不平等，部分原因是将市场力量引入了更多生活领域，并使得获取某些社会权利（有时甚至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地址，而非国家成员身份。

在本卷的其他章节中，杰西卡·特朗斯汀（Jessica Trounstine）记述了地方精英如何利用有限的地方再分配，同时为自己保留高质量的公共物品。这一叙述涉及前述的政治和法律约束：精英在大城市内赢得多元主义斗争；随后在城市周边创建法律上隔绝的飞地（即郊区），但仍靠近城市本身的财富生成。那些郊区有力地（尽管对受益者而言可能无形地）塑造了美国人的生活，但它们也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在某个时刻，那些精英无法可靠地赢得地方政治斗争：相对富裕者运用退出权表明，将富人和穷人都纳入一个大的资源池是再分配和共享公共物品的一个可能工具，尽管它从未真正公平。

对于中心城市而言，政治和法律障碍有可能通过有效的地方组织建设和州层面的联盟建设来克服，尽管这既罕见又困难。第三类地方再分配约束涉及市场行为体远远超出任何常规民主程序影响的经济规训行动。其中之一是辖区间竞争（inter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在其中城市不仅必须作为地方民主体行事，还必须作为竞争性"地方市场"中的企业行事（Peterson 1981; Tiebout 1956）。按照这一逻辑，受地域约束的城市有强大的激励来满足可流动的企业和纳税人的需求。预测的结果是大都市区在大多数公共供给和管制方面的"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辖区间竞争和长期的财政不稳定，即使对最坚定的潜在去商品化者也构成了重大挑战。

地方市场中的竞争是美国城市政治的根本特征。由于没有前资本主义的历史，美国城市几乎都是作为采掘—工业—商业网络中的节点而建立的，从一开始就处于相互竞争之中（Monkkonen 2018）。地方政治经济的早期模式——城市推动者通过从其他地方吸引资本和人口来使自己致富——至今仍基本描述着市政政治的大部分内容；在该市场中的成功被视为其他政策项目的先决条件。这种竞争既存在于大都市区内部，也存在于大都市区之间，并且随时间而变化。十九世纪是中心城市扩张的时代，大城市经常吞并周边地区，往往是强制性的。在这一环境中，城市通过提供服务和基础设施来竞争，而非通过限制支出，大都市区内部竞争对城市政策的影响要小得多（Monkkonen 2018; Schragger 2009; Smith 2013）。二十世纪之交的新技术和制度变迁改变了市镇设立和吞并的参数，在美国大都市区中创造了碎片化的地方政府拼图。到二十世纪末，许多（也许大多数）新设立的市政体明确是为了补贴房地产开发商和/或限制居民对中心城市公共资源池的贡献而成立的（Burns 1994; Miller 1981; Trounstine 2018）。虽然知识经济的特征是大都市区之间命运的"大分化"（great divergence），但二十世纪的行动实际上发生在大都市区内部，因为美国城市被数百个邻近郊区包围，它们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开放营业，争夺城市的税基。

我们早就知道，这种大都市区内的碎片化导致了低效和不平等的结果，这在美国尤为如此。³ 美国城市区域在政策制定上更加分散，更易受市场力量的影响，在政策形成中更加面向企业（Savitch and Kantor 2002: 166）。我们独特的大都市治理模式甚至影响了对"城市"一词的理解。虽然美国人通常用这个词来指市政体，但在全球城市的比较城市研究中，适当的分析单位通常是广阔的大都市区域，因为这是构成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基于地方的联系网络。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中，它也是一个有意义的政治生活单位，拥有被赋予重要权力的地方政府，负责制定和执行区域计划、分配资源和协调政治行动。国外的大都市政府通常在城市蔓延超越其边界时被创建或扩大。例如，伦敦曾两次扩大以纳入周边行政区，新的大巴黎计划（Grand Paris）创建了一个新的管理机构，纳入了巴黎大部分郊区。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城市也有类似的制度，这些联邦国家在历史和文化上与美国具有可比性。这些政府拥有实际权力，其领导人是国家中最知名的政治人物之一。这种强大的大都市区政府减少了大都市区内的竞争，并可以减少一个区域内供给体制和社会结果的不平等（Kübler and Rochat 2019）。

正如弗里马克（Freemark）、斯泰尔（Steil）和特伦（Thelen）所指出的，"富裕民主国家的主要大都市区都表现出空间不平等的模式，但大都市区碎片化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巩固或缓解这些不平等差异巨大"（Freemark et al. 2020: 236）。当与国家薄弱且分散的社会供给体制相结合时，美国大都市区域政府在政治上默默无闻、权威薄弱、活动范围狭隘且技术化的事实，意味着美国地方政府的碎片化既比其他地方更激烈，也对政策更为重要（Freemark et al. 2020）。因此，虽然"攻击社会公平问题的区域努力在世界各地的主要城市中都是薄弱和不常见的"（Kantor 2011: 25），但在美国大都市区域中尤其如此，在那里领导者被迫对商业投资更加殷勤和依赖，以维持正常运作（Savitch and Kantor 2002: 150）。

这些政治、法律和经济力量独立且累积地发挥作用，使天平向不利于地方层面成功实施去商品化政策的方向倾斜。鉴于地方政治结果的这些模式以及对即使同情的本地政策制定者的约束，"新地方主义"学派的乐观主义者需要做出一些解释：地方政治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有的话——使我们应该期待城市在二十一世纪能够有效提供缓解不平等的政策？在下一节中，我通过考察知识经济如何重构了美国大都市中中心地区的重要性来探索一个答案。

在呈现本节所述经济力量中一个可能有前景的转变的分析之前，必须明确一个重要的警告：即使美国最大的五十个城市各自成功实施了一套完整的政策来改善资本主义的粗糙边缘并促进居民的全面发展（考虑到前述约束和实际历史结果，这是不太可能的发展），它也不会对大多数美国人或整个国家的不平等或生活商品化产生太大影响。部分原因是获取这些政策中大部分福利的机会将仅限于这些城市的居民，他们约占全国人口的15%。此外，当代财政权力的平衡压倒性地集中在联邦政府手中。虽然大多数民选官员和国内政府雇员是地方性的，但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政府收入流向或经过华盛顿特区；只有大约15%是在地方征收的（布鲁金斯/城市税收政策中心⁴）。虽然联邦政府每年支出约4万亿美元，但五十个最大城市的总支出加起来还不到其10%。⁵ 地方能力，至少在当前安排和历史经验下，根本不足以满足其自身选民的需求，尤其是在需求巨大时。这就是为什么最终是联邦政府与州和地方政府合作，才动员了对大萧条的强有力回应，并创建了现代美国福利和监管国家——尽管它们有其局限性（Ogorzalek 2018: 第2章）。地方政府曾试图独自抵御灾难，但被前述的约束所压垮。新冠疫情清楚地表明，地方行动在得到国家资源和协调的支持和补充时效果最佳，即使对于那些主要关注城市内部结果的人也是如此。在一个郊区化的国家中，政策必须远远超越地方边界才能涵盖大部分人口。尽管如此，在适当条件下，地方政府可以利用政策帮助为其成员提供生活保障和机会，它们的一些固有和条件性属性——规模、密度、政治亲和力、进步意识形态——可能使城市能够履行其作为民主体和企业的双重功能。

城市土地梯度与地方市场

公共选择理论对可流动纳税人权力与公共政策之间关系的解释带有一种持久的永恒感，但这些模型中的一些重要参数涉及城市景观中历史变化的特征。例如，辖区间流动的便利程度是技术和替代辖区可用性的函数，这两者在不同国家、城市区域和时间中都不是恒定的。类似地，大多数辖区间竞争模型都依赖于各处空间收益的相对均等。蒂布特（Tiebout, 1956）经典模型的这些特征抽象化了二十世纪蔓延碎片化大都市中的竞争场域，其特征是一个相当不理想的中心城市（即在某种程度上正在经历"城市危机"的地方）和许多附近的、相对较小的管理型民主体。但如果实体邻近的生产或消费收益很高——正如它们在十九世纪那样，而且随着知识经济集聚模式的明晰化，今天可能再次如此——它们可能会淹没地方政策的边际成本和收益。这有助于解释前面描述的纽约故事：尽管成本高昂，选址曼哈顿似乎为亚马逊提供了竞争优势。

竞争与单中心模型

一些辖区间竞争模型中假设的相对地方均等，与城市土地价值的核心模型——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 model）——存在张力。该模型假设土地价值（以及经济和社会活动总体上）在中心位置高于周边位置，主要是因为靠近市场和其他行为体（Muth 1969; von Thünen 1921）。⁶ 虽然从未完美预测过实际的城市形态，但单中心模型对城市价值的"自然"状况有一个清晰的理论预测：距离核心越远，土地价值越低的负相关关系。当这一梯度很强时，它表明中心位置的优势如此之大，以至于周边社区提供的边际激励可能与选址决策不太相关，并削弱了可流动行为体的退出威胁。

辖区间竞争模型被开发出来的二十世纪中期是美国一个独特的分散化时期，当时土地梯度可能较弱。交通和制造业创新使得生产和居住的分散化程度大大提高（Jackson 1985）。⁷ 包括公路建设和"红线划区"（redlining）住房融资体制在内的公共政策，偏重大都市边缘的同质白人社区中的新建设，并极大地贬低了较老的中心区域（Massey and Denton 1993; Rae 2003; Thurston, 本卷）。⁸ 其结果是中心城市的税基流失、财政危机和公共支出缩减。

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城市的低谷以来，两种向心力已发生转变，促成了大都市区内地方市场中再中心化体制的形成。最广泛的是向服务和知识经济的部门转型。也许有些令人惊讶的是，这一转变似乎使地方变得更加重要，而非更不重要。正如索斯基斯（Soskice, 本卷）所强调的，靠近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竞争性和互补性企业以及投资者，都是知识经济企业的优势（Moretti 2... [原文截断]...专业服务（即所谓的FIRE产业——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以及法律服务），这些"全球城市"的标志同样呈集聚分布（Sassen 2001）。辅助性和低薪服务也集聚在那里，且不可出口。不同大都市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但大都市区内部的邻近性也很重要——如下文所示，单中心价值的重新出现在领先的知识经济城市中尤为强烈。

企业服务和知识经济工作的集聚效应改变了辖区间竞争的参数。在地方可以互换的地形中，个别企业可以更可信地退出到更偏远的位置，市政当局可能陷入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将自己出价压到最低（McGuire 1991; Wolkoff 1992）。当企业的成功更依赖于邻近性时，退出对个别企业来说成本更高，陷入囚徒困境的是企业：虽然它们各自可能更愿意支付更少的租金，但个别违约者将失去驱动成功的集聚效应。这种反转的动态表明，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中的中心位置可能已获得了杠杆优势（相对于其大都市区邻居，以及相对于它们自己的过去）。

重塑地方市场的第二种动态是红线划区体制的终结。在1977年《社区再投资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以及随后的法规）之后，先前被排斥在房地产信贷市场之外的大片区域现在可以进入了。靠近城市中心的再开发区（例如布鲁克林西部和芝加哥西环区）使这些地区成为住宅和商业开发的磁石，特别是在知识经济城市中。房地产中的种族歧视尚未结束（即使在这些地方），但较老的区域在地方市场中的劣势已大大减少。

土地梯度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发生了演变，如今向心力和离心力同时作用。即使郊区化仍在继续，许多美国城市已经经历了从与去工业化相关的结构性变化中反弹的"复兴"。在这些地方，如今绅士化（gentrification）和高住房成本比白人外迁（white flight）或投资撤退更为严重。城市复苏的一个核心要素是中心城市房地产的重新增值（revalorization），这一现象为经常依赖财产税作为收入来源的政治体提供了更大的财政能力。这些重新增值表明单中心模型的复兴，以及中心城市相对于可流动企业的议价能力的转变（Schragger 2009）。在下一节中，我将对近几十年来城市价值梯度的变化进行描述性分析。

美国城市土地价值梯度，1980—2010年

在去工业化的城市中，中心城市的房地产价值低于周边地区，但如今往往更高。作为具体的例子，考虑图6.1中纽约大都市区（部分）的地图。该图绘制了1980年（上图）和2010年（下图）每平方英里住宅房地产总价值的度量。为估算这一价值，我将每个普查区（census tract）中所有已占用住宅的总价值相加，然后除以该普查区的面积（以平方英里计）。¹⁰ 在每张地图中，较深的色度代表较高的房地产价值。时间上的变化一目了然。1980年中心城市的房地产价值较低，周边地区较高。到2010年，这一模式基本上被反转了，最高价值出现在曼哈顿和褐砂石布鲁克林（brownstone Brooklyn），较远的地方价值相对较低。

图6.1 再中心化的例子：纽约市相对价值变化

图1

注：左图为1980年纽约市内城大都市区普查区层面估计的每平方英里住宅房地产总价值，右图为2010年。价值按当年美元计算。 来源：NHGIS。⁹ 图6.2通过绘制普查区价值相对于市中心距离的曲线简化了地图，分别展示1980年和2010年的情况。在每个子图中，线条表示距离市政厅（City Hall）各距离处的平均普查区价值。黑线代表城市内的普查区，灰线代表郊区的普查区。1980年，梯度基本上从中心向外递增——与单中心模型预测的关系相反——直到在大约20英里处达到每平方英里约8000万至1亿美元（当年价值）的峰值，然后向更远的腹地递减。相比之下，2010年的中心价值要高得多（平均每平方英里约100亿美元），并随着距离单调且指数级地递减，与单中心模型高度一致。

图6.2 1980年（左）和2010年（右）纽约所有大都市区普查区房地产价值的局部拟合平均值

图2

注：在每张图中，中心城市内普查区的平均值用实线表示，大都市区内其他城市的普查区用虚线表示。 虽然我们可能预期这种转变会出现在纽约这样的"超级明星"城市，但变化后的模式同样适用于许多美国大型大都市区。图6.3绘制了24个大城市在1980年（第一个矩阵）和2010年（第二个矩阵）的房地产梯度。在这些图表中，我将每个大都市区内的土地价值和距离度量进行了标准化，以便于可视化比较。因此，纵轴可解读为高于或低于大都市区平均值的标准差。请注意，这使我们能够看到大都市区内部的模式，但掩盖了不同大都市区之间的巨大价值差异。

图6.3 24个美国大都市区按距离城市中心的平均普查区层面住宅房地产总价值估计

图3

注：左图为1980年的模式，右图为2010年。黑线代表中心城市的普查区，灰线代表郊区的普查区。估计值在大都市区内标准化。X轴校准为距中心的百分位距离以跨大都市区均等化。距离市政厅不足1英里且无住宅房地产的普查区已排除。每组右下子图为汇总普查区的平均值。 来源：NHGIS 虽然各城市的曲线各异，但有两个模式值得注意。首先，在纽约观察到的转变并非例外。1980年，价值通常从中心向外递增，在靠近中心城市边界的环状地带达到峰值，然后在接近边缘时再次逐渐下降。2010年，在大多数城市和总体上，价值从中心单调递减，往往非常显著。每条曲线各不相同，但我们可以估计其平均趋势以进行一些基本比较。图6.4使用42个大都市区（前述选定的加上另外18个）在1980年（横轴）和2010年（纵轴）的价值与距离关系的非参数估计，绘制了总体梯度。梯度越负，价值从中心下降越陡峭；正的价值梯度表明价值从中心向外递增，与单中心模型相反。¹¹ 对角线表示y = x，因此该线上的点表示1980—2010年间没有变化。虚线的垂直线和水平线上的点分别表示1980年或2010年的平坦梯度。例如，纽约具有图6.1和6.2所示的模式；这意味着它位于图的右下角，1980年从中心向外的梯度为正，2010年为负。

图6.4 大都市区梯度变化与知识经济

图4

注：左图为各城市在1980年和2010年的大都市区土地价值梯度估计。估计值为普查区层面土地价值对距中心距离的非参数回归系数。负值越大意味着价值随距中心距离下降越陡峭。对角线表示无变化。右图为2010年各大都市区的信息产业就业与土地梯度关系。线条表示线性最佳拟合。 对角线与纽约（以及波士顿和芝加哥）各点之间的巨大垂直距离表明这些城市经历了特别大的变化，但它们并非独一无二。与图6.4中的曲线一致，大多数城市位于右下象限，表明它们的价值模式从贬值的中心反转为高价值的中心。39个城市位于对角线下方，表明在几乎所有城市中，梯度都更接近单中心模型预测的价值与距离之间的单调负相关关系。这描述了在这些非常不同的城市中相对中心重新增值的普遍现象。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几乎所有城市的梯度在三十年间都变陡了，但2010年存在明显差异。中心性在纽约和旧金山等较老城市中最强；在洛杉矶和达拉斯等较新的、蔓延的阳光带（Sunbelt）城市中较弱（但仍然存在）。一些锈带（Rust Belt）城市，如底特律，几乎没有变化。与本卷最相关的是，在拥有更多高端知识经济工人的大都市区中，梯度更强。图6.4右侧面板显示了2010年信息产业就业与梯度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有噪声，但右下角的城市是预期中的那些：纽约、波士顿、旧金山、西雅图、华盛顿特区。与更陡梯度相关的其他因素包括中心位置的收入、中心城市的富裕家庭数量和百分比、国家区域以及大都市区总体规模。主要观察是，中心区域不再是1980年时那样最不值钱的土地，而如今在许多情况下已是迄今为止最有价值的。

土地梯度与政策

美国大都市中价值的再中心化可能代表着长期面临生存性财政危机的中心城市的一个机遇。城市学家长期以来在理论上认为，"拥有强大经济地位的地方政府……将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来应对私人投资市场[并且]应该能够使用更大比例的资源来实现雄心勃勃的社会议程"（Savitch and Kantor 2002: 150）。这些雄心勃勃的议程可能由大城市公众和领导者推动，他们比全国其他地方的同行更倾向于再分配，并且这种市场力量使其更加可实现。¹² 在城市危机之前，美国城市（最著名的是纽约）有一系列围绕"旨在支持工人阶级的强大公共部门"而建立的政策，但白人外迁、去工业化和债务危机创造了一种传统观念，认为此类政策是不明智的（Phillips-Fein 2017: 8）。前一节描述的价值梯度的逆转既增加了可用的税基，也作为这些中心地区可能对可流动行为体拥有潜在杠杆作用的指标（Schragger 2009）。如果城市理论家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预期在梯度更陡峭的城市中看到更大的公共预算和去商品化政策。在本节中，我通过使用四个政策数据来源检验美国大城市中土地梯度与去商品化政策之间的关联来测试这一理论：伯克利劳动中心（Berkeley Labor Center）的《美国市县级最低工资条例清单》¹³；林肯土地政策研究所（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的数据库，提供1977—2016年大城市的人均实际收入和支出数据¹⁴；政府财政数据库（Government Finance Database）（Pierson, Hand, and Thompson 2015），包含近几十年来数百个城市的市政支出数据¹⁵；以及凯撒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cityhealth"项目，该项目对一系列推荐的"最佳实践"地方卫生和人类发展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评级。¹⁶

这些政策代表了可能属于地方去商品化议程的一部分的一系列政策。有些是地方财政的直接度量：地方产生的收入、来自财产税的收入以及地方项目的总支出（不包括来自上级政府的政府间转拨）。¹⁷ 这些数字的增长表明财政危机的缓解。例如，如果城市仍处于非常弱势的议价地位，即使财产价值增长，人均财产税收入也可能保持不变，如果城市专注于限制支出并将潜在收入让渡给居民。这些支出数字还包括地方政府雇员，这一类别往往通过集体谈判、固定收益退休计划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较少的种族歧视来减少城市工人对市场变迁的暴露。我还纳入了城市在卫生和公共服务（HHS）方面自身支出的估计，这是大多数福利救济和再分配性医疗保健计划所属的支出类别。分析中更具体的政策包括提高最低工资的地方法规、包容性分区规划（inclusive zoning）保障性住房政策、强制带薪病假和普及学前教育（universal pre-K）项目。这些政策在不同城市之间的可比性较低，因为它们不是预算项目；它们由cityhealth项目的政策专家根据"最佳实践"标准进行评估。¹⁸

在所有这些政策领域（带薪病假除外）中，梯度陡峭的城市更有可能制定该政策或征收/支出更多：每个结果之间的双变量关系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当我们将再分配政策综合为一个指数时，这种关系虽有噪声但极具启发性。图6.5左侧面板显示了大都市区梯度与cityhealth评估的城市总体再分配努力指数之间的关系。¹⁹ 线条的向下倾斜表明，平均而言，梯度与政策采纳之间存在总体关系。

图6.5 美国大城市中土地梯度与去商品化政策

图5

注：左图为2010年土地梯度与2016年去商品化政策指数之间的关系。各点以城市缩写标注，线条为线性最佳拟合。右图为标准化多元回归系数估计及90%置信区间，显示价值梯度与左侧列出的政策结果之间的关系。 为了更仔细地审视当考虑其他影响地方政策的因素时这种关系是否成立，我为每个政策度量估计了回归模型。对于每个财政类别（地方总收入、财产税、地方净支出和HHS支出），我使用2016年数据估计了一个横截面多元模型来评估跨城市关系，并估计了一个固定效应模型来评估城市内部随时间的变化（从1980年到2016年）。对于每个具体政策（最低工资、包容性分区规划、带薪病假和普及学前教育），我估计了一个以政策实施评估为因变量的横截面OLS模型。这些政策大多是最近制定的，不适合通过与1980年比较来检验。所有比率层面的变量（即梯度和预算项目）均被标准化为均值0和标准差1，以便在图中可见。²⁰

模型中还包含（但为清晰起见未在此显示）理论上与地方财政能力和政策决策相关的协变量：地方经济的部门构成、大都市区碎片化以及对最低工资的公众支持（仅适用于2016年横截面模型）。²¹ 如果价值梯度与政策决策相关，梯度的系数应为负。每个财政措施和最低工资条例的模型包含43个城市（固定效应模型中每个城市有两个观测值，分别来自1980年和2010年），cityhealth的每个政策度量包含其评估的27个城市。图6.5右侧面板显示了价值梯度与不同政策领域支出或制定之间关系的回归系数估计值。

梯度与政策之间的关联全部朝预期方向，尽管对大多数政策而言，我们无法确信这些关系在统计上显著异于零。梯度陡峭的城市——即比均值陡1个标准差——预计在2016年会多征收约每人650至750美元，包括增加约每人300至450美元的财产税。梯度陡峭的城市似乎也进行更多的总支出。总体而言，梯度与增加的地方财政相关，尽管尚不清楚这是否延伸到再分配性支出本身：无论在城市内部还是跨城市之间，更陡的梯度都没有显著增加HHS支出。

对于其他政策，证据同样薄弱但具有启发性。关系的估计方向符合预期，但没有一个在统计上显著。这部分可能是由于这些政策的被测观测值较少，但也受到其他影响地方政策制定的主要因素的影响。即使在那些有良好条件采取行动应对不平等冲动并拥有强大信息经济的城市中，也不是所有城市都制定或实施此类政策。相反，制定这些政策并不一定需要陡峭的梯度：例如，洛杉矶尽管以分散的开发模式闻名，但在指数上得分很高。虽然单中心性与地方去商品化政策采纳相关，但它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其他因素也很重要。

其中最重要的是州层面的先占权（preemption）法律。虽然梯度和公众舆论等因素的变化可以提供增量杠杆，使政策变革略微更可能或更不可能，但城市在其州宪法秩序中的位置可以使这些离散的地方政策变得不可能。例如，根据2016年合作国会选举研究（Cooperative Congressional Election Study）的数据，该数据集中每个城市的选民都压倒性地支持提高最低工资。²² 一些城市已经做出了这一政策改变，但有28个城市被其所在州禁止这样做。类似地，其中17个城市面临地方强制带薪病假要求的具体先占权，10个城市被先占权阻止通过包容性分区法规。²³ 正如亚历山大·赫特尔-费尔南德斯（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在本卷中详述的那样，州政治家近年来一直在通过这些先占权法律，专门阻止大城市在这类政策上的尝试，这再次有力地提醒我们，即使经济障碍在某些地方正在缓解，其他障碍仍然存在，足以阻碍地方去商品化。在我对指数的分析中，唯一显著的系数是州先占权活动指数。

讨论：跨越所有障碍

虽然远非定论，但这些关系暗示了理论家们的直觉，即拥有更强杠杆的地方可能会利用它获得一些财政回旋余地。然而，在如此复杂的政策领域中，更具体的去商品化政策的制定和成功实施可能取决于多个必要条件的交汇和持续的运动。篇幅限制了对许多案例的细致讨论，但我们可以从一些在去商品化指数上得分较高的地方的显著成功中汲取一些教训。

首先，如前一节所述，追求这些政策的政治和制度背景很重要。几十年来，大城市的领导者大多拥抱一种市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即"政府应让位于治理"（governance）（Gross and Hambleton 2007），往往以牺牲其他社区或民主价值观为代价，并常常以效率之名侵蚀公共部门。这些市长通常面临非常低水平的选举竞争。在过去大约十年中，随着这种模式的地方负面外部性（特别是不平等、住房成本上涨和日益惩罚性的监控体制）变得清晰，反对联盟在具体的政策运动和选举中变得更有组织、更成功地挑战了这一新自由主义范式。虽然花了很长时间，但在几个城市中已经出现了类似反对党的组织，往往来自地方执政联盟内部的派系。例如，在芝加哥和纽约，由工会领导并以"工薪家庭"旗帜运作的联盟在城市以下层面进行组织，并建立了立法联盟，实质性地改变了其城市的政策议程，即使其整体联盟继续与全国和地方民主党有大量重叠。在西雅图和旧金山等地方，当地最低工资和医疗保健计划中一些值得注意的"首创"得以通过，类似的联盟各自采用了复杂的两步制度方法，支持直接民主运动来改变其市议会的代表结构，从全市选举制（at-large）转为选区制（ward-based representation）。这种议会代表制长期以来与更多的基于阶级和种族的描述性代表以及更大的地方财政相关（Bridges 1997; Welch and Bledsoe 1998）。在制度变革后不久，旧金山的新监事会（Board of Supervisors）于2007年制定了"健康旧金山"（Healthy SF）计划，西雅图市议会制定了第一个大城市15美元地方最低工资标准（Grumbach 2020）。

在伊利诺伊州、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最近最具进取性的地方措施都是在民主党获得州议会或州长席位控制权后不久通过的，而且由于各州压倒性的民主党多数，许多最具进步性的次国家议程政策正在全州层面而非地方层面推行（尽管由城市代表团推动）。全州层面的措施抑制了前述的大都市区内竞争动态，因此作为全州联盟获胜也是城市的胜利。红州中的蓝城市面临重大障碍，但此类法律并非理所当然：州政策是州政治的结果，大城市在其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如果它们能说服其他利益集团相信地方政策确实是地方性的，将有效解决城市挑战，并帮助为全州产生积极的外部性。因此，虽然我们可能将地方杠杆视为地方通过的概率相关原因，但一个动员公众情绪反对新自由主义传统观念的反叛进步联盟以及至少默示的州批准，似乎是追求此类议程的必要因素。

虽然我们可能将这些政策视为一个共享议程的一部分，而且它们的采纳总体上在各城市之间大多是相关的，但其中一些政策针对不同的选民群体，具有不同的效果和权衡。这将产生分歧的利益和潜在复杂的联盟动态。最低工资政策有助于向工人"预分配"（pre-distribute）收入，这些工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条例制定城市的居民。工作—居住组合的分布（在中心城市居住和工作、在郊区居住但在城市工作等）主要因区域而非知识经济的存在而异，因此尚不清楚这会产生什么影响。普及学前教育使家长、企业和（理想情况下）儿童受益，但仅限于城市居民。随着工薪家庭和新美国人被置换到周边地区，这一政策作为缓解教育不平等的工具变得不那么有效。

在许多这些知识经济首都中，最具争议和永恒的政策挑战是住房。做出真正的、协调的努力来解决日益严重的住房负担能力危机，对于产生去商品化的生活甚至将人们与知识经济连接起来的"自动扶梯"效应来说绝对至关重要。因为进入知识经济的部分功能是与其的实体邻近性，为城市提供杠杆的土地梯度同样使住房对许多当前和潜在的城市公民来说高度不可负担。在美国存在普遍的住房危机：在本章分析中包含的每一个大都市区和中心城市中，年收入低于50,000美元的家庭中有一半以上将其收入的30%以上用于住房。²⁴ 在知识经济枢纽中这被推到了极端：在旧金山、圣地亚哥、洛杉矶、纽约、波士顿和西雅图，超过75%的此类工薪家庭支付了这么多，收入50,000至75,000美元的家庭中也有一半以上如此。当与（或导致）低储蓄率相结合时，这是造成极度不安全和通过无家可归及非自愿迁移而从经济中消失的原因。尽管在这一明显的改善领域，住房计划和特定项目往往遇到现有居民和公共官员的强烈抵制。美国在提供住房支持方面从未做得很好，如今该国的住房议程（以及更广义的全国城市议程）几乎完全依赖于对私人行动的激励，这不足以应对这一挑战。在这些知识经济枢纽中制定包容性分区法规来生产和保护保障性住房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显然不够——这六个城市在cityhealth对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评估中得分都很高，但它们的政策在实践中不过是装点门面，不足以应对挑战的规模。勒加莱和皮尔逊（Le Galès and Pierson 2019）表明，这一问题并非美国"超级明星"城市所独有，但他们也观察到美国城市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做得更少。像伦敦那样强大的大都市区管理机构和像巴黎那样更积极的住房建设计划仍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可能显著缓解它（Le Galès and Pierson 2019; cf. Enright 2016）。这里存在严重的政治张力，因为梯度转变和相对财政缓冲的原因是土地成功的商品化，以其飙升的交换价值来衡量。但对城市有利的并不总是对城市公民（city-zen）有利。如果没有这样的努力，去商品化议程的其他要素，如增加工人工资，将直接被转移给房东。毕竟，即使一个纽约人获得了带薪休假和免费医疗，15美元的最低工资甚至不足以支付该市一居室公寓的平均租金，每月2,800美元。鉴于即使现有居民也难以负担在那里生活，似乎不太可能吸引更多其他地方的人来享受这些福利。这是数十年来全国城市议程的核心，即使投入更多资源，正确的方法也不明显。

最后，这里提到的政策符合传统福利国家政策的范畴，侧重于家庭的物质保障或供给。去商品化也可以在其他领域以创造性的方式进行，通过对待社区而非家庭来实现。如果知识经济是一场像工业革命一样大的变革，它可能还需要对我们美好生活愿景的持久改变。这种社区生活基础在为公共互动而建的地方更容易实现，中心城市的公共政策可以被调整以实际创造这样的场所。通常这可以在不花费过高费用或采取州立法机构可能倾向于先占的可见行动的情况下完成。三个例子是：（1）由当地居民进行的补贴性文化生产，汲取本地和国际传统，这可以提供消遣、意义、职业发展、进入知识经济利基的机会和就业，同时直接满足绅士化者对多样性的品味和知识经济企业对创意内容的需求；（2）增强公共物品，如图书馆，可以提供教育服务，弥合顽固的数字鸿沟，并作为面向社区的"人民的宫殿"（Klinenberg 2018）；以及（3）大力补贴的高质量替代出行方式，包括鼓励骑行和公共交通，这可能缓解由居住隔离产生的一些不平等，促进密集的保障性住房开发，改善与久坐驾车生活方式相关的健康结果，并减轻环境退化。这是大多数北美城市的一个短板，但推动交通改革早已刻不容缓。

结论与2020年札记

本章讨论的理论和新模式基于2020年之前的观察；新冠疫情说明了地方主义者希望城市领导者可以"管理世界"的局限。首先，疫情的规模迅速压垮了地方政府独自应对重大挑战的物质能力，而它们在平时的最大优势——开放性、连接性和活动密度——对于这种威胁来说成了毁灭性的弱点。其次，知识经济的不平等被疫情本身暴露并加剧：虽然许多白领工作者可以转向线上，但从事数字经济及其伴随的生活方式便利的实体工作的人，特别是在大城市中，面临着更大的疾病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风险。其最终影响将在这本书出版后很长时间才能被理解。疫情早期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对密度和疾病的担忧，城市是否已经"终结"。这可能是过度反应，但对远程工作的强制试运行——特别是知识经济工作——确实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减少一些集聚经济并降低对中心城市办公空间的需求。

另一场转变因许多城市中回应警察暴力的起义和抗议而变得更加明显和紧迫。由于种族和阶级在大多数美国城市和整个国家中深度纠缠，实际上不可能在地方层面追求去商品化议程而不使其成为种族平等议程（Flynn, Holmberg et al. 2017）。1980年被人为拉平的城市是明确的种族主义政策的结果，随后几十年的大规模监禁使许多人——特别是非裔美国人——无法真正参与经济和公民生活。在这一领域，平等主义政策要求缩减早已过度的监禁国家（carceral state）活动，即使在许多其他方面进步的城市中，这种活动仍然特别激烈。

最后，即使一些中心城市恢复并制定了去商品化政策，空间不平等也必然会在多个尺度上持续或加剧。在全国层面，即使梯度倾向于在所有类型的城市中变陡，不同城市区域之间的价值差异仍然很大并在扩大，激进的去商品化可能是一种奢侈品（Moretti 2012）。不同城市的发展和去商品化策略可能需要大相径庭。虽然纽约可以拒绝像亚马逊HQ2这样的大项目，并通过对九位数顶层公寓征税来弥补损失，但底特律的政治议程两者都不包括。

在大都市区尺度上，"城市复兴"并非唯一进行中的变化。虽然一些郊区仍然排外和同质，但郊区作为一个整体正在快速多样化。中心城市政策对郊区社区几乎无所助益，在那里传统上"城市的"需要昂贵解决方案的问题——如贫困、人口老龄化、基础设施衰退甚至移民融合措施——正成为治理议程中更为突出的特征。许多较老的内环郊区现在可能与其中心城市的共同点比与优势象限飞地（preferred-quarter enclaves）的更多，但更缺乏竞争力。它们的财政匮乏可能更加严重（Jimenez 2014）。随着近期郊区内部全国性党派归属的左移，这些情况可能有助于重新连接一些城市和郊区，并有助于发展国外城市中常见的区域机构。尽管这不太可能发生，但此类步骤将提高利用地方政策促进公平社会结果的效力。

最后，在城市和社区尺度上，正如杰西卡·特朗斯汀所指出的，富裕的房产持有者经常——也许总是——试图通过领土管制来将自己与再分配隔绝，包括各种类型的分区规划和政府组建；他们在这样做时表现出适应性、创造性和韧性（Nightingale 2012; Trounstine 2018）。那些回归当代城市的人可能并无不同。如今，类似的制度如机会区（opportunity zones）、商业改善区（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s）和税收增量融资区（tax-increment-financing districts）将重新增值的收益集中起来，而非全市共享。这一政策领域的研究高度技术化，因地方甚至个别项目而异。如果不将这些价值捕获用于一般目的，这些城市中增长的价值将加剧不平等——即使是那些能够获得知识经济溢出利益的人也将难以留在自己的社区中。单一政策不会奏效；需要复杂的、适应性的问题解决来应对一系列挑战，才能满足二十一世纪大都市的民主要求。

注释

1 在本章中，为便于阅读，我将"缓解不平等"政策和"去商品化"政策交替使用。最广泛地说，我指的是为使个人免受周期性匮乏变迁的影响，并以与其购买力、收入或劳动力市场地位无直接关联的方式鼓励其个人发展和共同生活中的成员身份而采取的公共政策措施。这可能包括传统的再分配项目、包括"预分配"（predistributive）努力在内的监管——即塑造市场结果而非事后纠正——公共物品供给以及其他增强公平的改革，这些改革缓解了产生、再生产或加剧物质分层秩序的类别性危害。

2 关键问题在于结果是否源于多元主义框架中不均衡的资源和竞争激励（Dahl 1961及其批评者）；源于精英在增长机器中增加租金的迫切需要（Logan and Molotch 1986）；源于地方官员对私营部门参与非正式体制联盟的依赖（Stone 1989）；还是源于债券评级机构和可流动纳税人所提供的财政纪律（Hackworth 2007; Peterson 1981）。

3 有关这一"区域主义"视角的一个例子和编史学，参见（Dreier et al. 2004: 第6章）。

4 布鲁金斯/城市税收政策中心：www.taxpolicycenter.org/briefing-book/what-breakdown-revenues-among-federal-state-and-local-governments。

5 作者对Pierson, Hand, and Thompson (2015)和政府财政数据库数据的分析。

6 替代模型的概述参见Lichtenberger (2015)。

7 关于这一转变的叙述，参见Rodden (2019)。

8 与我们的许多种族主义政策一样，红线划区的空间模式似乎是美国特有的。国外的主要城市往往有集中、驱逐和歧视穷人的法规，但我没有发现哪个国家设计或实施了如此有力地掏空大都市中心的监管体制。

9 Steven Manson, Jonathan Schroeder, David Van Riper, and Steven Ruggles. IPUMS National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Version 14.0 [Database]. Minneapolis, MN: IPUMS. 2019.

10 租赁住宅的价值估计等于月租金乘以一个均衡系数，以调整人口普查以整体价值报告自住房和以月租金报告租赁房的事实。有关该度量的更多细节，参见tomogorzalek.com/s/OnlineAppendixCRC.pdf。

11 这些梯度是普查区层面（非CBD普查区）价值与（对数）距离关系的双变量非参数核正则化最小二乘回归系数。该度量本质上是图6.3中各曲线沿程的平均估计斜率。详情参见www.tomogorzalek.com/s/OnlineAppendixCRC.pdf。

12 大城市选民的民主党倾向有充分的文献记录；参见例如Rodden (2019)。关于领导者，参见Einstein and Glick (2017)。

13 http://laborcenter.berkeley.edu/minimum-wage-living-wage-resources/inventory-of-us-city-and-county-minimum-wage-ordinances/。

14 林肯研究所数据集的更多细节参见www.lincolninst.edu/research-data/data-toolkits/fiscally-standardized-cities/explanation-fiscally-standardized-cities，该数据集最终基于美国人口普查局在五年一次的政府财政普查和年度州与地方政府财政调查中提供的个别地方政府数据。

15 参见Pierson, Hand, and Thompson (2015)。

16 详情参见cityhealth.org。cityhealth评估的城市是前述城市的子集。

17 林肯研究所数据库将这些数字报告为标准化的实际人均数字，允许跨城市和跨时间的有意义比较。

18 Cityhealth在每个领域以零到三的等级（以金、银、铜"奖牌"表示）对每个城市的计划进行评级。其基础重点是卫生政策，但显然采取了整体性的方法。

19 这是一个由cityhealth对包容性分区规划、普及学前教育、地方最低工资和地方项目HHS总支出（标准化为均值0、上限2以限制异常值的影响）的评分组成的简单加法指数。所有变量缩放到(0,1)。

20 去商品化指数缩放到(0,5)，可大致解读为此类政策的"计数"，每个政策被天真地赋予相等权重。这些分析旨在说明性而非定论性。分析的技术细节和完整结果参见www.tomogorzalek.com/s/OnlineAppendixCRC.pdf。

21 在几乎所有模型中，这些协变量无一在统计上显著。在某些情况下，对最低工资的支持与政策通过正相关。在去商品化指数模型中，衡量城市所在州政府先占倾向的指数也与较少的政策制定相关。

22 作者的分析。该样本中来自本分析城市的子样本对提高最低工资的平均支持率为79%（Ansolabehere and Schaffner 2008）。

23 先占权数据收集自天普大学法学院政策监测项目（Temple University Law School Policy Surveillance Program），http://lawatlas.org/datasets/preemption-project。

24 全国住房负担能力标准为收入的30%。

图6
图7
第七章

知识经济的政治经济学

大卫·索斯基斯

第七章 红州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ies of Red States）

雅各布·M·格伦巴赫（Jacob M. Grumbach）、雅各布·S·哈克（Jacob S. Hacker）、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

美国政治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碎片化（fragmentation）。各州受宪法保护的角色以及诸多关键政策的地方性特征，催生了一种既具有全国性——它是富裕世界中覆盖范围最广的全国性市场——又具有地区性的政治经济，各州或各州群体构成了往往拥有巨大自主空间的独立政治经济体。

历史上，这种分权化促进并保护了高度的区域多样性。无论是南方的"特殊制度"奴隶制（slavery）、西部的采掘型经济，还是中西部的工业经济，美国经济史往往被讲述为相互对立——有时甚至相互冲突——的不同地理区域的故事。例如，理查德·本塞尔（Richard Bensel）在其《地区主义与美国政治发展，1880–1980》（Sectionalism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1880–1980）一书中，追溯了工业"核心"与非工业"边缘"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各方"将国家政治经济分割为若干部门，由地区两极分别控制"（Bensel 1984: 53）。

在本塞尔的经典著作问世一代人之后，区域多样性仍然是美国政治经济的基本特征。事实上，本塞尔的分析几乎恰好结束于一个关键转折开始之时——一个长期趋同（convergence）时代的终结。工业经济的特征是各州和地区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逆转了这一趋势。曾经在追赶的州如今停滞不前甚至日益落后。在各州内部，大型都市区与人口较少的非城市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这些趋势原本有可能像过去地区分裂所做的那样，在内部分裂美国两大政党。但尽管经济多样性在上升，两党之间的差异却越来越大，内部同质性越来越强，各地之间的相似性也越来越高——简言之，更加极化（polarized）和更加全国化（nationalized）（Pierson and Schickler 2020）。与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所设想的那个由众多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构成、在不同议题上形成不断变换的联盟的辽阔国度不同，一道包罗万象的党派分裂从国家政治的最高层一直延伸到最基层。

这种日益固化的党派分裂伴随着更加激烈而稳定的地理分裂。与不太久远的过去相比，美国的政治版图在一次又一次选举中显得异常固定（Hopkins 2017）。红州在总统选举和参议院选举中都押注共和党（而且，它们越来越多地选出共和党的"一党独大"（trifecta）——州长官邸、州众议院和州参议院全部由共和党把持）。蓝州则押注民主党。不仅摇摆选民（swing voters）更少了，摇摆地区（swing places）也更少了。

这三大趋势——不断增长的经济多样性、全国化的党派极化以及固化的选举版图——迫切要求我们重新关注地方政治经济与国家政治秩序之间的互动。然而，当我们审视这种互动时，发现的情况令人困惑。在国家层面，共和党持续偏离中间路线，产生了一个与商业精英及不平等加剧的最大赢家紧密结盟的高度保守政党（Hacker and Pierson 2016）。然而，随着不平等在地区之间以及人群之间同时扩大，在这场空间转型中处于失败一方的地区普遍站在了共和党一边，而非民主党一边。

蓝州美国日益受到知识经济的提振，在那里城市化和无形投资得到了回报（尽管在不同工人和地方之间极为不均等）。相比之下，红州美国正在艰难地寻找适合二十一世纪的可行增长模式。在少数拥有丰富能源储备的州之外，红州美国的经济表现正落后于蓝州美国。在2020年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Joe Biden）赢得了大约51%的全国普选票；但他赢得了代表美国GDP 71%的县（Muro et al. 2020）。

红州美国不仅不再向蓝州美国趋同，而且缺乏过去经济边缘地区所拥有的那种成功的（尽管高度排他且不平等的）快速增长策略。无论是州级共和党政策还是国家级共和党优先事项，目前都不能为这些地区中的大多数提供克服其经济劣势的现实希望。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将要展示的，共和党支持的政策往往加剧了这些劣势。

如果不同的区域经济是全国联盟的基础，我们如何理解这种脱节？为什么困难重重的红州的政策方针似乎与新的经济现实如此不协调？为什么全国性政党的立场——尤其是共和党的立场——似乎与其"本土"地区的主导模式如此格格不入？州级和全国共和党又如何能够维持那些给红州美国民众带来如此之少经济利益的政策议程？

在本章中，我们对这些问题提出一系列初步回答。首先，我们试图描绘红州美国对知识经济新现实的多样但总体上不尽如人意的应对。更具体地说，正如我们章节标题所示，我们考察红州的多样经验。尽管地理分裂在各州内部和各州之间都存在，但各州在美国宪法设计中占有特殊地位，既是治理场所，也是选举权力的堡垒。长期以来，各州一直是寻求创建具有区域特色的政策议程的团体和运动的入口，即使其相应的全国性政党可能另有偏好（Sanders 1999; Schickler 2016）。随着过去一代人时间里联邦治理陷入僵局，各州政策在塑造其居民生活方面变得更加重要（Grumbach 2018），而主要利益集团也更加专注于影响这些政策（Hertel-Fernandez 2019）。与此同时，如前所述，全国性政党越来越依赖特定州来获取选举权力，而且，就共和党而言，越来越依赖州级选区划分操纵（gerrymandering）和抑制对方政党选民参与的州级法律。

我们将红州定义为自2000年以来在总统选举中选民一贯支持共和党的州——这一简单定义与其他可能的定义有大量重叠。我们表明，这一选举定义恰好对应于一种经济分裂。与蓝州相比，红州在经济上普遍举步维艰，尤其是与前几十年的快速追赶相比。一个我们称之为"能源三州"（energy trio）的极小红州群体（阿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和怀俄明州）通过化石燃料生产实现了繁荣。然而，大多数红州并未享有这一优势。我们将这个大得多的群体称为"低端路径州"（low-road states），因为它们共同依赖低工资、低税收模式，而这种模式在知识经济中提供的优势已不如过去。此外，我们还确定了第三组位于衰退工业腹地的州，它们可能正在滑入红州阵营，我们称之为"掉队州"（left-behind states）。

接下来我们从描述转向解释：是什么导致了红州美国在向知识经济转型中面临的困难？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反映了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曾经在美国政治经济内部竞争的各州如今必须在全球经济中竞争，而在全球经济中，低工资、薄弱的工会或先前的制造业经验所能提供的优势十分有限。相反，正如大卫·索斯基斯（David Soskice）在其为本书撰写的章节中所论证的，最大的回报来自向严重依赖城市和教育实力的部门转型。这样的转型对任何专长于低工资劳动或制造业的州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它对红州构成了特别的挑战，因为我们表明，红州往往推行了加剧其困难的政策。¹

最后，我们将焦点转向全国共和党，以及其优先事项与红州美国面临的挑战之间看似存在的脱节。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州的糟糕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曾经促进趋同的联邦投资的缺失。乔纳森·罗登（Jonathan Rodden 2018; 2019）等人有力地论证了为什么随着政党在地理上极化，它们的议程应当与其新的领土支持基础相一致。罗登的论述阐明了社会议题上沿城乡线日益加剧的党派分裂。然而，当我们转向各政党的经济议程时，他的论述就力有不逮了。共和党应该有选举理由将其经济优先事项转向那些拥有大量制造业和化石燃料开采的重共和党州。对气候变化否认主义和宽松环境法的拥护符合这一模式，或许还包括迟来的（而且也许仅以特朗普为中心的）转向保护主义和对农业州的大规模补贴。但共和党经济政策的更大主旨并没有迎合红州的经济利益，尽管存在罗登所指出的选举激励。为什么？

我们认为，答案根植于共和党组织化联盟的性质。全国性商业团体和有组织的富有支持者在当代共和党内部的影响力角色，鼓励全国共和党追求高度不平等的政策，以回应集中的经济利益。这些政策并不特别关注共和党地区的本地企业，对共和党日益依赖的较贫困非城市选民也缺乏吸引力。事实上，它们削弱了强有力的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前景——这些转移支付既可以刺激地方经济发展，也可以资助这些选民日益依赖的社会项目。但是，回应这些选民经济关切的需求已被他们的社会、地理和信息隔离所削弱；被共和党精英通过植根于种族和文化反弹（racial and cultural backlash）的身份认同诉求来动员他们的能力所削弱；也被（部分由共和党策划的）美国选举体系中非城市地区的过度代表所削弱。共和党以种族怨恨（racial resentment）和反移民反弹为基础动员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的能力，在南方和工业腹地已被证明尤为重要，它提供了种族在美国政治经济结构中核心地位的又一个例证。

所有这些结论都是在学科建设的精神下提出的。地区主义（sectionalism）仍然是美国政治经济的一个强大特征。然而，我们甚至缺乏关于它今天如何运作的基本观察体系。跨州的政治行动者（特别是商业团体）已将巨大的注意力集中在作为治理场所和国家政党力量来源的各州上。政治分析人士在很大程度上却没有这样做。我们并不自诩对这一宏大议题给出了最终答案，事实上，我们欢迎就如何最好地描绘这一广阔领域的辩论。但我们希望表明，在一个地区分化和政党全国化的时代，如果不认识到地方政治与国家政治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美国政治经济的许多令人困惑的特征就无法被驾驭。

美国的地区主义：过去与现在（American Sectionalism, Past and Present）

地区主义描述的是地区之间为控制重要公共决策而展开的政治冲突——尤其是在美国案例的研究中，涉及塑造国家政治经济及其中成本和收益的地区间分配的决策（Bensel 1984）。美国地区主义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南北分裂上，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即使在废除奴隶制之后，南方各州的政治经济仍然高度独特，而在国家政治中代表南方各州的人构成了一个可辨识的强大联盟。我们简要追溯这段为人熟知的故事，以引出关于当代红州和共和党的关键问题。

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前蓄奴州的全国代表是南方民主党人（Southern Democrats）。由于不存在党派竞争，他们在国会等级制度中升至有权势的位置，并为横跨两党的"保守联盟"（conservative coalition）提供了决定性票数（Katznelson 2013）。这些立法者支持服务于占主导地位的地区集团利益的政策，这些集团希望维持种族隔离并促进基于低工资竞争的工业化。分散化的工资制定和劳资关系对这一愿景至关重要，南方政治家们不遗余力地加以保护。他们的成功远非彻底。在新政（New Deal）早期，政策有效地在关键部门设定了全国最低工资线，随着南方的生活水平迅速向北方靠拢，南方发生了转变（Wright 1987）。新政的农业政策也加速了南方农村黑人的外迁，随着该地区最贫困的工人迁移到不断增长的工业中心寻找经济机会，趋同随之出现。

然而，正如伊拉·卡茨纳尔森（Ira Katznelson）及其合作者所论证的，南方代表在关键维度上与新政决裂，尤其是在1935年之后。他们利用在国会中的关键地位来保护地区经济精英的利益并鼓励内部私人投资（Bateman et al. 2018; Farhang and Katznelson 2005; Katznelson et al. 1993）。最重要的是，他们有效地阻止了一个真正全国性的集体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体系的形成——这一体系可能使工会得以在南方组织起来，并削弱该地区对寻求非工会劳动力的企业的吸引力（参见亚历克斯·赫特尔-费尔南德斯（Alex Hertel-Fernandez）的章节，特别是他对1947年关键性的塔夫脱-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 Act）的讨论）。

这些政治行动者还努力影响联邦支出，以支持他们关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愿景。他们担心新的社会福利项目可能会削弱一个重要的竞争优势以及吉姆·克劳法（Jim Crow），因此迫使对正在形成的福利国家进行修订，以限制其对保留工资（reservation wages）的影响，尤其是对黑人工人。然而，他们也支持建设一个资金更充裕的联邦国家，其支出（特别是国防开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政府间转移支付——绝大部分由较富裕的州出资——是一种在不威胁南方和阳光带（Sunbelt）作为相对低工资、非工会私人投资目标地地位的情况下促进经济发展的好办法。

简言之，在这一关键时期，以国家较贫穷地区为基础的地区利益在州级和国会层面都积极推行了一套相当连贯的经济议程。更多时候，他们取得了成功。联邦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将会扩大，但主要是在与南方和阳光带精英的发展战略相一致的条件下扩大。

这些发展战略肯定不是增长最大化的——它们试图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的同时提振增长——而且它们产生了高度的不平等，不仅将非洲裔美国人，也将许多贫穷白人排斥在该地区新兴繁荣之外。尽管如此，南方增长模式有一种基本逻辑，由与该地区结盟的全国政治家加以捍卫：南方可以用微薄的工资、低税收和有限的监管来削弱北方，同时提取不附带不受欢迎条件的联邦资金。

类似的事情在今天有多大程度上正在发生？这一问题的动因见图7.1（基于Ganong and Shoag 2017），该图显示了两个三十年时期——1940–1960年和1990–2010年——各州增长率与初始人均收入（取对数）之间的关系。如图7.1所示，在二战后的初期，先前的经济地位与长期增长之间存在近乎完美的关系，较贫穷的州迅速追赶。自1990年以来，这种关系几近消失。如果去掉北达科他州和怀俄明州——该组中两个大型能源生产州（不包括阿拉斯加，因为在第一个时期它还不是一个州）——回归线将会是平的。二十世纪中期的伟大经济趋同已经终结。

图7.1 各州增长率与人均收入，1940–1970年和1990–2020年

图1

对图7.1的一瞥还表明，蒙受损失的主要是红州。虽然对红州和蓝州没有公认的定义，但最初的命名来自《纽约时报》2000年发表的一张著名选举地图，该地图显示了布什（Bush）和戈尔（Gore）在选举人团中赢得的各州（图形设计师说他选择红色代表共和党是因为两个词都以字母R开头）。自2000年以来，两大政党总统提名人背后的各州阵容一直异常顽固。从2000年到2016年的五次总统选举中，有22个州一直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有15个州一直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由于前一组州平均人口更稀少，选票分布接近均势）。

鉴于这种稳定性以及解读总统选举结果的便捷性，我们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2000–2016年期间五次总统选举中至少赢得三次的州定义为"红州"；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至少赢得三次的州定义为"蓝州"。这一划分与其他可能的定义——例如州选举结果或政党对州政府的控制——高度相关，结果产生了26个红州和24个蓝州（我们排除了哥伦比亚特区）。按2016年特朗普在两党选票中的份额排列，红州依次为：怀俄明州（WY）、西弗吉尼亚州（WV）、北达科他州（ND）、俄克拉荷马州（OK）、爱达荷州（ID）、南达科他州（SD）、肯塔基州（KY）、阿拉巴马州（AL）、阿肯色州（AR）、田纳西州（TN）、内布拉斯加州（NE）、犹他州（UT）、堪萨斯州（KS）、路易斯安那州（LA）、印第安纳州（IN）、密苏里州（MO）、蒙大拿州（MS）、密西西比州（MS）、阿拉斯加州（AK）、南卡罗来纳州（SC）、德克萨斯州（TX）、俄亥俄州（OH）、佐治亚州（GA）、北卡罗来纳州（NC）、亚利桑那州（AZ）和佛罗里达州（FL）。

不难注意到，这些州中只有两个是我们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崛起为总统相关联的工业腹地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这些州——前述两个加上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近年来受到了极大关注，不仅因为它们是关键的战场州，还因为它们被视为预示了一个严重依赖不满的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的转型共和党联盟。在州级层面，这一转型涉及曾经的进步工业堡垒向更保守和反工会的经济政策转变。这些正在向红色偏移的州，我们称之为掉队州，我们用它们来阐明似乎与红蓝分裂固化相关的特定州经济转型。类似地，我们简要提及曾经坚定的红州中正在向蓝色偏移的州，如佐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它们凸显了相反的发展轨迹。

三种红州类型（Three Red-State Types）

我们采用归纳法对各州进行分类。如前所述，先前的学术研究通常从将经济地区主义与南方例外论（Southern exceptionalism）联系在一起开始：一种独特的区域经济，由全国民主党内部的一个特定派系所支撑（但参见Bensel 1984，他基于美国国内的贸易中心进行地区分类，归纳性地将其划分为"核心"和"边缘"地区）。但我们既对南方——如今的共和党堡垒——仍然有多独特感兴趣，也对它与其他州共享哪些特征感兴趣。为此，我们收集了关于红州和蓝州在经济和政策结果方面突出指标的广泛数据。然后，我们使用贝叶斯因子分析（Bayesian factor analysis）将这些指标归纳为五个测量值（范围从0到1）（Quinn 2004）：（1）对采掘和能源生产的依赖程度，（2）工资和收入水平，（3）经济政策保守程度，（4）城市化水平，以及（5）社会和经济表现。表7.1概述了我们的方法。²

表7.1 衡量州特征（Measuring state characteristics）

[Table 7.1]

为了保持表述简洁并聚焦于红州，我们为26个红州核心组绘制了这五个指标的图表，而对蓝州只呈现这些指标的平均值。然而，我们需要强调，我们的经济数据在整个样本中与我们的选举定义高度一致。我们使用总统选举投票来定义红州，因为我们关注的是理解在美国持久的红/蓝版图中州级政党与全国性政党之间的关系。但审视我们的经济指标后，我们发现确实存在一种独特的红州经济特征，这一特征为能源不是州经济主要组成部分的红州或多或少地共有。（要查看全部各州的结果，请参见附录。）

图7.2以偏离平均值的标准差（横轴）绘制了我们的能源和采掘指标，纵轴为各州中位数小时工资。州缩写字母的阴影深浅代表其在两党投票中特朗普的得票份额，颜色越深表示特朗普的选举胜利越大。如图7.2所示，工资较高的红州往往具有较高浓度的能源生产。然而，能源开采高度集中。只有五个州明显高度依赖能源，其中只有三个州似乎因此蓬勃发展：阿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和怀俄明州。我们将这三个州称为"能源三州"，这是我们第一个（小的）州分组。

图7.2 能源生产、工资与特朗普得票（Energy production, wages, and Trump vote）

图2

图7.3从不同角度审视了红州的表现，考察了经济政策保守程度与中位数工资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该图中纳入了全部50个州，以展示红州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保守程度指标上与其他州的比较。总体而言，红州位于我们政策保守程度量表的较高端（该指标的范围为0到1）。但即使在红州内部也存在相当大的变异。

在图7.3中，各州的阴影深浅反映了根据我们的指数衡量的城市化程度，最城市化的州用黑色表示。城市化程度较高的红州通常更接近蓝州的中位数工资水平。相比之下，浅色阴影的州聚集在图的底部；显著的例外是农村但工资相对较高的能源三州（阿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和怀俄明州）。上方虚线显示了所有蓝州中位数工资的非加权平均值。下方点线显示了所有红州中位数工资的非加权平均值。

图7.3 各州经济政策、工资与城市化（State economic policy, wages, and urbanization）

图3

审视图7.3，我们可以识别出第二个且大得多的红州群体，我们将称之为低端路径州。图7.3清楚地表明，工资最低的那些州是政府规模较小、缺乏密集城市中心的州（即图中右下方字母颜色最浅的州）。这些州大多位于南方。这个为人熟知的区域群体长期以来在美国国内以薄弱的工会和低工资为基础进行竞争。然而，由于生产的全球化和中国的崛起，这条"低端路径"变得更加崎岖。

图7.3还表明，红州之间存在多样性，事实上，即使在南方的红州之间也存在多样性。虽然红州都聚集在蓝州平均工资水平以下，但有些州比其他州更接近蓝州水平。四个最突出的例子是亚利桑那州、犹他州、德克萨斯州和…… ……正如其字母的较深阴影所暗示的那样，它们看起来工资较高，部分原因是它们的城市化程度更高。（德克萨斯州还受益于能源开采。）这四个州都拥有蓬勃发展的城市中心，相当大比例的州居民居住在那里。这些红州城市健康的人口流入反映了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包括温暖的气候、西班牙裔移民和相对低成本的住房。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密集的都市区在从趋同向分化转变开始之前就已经稳固建立。

我们考察的第三组州在图7.2中基本缺席：即前面提到的工业腹地州。以中西部为中心，这一组包括两个符合我们红州定义的州——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以及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所有这些州都趋向共和党，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了所有这些州（尽管拜登赢回了三个不那么坚定的红州）。在这一州群中，我们发现了在向知识经济转型中损失最大的地区：曾经繁荣的工业区如今在劳动参与率、贫困率和令人担忧的健康水平低下方面苦苦挣扎。

我们将这第三组州称为掉队州。它们与南方的同类州共同缺乏能在全球知识经济中蓬勃发展的充满活力的非采掘型生产。然而，与南方不同的是，它们还背负着曾经进步的工会、教育和其他公共品政策的遗产——围绕这些政策的持续党派斗争是其独特发展轨迹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转而解释这些动态。

红州面对知识经济（Red States Confront the Knowledge Economy）

是什么导致了低端路径州、掉队州和能源三州的不同轨迹——无论是彼此之间，还是（远为重要地）与蓝州之间的比较？我们从最大的群体——低端路径州——开始，然后依次考虑能源三州和掉队州。

低端路径州：从内部竞争到外部竞争（Low-Road States: From Internal to External Competition）

大多数红州长期以来一直贫穷且受到保守治理。近几十年来发生的主要变化是它们的背景：知识经济的兴起、低工资制造业的全球化以及联邦投资的下降同时发生。由于这种背景变化，曾经在缩小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向知识经济的转变至少出于两个原因对低端路径州不利。首先，在一种提供显著先发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s）的新型经济中，它们起步就远远落后：它们是教育水平最低的州，而且许多州在进入21世纪时缺乏密集的城市中心。其次，对于那些不依赖能源的州来说，它们的经济战略依赖于在一个允许劳动力和资本流动、同时保留对重要经济政策的地方控制权的全国"单一市场"中削弱北方工资的能力。然而，随着全球经济的转变，这一优势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红州不再需要与高工会、高税收的州竞争，而是必须与国外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库竞争。它们不再需要从北方窃取制造业，而是越来越需要创造本土创新来源并培育人力资本。

与此同时，联邦投资的下降对这些州尤为不利。二十世纪中期的经济趋同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单一整合市场的运作。但它也受到对南方的巨额国家投资的推动。联邦对较贫穷州的收入转移支付不断增长，军事基地和武器生产被刻意安排在南方，大量其他政策专门旨在给予落后州不成比例的利益。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许多这些政策可以追溯到南方和阳光带作为国家政治中一个独特联盟所获得的杠杆力量（Katznelson 2013）。

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家政治向右转和联邦日益加剧的僵局破坏了许多这些政策。国家监管的下降——尤其是反垄断（antitrust）、劳工和金融监管——推动了经济活动向更加寡头垄断的企业世界和更少数量的高增长城市地区转移，削弱了许多红州政治经济所特有的农村地区和中型经济中心（正如苏雷什·奈杜（Suresh Naidu）在其章节中指出的那样）。

与此同时，冷战的结束大幅削减了国防开支，而且国防开支促进区域趋同的能力也减弱了，因为重心从为以南方为中心的征兵军队提供基础运输和武器转向了利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为规模更小的志愿部队提供技术优势（Weiss 2014）。正如索斯基斯的章节所示，国防和非国防联邦研发支出占总研发支出的份额也大幅下降。

联邦投资的下降可以从图7.4中看到，该图显示了联邦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拨款支出占GDP的比重。州援助通过两种方式提供：必须经拨款程序的"可自由支配"（discretionary）支出，以及按公式自动提供的"强制性"（mandatory）支出。图7.4排除了联邦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支出，因为其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医疗支出驱动。（它们还要求州配套付款，即使它们为越来越多的州居民提供了重要的健康保障，也构成了州预算的压力。）如图所示，强制性和可自由支配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到2019年各下降了近一半。在同一时期，联邦政府将税收和公共投资的决策责任下放给了州政府。

图7.4 联邦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拨款，1980–2020年（Federal grants for states and localities, 1980–2020）

图4

这些变化促成了结果、政策和党派治理方面的显著经济分化。较贫穷的地区停止了追赶。较富裕的地区拉开了差距。这种分化既可以在红州美国与蓝州美国之间看到，也可以在红州美国内部看到。总体而言，红州在这种新背景下表现不佳。但那些表现较好的州（除了大型能源生产州之外）通常拥有密集的城市枢纽以及与之相关的机构：学院、大学、创新企业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城市枢纽的发展似乎主要是在这些州内共和党政治家的影响之外取得的。传统的红州组合——低税收和低工资、没有工会、有限的分区限制和其他监管——在知识经济中确实提供了一些优势。特别是，这些政策产生了较低的总体生活成本，尤其是更可负担的住房，这鼓励了人口迁入（同时凸显了安塞尔（Ansell）和金里奇（Gingrich）在本书贡献中讨论的蓝州城市集聚面临的挑战）。然而，共和党州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蓬勃发展的城市中心需求的敌意，尤其是当这些城市中心越来越可靠地偏向蓝色时。例如，州共和党通过"预先禁止"（preemption）规则阻碍了地方创新，这些规则使得地方领导人更难采用更高的劳动标准（最低工资、强制福利）和投资公共品以创造宜居且高产的城市。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在州级层面对教育、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品的投资不足——这些反城市政策明显以牺牲州的繁荣为代价（参见Dar and Lee 2014）。

能源州：稀少且脆弱（Energy States: Few and Fragile）

能源三州之所以突出，是因为这三个州通过特定部门的经济战略成功实现了相对较高的工资。然而，大多数红州缺乏丰富能源储备的奢侈条件。此外，在能源三州之外，即使拥有显著储备的州也不能始终呈现良好结果。在现代知识经济中，典范是硅谷（Silicon Valley），而非沙特阿拉伯。以开采为导向的州将难以迈入低碳未来。

依赖能源的州还以受繁荣-萧条周期（boom-bust cycles）影响而著称。虽然明智的政策可以减少这些波动对州财政的影响，但资源依赖型州通常未能利用好时期为坏时期做准备。在繁荣期间，更高的州收入往往被转化为减税；而在萧条期间，这些州削减了支出，特别是教育支出——进一步阻碍了它们建设更加多元化经济基础的机会（Dadayan and Boyd 2016）。

在这方面，能源州与高度依赖农业的红州看起来很相似，后者同样面临因全球价格波动而产生的繁荣-萧条周期。事实上，我们曾考虑将农业依赖型州从我们更大的低端路径州类别中单独划分出来。然而，农业州看起来与能源三州并不十分相似。即使是最依赖农业生产的红州——南达科他州、内布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和爱达荷州——在该部门的就业比例也出奇地低（不超过州就业的5%），来自农业的州收入份额仅为7%至11%（Y Analytics 2020）。（另一个以农业为导向的州——爱荷华州——按我们的定义不属于红州。）此外，越来越多的净农业收入——2020年接近40%——实际上来自联邦政府，正如我们在本章稍后将讨论的那样（USDA 2020）。作为一种本土繁荣来源——而非获取联邦援助的途径——农业作为长期增长战略似乎并不比能源更有前途。

掉队州：走向低端路径？（Left-Behind States: Heading for the Low Road?）

我们的第三组——我们称之为掉队州——面临着自身的挑战。这些州白人和工人阶级比例过高，拥有大学学位的工人比例相对有限，它们是奥斯汀（Austin）、格莱泽（Glaeser）和萨默斯（Summers）（2018）所称的"东部心脏地带"（Eastern Heartland）的一部分——一个在健康结果和劳动力市场表现方面远不如内陆西部"西部心脏地带"（Western Heartland）的地区。东部心脏地带是我们看到工作年龄成年人劳动参与率下降最大的地方；它也是阿片类药物流行的震中。当评论者谈到被落下的美国时，他们通常指的是东部心脏地带。

同样，这些州中的大多数不在我们"红州"的定义范围内。它们规模庞大且势均力敌，仍然被两党争夺——并对两党的选举前景至关重要（Hopkins 2017）。尽管如此，它们似乎正在向共和党一方漂移。它们不仅越来越像前面描述的红州（即前面提到的"南方化"过程），而且许多还经历了统一的共和党治理，严重削弱了曾经强大的工会，大幅削减了税收，减少了州对教育的投资，并实施了高度有利于共和党的州和联邦选举地图（Hertel-Fernandez 2019）。在这些州内部，与全国政治总体情况一样，经历经济衰退的地区已成为一个强大反弹联盟的核心，该联盟支持保守的共和党人并导致了极化的经济治理。经济困难、选民反弹和共和党政策之间的悖论关系是我们接下来的主题。

红州的经济治理（The Economic Governance of Red States）

红州持续的低迷表现提出了一个谜题。持续未能带来繁荣的政党应该付出选举代价。此外，本塞尔和卡茨纳尔森等学者关于地区主义的经典论证表明，在独特区域基础上的政党应该利用国家政治来推进地区利益。如果红州有独特的增长需求，这些需求应该对州领导人构成约束。更重要的是，因为美国政治制度为推进基于领土利益的主张提供了强大的传送带，它也应该鼓励其在国家政府中的党派盟友至少尝试迎合这些需求。

在接下来的两节中，我们考虑为什么这些预期似乎未能满足。在本节中，我们表明大多数红州采取了遵循全国性政党保守方针的经济政策，而且在控制先前经济特征的情况下，这些政策与糟糕的结果相关联。然后我们转向国家层面的党派力量，在那里我们表明全国共和党也并未过多迎合红州的经济利益。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在追问：在红州创造繁荣的因素与共和党寻求做的事情之间为何存在脱节？为什么该党仍然能够维持对执政权的强力掌控？

红州应该想要什么？（What Should Red States Want?）

在本塞尔、卡茨纳尔森等人的经典论述中，地区性政治联盟可以被预期追求地区性经济利益。今天，这种利益会是什么样子？答案并非显而易见。首先，红州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异质性。其次，在根本全新的经济背景下为许多这些州确定有吸引力的发展战略并非易事。在1950年代中期的工业经济中，在整合市场内利用低工资和反工会态度的策略有很多值得推荐之处。但当低工资制造商必须与中国而非芝加哥竞争时，它所提供的优势就少得多了。

我们可以从前面提到的罗登（2019）最近的开创性工作中寻找线索。在他最近的著作《为什么城市会输》（Why Cities Lose）及相关文章中，罗登进行了两个关键分析步骤。首先，他强调像美国这样的多数制选举制度要求政党成为基于不同政策立场捆绑的广泛联盟。其次，他认为美国基于地域的、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选举制度有利于较少城市化的政治联盟。共和党受益于日益扩大的城乡分裂，在全国和州级选举中赢得了人口稀少的州和地区，并利用其基于地理的选举优势通过党派选区划分操纵和压制民主党选票的努力来放大其优势。在罗登的论述中，这两个因素的结果是，共和党——虽然必然是一个广泛的联盟——应被预期倾向于一种反映其对低端路径州、掉队州和能源三州选举依赖的经济议程。

对于能源三州来说，这一描述非常契合。对于它们以及迎合化石燃料生产者的全国共和党政客来说，加大开采力度并支持全国性去监管和土地利用政策的策略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如果你的时间视野很短的话。

然而，大多数红州缺乏丰富的能源储备。大多数也从未完全融入工业经济（南方大部分地区）或大量投资于如今正在衰落的制造业（工业腹地）。对于这些州来说，好的政策选项更难确定（Austin et al. 2018）。缺乏现有知识中心的困难红州很可能发现如今已无法创造建立此类安排所需的关键多数。此外，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来朝这个方向努力也容易被"挖角"。各州与企业一样，可能会发现对人力资本的更大投资的回报是看着这些年轻的技术工人迁移到提供更大机会的地区。

各州在利用公共政策应对我们所讨论的急剧经济变化方面也面临内在局限。它们不仅必须利用已有的既有禀赋，还必须用有限的工具来做到这一点。与国家政府不同，各州没有货币政策杠杆。虽然各州可以使用税收和其他财政政策，但它们在这样做时面临更大的约束。几乎所有州都有平衡预算规则，而且企业和富裕居民跨越州界远比跨越国界容易。这些现实对向流动性经济行为者施加高成本的政策造成了显著的偏见。

然而，我们应该预期的是，这些州会寻求从联邦政府获得更多经济帮助。理想情况下，联邦政府会从较富裕的州转移资源——就像新政期间和之后所做的那样——以允许工资和工会化保持相对较低的水平，从而保留地方竞争优势。可行的政策选项包括：扩大无条件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将军事开支定向到红州；扩大（定向的）农业补贴；保护或扩大对老龄化工人的关键社会保险形式以及其他不会提高保留工资的社会项目；定向投资于高等教育以培育和强化研究机构在存在之处的地方效益；以及在困难地区进行基于地方的联邦投资。更一般地说，由于红州从联邦支出中获得相当大的净收益（Krimmel and Rader 2017），我们或许可以预期它们支持扩大此类转移支付的联邦政策。

红州做了什么？（What Do Red States Do?）

除了少数例外，我们看到的并非如此。相反，红州政治家越来越拥护一种统一的全国化议程，该议程聚焦于减税和激进的去监管，并对联邦转移支付持敌意。这一议程似乎反映的是全国行动者的偏好和政党优先事项，而非地方条件、选民需求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主要的地方经济利益（Hertel-Fernandez 2019）。此外，它与普遍低迷的经济结果广泛相关。

人们可以在红州颁布的政策和它们在联邦层面支持的政策中看到这一结果。随着联邦政府经常陷入僵局，州经济政策变得更加重要，红州和蓝州之间的差异也更加显著，全国性政治行动者也更加专注于影响这些政策。随着联邦投资的下降，各州整体已成为国家财政图景中日益突出的部分。这些趋势以不同方式影响了红州和蓝州。蓝州通常更加专业化，往往在数十年州政策行动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在医疗保健和环境监管等关键领域实施了重大政策。州税率的提高，特别是对高收入者的加税，部分抵消了联邦转移支付的下降。

但当蓝州试图填补联邦政府退出留下的空白时，大多数红州却削减了税收能力和公共投资，尤其是在2010年共和党横扫州政府之后。随着党派性的更加全国化，红州似乎更少受其经济特定特征的指引。相反，它们几乎不顾背景地追求低端路径策略。例如，在共和党控制下，威斯康星州实施了一项与其大致相似的邻州明尼苏达州截然相反的保守议程——后者由民主党保留了更大程度的权力。

各州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可以在许多领域中看到（Caughey, Xu, and Warshaw 2017; Grumbach 2018）。例如，在医疗保健方面，政党对州政府的控制越来越能预测保险覆盖率。公共卫生学者发现，州级政策对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其他健康结果的影响越来越大（Borgschulte and Vogler 2020）。州公共就业水平——通往中产阶级的主要途径——也出现了极化。金融危机损害了各地的公共就业，但蓝州更有可能增加税收以维持其学校系统、大学和其他公共机构的工作人员。税收政策也出现了日益扩大的分裂，如图7.5所示（同时展示了劳工和健康/福利政策）。

图7.5 州经济政策中不断扩大的差异（Expanding variation in state economic policy）

图5

注：各州劳工、税收和健康/福利政策的差异越来越大，而这种差异越来越能由政党控制来预测。图表显示了1994–2014年特定议题的州政策自由主义程度（灰色线）。粗线代表我们的24个蓝州（虚线）和26个红州（实线）。州政策自由主义程度的测量来自Grumbach（2018）。

事实上，劳资关系是近年来极化最为剧烈的政策领域。在2011年控制州议会和州长职位后，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人限制了公共部门工会的谈判权力，并实施了大幅限制公共和私营工会向工人收取会费能力的法律。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全国性利益集团网络大力推动了这一议程，而非反映地方选民的需求（Hertel-Fernandez 2019）。如前所述，此类政策反映并推动了这些州（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向共和党阵营的转变，同时也直接导致了中等技能工人工资的下降。

红州领导人也未表现出积极争取联邦资金的态度，尽管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结构对较贫穷的州极为有利。这一点在2010年《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ACA）授权的医疗补助计划扩展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尽管共和党主导的最高法院出人意料地赋予了各州拒绝扩展的选择权，它对红州仍应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鉴于国家政府几乎承担全部费用，且当地居民不成比例地受益，ACA扩展不仅承诺改善医疗保健，还承诺向红州经济注入数十亿美元。认识到这些好处，州经济精英——包括医疗保健行业和地方商会——普遍支持扩展。许多共和党州长也是如此，这些民选官员对支持其所在州的经济健康有最大的利害关系（Skocpol and Hertel-Fernandez 2016）。然而，在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的敌意推动下，大多数红州最初予以抵制。大多数（最近统计为12个）仍在坚持拒绝，而没有一个蓝州拒绝了扩展。

党派方针，糟糕结果（Partisan Approaches, Poor Outcomes）

评估这些政策如何影响了红州的结果并非一项简单的任务。如前所述，各州的既有特征强烈预测其当今的结果，而红州起步时就处于不利地位。例如，奥斯汀、格莱泽和萨默斯（2018）发现，2010年的结果可以由1980年的结构性差异较好地预测。

但州级政策也很重要。在表7.2中，我们复制了奥斯汀、格莱泽和萨默斯的结果，聚焦于作者的两个主要结果（劳动参与率和家庭收入中位数）以及工资中位数。沿用他们的简化模型，我们纳入的自变量包括1980年成年人口中大学毕业生和未获高中文凭者的百分比，以及1980年制造业就业百分比。然而，我们还纳入了我们的主要政策变量——"经济政策保守程度"。然后我们比较了1980年经济变量和我们的州政策选择指数对当前经济结果的相对影响。

表7.2 结构性解释与政策解释的比较（Comparing structural and policy explanations） 注：我们以百分点衡量参与率，以千美元衡量家庭收入，以美元衡量中位数小时工资。 *p < 0.1；**p < 0.05；***p < 0.01

结果令人瞩目。与奥斯汀、格莱泽和萨默斯一样，我们发现1980年的特征与当代结果之间存在强相关。然而，即使在模型中纳入了所有这些历史变量，我们也发现州政策与当代结果之间存在强相关。与最小的州政府（指数为0）相比，模型预测最大的州政府（指数为1）具有明显更高的劳动参与率（LFP）、工资和收入中位数。为了说明这些效应的大小，我们的结果表明，政策类似于肯塔基州（我们的指数为0.64）的州，其中位数小时工资将比政策类似于俄克拉荷马州（指数为0.09）的州高约2美元。模型还预测这些州之间的中位数收入差异接近5000美元——大约是西弗吉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之间的差异。

我们不想过度解读这些结果；州政策和州结果显然相互依存。我们的观点是，各州似乎确实拥有一定的空间来打破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但这引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如果共和党领导人在推行不利于繁荣的政策，为什么这些州的选民还要选举他们？更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全国共和党——在一个选举优势极其微弱的时代越来越依赖这些州——似乎如此受制于全国商业和经济精英，尽管存在基于选举的论证表明它们应该被拉向一种以红州为中心的独特经济发展模式（Rodden 2019）？因为这些问题紧密相连，我们在下一节中一并考虑。

地区主义与共和党的全国经济议程（Sectionalism and the GOP's National Economic Agenda）

当我们审视共和党的全国经济议程时，更难发现它与红州利益之间存在多少联系。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个强烈的亲和点：对采掘业的支持，体现在对去监管和联邦土地使用的强硬立场上。正如我们所强调的，即使在这个合理亲和的领域，也不是一个可行的长期经济战略。事实上，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对红州的经济影响可能尤为负面，因为它们更温暖的气候、更大的风暴暴露面和更薄弱的基础设施，包括供水系统（Hsaing et al. 2017）。

在其他方面，地区利益与国家政党优先事项之间的契合远不那么明显。以高端减税为例，它已成为共和党政策的基石。讽刺的是，鉴于美国富裕程度的空间分布，这些减税的直接受益者不成比例地居住在蓝州。此外，国家财政能力削弱的损失者更可能居住在红州。从中长期来看，这种联邦能力的减弱几乎肯定会减少从蓝州到红州的资源流动。与其他富裕国家的联邦制相比，美国对较贫穷地区的补贴一直极为有限。中央政府的拨款和补贴在地方政府收入中所占比例要小得多，而且美国缺乏与州或地方政府的联邦税收分享——这在国外是一种常见做法。最重要的是，在所谓的财政均等化（fiscal equalization）方面，它是一个极端的异类，对地方政府或州政府都没有无条件的联邦资金（OECD 2016b）。虽然一些对州的拨款自动为收入较低的州提供更大的"配套"，但美国在减少各州之间财政能力不平等方面的努力显得尤为薄弱。

全国共和党的优先事项似乎有可能加剧这种独特性。例如，在刚刚推动了近2万亿美元的以高端和企业减税为主的减税之后，共和党抵制了用于应对阿片类药物流行的新联邦支出——这是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所证明的"绝望之死"（deaths of despair）动态的一个核心维度，而这种动态不成比例地肆虐着共和党选举优势地区（Case and Deaton 2019）。它也没有在基础设施或处方药提案方面取得进展，而这些提案可能为较不富裕的工人创造就业机会或降低生活成本。在2009年（民主党入主白宫时）以及2020年COVID-19大流行期间（共和党执政时），全国共和党也抵制了对因全国性经济衰退而遭受重创的州和地方政府的援助。

从长远来看，共和党对高端减税的优先考虑对共和党选民构成了明显威胁。它可能对老龄化红州居民严重依赖的主要社会支出项目——包括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医疗保险（Medicare）、医疗补助和残障保险——产生尖锐的财政压力。对于大多数红州的人口——更具体地说是共和党在这些州的选举基础——这构成了巨大的风险。

如前所述，一种版本的这种动态已在医疗保健领域上演。当州共和党领导人拒绝扩展医疗补助计划时，全国共和党人一再投票废除平价医疗法案（未成功，因为奥巴马总统的否决权），尽管该法律对共和党拥有强大选举支持的地区有不成比例的好处。

当共和党在2016年获得华盛顿的"一党独大"时，其在医疗保健方面的行动再次表明了国家政党的经济优先事项及其对地区经济利益的漠视（Hacker and Pierson 2020）。共和党废除ACA和压缩医疗补助的政策将对红州医疗保健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产生毁灭性影响。尽管共和党的提案民调结果极为糟糕，但几乎所有全国共和党人都支持废除。他们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他们希望逆转"奥巴马医改"下覆盖面的急剧扩大，还因为废除该法律将允许回滚为该计划提供极具累进性的融资的高端税收。此外，额外的医疗补助削减可以在随后的税法中被利用来实施更深层次的减税。只有参议院少数共和党人的反水拯救了ACA。

身份认同高于利益（Identity over Interests）

鉴于这些治理模式，人们可能会认为共和党在州级和国家层面支持的保守经济政策在共和党选举基础中有着深厚的支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随着该党越来越依赖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选民来赢得选举，它也纳入了更多对高端减税相当怀疑、对联邦转移支付高度支持的选民——只要这些转移支付聚焦于年长的白人选民。

虽然我们无法在此回顾全部证据，但民调和显著的政策斗争都表明，共和党精英在医疗保健、税收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优先事项与大多数普通共和党选民的立场之间存在实质性脱节。全国共和党的主要财政提案将高端减税与大幅削减支出结合在一起。这是保罗·瑞安（Paul Ryan）为对抗奥巴马总统而制定的高调预算计划所体现的公式。根据全国民调，瑞安计划不仅在民主党人中缺乏多数支持，在共和党人中也是如此——事实上，即使在共和党捐款人整体中也是如此。只有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共和党捐款人中，支持才超过反对（Hacker and Pierson 2020）。

很难论证共和党全国经济政策议程的核心如罗登所言，源于该党严重依赖的地区的核心经济利益。相反，证据更符合由全国化的利益集团联盟驱动的议程。但这引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共和党如何能在深化其在全国困难地区非富裕白人选民中的支持的同时维持这些政策立场？答案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该党成功地利用社会身份议题作为冲突的强大第二维度。换句话说，它们的政策捆绑将与国外边缘右翼政党相关的族裔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t）诉求与高度有利于精英利益的经济政策结合在一起——从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及其资源充足的团体和捐赠者网络等富有捐款人，到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等企业游说团体，再到化石燃料产业等特定寻租（rent-seeking）部门。

如今人们广泛认识到，利用种族反弹对共和党在南方内外的选举成功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拥有面临经济困境的大量白人非大学学历选民集团的州，共和党利用种族和反移民怨恨来维持权力，即使其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全国性党派优先事项。这些努力得到了全国步枪协会（NRA）和基督教右翼（Christian Right）等关键活动团体以及右翼媒体的支持。这些"代理团体"（surrogate groups）擅长基于人口和文化变迁的感知威胁进行身份认同诉求。与此同时，它们不挑战该党不平等的经济优先事项，而且事实上在关键领域与之一致，例如最高法院提名——在这些领域，党内活动派翼和精英翼之间的利益交换（logrolls）是可能的（Hacker and Pierson 2020）。

在这方面，共和党联盟的政治反映了一种在历史（Ziblatt 2017）和更当代的（Tavits and Potter 2014）跨国研究中都已被识别的结构性逻辑。在高度且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背景下，与企业和经济精英有密切联系的保守政党面临越来越大的激励，将选民的注意力转向"第二维度"的社会议题。快速变化的人口结构只会增加这种激励，在为未来共和党选举成功创造显著威胁的同时，也使得白人选民在移民和种族、族裔分裂问题上更容易被激进化。

在这些发展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全国化的党派极化、削弱工会的州政策以及共和党对农村州和地区日益增长的依赖如何共同削弱了选举问责。即使共和党选民的地理隔离增加了共和党精英推动在当地对其有利的文化议题的激励和能力（Hopkins 2017），有组织劳工的衰退也减少了这些选民收到相反信号的机会。在白人工人阶级中，加入工会的工人投票给民主党的可能性要大得多（Frymer and Grumbach 2020）。事实上，核心共和党选民比其他选民更有可能完全依赖全国性党派媒体，部分原因是非城市地区的地方新闻下降最为剧烈。这些趋势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最近的研究表明，对投票支持与其选区意见"不一致"政策的州立法者几乎不存在选举惩罚（Rogers 2017）。

除此之外，还有美国选举体系对非城市地区的严重倾斜。大量（且不断增长的）农村偏向当然内置于参议院的议席分配中，而这部分延续到了选举人团。此外，由于人口密度日益与自由主义相关，民主党选民自然聚集在少数（城市）选区。在众议院和州议会选举中，共和党通过极端的党派选区划分操纵以及针对核心民主党选民的选民限制措施，加剧了这种自然聚集的效应。这些优势价值不菲，尤其是在参议院。共和党在过去二十年中控制参议院的时间略超过一半。然而，在此期间，他们代表全国多数人口的州的时间仅有两年（Brownstein 2020）。结果是，罗登所论证的应该使共和党重新面向非城市利益的那种农村偏向，也使得共和党更容易忽视这些利益。

简言之，无论在州级还是国家层面，红州政治家即使在对选民经济关切的回应有限的情况下也能赢得选举。即使他们在强调经济民粹主义主题时，他们也主要以极右经济保守派的身份执政，利用种族反弹来维持支持，即使其政策没有提供多少经济利益甚至造成了经济伤害。

特朗普总统任期：变革的迹象？（The Trump Presidency: Signs of Change?）

没有哪位现代总统像唐纳德·特朗普那样在言辞上如此具有地区性。特朗普自诩为被遗忘的红州美国的总统，经常贬低蓝州，几乎没有努力吸引其选民。与以往任何共和党候选人相比，特朗普在2016年还把种族和文化诉求与反精英、亲工人的民粹主义结合在一起，一度暗示他希望使共和党成为"一个工人的政党"（Gass 2016）。

这种言辞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有利于红州选民的经济政策？重大重新调整的证据是薄弱的。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虽然直接面向红州选民，但很少被框定为与就业或经济增长有关。总的来说，这些政策与其说是向共和党基础选民做出经济诉求，不如说是用对族裔威胁的关注替代了对经济议题的关切。

贸易是特朗普真正——而非仅仅承诺——偏离共和党精英既定议程的最明确实例。有证据表明，特朗普的基本盘觉得他的姿态很有吸引力（Ruffini 2018）。然而到2019年，贸易战显然不像特朗普2018年在推特上所说的那样"容易打赢"。相反，短期成本相当大，而且主要落在美国消费者和生产者身上。经济学家估计，仅对华关税就会使每个美国家庭每年损失1000美元（Telford 2019）。外国对特朗普关税的报复对农村地区和小城镇的打击最大，而那里恰恰是特朗普支持最强的地方（Parilla and Bouchet 2018）。特朗普应对这种经济冲击的主要举措是大幅增加农业补贴，这很可能是其总统任期内最明确的"红州"经济策略。如前所述，2020年美国农民获得的直接政府援助激增，占净农业收入的近十分之四。由于联邦财政部的资助，美国农业经历了过去半个世纪中盈利第三高的年份（USDA 2020）。

然而在其他方面，特朗普的记录是政策连续性——甚至是强化——以服务于共和党的全国精英联盟，而非其区域选举基础。特朗普"抽干沼泽"（drain the swamp）的承诺可能暗示着将偏离过去迎合大捐款人和特定商业部门狭隘利益的共和党政策。然而，作为总统，他提名的行政任命者和联邦法官比他近期任何共和党前任都更加亲商。行政部门的人士发起了一场激进的环境、劳工、医疗保健和消费者去监管运动，令建制派共和党人欢欣鼓舞，同时也削弱了对普通美国人的保护。回顾特朗普总统任期的第一年，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宣称这是"保守派三十年来——在所有方面——最好的一年"（引自Hacker and Pierson 2020，其中包含更多行政行动偏向企业利益的证据）。

同样具有启示意义的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但上任后并未推动的事项。他对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呼吁既受到其基本盘的欢迎，也可以用来在困难地区创造发展。然而，共和党国会议员表现出零兴趣，它从未从蓝图阶段走出。在这一领域（或以阿片类药物危机为例——这是另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进行认真支出将与国会的首要优先事项相冲突：尽可能大幅削减富人和企业的税收。特朗普另一个受欢迎的承诺是解决药品费用问题。然而，由于强大的制药行业与共和党紧密结盟，药品费用方面的严肃行动一直被搁置在永远"即将到来的基础设施周"后面的某个等候区。

在这里，如同在许多领域一样，特朗普只是延续或强化了共和党的模式：聚焦于为企业和富人谋取利益，同时忽视该党自身的选民。当然，他没有带来任何类似于卡茨纳尔森和本塞尔所强调的历史动态或罗登所预期的当代联盟——即独特的地区利益在塑造国家经济政策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

结论（Conclusion）

经济趋同的时代已经终结。一个新的地区分裂将与知识经济相连的高生产率核心与艰难寻找可行经济增长模式的低生产率边缘割裂开来。如同过去一样，我们可以预期这一深刻的裂痕将对美国政治产生深远后果，而它确实如此。然而，这些后果并不符合我们的许多预期，在本章中我们试图理解其中的原因。特别是，我们试图理解为什么随着政党的极化和全国化，美国落后的地区却与一个似乎并未以历史先例或政治理论所暗示的方式追求地区经济利益的政党紧密结盟。

我们最基本的主张是，红州构成了美国政治经济的一个独特部分，而且这组独特的州与近几十年来蓬勃发展的城市化蓝州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对在知识经济中表现良好的州了解颇多。我们对表现不佳的州了解则少得多。我们对红州的归纳性类型学（我们认为这只是第一步，希望能引发进一步研究）确定了三种基本模式。除了通过采掘途径实现（至少近期）繁荣的能源三州之外，我们还确定了另外两组——一组坚定的红色，另一组越来越趋向红色。第一组主要在南方，在新的经济秩序中挣扎，一方面受到廉价外国生产的冲击，另一方面缺乏后工业繁荣的许多先决条件。第二组位于工业腹地——曾经以充满活力的制造业经济和进步政策为特征——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并为在全国范围内日益成为共和党竞选特征的怨恨政治提供了沃土。作为代价，这些掉队州经历了恶化的社会结果，以及曾经界定美国政治和政策进步前沿的政策的迅速倒退。

然而，如果说红州在经济上挣扎，它们所属的全国联盟在政治上却十分强大——得益于我们的地域选举制度赋予人口稀疏的州和地区的优势。由于共和党的经济政策与其地区经济基础大部分脱节，全国共和党领导人遵循的议程更多地与其最有组织的富有支持者的需求相一致，而非与支持它们的州的经济需要相一致。州共和党领导人非但没有抵制，反而加入了进来。共和党选民基础在选举中的过度代表使这成为一种可行策略；共和党精英利用种族和文化反弹来动员这一基础的能力使其成为一种成功的策略。其结果是美国政治的巨大悖论：一种在其中知识经济的失败者——被激进化并充满怨恨——支撑了一个对其困境几乎无所作为的执政联盟的政治力量的政治经济。

附录（Appendix）

图7.A1 经济政策保守程度、工资与特朗普得票（Economic policy conservativism, wages, and Trump vote） 图7.A2 能源、工资与特朗普得票（Energy, wages, and Trump vote）

图9

表7.A1 结构性解释与政策解释的比较（包含能源生产和特朗普得票）（Comparing structural and policy explanations (including energy production and Trump vote)） 注：*p < 0.1；**p < 0.05；***p < 0.01

表7.A2 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Correlations between measures） 表7.A3 解释各州工资的变异（Explaining variation in state wages）

¹ 我们不想过度强调州经济政策的自主性。州政府面临众所周知的约束，包括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低立法能力和联邦法律。尽管如此，研究表明，各州在医疗保健、劳资关系、刑事司法和环境等领域的政策可以产生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例如Bastian and Michelmore 2018; Borgschulte and Vogler 2020; Cengiz et al 2019; Lindo and Pineda-Torres 2019）。

² 附录中的表7.A2和7.A3描述了这些指标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预测工资的效果。

图6
图7
图8
图10
图11
图12
第八章

美国政治经济学中的雇主与工人

亚历山大·赫特尔-费尔南德斯

第三部分 企业权力与集中（Corporate Power and Concentration）

第八章 专利越多，问题越多（Mo' Patents, Mo' Problems）：美国政治经济学中的企业战略、结构与盈利能力

赫尔曼·马克·施瓦茨（Herman Mark Schwartz）

约翰·斯巴达（即西尔维斯特·史泰龙饰演的角色）："塔可钟（Taco Bell），我以为我们要去一家高级餐厅。这是不是搞错了？" 莱妮娜·赫胥黎（即桑德拉·布洛克饰演的角色）："完全没有。自从伟大的特许经营战争以来，所有餐厅现在都是塔可钟了。" ——《越空狂龙》（Demolition Man），1993年

美国的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是如何从战后漫长的"福特主义（Fordist）"时代转变为当代后福特主义或知识经济的？这一转变又如何影响了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和区域的不平等？大多数分析聚焦于特定方面，如总体收入不平等、股东价值（shareholder value）公司治理模式的兴起、贸易竞争加剧（即全球化），或金融部门不成比例的权力和盈利能力（即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这些解释很重要，而且大体上是正确的。尽管如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完整的，因果解释力也较弱，因为它们忽视了利润的来源——即便在讨论利润相对于工资份额上升、或"金融部门"利润相对于"制造业部门"利润上升时也是如此。然而，利润的起源以及围绕利润的分配冲突，对于理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而言，与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分配冲突同等重要。一种基于企业利润战略及其为追求这些战略所建构的组织结构的统一解释，能够更好地说明当前美国政治经济的动态与困境。借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遇到的专利（版权、品牌等）越多，看到的问题就越多。

简单来说，从福特主义时代到当前时代，企业战略和结构的变化改变了利润在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的分配，进而产生了我们当前的经济问题。尽管在两个时代，利润在企业间的分配都是高度不平等的，但企业战略和结构的变化已将利润集中于员工人数少、边际投资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invest）低且有能力避税的企业中。投资减少和收入不平等恶化反过来又减缓了GDP增长，加剧了社会和区域紧张局势。这些变化在美国走得最远，但也普遍存在于各发达国家。正如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所言："未来已经到来——只是分布不均。"

大体而言，福特主义时代的企业通过控制资产专用性（asset-specific）的物理资本来寻求寡头垄断利润。然而，使用资产专用性物理资本来实现盈利乃至利润最大化，需要在接近满负荷的状态下不间断生产。而这又要求将物理资本嵌入大型纵向一体化（vertically integrated）企业之中，并通过分享寡头垄断利润来安抚直接雇员。纵向一体化确保了投入品的持续稳定流动（Chandler 1990; Davis 2016; Piore and Sabel 1984）。共享租金（rents）换来了劳资和平。两者都产生了积极的宏观经济效果。企业的高员工人数与工会化相结合，拉平了收入分配，提振了总需求。将大规模固定投资作为进入壁垒（barrier to entry）的战略重点，产生了持续的投资和强大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s），再次增强了总需求。企业对稳定投入品和需求的追求，使其政治行为倾向于寻求宏观经济稳定（Aglietta 1979; Fligstein 2002; Shonfield 1965; Swenson 2002）。

但并非所有企业都成功建立了寡头垄断或融入了政府或企业的计划程序。因此，福特主义时代经济往往极化为两类：拥有稳定市场的、规模更大、盈利能力更强的企业，以及处于不稳定或边际市场的、规模更小、盈利能力较弱的企业（Galbraith 1967; Piore and Sabel 1984）。市场和雇主也将工人分为两类：主要是男性白人工人，拥有稳定的、较高工资的就业；以及主要是少数族裔、移民和女性工人，拥有不稳定的、较低工资的就业。

同样简单地说，今天的企业通过控制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IP）来寻求垄断利润，即通过专利、品牌、版权和商标等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s）来获取利润。这些权利赋予了从特定价值链（commodity chain）中提取价值的排他性权利。例如，高通（Qualcomm）在连接手机与基站及Wi-Fi的技术上拥有专利，使其能够对几乎所有手机的平均售价征收2%至5%的版税。同样，许多非科技领域的赢家也采取了基于知识产权的战略。今天"科技"的突出地位暗示知识产权是新事物。但实际上，一体化企业在福特主义时代之前就已在追求正式的知识产权（Fisk 2009）。关键的区别在于，基于知识产权的利润战略与受股东价值模式影响的资本市场压力相结合，推动了商品链的纵向解体（vertical disintegration）。企业试图摆脱固有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庞大劳动力中的风险，同时利用强大的知识产权从其所处的商品链中攫取大量价值份额。因此，纵向解体已将知识产权的所有权集中并隔离于少数法律上独立且高度盈利的企业之中。

与福特主义时代一样，并非所有企业都能成功获取寡头垄断或垄断利润。企业间的战略互动已从福特主义时代的理想型二元结构中产生出三种不同的理想型企业：人力资本密集、员工人数少的企业，其高盈利能力源于强大的知识产权；物理资本密集的企业，其适度的盈利能力源于投资进入壁垒或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以及劳动密集型、员工人数多的企业，生产无差异的服务和商品，利润量低。当然，有些企业兼具两个层级的特征，例如英特尔（Intel）或西门子（Siemens）兼具前两个层级（知识产权和物理资本，如英特尔的半导体晶圆厂），而鸿海精密（Hon Hai Precision，即富士康Foxconn）则试图融合后两个层级（劳动密集型组装加上大规模的机器人物理资本投资）。

这种三层结构影响着收入分配、投资水平和国家的财政基础。企业仍然将部分超额利润以工资形式在企业内部进行再分配（Card et al. 2018: 1–3），但利润集中于少数员工人数少的企业，将内部再分配限制在更小的人口范围内。因此，企业间而非企业内部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工资不平等（Barth et al. 2014; Song et al. 2019）。利润集中于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限制了投资的规模和乘数效应——对知识产权企业而言，投资通常意味着雇用更多高薪人员，而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较低（Schwartz 2016）。与此同时，物理资本密集型企业合理地担忧产能过剩，既缺乏资源也缺乏进行新净投资的意愿。最后，拥有丰富知识产权的企业可以轻松地将知识产权的法律注册地转移到避税天堂（tax havens），从而限制政府对企业利润的征税。

顶层企业通过内部研发和收购潜在竞争对手来进攻性地集中知识产权。这为其市场创造并强化了进入壁垒（Hall et al. 2015; Shapiro 2001）。第二层企业通过并购进行防御性的横向整合（horizontal integration），以集中控制资产专用且极其昂贵的物理资本投资。或者，显著的默会知识可以保护企业免于其产品被商品化，许多德国"隐形冠军"企业（Mittelstand）和一些美国中小企业就是如此。更多缺乏法律、投资或默会知识壁垒的企业则沉入底层。许多企业被知识产权信仰所召唤，但鉴于知识产权的排他性，只有少数被选中。

企业之间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竞争也产生了不同形式的劳动驱逐（labor expulsion），旨在维持盈利能力而不失去对生产过程的有效控制。理想的驱逐形式是特许经营（franchising），即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将该知识产权的使用许可授予特许经营者（franchisee），后者直接控制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但须遵循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实质性指导。例如，快餐店或酒店的特许经营者在法律上有义务遵循特许人（franchisor）高度详细的指令，这些指令在事实上等同于管理控制。但劳动驱逐也通过外包（outsourcing）、离岸外包（off-shoring）和国内地理分散化等方式发生。

进入壁垒较弱的制造企业通过离岸外包、外包和将生产分散到美国农村地区等方式，将工作转移到海外低工资区域。这逆转了福特主义时代美国区域和个人收入逐步趋同的特征，加剧了格伦巴赫等人（Grumbach et al.）在本书中详述的"红州经济"模式。大量新型服务行业企业涌现，其有意识地通过特许经营模式和合同外包来规避直接的法律义务。最后，今天许多"超级明星"科技（通常是软件）企业从诞生之初就保持相对较少的员工人数。企业参与了政治和法律斗争以促成这些转变，这些转变既非纯粹的内部组织事务，也非新技术的外生效应。

此处描述的经济转型是一种全球现象。本章聚焦于美国，原因有四。第一，这些过程在美国最为发达。第二，美国国家和企业行为者已将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深度整合，并以符合其利益的方式塑造了该经济结构，在全球范围内复制了美国的三层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物理资本密集型生产相对集中于德国、日本和韩国，以及相应地缺乏主导性知识产权企业的原因。第三，美国仍然拥有不成比例的全球经济权重，按2019年市场汇率计算，分别约占OECD和全球GDP的40%和24%。

本章第8.1节简要阐述和对比两个不同时代在企业战略和结构方面的差异。第8.2节提供关于利润分配的实证数据，以支撑关于两种集中的直接论述，以及后续关于企业三层结构影响收入分配和投资的论述。第8.3节讨论劳动控制策略及其对工资、收入和区域不平等的影响。第8.4节考察向"知识产权经济"转变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包括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对比。

8.1 从福特主义到特许经营

在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参观一家汽车工厂，你会看到许多不同的人从事直接和间接的生产任务。装配线上的半熟练工人在现实中和学术想象中都会格外引人注目。但他们周围还有专业工具制造工、工程师、设计师、保洁人员和物流工人。更外围还有——餐饮服务人员、保安、场地管理员、会计师、白领管理人员，以及另一组从零部件工厂卸货的物流工人。所有这些工人通常在法律上都是企业的雇员，白领工人除外，还都是工会会员。

在2000年代参观时，你会发现劳动力在种族和性别上更加多元化，但仍在从事类似的工作。自动化可能已经取代了许多半熟练工人，但物流人员、餐饮服务人员、安保人员、会计师、设计师、工程师等仍然存在。关键差异主要在于法律和组织层面：过去每个人都是核心企业的雇员，而如今从事物流工作的工人在法律上可能是XPO物流（XPO Logistics）、DHL或UPS的雇员；保安在法律上是塞科利斯（Securitas）或G4S的雇员；餐饮服务人员是爱玛客（Aramark）或可能是当地小企业的雇员。令人惊讶的是，装配线上20%到30%的工人通常是合同工或临时工，在技术上并非工厂所有者的雇员。工会化比例也有所下降，尽管在欧洲下降幅度要小得多。过去企业在内部进行大量零部件生产，现在则外购许多部件、部分设计工作，以及相当数量的软件和电子产品——这些现在约占一辆汽车总成本的20%。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这些本质上属于法律层面的变化并未阻碍生产力的提高。但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或者从关注收入不平等的角度来看，围绕工人的法律边界的变化具有巨大的影响。是什么解释了这种转变，为什么它很重要？

企业战略和结构的变化将曾经一体化的生产结构碎片化为法律上独立的企业。在福特主义时代，企业通过集中控制物理生产，并利用信托和专利池（patent pools）来限制竞争，以寻求稳定的寡头垄断（Chandler 1990; Peinert 2020; Veblen 1904）。对大规模专用生产设备的投资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提升（Chandler 1990; Lazonick 1990）。但盈利能力取决于工厂能否持续运转。持续生产反过来又需要稳定的投入品来源和驯服的劳动力。纵向一体化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但面对装配线速度的加快和尊严的丧失，工人们组建了工会，中断了生产。经过二十年的动荡和抗争，强制执行的妥协方案在各地出现，规范冲突并使工会能够分享企业的部分寡头垄断利润。高水平且稳定增长的工资既增加又稳定了需求；稳定增长的需求鼓励了更多对提高生产力的物理资本的投资，并为此提供了利润；更多的生产力为扩大福利国家中收入稳定部分创造了财政空间；生命周期收入的安全保障鼓励工人更多地消费，产生了补充高乘数效应投资的新需求（Aglietta 1979）。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一波罢工浪潮打破了这一妥协，将GDP中的工资份额提升到战后前所未有的水平，并威胁到管理层对工厂车间的控制。从1964年到1974年，美国制造业每位员工增加值中的工资份额上升了5.9个百分点，德国上升了5.3个百分点，法国上升了7.1个百分点，日本上升了12.2个百分点。¹ 企业以公开和私下的政治策略来回应，以降低工资份额并重新夺回控制权。在私下层面，与赫特尔-费尔南德斯（Hertel-Fernandez，本书）对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关于集体行动双重逻辑的论断的重新阐释相一致，企业通过分拆、将生产转移到海外、外包（包括境内外）、将生产在地理上分散化，以及采用特许经营的各种变体形式，来分散生产并摆脱对工人的法律义务。欧洲企业同样分散了生产，特别是向东欧分散。

在标志性的福特主义汽车工业中，就业稳步"南移"到美国非工会的"工作权利"州，然后到墨西哥，最后到低工资的亚洲（Murray and Schwartz 2019）。这种新的空间分工往往将更密集的知识产权设计和工程活动留在原有的企业所在地。外国企业大多在美国远离高度工会化的上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地区开设全新工厂。通用汽车（GM）和福特（Ford）在1999年和2000年分别将零部件生产分拆为独立企业德尔福（Delphi）和伟世通（Visteon）。到2008年，德尔福和伟世通的墨西哥员工人数均已超过美国员工人数（Klier and Rubenstein 2008: 51–52）。旧的通用汽车内部产生了70%的最终价值，福特为50%，而到2000年代，几乎所有汽车企业都降至20%（Klier and Rubenstein 2008: 47）。主要的汽车装配商将低技能、劳动密集型活动驱逐到新兴的企业底层，同时保留了顶层——知识产权密集型设计和资本密集型组装。用奈杜（Naidu，本书）的术语来说，企业保留了对劳动纪律或效率工资最敏感的工人，同时驱逐了那些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monopsony）来剥削的工人。

最后，特许经营企业——最初集中在餐饮和酒店行业——组织了一场为期二十年的法律运动，以废除禁止纵向限制的反垄断法，并确立特许经营者而非特许人是不断扩大的低薪劳动力池的法定雇主。国际特许经营协会（International Franchise Association）赢得了法院、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和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的裁决，使特许人能够将品牌和商标许可给特许经营者，严格控制其经营性质，并供应关键投入品，同时避免对其劳动力承担法律责任（Callaci 2018）。严密控制与零责任的矛盾组合，创造了将特许经营模式从餐饮和酒店行业扩展到整个服务行业的激励。到2017年，大约3,400家特许人向800,000家特许经营门店发放许可，这些门店直接雇用了900万人，约占美国私营部门GDP的5%。按狭义的特许经营定义（例如不包括酒店业），6%的美国雇员在特许经营企业中工作：韦尔（Weil 2014）估计的比例更高，约占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对特许人而言，特许经营模式兼具纵向一体化的盈利和管理优势，却不承担任何相关成本。

美国政客和国家通过为知识产权和新的特许经营模式创建新的法律形式和保护，同时打压工会，助长了这些转变。表面上出于善意的法律变更，如1974年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ERISA），迫使企业将资金不足的养老金负债纳入账目，同时限制了工会对养老基金的自由裁量权。ERISA要求企业为所有员工提供同等福利，在健康保险和养老金福利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强化了企业大幅减少直接雇用低薪、低技能工人的动机。专业员工的健康保险可能占其总雇佣成本的10%，但对一名时薪9美元的保洁员来说，其总雇主成本可能轻松翻倍。更好的做法是解雇保洁员，以每小时10美元的价格雇用一家清洁服务公司，让该员工以每小时9美元的薪酬回来工作，但不提供健康保险。在工会化方面，1947年的《塔夫脱-哈特利法》（Taft–Hartley Act）实际上已经封顶了私营部门工会化比例。但1980年后的历届政府使集体行动越来越困难，且常常在法律上不可能。加上地理分散化，这逐渐降低了工会覆盖率。在极端情况下，反垄断法实际上禁止了共享出行或配送服务等"零工"经济企业的工人组建工会，因为它将工人视为独立的企业。

美国政府还开展了一场为期四十年的协调行动，在全球范围内创建和扩展美国的知识产权法，以确保专注于信息密集型商品生产同时将生产外包的美国企业的收入流（Drahos and Braithwaite 2002; Hurt 2010; Sell 2003）。早在1973-79年东京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回合中，美国就试图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更强的知识产权法。这最终成熟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协议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附件。已提出但现已搁置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也将强化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这些协议增强了企业将自身精简为纯粹的知识产权持有者以追求基于知识产权的垄断利润的意愿。

美国国内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变更也助长了集中度和垄断力量的增强（Ansell and Gingrich, 本书; Christophers 2016; Peinert 2020）。在福特主义时代，反垄断诉讼的现实或威胁促使AT&T或IBM等"高科技"企业约束其知识产权许可费。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法律与经济学"的论点——如果消费者剩余增加就认可垄断——影响了司法部、联邦贸易委员会和一些法官，使其放行了在更早年代会被禁止的合并（Christophers 2016; Rahman and Thelen, 本书）。立法在1968年、1976年和1980年允许了软件的版权或专利保护；1988年强化了商标保护；1998年将职务作品的版权延长至105年。最高法院以新颖的方式扩大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例如1980年戴蒙德诉查克拉巴蒂案（Diamond v. Chakrabarty）允许对转基因生物申请专利，以及1998年在道富银行诉签名金融服务公司案（State Street Bank v. Signature Financial Services）中确认了商业流程专利（在金融领域很重要）。

较弱的反垄断执法也为第二层企业进行防御性的、主要是横向的集中打开了大门，以保护其利润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及其他地区的产品市场集中度显著增加，提高了企业的加价能力（markup power）。这有四个方面：第一，总体上企业数量减少；第二，任何特定产品市场上的企业数量减少；第三，在这些企业中，市场力量决定性地转向了控制任何特定商品链中瓶颈的企业或拥有强大知识产权的企业；最后，尽管这方面的证据更为模糊，任何特定行业中规模较大的企业往往拥有更高的利润（Autor et al. 2017; Manyika et al. 2018）。

德洛克和埃克豪特（De Loecker and Eeckhout 2017, 2018；另见Benmelech et al. 2018; Grullon et al. 2019; Manyika et al. 2018；但Traina 2018持异议）报告称，上市企业的平均加价率从1980年的18%上升到2014年的67%。最大的增幅出现在利润排名前10%的企业中，且大部分增幅发生在2000年和2008年经济衰退之后。其中，基于知识产权的企业最为突出，科技企业的利润率是平均水平的两倍。到2018年，九家知识产权丰富的企业占标准普尔500指数企业利润率扩张的47%（Kostin 2018: 14）。

因此，到2000年代，福特主义时代的纵向一体化企业已让位于一种理想型的三层结构，利润和工资的集中度和偏态分布显著。戴维斯（Davis 2016）将这一过程称为"耐克化"（Nikefication），认为企业正在消失于一系列契约的连接点中，而员工则同时被"优步化"（Uberized），即变成了独立的、按需的承包商。戴维斯——有充分的理由——只集中于我们应该将其视为三层结构中的一个切片，以便理解宏观经济动态。高人力资本、低员工人数、低物理资本的"耐克化"企业确实构成了高利润的顶层。但物理资本密集型企业构成了利润较低的中间层；高员工人数、低物理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构成了底层。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许多企业仍然兼具两层甚至三层的特征，这取决于生产过程的确切性质和残留的法律义务。在人们的想象中，汽车企业和装配线工人是福特主义时代的标志性企业和劳动模式，而科技企业和"零工工作"则构成了今天想象中的标志性企业和劳动模式。事实上，科技世界确实精确地展现了这种结构：考虑iPhone价值链中的关系——第1层的软件企业苹果和高通，第2层的制造企业英特尔和康宁（Corning），以及第3层的组装企业如鸿海和和硕（Pegatron）。第一组只做产品设计，第二组生产这些产品的零部件，最后一组组装这些零部件。

但认为这种理想型的三层结构仅限于或仅是科技行业的特征，以及这些变化是由公共和私人政策之外的外生技术变革引起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种结构遍布美国经济的几乎所有部门，大多数人工作的企业根本不提供福利或良好薪酬。以非常低技术的酒店行业为例（在线预订除了网页分析之外很难说是高科技）。主要酒店品牌既不拥有物理建筑，也不直接雇用大部分员工。例如，希尔顿（Hilton Worldwide Holdings）拥有15个精心分级和策划的品牌以及5,900个注册商标，但截至2018年12月，在5,685家使用这些品牌的酒店中，仅直接拥有或租赁了71家。² 简言之，它是一家知识产权丰富的企业，其主要资产是品牌。欧洲最大的酒店集团雅高（Accor）在2019年仅直接拥有其品牌旗下酒店的1.5%，租赁另外50%，其余48.5%以特许经营方式运营。全球范围内，按价值计算，只有约20%的酒店建筑归装饰其外观的品牌所有。

酒店建筑本身是大型物理资产，由私募股权（private equity）企业、家族信托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等分别拥有，它们构成了新产业结构中的中间层。例如，另一个"苹果"——苹果酒店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Apple Hospitality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在美国拥有242家酒店，主要挂靠各种名义上竞争的希尔顿和万豪品牌。³ 苹果酒店REIT的建筑由酒店管理公司按合同管理。这些管理公司要么直接雇用劳动力，要么从第三层企业如Hospitality Services Group或GHJC Group外包劳动力。这些工作可以是零工式的，但更常见的是标准雇佣关系。因此，即使是酒店这样低技术的行业也具有三层结构，融合了专门从事知识产权生产的企业、持有物理资本的企业和供应低技能劳动力的企业，而来自顶层的协调近乎事实上的管理控制。

表8.1展示了希尔顿酒店/希尔顿全球（Hilton Hotels/Hilton Worldwide）从一个收入主要来源于其直接拥有或租赁的客房的业主经营者，转变为一个收入主要来源于特许经营的品牌所有者的演变过程。无形资产与以房产、厂房和设备（即建筑）形式存在的固定资产之间的比例变化，显示自1990年代起急剧上升（遗憾的是没有1980年代的数据）。同样，1966年的年报没有关于自有客房与特许经营客房相对份额的数据。但该年的报告给人的印象是，希尔顿当时直接拥有或租赁了使用其唯一品牌的大部分客房。特许经营始于1966年，以斯塔特勒-希尔顿（Statler-Hilton）品牌运营，有9家酒店在建或在营，而希尔顿完全自有的酒店为30家。数据确实显示自有客房相对于特许经营客房的份额持续下降。但直到1990年代末，特许经营收入微不足道，向"轻资产"模式的决定性转变直到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在希尔顿从私有转为上市公司时取得控股权之后才发生。如果这是一种普遍现象，那它标志着金融化的一个重要后果。

表8.1 希尔顿酒店所有品牌中自有、管理和特许经营的客房份额及收入份额，以及无形资产与房产、厂房和设备的比率，各日期*

  • 因忽略次要收入来源，可能不等于100% ** 包括租赁建筑和合资企业 ^ 1995年后无分类数据 来源：作者根据希尔顿酒店/希尔顿全球SEC 10-K报告及年报、WRDS Compustat数据计算 为什么这种三层结构以抑制投资和加剧收入不平等的方式在企业间分配利润？

8.2 谁得到了什么？两个时代的利润

这种三层结构的宏观经济和政治意义，更多地来自获取大部分利润的企业类型，而非利润集中本身。在两个大的时代中，利润在美国上市企业间的分配都是高度不平等的。1950年至1980年间存在的7,982家美国上市企业累计毛利润的基尼系数（gini index）为0.876；1992年至2017年间存在的19,678家上市企业累计毛利润的基尼系数为0.922。⁴ 相比之下，2017年美国家庭税前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为0.48。从福特主义过渡期间企业利润基尼系数的轻微上升，远不如获取这些利润的企业性质的变化重要。物理资本和员工人数相对较少的顶层知识产权丰富企业获取了大量利润。它们较低的边际投资倾向以及获得利润再分配的工人数量较少，压低了总投资和工资收入（Christophers 2016; Haskel and Westlake 2017; Schwartz 2016）。以下段落提供数据以支撑后续章节中关于投资和消费的分析。

以下图表突出了从福特主义时代到当前时代的三个主要变化：利润戏剧性地转向了以强大知识产权为特征的行业，以及金融行业——其本身日益成为知识产权行业（图8.1）（Schwartz 2017）。第二，即使在资本支出占毛利润比例普遍下降的背景下，当前高利润行业往往将其毛利润转化为资本支出（capex）的比例要低得多（图8.2和图8.3）。第三，利润集中于知识产权企业意味着利润现在集中于那些相对于利润份额而言资本支出较少的企业（图8.4）。

图8.1 前100强企业占所有企业毛利润的份额，1961-1965年与2013-2017年

图1

注：按行业分类（%）。按1961-65年利润份额排名。"科技"=硬件和软件。 来源：作者根据Compustat计算 图8.2 前100强企业占所有企业毛利润和资本支出的份额，1961-1965年

图2

注：按行业分类（%）。"科技"=硬件和软件。 来源：作者根据Compustat计算

图8.3 前100强企业占所有企业毛利润和资本支出的份额，2013-2017年

图3

注："科技"=硬件和软件。 来源：作者根据Compustat计算 图8.4 前100强企业各行业资本支出占毛利润的百分比，1961-1965年与2013-2017年（%）

图4

注：按2013-17年比率排名。"科技"=硬件和软件。 来源：作者根据Compustat计算

图8.1-8.4仅展示了Compustat数据库中1961至1965年和2013至2017年所有上市企业中的前100强企业。这些时期可以说分别是福特主义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巅峰。⁵ 前100强企业在宏观上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获取了大部分利润——在每个时代都超过40%——并完成了重要但趋势分化的资本支出份额——分别为40.5%和34%。其余99%的企业大多没有多少超额利润可用于投资，因此对净投资的贡献相对较少。正如贝森比德（Bessembinder 2018）所示，从1926年到2016年，在其余99%的美国上市企业中，有一半未能覆盖其资本成本（以一个月期国债收益率来宽泛定义），而另一半的收益率仅略高于国债。相比之下，排名前1.3%的企业占据了超过一个月期国债的所有超额收益的一半。 图8.1当然展示了毛利润从旧的福特主义石油-制造业综合体向新的知识产权-金融综合体的转移。图8.2和图8.3显示，虽然科技、制药和金融的利润份额急剧上升，但它们将这些利润再投资为资本支出的倾向仍然很低。相比之下，存续到2013-17年的一体化制造企业将其已减少的利润中相对较大的份额用于投资。图8.4显示，总体上前100强企业的资本支出占毛利润的比例下降了大约一半。然而更重要的是，在较早时期，无论是前100强企业的总体，还是获取最多利润的企业，其再投资利润为资本支出的比率都高于上市企业的平均水平（黑线），而今天前100强和获取最多利润的企业进行资本支出的比率低于平均水平企业（灰色线）。

因此，尽管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有巨额投资，美国私人固定资本的平均年龄在1981年至2018年间从19年逐步上升至23年（华尔街日报，2019年）。为什么？

虽然科技企业在2018年占商业资本支出的28%（Kostin 2018: 28, 54, 56–57），但利润来源于基于知识产权的垄断的企业面临较少的投资或创新压力，因为竞争对手实际上被排除在其市场之外。此外，这些企业的研发形式的投资主要是雇用更多的人。科技和金融企业——其中极少数企业——同时占据了2018年股票回购的40%，其绝对值超过了资本支出；回购和股息合计超过了资本支出加研发。拉佐尼克（Lazonick 2017）以及更广泛的金融化文献批评企业在总体上优先回购而非投资，但问题实际上仅限于一小部分企业。没有显著利润的企业无法进行大规模回购。与此同时，利润和需求现实束缚了可能进行高凯恩斯乘数投资的物理资本型企业。它们相对缺乏利润，并担心在低增长环境中造成产能过剩。从它们的视角来看：2000年代大多数发达国家市场的增长率约为人口增长率，即每年约1%，即使是智能手机等曾经充满活力的行业在2016年后也明显放缓。前100或200强中的大型制造企业仅通过流程工程每年就能实现约2%到3%的生产力增长。这降低了投资新产能的激励。更换折旧资本？是的。创造更大的产能过剩？不。事实上，在北美，汽车行业在2010年后削减了约15%的产能，以使供需大致平衡。相比之下，欧洲汽车行业在2018年仍有约15%的过剩产能，中国约有25%。同样，主要的半导体企业——世界上最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流程之一——在2010年后也缓和了投资以避免产能过剩。

图8.1还显示了向金融业的大规模转移，金融业通常不被视为知识产权行业。⁶ 篇幅限制不允许全面展开卷帙浩繁的金融化文献以及为何应将金融视为知识产权行业的讨论（但参见Schwartz 2017）。此处描述的更一般趋势涵盖了"金融化"，原因有三。第一，该行业与其他知识产权行业表现出相同的三层结构，利润高度集中于顶层；金融行业累计利润的基尼系数（1992至2017年毛收入和净收入均为0.95）。这些顶层企业通过销售定制衍生品和管理首次公开募股（IPO）及投资基金来获取大部分利润（Braun，本书）。高人力资本的小团队以信息通信技术和软件密集型的生产流程来生成这些衍生品，与软件和生物技术行业非常相似（Bernstein 2008）。第二，通用的、容易复制的衍生品赚不了多少钱。但在1998年一项联邦法院裁决允许对数学和商业算法申请专利后，投资银行越来越多地依赖第705类商业流程专利来保护新的衍生品和流程。例如，2014年，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提交的成功美国专利数量与诺华（Novartis）、劳斯莱斯（Rolls Royce）或麻省理工学院（MIT）大致相同，摩根大通（JP Morgan）则与基因泰克（Genentech）或西门子一样多。⁷

第三，金融与科技世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科技IPO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是最大的IPO之一。投资银行通常对IPO收取7%至8%的佣金，使科技IPO成为主要收入来源（Ghosh 2017）。这些IPO当然也是金融领域中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获取利润和退出头寸的方式。高利润的金融企业也是其他行为者资金的渠道。知识产权企业获取的超额利润如果不用于生产性投资，就需要以某种形式被循环利用。鉴于旧模式（即家庭向企业放贷）的逆转，这些资金构成了转化为政府和家庭不断上升负债的重要份额。但即使我们将金融与知识产权行业分离——这是较弱的情形——核心宏观经济问题仍然存在：金融相对于其利润份额投资不足。知识产权行业的总毛利润略高于金融业，因此如果金融利润份额是个问题，那么同理，知识产权行业因其共同的低资本支出边际倾向，其利润份额也是问题。

这里的总体要点不是投资出现了大萧条式的崩溃，而是利润向投资倾向较低的企业转移，驱动了总固定资本形成和净固定资本形成的长期下降。美国总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23.2%下降到2017年的20.6%。净投资驱动新增长，但私营部门国内净投资占总私人国内投资的比重从29.8%下降到15.6%。⁸ 大多数其他发达经济体也出现了类似趋势。这些利润必须去某个地方，与较低投资倾向相对应的是企业现金储备的上升，其中知识产权丰富的企业持有不成比例的份额（Chen et al. 2017）。例如，如果微软（Microsoft）是一个国家，它将是美国国债的第八大持有者；苹果被《经济学人》杂志描述为一家同时也生产手机的投资银行。

8.3 日益加剧的工资不平等

利润集中于员工人数少的知识产权丰富企业，也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收入分配，并通过收入分配影响增长和政治。按1961至1965年累计利润排名的前100强企业占据了上市企业49.8%的利润和42.1%的就业，比率为1.18，但在2013至2017年，它们占据了49.4%的利润和至多32.1%的就业，比率为1.54。知识产权企业和金融企业占据了29.8%的总利润，但仅有11.9%的员工，比率为2.50。

这很重要，因为利润更高的企业支付更高的工资。在三层经济中，工资越来越取决于你为谁工作，而不是你做什么。巴思等人（Barth et al. 2014；另见Song et al. 2019和Autor 2019）表明，企业间而非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是美国收入不平等上升的主要原因。知识产权丰富企业更高的盈利能力溢出为高工资，工人从每1美元专利产生的盈余中获得30至42美分作为更高的收入，且工龄较长的工人（可能薪酬更高）从中获益不成比例（Berger et al. 2019: 3; Kline et al. 2019: 1346–7）。过去，工会化、社会学因素以及持续生产的需要将寡头垄断利润分散到更广泛的员工群体中。而就业的法律三分化反而将利润再分配集中到了一个更小的员工基础上。

知识产权薄弱和利润微薄的企业通过将生产分散到美国农村非工会劳动力市场（在那里它们可以行使买方垄断力量），以及将生产转移到亚洲，来压低工资成本（参见Moretti 2012; Naidu, 本书; Tijdens and van Klaveren 2011）。从竞争性很强的就业市场转变为高度集中的就业市场，与工资总体下降15%到25%相关（Azar et al. 2020），而1982年后服务行业集中度的增加约占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三分之一（Autor et al. 2017）。这两种地理转移都部分阻断了旧的通往稳定中产阶级生活的制造业路径（Autor 2019）。

特许经营也截断了进入小资产阶级下层的旧途径，抑制了新企业的形成（Akcigit and Ates 2019b; Hathaway and Litan 2014）。虽然特许经营降低了创业失败的概率，但也消除了业主过去行使的大部分"剩余索取权"（residual claim）。特许经营现象现在涵盖了传统上可向上流动的蓝领职业，如房屋维修、管道和电气工作。特许经营实际上将业主变成了没有股票期权的事实上的管理者。

特许经营现象既是新经济的标志性特征也是其普遍特征。它涵盖了知识产权与生产的分离、法律责任的碎裂化以及小企业主阶层的"斩首"。这种"斩首"将旧的本地小企业主阶层变成了劳工压制和有限福利政治的狂热拥护者，因为他们在特许经营中唯一控制的生产投入就是劳动力成本。特许经营还助长了消费者身份的精细细分，限制了集体行动。最后，许多特许经营品牌至少部分由私募股权企业拥有。这也限制了投资，因为私募股权不愿进行固定投资，且倾向于为其所拥有的企业加载债务。

因此，利润集中于员工人数少的知识产权企业有助于压低GDP中的劳动份额。与投资一样，这不会导致消费的完全崩溃。但它抑制了消费增长。与此同时，日益加剧的不安全感以及非大学学历和/或创业型男性向上流动选择的截断，无疑为基于种族和移民相关怨恨的反建制政治创造了政治空间。

8.4 美国例外论？

这是一个独特的美国故事吗？反映了其高度种族化的政治（Thurston，本书）、其经济的巨大规模以及其劳工运动的软弱（Hertel-Fernandez，本书）？美国既是例外的，又不是例外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典型缺陷是将各国政治经济视为孤立存在，仿佛除同质的贸易或金融流之外没有其他联系。美国经济是全球劳动分工的一部分，在这种分工中，三层生产结构既在国内经济内部也在全球范围内复制。全球劳动分工意味着各国和各区域经济在生产什么商品以及如何生产方面存在异质性（Schwartz 2007）。

物理资本密集型出口生产集中在德国、日本和韩国，劳动密集型出口生产集中在中国和南亚，这是美国国内三层生产结构的全球版本，伴随着与美国相同的利润不均分配和对劳动力的剥削。表8.2展示了美国、德国和日本企业（曾在2006年至2020年福布斯全球2000强榜单上出现的企业，N=4039）按行业分类的内部利润份额，并突出了汽车及相关重工业生产在德国和日本的显著地位，与之相比知识产权和金融行业在美国的显著地位。美国在这种全球劳动分工中是例外的，因为它提供了主导性的国际货币，因此必然经常账户赤字。反过来，其他国家容忍这种赤字，正是因为高度盈利的知识产权丰富企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极端集中，既验证了它们积累美元计价资产的合理性，也使它们能够出口（Schwartz 2019）。

表8.2 福布斯全球2000强企业在德国、日本和美国按累计利润份额排名的前八大行业，2005至2019年（%） 注：知识产权行业以斜体标注。 * 主要（78%）为西门子 ** 完全为SAP

行业名称从福布斯全球2000行业标签汇总： 科技-硬件 = 半导体、电子、计算机存储设备、技术硬件和设备、计算机硬件（包括苹果） 金融 = 大型银行、地区银行、投资服务 科技-软件 = 软件与编程、软件与服务、计算机服务 汽车-重工 = 汽车和卡车制造商及零部件生产商、重型设备生产商 来源：作者根据福布斯全球2000数据计算，各年

美国在劳工运动的软弱和福利国家的分层方面也是例外的。但随着各企业都试图追求相同的利润战略，就业不稳定性已在整个富裕的OECD国家增加，并产生了类似的政治后果。"碎裂化"在欧洲通过临时工作或哈尔茨四号（Hartz IV）类型工作的激增，以及向东欧外包的方式发生（Goldschmidt and Schmieder 2017）。其中许多工作是奥托（Autor 2019）所称的"最后一英里"工作——城市地区低薪服务行业工作，如配送、餐饮或个人服务。移民往往将较低的工资标准带入该行业。OECD（2015: 144–46）估计，非标准就业在总就业中的份额从1985年到2013年在法国从21%增至34%，在德国从25%增至39%，在意大利从29%增至40%；戈登（Gordon 2017）估计，日本的非标准就业从1982年的15%上升到2014年的38%。在所有这些国家，女性、青年和少数族裔通常处于非标准就业中。

但所有这些国家仍然为非标准工人提供更广泛的社会保护，缓解了但未消除不安全感的严酷性。这种对比在美国医疗保健领域尤为明显，该领域充斥着垄断，人均成本是其他富裕国家的两倍，但仍未能实现全民覆盖或防止经济困难。简言之，美国经济看起来不同，是因为相对而言它有更大比例的"顶层"企业、更严酷的劳动关系制度和更分层的福利国家。但从一般趋势来看，它并非独一无二。

结论

今天的美国政治经济表现出增长缓慢和收入不平等加剧。这些并不直接导致驱动大量反建制政治热情的种族和性别地位焦虑；但它们确实助长和放大了这种热情。如果收入在整个美国人口中都有增长，如果传统的向上流动途径得以延续，愿意参与虚无主义政治的人口比例可能会更小。企业战略及其结构从通过控制嵌入大型纵向一体化企业的物理资本来追求寡头垄断利润，转向通过控制嵌入纵向解体的生产链中的知识产权来追求垄断利润，是投资减少（导致增长放缓）和超额利润集中于更小的员工基础（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最后，知识产权利润可以轻松转移到避税天堂，限制了政府对增长缓慢和底层60%人口收入停滞的财政应对能力。所有这些特征都压低了总需求。虽然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资产的特殊性质很重要（Haskel and Westlake 2017），但这些资产部署中的产业组织同样重要。

皮奥里和萨贝尔（Piore and Sabel）1984年的经典著作认为，面临第二次工业分水岭的富裕国家可能通过解体生产来同时获得稳定和平等。但皮奥里和萨贝尔假设了这些链条中企业之间的某种平等。相反，在特许经营模式背景下，解体产生了一个不那么令人愉悦的世界：增长放缓、不平等加剧和反复出现的金融危机。不平等加剧——皮奥里和萨贝尔悲观的"维多利亚式"场景，即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社会——已从利润集中于员工人数少的知识产权丰富企业中产生。金融危机本身反映了利润集中的效应。以现金形式到达的利润需要转化为资产，助长了投机和资产价格通胀。尽管这些资产必然有相应的负债，但试图维持既定生活方式的收入不足的消费者所积累的债务增加，或试图在收入增长疲软情况下维持支出的政府所积累的债务增加，都对增长造成了额外障碍（Streeck 2014）。利润海啸涌入有限数量的被动投资渠道，必然产生不可持续的债务和定价过高的地位性商品（positional goods）的逆流。

这些问题并非不可解决，但实施解决方案需要那种可能才刚刚浮现的持续政治运动——尽管在新冠疫情（COVID-19）大流行期间以及2020年美国大选产生了一个势均力敌的政府之后，只有傻瓜才会冒险预测。行政上简单但政治上困难的解决方案，如提高最低工资、加强反垄断执法、制定更严格的知识产权授予标准并缩短期限、全民医疗保健，以及承认商品链中的主导企业对底层工人负有一定责任，将在很大程度上修复此处概述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一些企业似乎已经把握了更广泛的繁荣与其自身盈利能力之间的联系（Piore and Sabel 1984; Swenson 2002; van der Pijl 1984）。随后的战时经验使得国家对经济的大规模控制和社会政策的提供成为必要并得到了验证。今天，主导企业对全球而非国内市场的依赖，以及对商品化投入品的使用，使其政治行为倾向于诉讼和游说以强化其知识产权（Bessen 2016）。简言之，美国今天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不仅仅是利润的集中——这在福特主义时代和当前时代都是特征——而是在生产活动和劳动力法律碎裂化之后，利润集中于特定类型的政治上强大的企业。新冠疫情迫使的去全球化是否会重新导向其政治偏好，仍有待观察。

¹ 欧盟委员会经济与金融事务总司，AMECO数据库ALCD0系列，https://ec.europa.eu/economy_finance/ameco/user/serie/SelectSerie.cfm。

² 希尔顿全球2019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10-K表格，https://otp.tools.investis.com/clients/us/hilton_worldwide2/SEC/sec-show.aspx?FilingId=13217616&Cik=0001585689&Type=PDF&hasPdf=1。希尔顿还以合同方式管理689栋建筑。

³ 苹果酒店REIT 2019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10-K表格，https://ir.applehospitalityreit.com/SEC_Filings。苹果酒店REIT与苹果电脑公司无任何关系。

⁴ 所有关于利润、员工人数和资本支出的数据均来自WRDS Compustat，除非另有说明。基尼系数仅对净利润为正的企业计算。1950-80年：7,982家企业中7,756家盈利；1992-2017年：19,678家企业中11,038家盈利。虽然Compustat仅有上市企业的数据，但Manyika et al.（2018）表明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集中度水平类似。

⁵ 企业按其主要活动划入各行业部门，但有一个例外。一体化制造指的是在1950至1980年间属于"高科技"的企业，如波音（Boeing）、斯佩里（Sperry）和RCA。它们过去是、现在大体上仍是物理资本足迹大、员工人数多的相对纵向一体化企业。它们在早期的"高科技"地位反映了与国防机构的联系。

⁶ 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图8.1显示金融业的累计毛利润份额为12.9%，而最常被引用的数字是40%。首先，这仅是前100强中的企业。其次，40%的数据点是国民账户统计中定义的国内净收入。12.9%的数据点是前100强金融企业在Compustat数据库中美国企业全球毛利润的份额。全球毛利润是与影响全球经济的投资行为相关的衡量指标。

⁷ 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按组织分类的专利，2014年"，www.uspto.gov/web/offices/ac/ido/oeip/taf/topo_14.htm。

⁸ 商务部经济分析局，www.bea.gov/data/investment-fixed-assets。

图5
图6
第九章

美国政治经济学中的福利国家

马戈·安德森

第九章 资产管理者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公司治理体制（Asset Manager Capitalism as a Corporate Governance Regime）

引言

长期以来，公司治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一直被所有权（ownership）与控制权（control）的语言所迷住。这一语言源自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 1932），他们观察到，反垄断政策和强盗贵族（robber-baron）财富的多元化使美国的股票所有权趋于分散，而公司控制权则集中于少数管理者阶层手中。¹ 詹森和梅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 1976）的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虽然重申了股东分散和弱势的观念，但将股东概念化为委托人（principals）——唯一对公司经济绩效拥有强烈物质利益关切的行动者。代理理论对伯利和米恩斯所认为的复杂政治问题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将公司治理简化为保护外部少数股东免受内部人——即公司管理者和工人——"侵占"（expropriation）的问题（La Porta et al., 2000: 4）。尽管这两对作者之间存在巨大的政治鸿沟——新政自由派对市场自由派——公司治理领域将这些观点融合为一种统一的伯利-米恩斯-詹森-梅克林（BM-JM）本体论——即美国是一个股东虽然分散且弱势，但他们是公司的所有者和委托人的社会。这一本体论支撑了"股东至上"（shareholder primacy）或"股东价值"（shareholder value），后者在二十世纪末成为主导性的公司治理体制。该体制围绕三个目标：确保公司控制权市场、允许股东监督管理绩效、以及使管理者的物质利益与股东保持一致（Fourcade and Khurana, 2017: 355）。其胜利如此彻底，以至于两位著名法律学者宣布了"以股东为导向的公司模式的胜利"和"公司法历史的终结"（Hansmann and Kraakman, 2001: 468）。

当历史重新回到其轨道时，它使许多公司治理研究者措手不及。比较政治经济学（CPE）学者在增添重要制度细节的同时，基本上将BM-JM本体论视为理所当然，假定股东委托人是分散、弱势（且缺乏耐心）的（Aguilera and Jackson, 2003; Gourevitch and Shinn, 2005; Hall and Soskice, 2001; Roe, 1994）。² 然而，自汉斯曼和克拉克曼（以及霍尔和索斯基）写作以来，美国股票所有权的再集中已急剧加速（Fichtner et al., 2017）。今天，三家资产管理公司——先锋（Vanguard）、贝莱德（BlackRock）和道富环球（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合计持有标普500指数成分公司平均超过20%的股份（Backus et al., 2020: 19）。今天，投资链（investment chain）由营利性资产管理公司而非共同基金主导，后者塑造了比较政治经济学文献对股东至上体制的认知（见图9.1）。虽然"资产管理者"包括"另类"资产管理者——即对冲基金（hedge funds）、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和风险投资基金（venture capital）——但大部分资本通过共同基金（mutual funds）和交易所交易基金（exchange-traded funds, ETFs）进行投资，这也是本章的重点。³ 我的核心论点是，这种新的"资产管理者资本主义"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公司治理体制。 图9.1 股权投资链

图1

这一体制具有四个特征。第一，美国股票所有权集中于少数巨型资产管理公司手中。第二，由于持股规模巨大，资产管理公司在原则上是强势股东，对公司管理层拥有相当大的控制权。仅这一与"分散且弱势"的偏离，就足以要求公司治理学者重新激活其概念工具。但还有两个额外特征将资产管理者资本主义与此前的公司治理体制区分开来。第三个特征是，大型资产管理公司是持有完全分散化投资组合的"全能所有者"（universal owners）（Hawley and Williams, 2000）。最后，作为采用收费商业模式的营利性中介，资产管理公司对其投资组合公司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在股东至上体制下，占主导地位的股东追求特定公司股票市值的最大化；而在资产管理者资本主义下，占主导地位的股东被激励去最大化其管理资产规模（assets under management）。显然，BM-JM本体论无法映射到这一新的格局（Gilson and Gordon, 2013）。

本章结构如下：下一节宏观概述美国股票所有权和公司治理体制的演变。第三节追溯自1936年《税收法案》（Revenue Act）以来资产管理行业增长背后的政策和经济动态。下一节批判性地审视全能所有者的前景及资产管理者的经济利益。第五节聚焦资产管理者在企业、行业和宏观经济层面的经济和政治权力，重点关注资产管理者资本主义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结论部分强调对公司治理研究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更广泛启示。

历史视角下的公司治理体制

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公司金融文献曾经认为，"大型上市公司的所有权在美国是分散的……而在大多数其他国家是集中的"，这是"最具共识的典型化事实之一"（Franks et al., 2008: 4009）。这一典型化事实已不再成立。描绘美国股票所有权集中度的历史发展，得到的不再是L形曲线，而是U形曲线。十九世纪末的高集中度时期让位于二十世纪中期高度分散的股票所有权时期，随后是漫长（且仍在持续）的再集中时期。本节概述并总结于表9.1的内容，从四个与股东相关的维度比较了四个相继的公司治理体制。为讨论宏观层面的启示做准备，这一分期还将各公司治理体制与相应时期的经济增长体制（growth regime）联系起来。⁴

表9.1 股票所有权、公司治理体制与宏观体制

图2

（见表9.1）

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公司主要由少数公司和银行所拥有和控制，而这些公司和银行又由J.P.摩根（J. P. Morgan）、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和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等人组成的"大股东寡头集团"（blockholder oligarchy）所拥有和控制（Gourevitch and Shinn, 2005: 244）。这一公司治理体制最恰当地被希法亭（Hilferding, 1985 [1910]）的"金融资本主义"（finance capitalism）概念所捕捉，其特征是集中的股票所有权和强大的控制权，由所有者-管理者直接行使或通过金融集团间接行使。后者的投资组合未分散化，使其与企业帝国的命运有着强烈的利害关系。⁵ 1900年前后的投资驱动型增长体制，最恰当地被"垄断资本主义"（monopoly capitalism）概念所捕捉（Baran and Sweezy, 1966）。

若干因素促成了镀金时代（Gilded Age）集中所有权结构的瓦解，包括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的反垄断法、迫使强盗贵族出售股票换取现金的战时联邦税，以及使数百万人成为股东的1920年代股市繁荣（Ott, 2011）。到1945年，美国家庭持有94%的美国公司股权（图9.2）。⁶ 这些分散股东的弱势使权力集中于日益庞大的公司管理者手中，催生了"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公司治理体制（Chandler, 1977）。在宏观层面，管理主义、强大的工会、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和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融合为"福特主义"（Fordism）增长体制（Aglietta, 1979）。

图9.2 美国公司股权所有权结构，1945-2020年 关于股权类型的说明：数据包括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发行的股权（占总量的21%）和紧密持有的股权（占剩余国内股权的15%）。截至2019年底，美国公司股权的总市值为55万亿美元。

关于股权持有者的说明：近期"世界其他地区"和"家庭"类别的扩张掩盖了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的增长。（1）紧密持有的股权日益由私募股权基金主导，在此归入"家庭"类别。粗略估计，私募股权基金持有美国公司股权的2-3%。（2）对冲基金持仓（约占总量的10%）被显示为家庭资产（国内对冲基金）或世界其他地区资产（外国对冲基金，包括在离岸司法管辖区注册的美国基金，参见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Z1/z1_technical_qa.htm）。

来源：美国金融账户（Z.1）。 如果说十九世纪末的股票所有权集中是由产业垄断推动的，那么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集中的主要驱动力则是投资链内部的发展。第一个发展是资本汇集型机构投资者（capital-pooling institutional investors）的出现和增长，尤其是养老基金（pension funds），其直接股权持有量在1985年达到27%的历史高点（图9.2）。虽然投资者格局被称为"投资者资本主义"（investor capitalism）（Useem, 1996）或"养老基金资本主义"（pension fund capitalism）（Clark, 2000），但它所催生的公司治理体制是股东至上（Lazonick and O'Sullivan, 2000）。⁷ 其特征是适度分散的股票所有权；机构投资者足够大以至于能够被倾听（发声，voice），但又足够小以至于其所有权份额具有流动性（退出，exit）；以及适度分散化的非营利机构投资者，它们保留了足够的"切身利益"（skin in the game）以对其投资组合公司保持强烈关注。在宏观层面，股东至上与"私有化凯恩斯主义"（privatized Keynesianism）的债务驱动型增长体制共同演化（Boyer, 2000; Crouch, 2009）。

投资链第二次延长发生在1980年代起，机构投资者开始委托营利性资产管理公司。⁸ 在定义公司治理体制的四个维度上，资产管理者资本主义与股东至上形成了鲜明对比：股票所有权集中于少数巨型资产管理公司手中；后者持有大量少数股权，同时实现了完全分散化；它们对单个投资组合公司经济绩效的关注度较弱。

在宏观层面，市场集中度的同步上升——在美国尤为突出（Philippon, 2019）——使人容易将其诊断为二十一世纪版本的金融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配置。虽然现在定义宏观层面的关联还为时过早，但值得注意的是，可能不需要单独的术语来描述当前的增长体制。该体制的核心特征将是"资产主导"（asset dominance）——即资产价格而非工资驱动投资和消费，因而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Adkins et al., 2020; Ansell, 2012: 533; Christophers, 2020; Chwieroth and Walter, 2019）。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回到资产管理者资本主义的宏观影响。

大再集中

马克·罗（Mark Roe, 1994）将维持分散所有权的政策解释为美国人根深蒂固地反对集中经济或政治权力的结果。从这一视角来看，资产管理者资本主义构成了一个谜题。相比之下，希法亭（Hilferding, 1985 [1910]）以及调节学派（regulationist）和社会积累结构（social-structures-of-accumulation）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资本主义积累具有内在的集中化趋势，成熟的资本主义积累会对金融资本施加强大的集中压力（Aglietta, 1979; Kotz et al., 1994）。从这一视角来看，伯利和米恩斯的世界才是异常现象，而"大再集中"（Great Re-Concentration）——一个长达七十年的时期，其间持股从家庭转向养老基金，最近又转向资产管理公司（见图9.2）——是被多重因素决定的（overdetermined）。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识别促成大再集中（Great Re-Concentration）的具体政策和发展，这正是我在本节剩余部分试图做的事情。在第一阶段（1936-2000年），共同基金的税收规则、退休立法和金融监管推动了资产管理行业的增长。自2000年以来，主导性动态是资产管理行业内部的集中化。

推动资产管理行业的增长，1936-2000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二十世纪之交期间，家庭直接持有的公司股权份额持续下降，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dotcom bubble）破灭后跌破40%。这一下降是通过集合投资工具汇集储蓄的另一面——后者的股权持有份额从1945年的几乎为零上升到2000年的42%。全貌可以在图9.3中看出。共同基金总资产（黑色实线）自1984年以来与退休资产同步增长。当固定缴费（defined contribution, DC）计划和个人退休账户（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IRA）资产在1990年代中期起飞时，这一增长加速了。退休资产在共同基金总资产中的份额在1990年代翻了一番，从20%上升到40%（虚线）。该份额最近稳定在45%，而共同基金资产继续上升，表明（非退休）家庭储蓄以及外国投资在美国共同基金股份中的重要性日益增长。

图9.3 退休资产及其在共同基金资产中的份额，1974-2020年第三季度

图3

来源：投资公司协会（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共同基金资产的爆发性增长并非命中注定。共同基金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建立在监管法规和各种税收及退休立法之上的法律构造物。第一部此类法规是1936年《税收法案》（Revenue Act），它允许共同基金将股息免税转交给投资者，从而确保基金股东不会相对于直接股票投资者处于劣势（Fink, 2008: 28）。国会将这一税收优惠的条件设定为共同基金不得拥有任何公司超过10%的有表决权股票，明确目标是防止它们获得控制性股权（Fink, 2008: 28）。今天，这一税收豁免仍在《国内税收法典》（Internal Revenue Code）中存在（Coates, 2009: 596）。⁹

基金规模在1940年《投资公司法》（Investment Company Act）的酝酿过程中继续成为关键议题。虽然共同基金支持立法的理念，但它们反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起草的原始法案中的某些条款。SEC认为，在市场下跌时出售证券的投资公司是1929年崩溃的根源之一，为避免未来共同基金遭受类似的"挤兑"，SEC提议将其规模限制在1.5亿美元。共同基金游说团体强烈反对规模限制，并拒绝了银行挤兑类比，成功将其排除在最终法案之外（Fink, 2008: 39）。《投资公司法》第14(b)条授权SEC重新审查基金规模的未来增长，但从未被激活。 《税收法案》和《投资公司法》为共同基金的存在奠定了法律基础，但对其业务增长作用有限。¹⁰ 最终涌入资产管理行业的退休资产浪潮是四部后续退休立法的累积效果：《塔夫脱-哈特利法》（Taft-Hartley, 1947）、《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ERISA, 1974）、401(k)条款（1978年）和普及型个人退休账户（universal IRAs, 1981年）。早在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警告"养老基金社会主义"即将降临美国之前（Drucker, 1976），反劳工的1947年《塔夫脱-哈特利法》就已禁止雇主向工会控制的养老基金缴款（McCarthy, 2017: 95-100）。1974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Employment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ERISA）将此前由雇主、工会和雇员协商的私人养老金承诺的风险纳入联邦政府监管之下（Wooten, 2004: 3），进一步削弱了劳工对退休资产投资的控制。它通过收紧最初由《塔夫脱-哈特利法》引入的受信义务要求来实现这一点。1979年，劳动部明确规定，审慎（prudence）不是个别证券的问题，而是投资组合构建的问题，从而将受信义务（fiduciary duty）与现代投资组合理论（modern portfolio theory）的规定联系在一起（Montagne, 2013: 53）。通过将审慎人规则（prudent person rule）窄化为金融行业盛行的最佳实践，ERISA为退休计划管理者创造了与专业外部资产管理者分担受信责任的强烈激励（Clark et al., 2017; van der Zwan, 2017）。

尽管共同基金行业在立法方面取得了全面胜利，但其增长在1970年代熊市中停滞不前（Clowes, 2000: 192）。随着1978年《国内税收法典》增加401(k)条款和1981年《经济复苏税收法案》（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增长大规模恢复。虽然共同基金行业并未游说401(k)条款——其固定缴费计划的意义直到1980年才被泰德·本纳（Ted Benna）"发现"，并于1981年得到国税局（IRS）确认（Hacker, 2019: 110）——但它对该行业而言是天赐之物。与401(k)条款"基本上是无心插柳"的诞生不同（Hacker, 2019: 110），"普及型个人退休账户"——允许每年最高2000美元的税前个人退休账户缴款——是投资公司协会发明和游说的产物（Fink, 2008: 125）。在1980年代，个人退休账户和固定缴费资产成为退休市场增长最快的部分，今天占所有退休资产的三分之二，占投资于共同基金和ETF份额的退休资产的更大比例。

到2000年，一系列税收规则、退休法律和金融监管帮助创造了一个7万亿美元的共同基金行业，管理着2.6万亿美元的退休资产（图9.3）。然而，占主导地位的股东仍是公共养老基金（public pension funds），它们积极倡导将股东至上体制制度化的公司治理改革，包括独立董事（independent directors）、交错任期董事会（destaggered boards）和代理投票（proxy voting）（Davis et al., 1994; Webber, 2018: 45-78）。然而，即使是最大公共养老基金的最大持仓，在1990年代也很少达到一家公司市值的1%。因此，分散的股票所有权仍然是养老基金资本主义的标志。

资产管理行业内部的集中化，2000年至今

图9.2中的股票所有权总量数据显示，过去二十年变化不大，除了外国所有权的适度扩张、共同基金的持续增长以及交易所交易基金的出现和增长。然而，资产管理行业整体的持续增长无法解释最大资产管理公司平均持股比例从1990年代的1%跃升至今天的近10%。事实上，与二十世纪末底层资产池的缓慢增长相比，二十一世纪的关键动态是资产管理行业内部的集中化。

目前，这种集中化并不均衡。整个资产管理行业仍然相对分散，观察者预计并购将进一步加速并带来更高的未来集中度（Flood, 2020）。在经历了十年的日益整合之后，今天最大的1%的资产管理公司已控制该行业管理资产的61%（Riding, 2020）。在最顶端，三巨头（Big Three）的主导地位源于它们垄断了如今高度集中的ETF市场——贝莱德（39%）、先锋（25%）和道富环球（16%）合计控制着80%的市场份额（Kim, 2019）。

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的偶然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金融行业的集中化受到与劳动力和产品市场集中化相同的一些力量的驱动（Ansell and Gingrich, 本卷; Naidu, 本卷; Rahman and Thelen, 本卷; Schwartz, 本卷）。尽管资产管理者在业绩和成本上展开竞争，但通过营利性资产管理者进行投资的成本很高。在1980年至2007年间，资产管理收入（共同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从约占GDP的0.2%增长了五倍，接近GDP的1%（Greenwood and Scharfstein, 2013: 9）。2008年金融危机照亮了金融行业的薪酬问题，加速了从昂贵的主动基金向低成本指数基金的转移——这一趋势自1990年代初以来就已开始（图9.4）（Braun, 2016; Petry et al., 2019）。主动股票基金与指数股票基金（传统基金和ETFs）之间的成本差异显著，且随时间推移而扩大。2000年，主动基金的费率（expense ratio）是指数基金的四倍，今天已接近十倍（图9.4）。在美国，这一成本优势因ETF的税收漏洞而得到加强（Poterba and Shoven, 2002）。此外，金融危机对银行业造成了沉重打击。虽然资产管理者普遍受益于不信任的投资者将资金从银行业转移出来，但贝莱德尤其受益于其2009年6月收购巴克莱银行（Barclays）的资产管理业务——其中包括当时全球领先的ETF品牌iShares（Mooney and Smith, 2019）。

图9.4 国内主动股票基金与国内指数股票基金（含ETFs）的相对市场份额（1993-2019年）及费率（2000-2019年）

图4

说明：费率为资产加权平均值。

来源：投资公司协会。

如果说金融危机的偶然性使投资者对成本更加敏感，那么结构性力量则有助于将这种对成本的关注转化为加速的集中化。虽然知识产权对金融行业企业总体上变得更加重要（Schwartz, 2017），但资产管理尤其类似于数字平台行业——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驱动垄断化（Rahman and Thelen, 2019; Srnicek, 2017）。¹¹ 三个要素支撑了这些"数字资产管理平台"的"几乎无限的规模经济"（Haberly et al., 2019: 169）。首先，ETF的固定成本结构——后端昂贵的基础设施加上恒定的边际成本——创造了传统的规模经济。¹² 其次，与主动共同基金的交易成本在超过一定规模阈值后趋于上升不同，ETF受益于网络效应——更多的投资者使ETF的份额更具流动性。第三，资产管理公司日益受益于基于数据的规模回报。这一趋势的缩影是贝莱德的Aladdin——一个在资产管理行业被广泛使用的风险管理系统，以至于贝莱德的首席执行官将其描述为"金融界的安卓"（Haberly et al., 2019: 172）。甚至贝莱德的直接竞争对手也在使用Aladdin（Zetzsche et al., 2020: 290）。总之，占据ETF市场并利用规模经济使三巨头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如何）行使它们的新权力？

分散化与无利害关系

除了股票所有权分散化之外，资产管理者资本主义还削弱了BM-JM本体论的另外两个信条，即机构投资者是进行定向押注的投机者，以及它们的首要经济利益在于其投资组合公司的表现。

分散化：全能所有者的前景

政治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将自由市场经济体（LME）类型的机构投资者（一个包括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在内的笼统类别）等同于"缺乏耐心的"资本，与协调市场经济体中银行和其他战略性大股东提供的"有耐心的"资本形成对比（Culpepper, 2005; Goyer, 2011; Hall and Soskice, 2001; Höpner, 2003）。¹³ 然而，集中化和指数化有效地消除了最大资产管理公司的"退出"选项（Jahnke, 2019）。这一情景此前未曾被预见。在一份对美国股东格局变化的清醒调查中，戴维斯（Davis, 2008: 20）仍然强调"集中与流动性的惊人组合[原文强调]"是他所称的——援引希法亭——"新金融资本主义"（new finance capitalism）的核心特征。分析截至2005年的数据——在当时，先锋等指数基金提供商尚未作为持股超过5%的大股东出现——戴维斯指出，指数基金"通常在更多公司中持有更小的所有权份额"（Davis, 2008: 15）。到戴维斯的文章发表时，贝莱德的平均标普500持股比例已超过5%的门槛。先锋在2012年跟进，今天的平均持股比例为9%（Backus et al., 2020: 19）。这是一个分水岭时刻：完全分散化与大额持股不再相互排斥。

今天，大型资产管理公司是典型的"全能所有者"（universal owners）（Hawley and Williams, 2000; Monks and Minow, 1995）。与这一概念相关的前景是巨大的。作为市场投资组合的持有者，全能所有者在原则上应能内化（internalize）所有由个别投资组合公司行为产生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Condon, 2020）。全能所有者的概念唤起了功利主义社会规划者的形象——限制那些总体货币成本超过总体货币价值的经济活动，尤其是碳排放（Azar et al., 2020）。虽然这一概念并不新鲜，但指数基金和ETF的增长使最大全能所有者丧失了退出选项（强化了外部性的内化），而其大额持股又赋予它们通过发声（voice）获得相当大权力的能力，这使得该概念更具说服力（Fichtner and Heemskerk, 2020; Jahnke, 2019）。¹⁴ 除了碳排放之外，资产管理公司呼吁制药公司将竞争搁置一旁、合作寻找新冠疫苗的例子，是全能所有者付诸行动的显著案例（Mooney and Mancini, 2020）。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减少外部性的全能所有者与减少竞争的共同所有权（common ownership）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概念上的滑坡（后文将讨论）。

三巨头迅速利用全能所有者的前景来塑造其作为长期股东的公共形象——其利益从根本上与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可持续性一致。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每年致首席执行官和投资者的信件是这种修辞的典范（Condon, 2020: 54），它试图以"管理人"（stewardship）模式取代股东价值作为主导性的公司治理意识形态。股东价值体制使良好公司治理成为公司对股东的问责问题，而在近年来，后者（即资产管理者）自身面临其委托人对问责的要求。管理守则（stewardship codes）的全球扩散体现了这一意识形态和监管转变（Hill, 2017）。投资者日益期望资产管理者以超越短期收益最大化的方式作为其资本的管理人，尤其是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Christophers, 2019）。在理论上，全能所有者的逻辑是令人信服的。在实践中，它被分散化的原因——指数化和规模——以及资产管理者面临的经济激励所抵消。

无利害关系：法律所有权与经济所有权的分离

或许BM-JM本体论最具破坏性的影响是股东"拥有"公司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林恩·斯托特（Lynn Stout, 2012）的工作，人们日益认识到美国公司法实际上并未将所有权赋予股东（另见Ciepley, 2013）。¹⁵ 资产管理者资本主义为此增添了一个重要转折：股票的法律所有权（legal ownership）与该股票回报的经济利益（economic interest）的分离。

伯利和米恩斯（1932: 119）将所有权定义为"在企业中拥有利益"，将控制权定义为"对企业拥有权力"。他们指出，两者的分离使"所有者的地位……降格为在企业中拥有一组法律和事实利益"。代理理论家试图通过加强股东保护和使管理者的激励与股东一致来重新统一所有权与控制权（Jensen and Meckling, 1976）。事实上，在1990年代通过股票期权和其他形式的激励性薪酬给予管理者"在企业中的利益"，合并了两个群体的利益——并隐含着其阶级地位——以牺牲劳工为代价加强了股东控制（Boyer, 2005; Goldstein, 2012）。自詹森和梅克林以来，股票所有权的集中进一步增加了股东权力，看似完善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重新统一。然而，资产管理公司的兴起完善了一种不同的分离——即"法律利益"与"事实利益"之间的分离。事实上，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又加上了"所有权与所有权的分离"（Strine Jr., 2007: 7; 参见Gilson and Gordon, 2013）。

代理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股东比管理者或工人有更多的切身利益（Fama and Jensen, 1983: 301）。虽然这一点一直值得商榷，但代理理论家完全忽略的是完全没有切身利益的股东——持有法律上的名分（股票和附带的投票权）但不持有经济利益的股东。今天，占主导地位的股东在这方面是"无利害关系的"（disinterested）。虽然共同基金和ETF在法律上拥有股票，但它们将所有回报转交给基金投资者——即最终的"资产所有者"（asset owners）（零售或机构投资者）。¹⁶ 就收入而言，资产管理者依赖收费。与对冲基金等另类投资工具——其收费结构通常包括大量基于业绩的组成部分——不同，共同基金和ETF通常向投资者收取相当于投资资产固定百分比的费用（这一"费率"如图9.4所示）。

因此，资产管理者的经济利益不同于BM-JM本体论中赋予股东的经济利益。简言之，资产管理者被激励去最大化管理资产规模。对于主动管理基金，足够的相对回报是重要的，但这仅在它导致客户转向竞争对手的程度上才是如此。对于指数基金，回报等于基准回报（减去指数基金力求最小化的"跟踪误差"），这甚至消除了回报与收入之间的间接联系。

从代理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双重代理社会"——已故先锋创始人创造的短语（Bogle, 2012: 29）——的影响类似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¹⁷ 资产所有者（委托人）雇用资产管理者（代理人）时必须担心后者的激励与其利益不一致。在标准的投资链配置中，这一代理问题至少重复一次，出现在资产所有者（养老基金）与最终受益人（计划成员）之间。因此，股东-管理者关系中的所谓委托人本身是一系列委托人的代理人，即资产所有者和最终受益人（Arjaliès et al., 2017; Bebchuk et al., 2017; Clark and Monk, 2017; Kay, 2012）。这种代理关系增殖的结果是利益冲突的增殖。

资产管理者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股东至上指的是这样一种公司治理体制：机构投资者的利益——与公司管理者紧密结盟——凌驾于工人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之上。虽然这种权力失衡可能持续存在，但股权投资链中最有权势的行动者不再是机构资产所有者，而是它们的代理人——资产管理者。从希法亭式的视角来看，金融资本的集中应通过促进更少、更同质的代理人之间的协调来加强资产所有者的结构性权力。¹⁸ 然而与此同时，资产所有者的利益并不必然与资产管理者的利益一致。本节讨论资产管理者资本主义在企业、行业和宏观经济层面的政治经济学。

企业层面：参与的成本

在BM-JM本体论中，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对其投资组合公司的绩效有着至关重要的利益关切，因此会对其进行密切监督。然而，美国证券法和公司法一直试图限制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Roe, 1994: 102），SEC与商业团体之间围绕代理投票准入规则（proxy access rules）的持续冲突就是例证（Rahman and Thelen, 本卷）。相比之下，在资产管理者资本主义下，问题已从参与过多转向了参与过少。

监督和参与投资组合公司是有成本的，资产管理者并不直接从这些管理人活动的回报中获益（Coffee, 1991）。一些人认为竞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投资者日益要求其资产管理者提供管理人服务，未能监督和参与企业会降低回报，从而赶走投资者（Fisch et al., 2019; Jahnke, 2019）。对于指数基金，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是值得怀疑的：它们通过参与特定公司所取得的任何业绩收益，不成比例地被对该特定公司下注的主动基金所获得（Lund, 2017）。从经验上看，对投票和其他管理人相关活动的研究表明，指数基金比其他基金更不可能参与投资组合公司（Heath et al., 2021），即使是在理论上全能所有者应寻求遏制的负外部性方面也是如此（Briere et al., 2019）。¹⁹

参与的直接成本问题因疏远公司管理者的间接成本而加剧——投资组合公司往往也是资产管理者的客户。因此，大型银行的资产管理部门将其股权投资倾斜向其母银行的客户（Ferreira et al., 2018）。对于纯粹的资产管理者而言，401(k)计划资产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提供了不疏远公司管理层的强烈激励。对于三巨头而言，2017年来自401(k)计划的美国客户资产比例在14%至20%之间（Bebchuk and Hirst, 2019: 2062）。代理投票数据显示，最大资产管理公司压倒性地与管理层站在同一立场投票，尤其是在争议性问题上（Heath et al., 2021）。在2008年至2017年间提交给罗素3000指数（Russell 3000）成分公司的近4000项股东提案中，没有一项来自三巨头中的任何一家（Bebchuk et al., 2017: 48）。

随着三巨头规模和（潜在）权力的增长，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对其缺乏监督和参与日益关注。全球扩散的所谓管理守则（stewardship codes）应从这一角度来理解——作为一种避免更强硬监管干预手段的尝试。通过签署管理守则，资产管理者承诺，例如，对其股份进行投票，并就其与个别投资组合公司的参与情况进行（汇总）披露。管理守则旨在使资产管理者更多地参与公司治理，而其他政策提案则侧重于通过赋予资产所有者（如养老基金）甚至最终受益人（个人储户）决定其股份应如何投票的权利来实现投票的"去中介化"（disintermediating）（Griffin, 2020）。

行业层面：共同所有权

公司所有权集中于少数超大型资产管理公司手中，催生了"共同所有权"（common ownership）现象（Azar et al., 2018; Backus et al., 2020; Elhauge, 2016）。理论认为，如果某一行业的所有主要企业拥有相同的（大型）股东，那么当这些企业实行垄断定价时，股东回报可以最大化。关于共同所有权在航空业反竞争效应的议程设定研究强调了四个潜在的因果机制："发声、激励和投票——以及无所作为，即根本不推动更激烈的竞争"（Azar et al., 2018: 1557）。潜在影响是严重的。从"反垄断作为协调权分配者"的视角来看，通过允许共同所有权，反垄断规则赋予了最大资产管理公司经济中任何其他行动者都无法获得的协调权力（Paul, 2020）。在所有股东都完全分散化的极端情况下，股东价值最大化意味着"整个经济体范围的垄断"（Azar, 2020: 275）。

共同所有权具有反竞争效应的理论已在国家层面（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2018）和国际层面（OECD, 2017）的政策制定者中迅速获得认同。资产管理行业面临的风险很高，它对相关研究提出了质疑，同时反对监管倡议（Fox, 2019）。政策提案必然激进。一组学者建议执行1914年《克莱顿法》（Clayton Act）第7条，这将禁止资产管理者在寡头垄断行业中拥有超过一家公司1%以上的股份（Posner et al., 2017）。

宏观层面之一：资本-劳动分配

在宏观层面，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的关键问题是资产管理者资本主义的分配后果。股东至上体制不懈地推进着一项议程：加强（少数）股东权利保护，同时削弱劳工权力并压低工资（Hertel-Fernandez, 本卷; Steinbaum, 2021）。负外部性——例如对公共卫生或社会凝聚力的影响——并未被持有个别公司股份的机构投资者计入价格。全能所有者是否会以不同方式计入不平等的社会和经济成本？

在此，我们遇到了全能所有者前景的一个根本问题。虽然资产管理者是全能股东，但社会中股票所有权的分布极端不平等。图9.5显示，财富分布最高的1%拥有50%的公司股权和共同基金份额（而总财富仅占35%），而最高的10%拥有86%。这种顶层股票所有权集中抵消了全能所有者的良性逻辑——股东可能是完全分散化的，但只有一半的人口拥有任何股票。²⁰ 这一论点的检验案例是那些利润被负外部性所超越的公司策略，而这些外部性主要由那些拥有少量或没有股票的人承担。以工人工资为例。财富分布最低50%（没有股票的人）的工资停滞当然对整个经济有一些负外部性，特别是在总需求降低方面。然而，对股东而言，这些外部性可能被更高的公司利润和更高的回报所超越。换言之，对穷人的负外部性可以是对富人的正外部性。鉴于股票所有权的高度不平等分布，即使是真正的全能所有者——如三巨头资产管理公司——也应被预期将经济推向最低可持续的劳动份额（labor share）。

图9.5 按财富分组的股权和共同基金持有量分布，1989-2020年第三季度，占总量的份额

图5

来源：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美国分配性金融账户（US distributional financial accounts）。

应对集中和协调的股东权力的提案旨在重新赋予工人权力。一种实现方式是运用"劳工最后的、最好的武器"——即其养老基金（Webber, 2018）。然而，养老基金行动主义一直在与现有规则和投资规范进行抗争，这些规则和规范将它们推向资产管理者的怀抱（McCarthy et al., 2016）。另一组提案旨在加强工人在董事会中的权力，要么通过德国式的"共同决定"（codetermination）制度（Palladino, 2019），要么通过全面的"经济两院制"（economic bicamerialism）（Ferreras, 2017）。

宏观层面之二：资产价格膨胀的政治

贝莱德的商业模式旨在最大化管理资产的（价值）。虽然对现有储蓄的竞争是零和的，但政府政策——尤其是退休政策——决定了人们如何以及储蓄多少。鉴于退休资产在资产管理蛋糕中占据最大份额——美国共同基金资产的46%（见图9.3）——资产管理者在退休政策中拥有强大的既得利益（Naczyk, 2013; 2018）。这种利益的范围是全球性的。当三十国集团（Group of Thirty）发布关于"解决养老金危机"的报告时，六人工作组中包括贝莱德和瑞银（UBS）的代表（Group of Thirty, 2019）。当法国爆发针对马克龙总统计划中的养老金改革的抗议时，抗议者将矛头指向贝莱德——该公司发布了一份支持养老金私有化的白皮书，其首席执行官曾被拍到出现在爱丽舍宫（Alderman, 2020; BlackRock, 2019）。

如果说社会政策可以调动更多的基础原料（储蓄），那么宏观经济政策则有能力膨胀蛋糕（资产价格）。²¹ 由于资产管理费按客户资产当前价值的百分比收取，资产价格膨胀是资金流入的替代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下降会提高资产价格。这对货币政策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是深远的。金融行业长期以来被视为最强大的"硬通货"（hard money）阵营，因为通货膨胀使银行对借款人的名义债权贬值（Posen, 1993）。相比之下，资产管理者更担心其资产基础的贬值而非通胀，使它们成为强大的"宽松货币"（easy money）阵营。贝莱德与世界各地央行的深厚关系说明了这一点。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已雇用贝莱德管理不良资产组合和进行公司债券购买，贝莱德还为加拿大、欧元区和瑞典的央行提供了类似服务。这一非常规货币政策实施传导者的角色赋予了贝莱德相对于国家政策制定者的相当大的"基础设施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Braun, 2020）。为了有效行使这一权力，贝莱德雇用了前高级央行官员，包括菲利普·希尔德布兰德（Philipp Hildebrand，瑞士国家银行前行长，2012年入职）、让·布瓦万（Jean Boivin，加拿大银行副行长，2014年）和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美联储副主席，2019年）。2019年8月，这三人在美联储年度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研讨会上提交了一份题为"应对下一次衰退"的论文，呼吁在下一次危机中进行大胆的货币宽松。该论文敦促央行"直接行动"（go direct），将"央行货币直接交到公共和私人部门支出者手中"，同时寻求与财政政策的明确协调以防止利率上升（BlackRock, 2019: 2）。"直接行动"确实是美联储在应对新冠危机时所采取的措施，这说明了贝莱德从货币政策接受者向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转变。²²

结论

乍看之下，新的股东结构类似于十九世纪末：集中化的公司部门的股权集中于少数金融公司手中。然而，有两个特征将新的资产管理者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区分开来。首先，与强盗贵族前辈不同，今天的占主导地位的所有者在整个股票市场上是完全分散化的。对于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它们压倒性地通过指数追踪基金投资于公司股权——这日益适用于全球股票市场。其次，资产管理者是经济上无利害关系的中介——它们在公司博弈中没有切身利益。与强盗贵族不同，它们的商业模式是竞争来自投资者的资本和管理费。其持股回报在这场竞争中是重要的，但最大的资产管理者尤其仅拥有法律上的名分，而非其所持股票公司的经济利益。因此，仔细审视之下，资产管理者资本主义没有历史先例。

超越BM-JM本体论为资产管理者资本主义和公司治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有前景的研究路径。第一条路径涉及主导比较政治经济学公司治理文献的利益相关者联盟视角（stakeholder coalition perspective）（Aguilera and Jackson, 2003; Gourevitch and Shinn, 2005; Höpner, 2003）。该文献将自由市场经济体中的股东至上体制解释为股东与工人——以强大的公共养老基金为代表——对抗公司管理者的联盟。与比较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其他方面一样，这一解释反映了1990年代初的养老基金资本主义，但到2000年代初就已基本过时——当时股东已在意识形态和阶级立场上与管理者站在一起（Boyer, 2005; Duménil et al., 2011; Goldstein, 2012）。然而，这些论述仍将股东概念化为所有者。正如对当今资产管理集团激励机制的讨论所表明的，已经发生的是管理者与资产管理者之间的联盟。前所未有的股东权力与"一路到底都是管理者"的公司治理世界并存。大型分散化资产管理者的无利害关系性质的一个潜在后果是公司管理者的赋权，以牺牲股东为代价。然而，同样合理的论点是权力转移到其他类型的股东手中（Deeg and Hardie, 2016）。例如，与个别公司参与的主动性现在往往来自维权对冲基金（activist hedge funds），它们随后寻求三巨头的支持（Aguilera et al., 2019）。另一个被赋权的股东类别是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其中最大的也是全能所有者，但没有某些与商业模式相关的利益冲突（Babic et al., 2020）。描绘这些不同行动者之间的新权力分配格局，需要对日益复杂的投资链动态进行仔细审视。

其次，我的分析挑战了比较政治经济学中广泛存在的观点，即股票所有权模式和公司治理体制是稳定的，植根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遗产之中。正如该观点的一位支持者所指出的，公司治理"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更大的储蓄组织风筝的尾巴"——即投资链的尾巴（Roe, 1994: xv）。然而，在罗的理论中，投资链是由历史和政治意识形态所塑造的政策塑造的——在美国的案例中：对集中金融权力的不信任——本章表明，投资链也是资本主义积累、财富不平等和金融化这些更大的风筝的尾巴。促进私人财富积累——美国过去七十年的政策优先事项——与限制资产管理行业中的集中金融权力，可能是两个不一致的政策目标。后一目标最近如此轻易地被放弃，支持了投资链事实上容易发生剧烈体制转变的观点。此外，在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中，任何单个国家的投资链——因而其公司治理体制——也是世界其他地区储蓄组织和监管的函数（Oatley and Petrova, 2020）。这对双方都适用——贝莱德40%的资产是为美国以外的客户管理的（BlackRock, 2019: 1），而贝莱德同时也是全球数千家非美国公司的股东。资产管理者资本主义是一种全球体制。

本文的工作始于2015年，此后我积累了许多学术债务。早期草稿曾在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ocieties）、布朗大学沃森研究所（Watson Institute）、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进行报告。对于有益的评论，我感谢露丝·阿吉莱拉（Ruth Aguilera）、卢奇奥·巴卡罗（Lucio Baccaro）、延斯·贝克特（Jens Beckert）、戈德·拉维纳斯（Gord Lavinas）、佩里·梅赫林（Perry Mehrling）、苏雷什·奈杜（Suresh Naidu）、赫尔曼·马克·施瓦茨（Herman Mark Schwartz）、大卫·索斯基（David Soskice）、科妮莉亚·沃尔（Cornelia Woll）、尼克·齐格勒（Nick Ziegler），特别是美国政治经济学项目的召集人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亚历山大·赫特尔-费尔南德斯（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和凯西·泰伦（Kathy Thelen）。

注释

¹ 在其他人中，马克思（Marx, 1981 [1894]）、希法亭（Hilferding, 1985 [1910]）和凡勃伦（Veblen, 1923）已经就金融资本与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关系进行了大量写作。

² 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见Davis（2008）。

³ 本章对上市公司的关注排除了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基金。

⁴ "增长体制"在此沿用"调节方式"（modes of regulation）（Aglietta, 1979）和"积累体制"（regimes of accumulation）（Kotz et al., 1994）的传统，两者都包含超越公司治理安排的更多内容。

⁵ Gourevitch and Shinn（2005: 243）指出，这种"大股东信托模式……使美国在上个世纪之交看起来颇像德国。"摩根和卡内基之于前者，正如德意志银行和安联之于后者（Windolf and Beyer, 1996）。

⁶ 这种分散化从未在财富分布中均匀展开。美国股票所有权过去和现在都集中在顶层（图9.5）。

⁷ 关于金融逻辑早在1960年代就已渗透管理主义公司治理的论点，见Knafo and Dutta（2020）。

⁸ 此处"资产管理者"指纯粹的资产管理公司，如贝莱德（上市公司）和先锋（由其基金份额持有人共同拥有），以及保险公司（如安联）和银行（如摩根大通）的资产管理部门。

⁹ 此规则适用于单个基金层面。基金家族（fund families）突破此门槛——贝莱德或先锋面临的紧迫情景——因此符合1936年法律的文字，但可能与其精神相悖。

¹⁰ 当时的确定收益计划（defined benefit plans）不投资于共同基金，在企业退休市场中占主导地位，而小型的确定缴费计划市场则由银行和保险公司主导（Fink, 2008: 113）。

¹¹ 交易所和指数提供商——资产管理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部分——表现出类似的动态，甚至更高的集中度（Petry, 2020; Petry et al., 2019）。

¹² SEC最近修改了管理ETF核心的份额创建和赎回机制的规则，明确旨在降低准入门槛和加强竞争（SEC, 2019: 197-98）。

¹³ 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见Dixon（2012）和Deeg and Hardie（2016）。

¹⁴ 通过指数基金投资的资本不是由个别基金经理"引导"，而是由MSCI或标准普尔等指数提供商"引导"，后者往往行使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Petry et al., 2019）。

¹⁵ 因此本章使用"股票所有权"而非"公司所有权"。

¹⁶ 关于对冲基金将法律所有权与标的资产风险分离的策略，见Ringe（2016）。

¹⁷ 另见Gilson and Gordon（2013）关于"代理资本主义"（agency capitalism）的论述。外包和特许经营的扩散（Schwartz, 本卷; Weil, 2014）表明代理关系在生产方面也在增殖。特别是在平台经济中，经济活动通过臂距的、基于市场的关系而非直接控制来协调。

¹⁸ 注意资产管理者只是庞大的"财富保卫行业"中最显眼的行动者（Ajdacic et al., 2020; Winters, 2017）。

¹⁹ 这反映在它们的管理人团队上——这些团队仍然远远太小，无法监督数千家投资组合公司：全球范围内管理人人员与投资组合公司的比例，贝莱德为45/11,246，先锋为21/13,225，道富环球为12/12,191（Bebchuk and Hirst, 2019: 2077）。

²⁰ 注意图9.5不包括退休资产，2018年退休资产略超25万亿美元，约相当于美国公司股权市场价值的50%。该资本的大部分通过养老基金投资于股票。与直接股权和共同基金持有量相比，退休资产的分布较少向最高1%倾斜，但仍然几乎完全绕过了最低50%。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家庭的金融资产对财富不平等的贡献特别大，相对于住房和非住房实物资产（Pfeffer and Waitkus, 2020: 26-28）。

²¹ 股票市场总估值也可以通过公司治理过程来提高。分散化的资产管理者呼吁制药公司采取合作方式开发新冠疫苗——而非从个别专利中最大化利润——可以这样理解（Levine, 2020）。

²² 资产管理者发挥超大影响的另一个政策领域是发展融资（Gabor, 2021）。

图6
第十章

美国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市场势力

苏雷什·奈杜

第十章 美国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市场势力（Labor Market Power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苏雷什·奈杜（Suresh Naidu）

劳动力市场动态对美国政治发展（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研究的重要性从未受到质疑。劳动力市场同时是经济生产的分配节点、政治利益表达的竞技场，以及——或许最为有趣的——私人政治权力的一种配置方式。当然，其他市场也具有这些特征（尤其是住房和信贷市场），但劳动收入仍然构成大多数人口预算的主要来源，工作时间占据大多数劳动年龄成年人的活动，而地位和尊严等政治情感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的隐秘场所"（Marx 1981 [1867]; 另见 Anderson 2019; Bowles and Gintis 1993; Dahl 1957; Gaventa 1980）入口处和内部的权力与自主权分配。

在本章中，我基于近年来关于企业在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研究，为劳动力市场政治提供经济学微观基础。与其将劳动力市场视为一种原初制度，不如将"市场"这一概念拆解为各组成部分。一方是企业，它们（仍然）需要人力技能和才能来生产客户重视的商品和服务，但由于内部管理限制以及公平性和车间关系的考量，其工资政策受到约束。另一方是工人，他们不得不在工资和工作与生活的其他所有维度之间进行权衡——从照顾家庭成员到公民活动——同时要应对各类社会保险和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与颠簸。

这两组摩擦的结果就是经济学家所称的"买方垄断"（monopsony）。买方垄断既指劳动力市场中工人缺乏直接的替代性工作机会，也指雇主工资政策的内部约束使其无法对具有相似生产力的工人进行过大的工资差异化。概括这一关系的数字是企业面临的劳动力供给弹性（labor supply elasticity to the firm）——可以直观地理解为工人离职率对工资变动的反应程度。在无摩擦的劳动力市场中，这一数值应该非常高，例如10或更高，意味着5%的工资削减会导致至少50%的离职率上升。如下文将更详细讨论的那样，行政来源的关联性雇主-工人数据的可获得性使得对多种类型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给弹性进行精确估计成为可能，在美国的估计值即使对低薪工人也在2至5之间。这些估计在美国背景下表明，劳动力市场远非无摩擦的，雇主拥有相当大的劳动力市场势力（labor market power），使其能够将工资设定在远低于完全竞争所隐含的水平之下。从雇主的角度来看，市场工资更像是一个建议而非强制性命令；从雇员的角度来看，与现有工作一样好的工作少之又少。

当买方垄断正在经历其学术上的高光时刻时，还有另一个核心劳动力市场模型提出了不同的权力概念。这就是经典的"劳动纪律"（labor discipline）模型（我也会称之为"效率工资"，efficiency wages）[1]，在该模型中，企业面临的问题是有效监督工人。如果工人可以在工作中偷懒/偷窃/损坏设备，而这些行为只能被部分检测到，那么就必须提供激励以使工人持续提供生产所必需的细心、注意力和努力。劳动纪律模型表明，企业通过支付高于工人次优选择的工资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被解雇就有了代价，而对被解雇的恐惧正是驱使工人工作的动力。如果失业率过低，工人对管理层权威的反抗就会增加，使得工作场所的政治取决于总体宏观经济结果（Kalecki 1943）。

劳动纪律与买方垄断以反直觉的方式相互作用：前者提高工资但减少就业，削弱了后者对工资的影响，但加剧了对就业的总体影响。然而，我认为效率工资在近几十年来的重要性已经下降，这归因于激励设计和工人监督方面的改进。这些监督改进——从工作场所的摄像头到仓库工人徽章中的GPS传感器，再到无处不在的"本次通话可能会因质量监控目的而被录音"——减少了工人获取的激励租金（incentive rents），促进了外包，并提高了仍然难以监督的工作的相对工资。众所周知，绩效工资（performance pay）在过去几十年中的使用率有所增加（Lemieux et al. 2009），部分原因是追踪工人绩效的改进以及组织变革。随着效率工资在低薪劳动力市场中成为一股不太重要的力量，买方垄断最终占据了中心舞台，因此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工会）雇主更担心劳动力短缺而非偷懒或表现不佳的世界。这种激励租金的下降可能解释了企业规模溢价（firm-size premium）下降的部分原因，以及即使工人和企业成分的协方差增加，工资中由企业解释的份额仍然保持不变（Song et al. 2019）：低薪工人曾经获取更多收入，因为雇主需要提供激励，从而削弱了潜在买方垄断的影响。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劳动力市场势力本身是一种不受约束的私人权力形式，其行使应当被分析（Anderson 2019; Hertel-Fernandez 2019），但它也对围绕劳动力市场政策形成的政治联盟具有重要影响。设想一个政治体分为像沃尔玛（Walmart）或亚马逊（Amazon）这样的大型"颗粒状"雇主（granular employers）和像当地小型零售商这样的较小的、生产率较低的雇主。颗粒状雇主是大型的、全经济体范围的参与者，其人力资源政策可以在整个经济体中设定工资和标准，而较小的雇主则更为本地化，能够生存是因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都不是完全竞争的。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下，这两类雇主将支付相同的工资，并可能拥有相当相似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利益。但在买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中，它们的偏好发生了分化：最低工资和行业标准对小雇主的威胁远大于对大雇主的威胁，而企业工会和反垄断——大型高收入雇主是工会组织者和政府执法者的成熟目标——对大雇主的威胁远大于对小雇主的威胁。换言之，当低薪雇主和高薪雇主共存于同一劳动力市场时，设定底线的政策将由前者承担，而利用第三方行为主体（如工会或监管机构）行使裁量权以获取企业特定租金的政策很可能由后者承担。

这些楔子（wedges）反过来为工人（无论是高技能还是低技能）与不同雇主群体之间形成出人意料的联盟创造了空间，同时也催生了雇主利益的新维度。例如，买方垄断意味着即使是低薪雇主也"渴望劳动力"（labor-hungry），因此会要求增加劳动力和技能供给的政策——例如，通过减少失业保险福利和扩大劳动所得税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EITC），或不断向政客施压以解决一个纯粹想象中的"技能缺口"（skills gap）。在新冠疫情（COVID-19）危机期间，这种劳动力渴望表现为雇主普遍要求各州将工人从疫情失业援助（Pandemic Unemployment Assistance）中剔除。一个聚焦于买方垄断的经济模型所能期望增加的是一些分析上的力度，以阐明企业联盟和工人群体围绕哪些政策形成联盟以及在哪些方面产生冲突。

这样的模型还将我们的目光从人力资本形成的协作性政治转向高度冲突性的劳动力市场干预领域。如果说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文献的焦点是技能建设的制度，那么美国政治经济学（APE）的焦点或许应该是规范工资设定、工作场所治理、员工留任和企业招聘的制度——这些实践传统上属于私人雇主的管辖范围，但仍然充满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不对等。最重要的是，这一分析应当提醒美国政治学者关注个别企业作为经济和政治行为主体的中心地位。

劳动力市场势力：分析框架

在本节中，我使用一些简单的马歇尔图来说明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分析逻辑。我首先用图示说明买方垄断以及由此产生的从工人到雇主的剩余转移。然后在同一框架中说明劳动纪律模型，因为这将在后文用于说明劳动力市场中的雇主"任意妄为"（arbitrary whim）。下一节转向证据。

劳动力市场天然具有买方垄断特征，因此劳动力市场势力是普遍存在的，而不仅仅是产业在农村地区的集中或法律手段（如竞业禁止和互不挖角协议）的结果（所有这些都会加剧劳动力市场势力，但并不能穷尽其成因）。买方垄断可以阐明家庭内部的性别规范（谁必须为谁的工作而搬家）如何解释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差距，种族歧视的雇主和管理者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还能在整个经济体中压低黑人和棕色人种工人的工资，以及为何农村劳动力市场可能比此前认为的更受产业整合的影响。劳动纪律可以阐明雇主监控、资本-技能互补性（capital-skill complementarity）、外包以及随意雇佣（at-will employment）所引发的可信解雇威胁。然而，劳动力市场势力也随空间和时间而变化，而且有充分理由认为，由于福利国家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结果，它在美国尤为突出（并且尤为偏向雇主）。

买方垄断的来源：集中、搜寻摩擦与差异化工作

为什么劳动力市场中的自由放任会以普遍的工资决定权为特征？在现代劳动经济学中，有三个被广泛考虑的雇主权力来源。第一种是买方垄断的基本形式——"少数雇主和高进入壁垒"——它刻画了高度集中的农村劳动力市场，或影响具有特定职业技能的工人。在这类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寥寥无几，任何一个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都会提高其他企业的工资。少数雇主进一步促进了串谋和卡特尔化。这是近期将工资对劳动力市场集中度指标进行回归的论文所识别的买方垄断形式。然而，尽管许多劳动力市场是集中的，但大多数工人并不在这些劳动力市场中。而且关于劳动力市场的集中度是否有所上升的证据也只是混合的（Rinz 2018），尽管劳动力市场定义的边界不太可能在长期内保持稳定。此外，集中度与劳动力需求高度相关（经历高需求的行业也会有新进入者从而变得不那么集中），这使得因果关系的建立变得困难。

尽管如此，在某些重要的劳动力市场中，集中度和串谋确实很重要。正如本卷其他章节所示，区域分化以城市增长和农村衰退为特征。与此同时，贸易产品领域的农村劳动力市场正日益整合。这些市场在当前的反垄断学说下几乎不引起关注，因为对产品市场势力的普遍关注意味着参与国家和国际贸易的行业无需担忧。但一个城镇从两个矿主变为一个矿主，或两家工厂合并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可能是相当大的，即使产品市场效应并不显著。即使在非贸易部门，如医疗保健/医院，劳动力市场可能比产品市场更为狭窄（例如，由于技能的特定性），即使它们在地理范围上相似。此外，工作地理流动性相对缺乏，尤其是在没有大学学历的工人中，意味着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套利工资差异的正常力量——迁移——被削弱了，因此雇主有更大的空间来行使其市场势力。

驱动当前研究的买方垄断第二个来源是"搜寻摩擦"（search frictions），即工人无法同时看到所有可用的报价，而必须等到遇到足够有吸引力的报价。在1946年的一篇开创性讨论中，劳埃德·雷诺兹（Lloyd Reynolds）解释道：

工人完全知情且对工资差异完全反应的假设可能在三个主要方面被改变。可以假设工人不了解其他雇主支付的工资，或者他们完全了解工资但因安全考量而不愿换工作，或者他们完全了解工资但对工资中非基本组成部分的评价不同。 （Reynolds 1946: 393）

第二种关注与第一种很好地契合：集中度方法成功预测了雇主整合与工资之间稳健的负相关关系；搜寻摩擦观点成功表明，即使在所谓的厚劳动力市场中，企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对工资差异的反应也并不十分敏感，同时解释了雇主对离职率表达的广泛关切。离职率边际对于解释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尤为重要。虽然很难检测到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但Dube等人（2016）表明，最低工资对流动有非常强的影响：受最低工资影响的企业减少了招聘，但也看到离职率下降，因此净就业效应为零。

第三个关注领域，在我看来，是对买方垄断竞争最直观的解释：工作对工人的价值与工资之间的差距。工作是高度差异化的特征组合，而非工资特征在这个组合中极为重要。工作在空间上（例如，雇主的位置及因此产生的通勤时间）以及在便利设施组合上都是差异化的，包括有形的（福利、工作安全等）和不太有形的（与管理者和同事的关系）。正如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在1969年的经典论述中所说："可能有工人因偏好或习惯而依附于企业，为了吸引其他人，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特别是，工人可能因为工作的地点和工作的内容而重视工作，雇主可能"必须支付等于他们在家乡附近能赚取的收入加上往返交通费用的工资"（Robinson 1969: 269）。

这些非工资特征是工人选择并留在某一特定工作的重要原因。事实上，Maestas等人（2018）使用一项调查实验证明，当工人重视工作时，非工资因素可占工作价值的三分之一。这些因素不仅在许多维度上存在差异，而且工人对这些维度的重视程度也各不相同。在随机效用模型（random utility）中，工人对不同工作具有异质性的、不可观测的效用。关键的是，企业可能无法观察到这种偏好异质性，而工资歧视的内部约束（例如，内部公平）可能迫使企业对每个工作只公布一个工资。

不可观测性正是使劳动力市场势力低效的原因：如果企业能够为每个工人量身定制其在该企业工作的偏好工资，仍然可能存在市场势力，但那将是有效率的。简而言之，企业知道有些工人愿意以较低的工资为企业工作，但不知道这些工人是谁。[2] 因此，利润最大化的策略是将工资定在边际产出以下，接受那些偏好在其他地方工作的工人的流失，以换取从留下来的工人身上获取的利润。

劳动力市场势力、工资、效率与利润

这些模型中另一个关键要素是企业潜在劳动需求函数的水平和斜率。某一企业的劳动需求将取决于其产品市场、管理实践以及其所能获得的技术和资本。如果边际收入不会随着雇佣更多工人而过于强烈递减，则劳动需求将极具弹性；而如果劳动需求缺乏弹性，则意味着新增工人的价值远低于初始工人。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一家像Convergys这样的公司来看买方垄断是如何运作的——这是一家呼叫中心公司，艾米丽·根德尔斯伯格（Emily Guendelsberger）在2019年的著作《在时钟下》（On the Clock）中有所讨论。[3] 在这家公司中，假设有两位潜在工人，艾米丽（Emily）和科尔比（Kolbi），两人都能为Convergys每小时创造20美元的收入。艾米丽受过教育且单身，认识在其他正在扩张的公司工作的人，因此她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外部选择——比如说，一份每小时18美元的工作。科尔比也知道其他几份工作，但那些工作需要她搬家。科尔比的女儿非常喜欢她们的日托中心，她的丈夫坚持要留下来为他的工作而留，而且她喜欢从家到Convergys的便捷通勤，因此她的外部选择是12美元。

我们在图10.1的两条轴上展示了科尔比和艾米丽的外部选择，以及她们为Convergys工作的概率。我们可以将这些看作是Convergys可以雇佣的众多潜在工人中的两个人，她们的外部选择由标注为"外部选择"（outside options）的线给出。最低的外部选择是失业，加上失业保险、食品券和家庭支持的某种组合，假设这为每个人提供相当于每小时6美元的收入。

图10.1 Convergys的买方垄断

图1

注：横轴是工人（例如艾米丽或科尔比）留在Convergys的概率。纵轴衡量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和产生的收入。"OO"线给出了促使工人留下来的工资，因此给出了每个工人的外部选择（OO即outside option）。Convergys最多可以支付每小时20美元，雇佣艾米丽和科尔比两人都能盈亏平衡，但通过支付较低的工资（例如12美元）而失去艾米丽（她的外部选择价值18美元）但留住科尔比，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 产生最大总价值的结果是什么？每位工人的利润在图10.1中由收入-工人线与支付工资之间的垂直距离来衡量：收入减去成本。如果Convergys以18至20美元之间的任何价格同时雇佣艾米丽和科尔比，它将获得40美元的收入，而艾米丽和科尔比每人将获得18至20美元。但Convergys最多只能赚取4美元的利润。

Convergys选择的工资是多少？Convergys不知道艾米丽和科尔比的外部报价，因此它必须在猜测谁会留下、谁会接受外部报价的情况下选择工资。如果Convergys支付低于12美元的工资，它将同时失去艾米丽和科尔比。如果支付12至18美元之间，它将失去艾米丽但留住科尔比。在17美元时，Convergys仅从科尔比一人那里获得3美元的利润，低于企业试图以18美元留住两名工人时的利润。但如果Convergys将工资降至15美元，它就能留住科尔比并从20美元的收入中赚取5美元的利润，这显然是一个利润更高的选择。

选择以较低工资留住科尔比而失去艾米丽，这就是买方垄断的逻辑：企业在每位工人的利润与愿意在该企业工作的工人数之间进行权衡，以实现整体利润最大化。这种权衡意味着企业将雇佣少于价值最大化的工人数。事实上，根德尔斯伯格报告说，Convergys的离职率高得惊人，其商业模式已经将此纳入考量。对利润的追求并不必然带来更多工作岗位，更不用说更高薪的岗位了。

买方垄断与不平等

即使中等程度的买方垄断是普遍存在的，这对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也至关重要。Naidu等人（2018）将一个简单的宏观经济模型（以劳动税为公共产品融资）校准到观测到的买方垄断程度。他们发现，在标准的宏观经济框架下，中等程度的买方垄断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高达20%。虽然这一幅度相当大，但这源于一个事实：即使是少量的买方垄断（例如，弹性约为4）已经意味着工资显著低于边际产出（例如低20%），如果劳动供给是雇主面临的唯一主要约束的话，而这不太可能。Berger等人（2019）展示了一个更精细的模型，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同样被大幅压低。财富与收入的比值在机制上等于1减去劳动收入份额除以资本回报率（Naidu 2018）。[4] 皮凯蒂（Piketty）所记录的不断上升的财富收入比（Piketty 2014）不仅仅反映了资本的高生产率，还反映了归于市场势力的利润（和预期未来利润）。这包括产品市场势力（例如专利和品牌）以及劳动力市场势力，其中一些可能被资本化为商业和住宅房地产的价值。那么，其含义是，买方垄断势力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重要性的上升，可能是驱动财富积累增加以及资本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脱节的一股力量。[5]

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另一面：劳动纪律与效率工资

我想简要回顾的另一个模型是劳动纪律模型，它强调难以监督的努力的供给（这些也被称为效率工资模型）。效率工资和买方垄断都是不完全契约的实例，反映了在订立劳动合同方面的技术和法律约束——劳动合同无法保证你（一个准雇员）会努力工作（即不会偷懒），也不会在收到外部报价时留在企业。可执行的契约劳动合同的缺失使留人成为需要用工资来解决的问题，而无成本监督努力的缺失使劳动纪律成为一个问题，同样需要用工资来解决。招聘、留人、工作场所关系和激励等多重目标由一小组价格来管理，这是劳动力市场无法可靠地实现哈耶克式理想的部分原因，为超市场和工作场所内部治理创造了空间。

使劳动力市场区别于大多数其他市场的关键特征之一是，工人需要在工作中付出努力、细心、注意并在工作中经历身体上的不适。雇主需要给工人一个理由来付出所有这些精力。回到我们上面Convergys的例子，人们可能想知道为什么人力资源部门不把工资压得更低？一个答案来自吸引合格工人的需要（例如，由于逆向选择），但一个更"政治经济学"的答案来自劳动纪律。所以如果科尔比的工资仅略高于12美元，没有什么能阻止科尔比在Convergys偷懒。如果经理抓到她在手机上玩《糖果传奇》（Candy Crush）而不是接听电话，她可能会被解雇，但她找到的下一份工作和这份差不多，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就玩《糖果传奇》吧！

Convergys，或者至少其人力资源部门，理解这一点，所以它需要让科尔比在工作时玩游戏变得代价高昂。但在自由劳动力市场中，公司对科尔比能做的最坏的事就是解雇她。如何让她工作？一种策略是支付科尔比高于15美元的工资，比如说17美元，这样如果科尔比被解雇，她将损失5美元。工资中这个额外的组成部分（也称为租金，rent）会让科尔比担心被解雇，从而抑制工作中的《糖果传奇》，提高Convergys从科尔比接听电话中获得的收入。"劳动纪律"模型因此得名，因为失业的恐惧起到了约束工人付出努力的作用。

Convergys希望保持这个租金较低，所以它可能选择禁止工作时使用手机、记录通话记录，并在每个隔间安装摄像头以确保能够检测到偷懒。但它无法完全消除这种需要（尽管它正在努力）：Convergys必须支付每个工人高于其外部选择的工资才能让他们工作。我们可以在图10.2上表示这种"租金"，将其作为每位工人外部选择线的向上平移，我们称之为"不偷懒线"（no-slacking line）。

图10.2 Convergys的劳动纪律

图2

注：横轴是工人（例如艾米丽或科尔比）留在Convergys的概率。纵轴衡量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和产生的收入。"OO"线给出了促使工人留下来的工资，因此给出了每个工人的外部选择（OO即outside option）。Convergys必须至少比每位工人的外部选择多支付5美元才能让他们付出努力，因此存在"不偷懒"约束，这使得解雇工人成为一个可信的威胁。 图10.2中的不偷懒线说明了劳动纪律模型的核心。其思想是科尔比的工资需要高于科尔比的外部选择，否则科尔比不会足够在意被解雇，会盯着手机而不是关注客户，这正是人力资源经理在追求从劳动力中榨取每一滴注意力时所称的"时间盗窃"（time theft）。大多数工人在工作中有许多行使裁量权的方式，从漫不经心到蓄意破坏或偷窃雇主财物。雇主可以选择监管工人——通过雇佣大量主管或安装昂贵的监控设备——或者选择给予工人丰厚的工资和陡峭的工资-工龄曲线，希望失去这些工资的恐惧能够成为促使工人付出努力的充分激励。

如前所述，劳动纪律模型预测了非自愿失业（involuntary unemployment）。Convergys支付科尔比高于其外部选择的工资。而Convergys不会以任何工资雇佣艾米丽，因为它必须支付艾米丽23美元才能让她既来上班又付出努力，而这超过了艾米丽所创造的价值。如果没有其他雇主认为艾米丽的价值超过23美元，她将会失业，尽管她愿意以18美元工作——因为她无法以低于23美元的任何价格承诺工作而不玩《糖果传奇》。在劳动纪律模型中，非自愿失业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工人愿意以低于雇主所提供的工资工作，但雇主不想雇佣他们。

这两种力量——买方垄断和劳动纪律——展示了劳动力市场中权力的两面。它们是劳动力市场远比椅子市场等更为复杂的核心原因。普遍的买方垄断意味着雇主可以剥削工人，而普遍的劳动纪律意味着工人在害怕失去工作、加入非自愿失业行列的恐惧下工作。

劳动力市场势力：老概念的新证据

劳动力市场中买方垄断竞争的证据是什么？在厚劳动力市场中直接估计的买方垄断势力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但还有各种相关发现。

实验结果

最可信的证据来自少数随机对照实验，在拥有众多工资制定者且几乎没有流动障碍的市场中，对相同工作的工资进行随机分配。西德尼·考德威尔和艾米丽·奥尔森（Sydnee Caldwell and Emily Oehlsen, 2018）对Uber司机的工资进行随机分配，包括那些也为Lyft驾驶的司机。他们考察了司机转换平台的比率，发现弹性出人意料地低，在4到5之间（因此在Uber上的收入减少5%只会导致25%的概率登录Lyft），考虑到工人只需在手机上切换应用程序。

同样，阿林·杜贝及其合作者（Dube et al. 2020）对同一任务进行实验性工资变动，即使在（据称厚的）Amazon Mechanical Turk上也发现了显著的买方垄断势力；Dube等人（2019）表明，一家大型全国性零售商几乎完全独立于任何地方劳动力市场条件实施了全国加薪政策，该政策使用了取决于工人初始工资的断点。他们发现，工人离职对工资变动的敏感度相当低，隐含的劳动力供给弹性为4.6。如果劳动力市场超级竞争，一家全国性零售商很难拥有如此统一的工资政策，因为完全忽视地方劳动力市场条件将使其很难在特定劳动力市场中盈利地雇佣工人。Bassier、Dube和Naidu（2019）使用俄勒冈州的行政数据，估计即使在厚劳动力市场中，企业特定的劳动力供给弹性也在4左右。Dube、Manning和Naidu（2018）结合俄勒冈州的行政数据、MTurk实验以及与沃尔玛工人的联合实验，得出结论：美国低薪工人的剩余劳动力供给弹性在3至5之间。

另一类文献考察对企业劳动需求的直接冲击，这些冲击由突然的同事死亡、在职工人流动性的变化、企业特定专利、出口合同等产生（Cho 2019; Garin 2018; Jäger and Hening 2019; Kline et al. 2019; Kroft et al. 2020; Naidu et al. 2016）。这一"租金分享"（rent-sharing）文献围绕如下假设展开：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企业的工资不会因某家公司面临特定的需求冲击而有所反应，因为工资将由市场而非特定企业来决定——该文献彻底否定了这一假设。虽然该文献通常将租金分享解释为买方垄断的证据（劳动力供给弹性也在3至5之间），但值得注意的是，劳动纪律也可以解释工资和就业对生产率冲击的反应性增长（Rebitzer and Taylor 1993）。

该文献的结论是，工资比边际产出低25%，这意味着企业在工资设定方面有相当大的裁量空间。此外，这种裁量权随着劳动力市场集中度的提高而增加。根据大量近期研究，集中度每提高约10%（使用常见的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工资就降低约1%。合并对工资也有直接的负面影响（Arnold 2020; Benmelech et al. 2018; Marinescu and Hovenkamp 2019; Prager and Schmitt 2019），这些证据推动了一场将反垄断监管扩展至涵盖劳动力市场效应的运动。

简短的历史考察

买方垄断的重要性可以说在近几十年有所上升，但它并非新近发展。学者们常常将1870年至1914年间的时期称为美国北方最接近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时期，因为相对不受监管的全国市场与持续流入的移民劳动力相结合。但正如我希望理论讨论已经阐明的那样，不受监管并不一定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完全竞争。例如，当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1914年将工资从2.30美元提高到5美元时，汽车工人的离职率大幅下降，但即使在加薪之后也远未降至零。事实上，离职率下降了56%至87%（Raff and Summers 1987），但考虑到工资翻了一番，隐含的劳动力供给弹性仍然低于2，这表明市场势力仍有很大的空间。事实上，Naidu和Yuchtman（2018）提出证据表明，镀金时代（Gilded Age）的劳动力市场摩擦性不亚于我们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并使用地方产品市场价格作为企业增加值的工具变量，在城市-行业-年份单元内估计企业劳动力供给弹性约为2。也许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这一时期同样以劳资之间权力的严重失衡以及被称为"托拉斯"（trusts）的集中产业领袖的统治为标志。

即使是典型的自由放任劳动力市场也表现出劳动力市场势力的症状，这给我们一些启示：劳动力市场的默认状态不是工资接受型企业，而是拥有一定工资制定权的企业——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新政（New Deal）之前，历史学家认为离职和跳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Jacoby 1983; Ross 1958）。离职率是企业行使其买方垄断势力的结果：一个在竞争状态下可能表现出低离职率的劳动力市场，在买方垄断状态下可能表现出高离职率。

效率工资的证据

关于效率工资的证据远不如关于买方垄断的证据那样成熟。这并不奇怪：如果能够很好地衡量努力程度，劳动纪律问题就不复存在了！Lazear、Shaw和Stanton（2016）记录了在同一工作中工人的生产率如何随着当地失业率的上升而提高，这表明工人害怕失去工作。Pierce、Snow和McAfee（2015）的另一篇论文考察了"餐厅守卫"（Restaurant Guard）的效果，该系统标记服务员各种形式的员工盗窃行为（这可以被视为努力的另一种形式）。他们发现，"餐厅守卫"促使工人更加努力工作，提高了客户对服务的满意度（通过更高的小费体现），但在采用该技术之前受益于低监控的工人的离职率也增加了，这与理论一致。

Coviello、Deserrano和Persico（2018）最近的一篇论文提供了关于效率工资的有力证据，考察了最低工资提高对一家大型多州零售企业中个别工人的生产率的影响。他们表明，最低工资每提高1美元，工人的个人销售额提高4.5%，而且这一效应（a）集中在那些其实际收入会受最低工资影响的低生产率工人中，（b）在高失业率时期更高。后一结果尤其表明，正是由于最低工资而获得的超出外部选择的额外租金导致了更高的努力程度：当失业率高时，拥有一份更高工资的工作更有价值，因此值得通过付出更高的努力来保住工作。

许多实验性论文记录了工资对产出的正向影响，这与劳动纪律模型一致。例如，Hedblom等人（2019）在图像标注工作中随机分配工资，发现工人的准确率对工资提高有所反应（但请注意，Dube等人2020年也在Mturk上对图像标注工作随机分配工资，发现准确率没有提高）。但劳动纪律模型有一个非常特定的机制，即工资对努力产生正向影响的原因是解雇的威胁变得更加可怕。没有实验论文单独分离出了这一机制。

正如本章引言所建议的，组织技术变革可能使效率工资不再像以前那样令人担忧。在美国，绩效工资（包括佣金、小费和奖金）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显著增长。在绩效工资制度下，工人的生产率可以被容易地观察到并直接获得奖励，这使得企业为确保努力而支付租金的必要性降低。这会压低工资、提高就业，但也使得买方垄断模型中更为关键的外部选择曲线比劳动纪律模型中更为关键的不偷懒线更具约束力。因此，对工人的监控和测量的加强可能是买方垄断兴起的一个促成因素；效率工资的抵消性约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Stansbury和Summers（2020）最近的一篇论文与工人租金在过去四十年中下降的观点一致。不幸的是，作者混淆了因制度力量（如工会和企业内部工资规范）而产生的租金与因需要在面对监督（和筛选）问题时提供激励而产生的租金。他们含糊地将两者都标记为"工人权力"（worker power），但在每种情况下谁控制租金是非常不同的！作者声称劳动收入份额的很大一部分下降可以用工人租金的下降来解释，这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即解释了自然失业率的下降。但他们将此解释为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的变化无法解释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证据，而我则将其解释为抵消潜在买方垄断势力同时降低劳动边际成本的力量（如改进监控、去工会化等）的衰退。

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政治意涵

美国政治学家传统上研究公共权力的分配。然而，我们在此讨论的模型表明，工作场所中私人权力的分配同样应成为核心关切。当然，政治学中有一个杰出的传统，即将私人经济中公民的阶级地位映射到相对的公共权力上（例如Dahl 1957; Gaventa 1980），但工作场所内部权力的实证研究主要由社会学家（例如Burawoy 1982）以及极少数比较政治学者或更少的激进经济学家（Edwards 1979）所研究。[6]

政治理论与劳动力市场势力

虽然实证研究很少，但政治理论家已经开始对经济中私人权力的存在进行理论化。例如，在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2019年的著作《私人政府》（Private Government）中，她隐含地赞同劳动力市场中买方垄断加劳动纪律的观点。她的论证中至关重要的——即需要发言权（voice）来限制雇主的权威——是退出（exit）并非那么容易。她多次提及买方垄断和效率工资（尽管未使用该术语）作为退出可能不足以保障工作自由的机制。

类似地，支配（domination）概念已被新共和主义（neo-Republican）理论家广泛理论化。佩蒂特（Pettit, 2014）将支配定义为"受制于他人的任意妄为"（subject to the arbitrary whim）。共和主义自由因此是"非支配"（non-domination），它不同于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2002）所区分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中的任何一种。亚历克斯·古列维奇（Alex Gourevitch, 2014）强调与工作的联系，展示了一种劳动共和主义理论的出现，它批判财富不平等、低工资和工作场所中的权威，体现在十九世纪美国劳工运动的著作中。被支配的交易可以是互利的和双方自愿的，但仍然构成对民主私人领域的冒犯。[7] 而劳动力市场恰恰是大多数人以共和主义自由换取工资的地方。

新共和主义传统对于市场在保障自由方面的作用存在某种分裂。例如，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 2017）对竞争性市场在实现共和主义自由方面的积极作用持乐观态度，认为竞争是对抗支配关系的重要制衡力量，通过退出赋予行为主体自由。值得注意的是，泰勒使用劳动力市场来说明他的论点。他承认像蒙大拿州比尤特（Butte, Montana）这样的公司城镇违反了共和主义自由，但认为这种"纯粹的"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是罕见的，基本上是一种历史现象。

用刚刚描述的术语来说，泰勒认为企业面临的劳动力供给弹性——衡量买方垄断势力程度的指标——同时也是支配程度的衡量指标。[8] 图10.3通过包络定理（envelope theorem）半正式地展示了关于私人权力的这一直觉：围绕工资的小幅偏差（例如由于"任意"妄为）对利润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对工人的影响却是显著的。从利润最大化的工资出发，Convergys选择小幅削减工资只会损失少量利润，因为流失的有效劳动力被更低的工资支出所弥补。但这对工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诱使一些工人（例如图中的科尔比）偷懒并被解雇（或根本无法令人信服地承诺不偷懒）而面临显著更差的选择（劳动纪律渠道）；另一方面，降低了那些留下来工人的工资（买方垄断渠道）。类似的含义也适用于Convergys选择解雇科尔比的情况：可以为其他人降低工资以弥补较低的收入，而科尔比则不得不接受她的下一个更差的选择。泰勒将劳动力市场势力等同于共和主义支配的观点，其优点在于它是关于世界的一个可经验证的主张——这对于规范性理论来说是罕见的，但不幸的是被本文所呈现的证据所否定。

图10.3 包络定理与Convergys的"任意工资削减"

图3

注：设定与前述图表相同。从17美元的工资出发，假设Convergys小幅削减工资。科尔比将会辞职（或者偷懒并被解雇），这将使企业损失20 – 17 = 3美元。但现在它支付给所有留下来工人的工资略低，而他们仍在付出努力。如果17美元最大化了利润，工资支出的额外节省也将接近3美元。因此Convergys的净成本接近于零。另一方面，科尔比失去了她在Convergys工作中相对于次优工作所获得的5美元租金，而那些留下来的工人现在的实际收入也减少了。因此对工人的影响远非接近于零。一项任意的小幅工资削减（或类似的福利/便利设施/工作条件的小幅变化），也许由一位冷酷的经理执行，在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条件下不会让雇主付出太多代价，但仍然会让工人付出代价。在具有市场势力的条件下，小幅工资变动对雇主是二阶成本而对工人是一阶成本的这一性质，捕捉了关于劳动力市场支配的一些直觉。

企业、劳工与联盟构建

公共选择经济学（public choice economics）中的一类文献考虑了内生市场势力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个重要观察：雇主愿意花费高达其超额利润的金额来捍卫其特权、抵抗改革者。因为超额利润"矩形"通常大于社会无谓损失"三角形"，一般利益改革者要克服拥有市场势力的雇主的反对将极为困难（Tollison and Wagner 1991）。

买方垄断雇主可能特别热衷于向政府要求政策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太担心新进入者会攫取政策引致的额外雇主剩余。这使得政策对在位雇主的回报特别高，相对于其他更竞争的市场。如果进入是容易的，即使是小型的、集中的行业也可能发现自己无法从政策行动中获取额外利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壁垒确保了政策惠及当前的雇主群体。

因此，制衡性的政治集团将不得不由"派系"改革者来领导，他们支持特别受市场势力行使所损害的群体。这些将是有足够的经济或意识形态激励来克服在位雇主防御性支出的政治代理人。在劳动力市场背景下，这些将是工会和工人自己的组织。

公共选择的观点在解释搭便车问题方面过于简化和机械化，没有考虑工人和雇主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组织差异。但我们可以在该理论的基础上，考虑围绕劳动力市场政策可能形成的不同政治联盟配置，而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逻辑允许对企业内部和劳工内部分裂进行理论化。

在企业方面，我们可以考虑至少两类：高劳动生产率、愿意支付高工资的大型企业；以及低劳动生产率、但由于劳动力市场摩擦而能够留住工人的小型企业。因此，在高劳动生产率企业中，就业和工资都更高，这与"一价定律"（law of one price）相矛盾。

最低工资。 最最低工资（以及类似的行业工资委员会等政策）是一项在雇主之间造成明确利益分裂的政策。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所有雇主面临相同的工资，因此所有雇主都受到最低工资的负面影响。但在买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中，小型、低生产率、低工资的企业受到的影响远大于大型、更高生产率的企业。这是因为最低工资将低薪雇主逐出市场，但至少一些被替代的工人现在被更高生产率的企业所雇佣。

这种影响的异质性是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难以检测的原因之一，尽管有一小批劳动经济学家在研究这个问题。被逐出市场的小型雇主造成了工作岗位的损失，但这被存活下来的企业扩张所抵消。因此，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净效应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权重。在某些劳动力市场中，企业关闭的效应将占主导地位；在其他劳动力市场中，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扩张将占主导地位。

关于这一点最清晰的实证证据可以在Dustmann等人（2019）的研究中找到，该研究表明这两种效应在德国同时起作用。但美国也存在间接证据：Cengiz等人（2019）发现，最低工资的提高确实消除了新最低工资以下的工作岗位，但所有这些工作都重新出现在新最低工资之上。类似地，Dube等人（2016）发现，虽然最低工资提高后新雇佣量下降，但离职量也下降，因此对就业的净效应为零。当雇主失去了通过承受额外离职来降低工资的能力时，离职率下降，利润受损。因此，最低工资主要是从雇主向工人的转移，而不是以工人失业为代价。这些发现有两个广泛的政治行为意涵：大雇主将比小雇主更支持最低工资，在最低工资水平之上工作的工人通常会支持最低工资。

前者的证据是压倒性的。在政治上，低薪雇主组织历来开展了最激进的反最低工资运动。相比之下，许多大雇主在美国没有反对州最低工资——例如，麦当劳已放弃对最低工资提高的反对。此外，一些大型低薪雇主，如沃尔玛、亚马逊和塔吉特（Target），已自愿采用了远高于联邦最低工资的全国最低工资。部分原因是劳动力市场的收紧，但它们使用的令人起疑的整数（11美元、15美元等）使其看起来也是对政治压力的回应。这也可能是市场势力的反映：在买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中，大企业可能会抬高工资以打击竞争对手（类似于产品市场中的掠夺性降价），当沃尔玛支付每小时11美元时，小企业会发现雇佣劳动力相当困难。

那工人呢？一些提示性证据可以在调查数据中找到。例如，在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和合作选举研究（CCES）中，即使是失业和兼职工人也以较高水平支持最低工资，尽管这可能并不反映自身利益。此外，低薪工人组织以及成员工资远高于最低工资的工会都强烈支持最低工资运动。有一些证据表明这对工会是有回报的；Clemens和Strain（2020）提出证据表明，在最低工资提高后，未受影响的工人中工会会员比例有所增加。如果我们将这些行动和态度视为反映经济利益，它们表明工人希望提高最低工资，这与最低工资产生强烈负面影响的观点不一致，而与最低工资导致向工人转移的观点一致。

对公共补贴技能的需求。 买方垄断的一个特征是雇主持续要求更多工人。因为他们从每个新增工人身上获得正利润，从买方垄断雇主的角度来看，劳动力（以及技能和努力）总是供不应求。因此，大小雇主都应当被预期会游说并要求以纳税人的代价来提高合格劳动力供给的政策。具有市场势力的雇主还将要求更多的技能和责任心，但不愿意提高工资来支付上述技能和责任心强的工人的边际产出。

重要的是，受其劳动力供给曲线约束的雇主将永远渴望更多劳动力，同时不愿意提高工资。这与劳动纪律模型形成对比，在后者中工人很容易被解雇，因为他们必然是可替代的，以维持其努力水平。如果我们看到了监控技术的进步已经消除了不偷懒约束，那么买方垄断就变得比劳动纪律更重要，雇主将比以前更"渴望劳动力"，而失业率将更低。

所有这些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围绕"技能缺口"的商业话语在过去二十年中出现了，许多评论者断言美国工人不具备雇主想要的技能。一项数十亿美元的慈善事业专注于资助培训项目的增加。但几乎从未有人要求雇主提高工资、提供稳定的工作和职业阶梯，然后看看由此产生的工人最终展示了什么技能和行为。

持续的劳动力和技能稀缺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大雇主尤其会产生具有外部利益的学校改革倡导组织。《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Bowles and Gintis 2011）中的经典论点是，学校教育灌输了雇主所要求的特征，而非民主社会公民的要求。如果雇主所要求的"资产阶级行为"没有被学校教育系统培养出来，那么企业可能将教育慈善和政策动员视为其利益的自然延伸。

就业激励（和失业抑制）。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雇主对扩大EITC的要求。EITC是对低收入工人的补贴，旨在鼓励工人参与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势力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是低薪工人的雇主也普遍热衷于EITC。工作补贴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其中一些表现为已就业工人的工资下降，但也增加了买方垄断企业的利润。现有研究仍在变化中，但Leigh（2010）表明，EITC增加10%导致高中辍学者的工资下降5%。因此，EITC中实际支付给低技能单身母亲的每一美元中有一部分被雇主所获取。

同样，对扩大失业保险的敌意——在2020年3月通过的疫情失业援助方案之后达到了狂热程度——是雇主对增加劳动力供给和努力需求的证据。由于每周600美元的扩大失业保险而担心劳动力短缺的各州甚至建立了举报网站让雇主举报他们的工人。值得注意的是，削减失业救济的呼声既来自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也来自大型企业组织。然而，疫情福利在2020年7月31日的到期并没有带来就业的激增。

买方垄断阴影下的集体谈判多样性

我们也可以利用买方垄断来阐明工人之间以及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额外困难中利益的分化。Mitchell和Erickson（2005）认为，工会化劳动力市场的替代方案并非市场出清的供需，而是更接近买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如果从去工会化到工会化劳动力市场的转变被视为从买方垄断到工会工资的转变，而非从有效基准到工会结果的转变，那么许多经验事实就变得自然了。例如，去工会化并没有伴随着就业增加和工资下降——这是新古典模型所预测的结果。工会密度的增加将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相关联，而其下降将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工会化，尤其是在企业层面，变成了围绕租金的纯粹分配斗争，几乎没有就业后果。

企业工会（和劳动法执法者）自然会将其努力针对高租金和大型企业，这些企业将拥有相对高工资的工人，如亚马逊。一方面，组织相对高工资的工人会削弱由此产生的对不平等的影响。另一方面，组织某一行业"制高点"的劳动力市场溢出效应可能相当大，提高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参见Farber et al. 2020关于二十世纪工会化对非工会工人有巨大溢出效应的一些证据）。正如买方垄断表明了雇主之间的异质性，它也阐明了工人之间的新分歧和工人组织面临的障碍。在某些政策上，高外部选择工人（企业特定租金低）和低外部选择工人（企业特定租金高）之间将存在分歧。这两类工人都将出现在许多企业中，加剧了Offe和Wiesenthal（1980）、Olson（1965）和Michels（1911）所指出的工人集体行动的困难。

买方垄断又增加了一个障碍：低租金工人的高离职率。当雇主选择低工资、高离职率的工资政策时，更少的工人有兴趣改善其当前工作的条件，因为有许多更好的工作，而当前工作的预期持续时间很短。此外，几乎没有时间形成集体认同。再加上即使是温和的雇主对工会化的抵制，要建立组织努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将高租金工人留下面对雇主，而这些工人恰恰是这份工作对他们来说特别稀缺和宝贵的人。

Reich和Bearman（2018）关于沃尔玛组织工作的研究深刻揭示了这些障碍：他们发现有两组沃尔玛工人，一组无意长期留下，另一组则将沃尔玛工作视为他们或他们认识的任何人所能期望的最好选择；这两组工人都对在沃尔玛组建工会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

城市边界的局限

如果工人能够在不同市场之间轻松流动，任何特定劳动力市场中的买方垄断都不会成为问题。美国人是一个流动性强的就业选择者群体这一观点仍然根植于国家想象中，并使一些人对劳动力市场势力的重要性持怀疑态度。在经济学中，空间均衡（spatial equilibrium）意味着工人在长期内对不同地区无差异（Roback 1982; Rosen 1974），即使是单一雇主的劳动力市场也不能长期将工人工资定在边际生产率以下。这一论点的政治经济学版本——蒂布特模型（Tiebout model）——对地方政府施加了严格的约束：人口和资源的迁移最终将地方政府规训在比大多数改革者所希望的更窄的政策选项范围内。

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空间流动性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畅通。Yagan（2019）利用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在通勤区之间产生的巨大失业差异来考察迁移在多大程度上使工人能够减轻失业冲击的影响。答案是：不多。亚历克斯·巴尔蒂克（Alex Bartik, 2018）同样考察了对Autor等人（2013）研究的中国进口冲击以及水力压裂（fracking）引发的劳动需求冲击的迁移反应。在这两种情况下，迁移都没有带来接近完全调整的结果。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内部迁移率在下降（Molloy et al. 2011），也有一些证据表明迁移对空间经济差异的响应性也在下降（Ganong and Shoag 2017），导致区域间经济趋同停滞。

所有这一切的一个含义是，工人可以从"基于地方的政策"（place-based policies）中获得更多的回报（相对于地主），这可能扩大地理或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另一个含义是，针对特定地理区域的联邦或州政府政策可以产生相当大的再分配效应。也许最重要的含义，正如本卷其他章节所讨论的，是地方政府比蒂布特模型所暗示的有更大的回旋余地：迁移的减弱意味着人口外流对地方政府的约束更少。

但并非所有公民都同样缺乏弹性。一些工人缺乏空间流动性意味着蒂布特竞争只服务于流动性工人，因此大多数地方辖区选择的政策将不成比例地对其最有弹性的工人负责——那些负担得起搬迁到其他地方的工人。税收、学校、分区以及（在2020年至关重要的）治安将服务于一个辖区内流动居民的利益，而牺牲那些无法轻易搬迁的人。

结论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买方垄断与劳动纪律的结合解决了分别困扰两者许多问题。其结果是一个模型具有自由放任均衡，在其中雇主对劳动合同条款和工作场所中工人的行为拥有私人权力。这种私人经济权力是一种治理形式，我和其他人会认为，它与更常被研究的公共权力杠杆一样值得美国政治学家的关注。

一系列政治经济学观察同样随之而来。首先，不仅在州和地方层面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有很大的空间，而且在其市场中作为最大雇主的"颗粒状"雇主也成为政策和政治压力的重要对象。每个州的颗粒状雇主与该州政策环境的其他特征令人惊讶地吻合：许多低薪的红州以沃尔玛为最大雇主；许多高薪的蓝州以州立大学系统为最大雇主。其次，买方垄断产生了"渴望劳动力的雇主"现象，他们要求更多工人、更多技能和责任心，但不愿意提高工资或提供成本高昂的在职培训。这些雇主随后要求政府提供技能培训项目和就业补贴，但反对最低工资和扩大失业救济。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一视角敦促专注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学者认真对待个别企业的政治和经济偏好及权力。

本文取材于我的著作《服务条款》（Terms of Service），该书与哈佛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我感谢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ing）、亚历克斯·赫特尔-费尔南德斯（Alex Hertel-Fernandez）、汤姆·奥戈扎莱克（Tom Ogorzalek）和凯瑟琳·塞伦（Kathleen Thelen）的评论。

[1] 从技术上讲，劳动纪律只是效率工资的一种变体。关于劳动纪律模型的经济学教科书入门处理，参见《经济学》（The Economy）第6单元，https://core-econ.org/the-economy/book/text/06.html。

[2] 事实上，人力资源分析的最新进展正是关于预测个别招聘、留任以及对薪酬和晋升的响应性。

[3] 注：根德尔斯伯格和我是姻亲关系，这是兴趣同质性（homophily）的进一步证据。

[4] 皮凯蒂将财富收入比写作W/Y = B，因此劳动收入份额a = 1 – rB；由于劳动和资本份额之和为1，我们得到财富收入比W/Y = (1 – a)/r。因此皮凯蒂所记录的财富收入比上升对应于在资本回报率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有趣的是，Gutierrez和Piton（2020）的最新研究表明，一旦将住房纳入考量，只有美国经历了资本份额的增加。

[5] 关于买方垄断渠道的一个特别证据是，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市场资本化与资本存量价值之比异常高（通常大于1且经常大于2）（该行业的利润几乎纯粹是买方垄断套利）。例如，在2020年6月，万宝盛华（Manpower Inc.）的市场资本化约为每股60至100美元，但账面价值仅为每股45美元。

[6] 一个重要的例外是《每12秒》（Every 12 Seconds），这是一位政治学家对肉类加工的杰出民族志研究（Pachirat 2011）。

[7] Vrousalis（2013）认为，这种"支配"特征是剥削的决定性特征：如果A利用其对B的支配来使自己获利，则该交易是剥削性的。

[8] 从理论上讲，他还忽略了一种情况：如果每个雇主都以服从作为雇佣条件（例如劳动纪律的情形），那么就不存在非支配的选项。

第十一章

美国政治经济学中的党派与选举

雅各布·S·哈克

第四部分 美国知识经济（The American Knowledge Economy）

第十一章 作为激进创新驱动者的美国：主导地位衰退的政治？（The United States as Radical Innovation Driver: The Politics of Declining Dominance?）

大卫·索斯基斯（David Soskice）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美国最为非凡的贡献或许在于，在此后约一百二十年间，它始终是三波伟大的激进技术与技术组织创新浪潮的驱动力。经济史学家通常将这三波浪潮分别称为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1] 福特主义革命（Fordist Revolution，1920年代至1970年代）；以及信息通信技术革命（ICT Revolution，1980年代至今）。[2]（在此之前还有第一波浪潮，即所谓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以铁、蒸汽、煤炭和纺织业为基础，以英国为中心，发生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所谓激进创新的驱动力，是指这些创新浪潮在全社会的贯通推进，典型路径是从研究到巨型企业的快速规模化扩张。美国在科学发明方面同样处于核心地位。[3] 作为二十世纪激进创新浪潮的驱动力，美国率先推动了本国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继而带动了整个发达世界的生活水平提升。

然而，每一波漫长的浪潮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在社会、地理、金融、经济和政治层面皆是如此；而我们当前正处于信息通信技术革命所引发的政治不稳定之中。熊彼特（Schumpeter）将这些漫长浪潮的不稳定本质描述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Schumpeter 1942）。卡洛塔·佩雷兹（Carlota Perez）将其巨著命名为《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金融泡沫与黄金时代》（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 Financial Bubbles and Golden Ages）（Perez 2010）。泰勒科特（Tylecote）的恢宏著作名为《世界经济中的长波：当前危机的历史视角》（The Long Wave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Current Crisi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Tylecote 2013）。而近几十年来美国创新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则将其称为"颠覆性的"（disruptive）（Christensen 2013）。

正统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熊彼特式观点，也忽视了美国政治经济体系在其中所扮演的关键颠覆性角色。因此，理解美国何以驱动激进创新，对于美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化具有重要意义，本章提出的试探性解释也与本书的整体学术旨趣相一致。

在本章第一节中，美国作为激进创新驱动力的地位被认为反映了两个相互强化的制度复合体（institutional complexes），二者均呈去中心化特征且监管相对薄弱。第一个复合体是研究/金融/市场复合体——涵盖受市场治理的研究、专业/技术劳动力市场以及金融；另一个是法律/政治/游说复合体——涵盖法院、政治和游说。我将展示先进企业如何利用这两个复合体。尽管这些制度有所演进，但它们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至少可以追溯到镀金时代（Gilded Age）共和党主导时期（Republican Ascendancy）的战略性政治抉择。重要的一点是，美国这一体系——去中心化、对资金高度开放且监管薄弱——与其他自由市场经济体（Liberal Market Economies）截然不同，尤其不同于英国。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是近年来唯一另一个展现出激进创新能力的国家，尽管其背后的发明创造未必（至少目前未必）达到同等水平（Economy 2018）；中国显然与美国大不相同，但本节最后将指出美国框架与中国框架之间的功能等价性，特别是在法院-政治-游说复合体方面。

第二节展示了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如何引发了美国激进的地理变迁，关键的研究生密集型和创新型城市——斯托珀（Storper）所称的"大逆转"（Great Inversion）——在年轻一代中受过大规模高等教育的研究生人口日益增长的背景下实现了经济腾飞。

第三节追问为何激进创新在二十一世纪有所放缓，美国对中国的领先优势虽然仍在但正在缩小。从美国法院-政治-游说复合体的角度来看，这被归因于政党政治日益极化的后果——这种极化源于民主党与大城市的结盟，以及共和党放弃公共支出、聚焦减税的策略。第四节为结论。

关于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包括美国的创新体系——已有大量文献，本章有所借鉴。阿特金森（Atkinson 2020）提供了一份非常有用的近期讨论。我以一种略有不同的方式切入这一问题，尤其旨在揭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的作用，并将论证置于哈克（Hacker）、赫特尔-费尔南德斯（Hertel-Fernandez）、皮尔森（Pierson）和泰伦（Thelen）（本书导论部分）所提供的框架之中。

虽然激进创新并无公认的定义，但我将技术-组织重大突破浪潮中最显著的特征理解为：小公司、敌意拆分的子公司或初创企业快速成长（规模化扩张，也包括合并）为巨型企业的过程。我将笼统地称之为激进创新能力（radical innovation capacity）（在当代讨论中，这是指创造独角兽企业（unicorns）的能力）。另见 Block（2010）、Hughes（1987）和 Mazzucato（2015）对联邦政府在此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更广泛讨论。

为解释激进创新能力，我聚焦于两个核心制度复合体：一个是研究/市场/金融复合体（research/market/finance complex），治理研究与研究型大学、专业技术劳动力市场和商业融资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法律/政治/游说复合体（legal/political/lobbying complex），治理法院、政党政治和游说之间的关系。关键的是，这些复合体在美国以去中心化和监管薄弱的方式运作，与英国及其他自由市场经济体（以色列部分例外）形成鲜明对比，也与更具国家主义色彩的亚洲发达经济体和协调市场经济体（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形成对比。如前所述，目前唯一在激进创新能力方面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国家是中国；我们将在下文提出，中国拥有功能等价的复合体（Ang 2016, 2020）。

本章认为，上述两个制度复合体是美国激进创新能力的根源。两个复合体均至少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各自的制度组成部分均呈去中心化和监管薄弱的特征，且彼此之间具有强烈的互补性。就研究-专业人员-金融复合体而言，其组成部分分别为：（1）高等教育与研究体系，（2）流动且深厚的专业与技术劳动力市场，以及（3）商业融资。这一复合体反映了特定的制度遗产，可追溯至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失败后，共和党主导时期的总统们在1880年代奠定的发达资本主义（再）基础时期。（这段历史将在后文讨论。）由此形成的制度在当时的新兴发达经济体中独树一帜，对激进创新异常有利：

（1）高度灵活、去中心化且竞争性的研究与高等教育体系，主要依托大学层面以及大学的研究网络，和/或大型企业的研究实验室。一流大学以私立方式建立，和/或与富裕社群有着密切联系。

（2）高水平（专业与技术）劳动力市场，允许跨职业的便捷流动（通过专业学院），使有才能的个人能够从现有（先进）企业中拆分出来创办新企业，并使个人在创新项目失败后能够恢复地位。高端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促进了企业拆分（spin-offs），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增强了美国的激进创新能力（Klepper 2001, 2007, 2009, 2010; Klepper and Sleeper 2005; Klepper and Thompson 2010）。而且企业能够借助这样一个风险规避程度较低的市场迅速实现规模化扩张。（Morris（1994）提供了与英国的对比。）

（3）同样灵活且去中心化的金融体系，地理分布广泛，机构类型多样，监管相对宽松，对高风险投资项目以及可能颠覆现有企业的项目均具有可观的投资能力（Davis and Neal 2007）。

（4）随着增长更快的初创企业——通常创办于大型研究型大学附近——对专业人员（管理者、媒体人、律师等）和技术人员（尤其是软件工程师）的需求增加，大规模的居住区逐渐形成，吸引了高风险专业融资（尤其是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 VC））、专业律师、猎头、专利科学家及相关生态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这极大地促进了初创企业的创立和后续成长，同时也关键性地降低了失败的风险。

与这一去中心化和去监管化的研究-专业人员-金融集聚市场复合体相辅相成的是法院-政治-游说复合体。这正是哈克、赫特尔-费尔南德斯、皮尔森和泰伦（Hacker, Hertel-Fernandez, Pierson, and Thelen，以下简称HHPT）理解美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核心所在。它同样是去中心化和去监管化的；更准确地说，它或许是一种高度开放于重新监管（reregulation）的监管环境。HHPT的洞见在于将法院-政治-游说复合体视为去中心化的、"多场所的"（multi-venue）、对商业开放的。这些多重场所包括县、市、州以及联邦层面、总统和国会，在每一层级都有法院、选举、政党、委员会和行政机构。与发达国家的其他体系相比，所有这些场所都缺少的是稳定而成熟的官僚体制。这一真空被游说、律师和对政客的投资所填补。

但这一状况对激进创新也有积极的一面，无论是在公共资源方面，还是在（往往是截然不同的）规则制定方面——当新技术被开发和引入时，这些资源和规则是必需的。对于快速成长和进行激进创新的企业而言，它们需要的是免受政客（或许还有选民）侵害的保护，以及接触那些塑造监管规则和资源分配的决策者的能力。因为尽管美国的制度复合体制造了大量否决点（vetoes），并为参与（保守的）州级立法提供了多重机会（Hertel-Fernandez 2019），但总统、州长和大城市的市长，以及律师、游说者和有抱负的政客，都拥有干预的空间。（州在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中的作用将在第二节中阐述。）

最后，两个关键的统一性条件制约着这两个制度复合体的去中心化。第一个是宪法中的州际商业条款（Interstate Commerce clause），它实际上要求美国国内自由贸易，禁止各州针对其他州采取保护主义政策。第二个是联邦《谢尔曼法》（Sherman Act）和《克莱顿法》（Clayton Act）所要求的市场竞争（尽管解释各有不同）。

我们将这两个体系（与研究相关的市场体系以及法院-政治与游说体系）和这两项统领性法律条件（反保护主义和促进竞争）合称为"美国框架"（American framework）。本章的核心论点是，美国框架促进了激进创新。

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多样性：美国作为独特案例而非范式案例

我们想要强调的一个启示是，在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的分类中，我们应将美国单独归为一类；或者至少将其视为一种不同类别的自由市场经济体，而不应将其作为范式性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无论如何，理解美国的巨大差异性进一步凸显了将美国政治经济学作为独特现象（sui generis）来研究的必要性。

值得强调的是，英国相关制度的集中化程度远高于美国，首先体现在权力集中于在下议院拥有多数席位的首相手中，以及中央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的强势地位。在前文所强调的激进创新的其他促成因素方面，巨大的差异同样明显。英格兰银行（无论是私有化还是国有化时期）对金融机构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拥有高度的事实控制权。大学体系（即便是牛津和剑桥）长期以来事实上受到政府的影响和规范化，部分经费来自政府，且监管日趋严格。至于巨型企业的建构，当英国于1948年最初颁布竞争立法时，其关注点是龙头企业的市场份额——并没有培育"优质"巨型企业的目标，部分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政府对在工厂车间施加"管理权"（right to manage）持谨慎态度。这（绝）不意味着英国等同于德国这样的协调市场经济体；英国也有过辉煌的突破性成就（主要来自剑桥），如DNA的结构发现，但将基础科学转化为大规模生产体系则是美国的做法。[4]

中国作为另一激进创新驱动力

在中国最近成为唯一的（可能的）严肃比较对象之前，美国是唯一具有这些制度特征的大型发达资本主义体系。我们（非常粗略地）将初创企业（或拆分公司）在短时间内转变为巨型企业作为激进创新能力的衡量标准，因此使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数据。如前所述，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数量足以与美国相匹敌，美国和中国远远高于任何其他国家。而且，虽然BAT公司（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腾讯（Tencent））加上华为（Huawei）、字节跳动（Bytedance）、联想（Lenovo）和小米（Xiaomi）是足以与FAANG加上微软（Microsoft）、英特尔（Intel）和IBM相抗衡的科技巨头，但美国和中国远超任何其他国家。[5]

如果我们能为中国提出某种平行的制度论证，那么我们关于美国激进创新能力的论点就更具说服力。当然，中国的制度组织方式与美国大不相同。而且除若干人工智能领域外，中国的科学技术尚未达到美国的水平。尽管如此，我们提出，两国的相关制度可能具有功能等价性。

就研究-专业人员-金融复合体而言，Finextra的一篇评论文章（2020年1月20日）指出：

中国的金融科技（FinTech）产业在全球无可比拟。它拥有八家世界领先的金融科技独角兽企业，平均估值达268亿美元——是北美金融科技独角兽平均估值的八倍。但是，在中国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背后，是一个具有独特国情的国家：庞大的、精通科技的人口，以及开放的监管环境。中国对科技巨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的鼎力支持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独特格局，这些企业从未被施加增长限制。目前，没有单一的监管机构负责金融科技产品和服务的监管。相反，不同的金融科技服务和产品由不同的监管机构监管，业界亟需为这一快速扩张的行业建立秩序。

中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体系，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和县域银行，以及四家巨型国有银行，还有庞大的影子银行（shadow-banking）部门。2018年第二季度，中国初创企业占据了全球风险投资资金的47%，超过了美国（KrAsia，2020年5月14日）。此外，通过关系（Guanxi）网络进行的非正式借贷十分普遍。因此，中国的商业融资同样呈现去中心化和监管薄弱的特征，与美国类似。

其次，中国拥有庞大而深厚的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工程师和计算机程序员人才储备。在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领域排名前100的大学院系中，有29个在中国大学，27个在美国大学。要获得直接将初创企业与大学研究联系起来的数据则更为困难。

总而言之，这表明研究-专业人员-金融复合体是强大的，同时也是去中心化且相对缺乏监管的。布雷兹尼茨和墨菲（Breznitz and Murphree）的《红色女王的奔跑：中国政府、创新、全球化与经济增长》（Run of the Red Queen: Government, Innovation,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2011）一书对研究和创新领域激烈市场竞争程度作了令人信服的全景描绘。

洪源远（Ang）关于中国政治体系去中心化的卓越而富有启发性的著作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Ang 2016, 2020）。这几乎完美地构成了前文所讨论的美国法院-政治-游说复合体的功能等价物。在洪源远所阐述的中国版本中，省市级党委领导人由北京根据经济增长和维稳表现来决定其晋升前景；而对良好经济表现的激励通过（良性的）腐败得到强化：帮助有活力的企业获得融资或政策便利、解决法律问题、或在党和政府更高层级促成许可和恰当的人脉引介，以换取公司股份或其他利益。显然，初创企业需要通过市场检验！但如果它们能够做到，这种"中国框架"就能解释其在培育独角兽企业方面的成功。

美国在激进创新中的主导地位

衡量一个国家在激进创新方面表现的尚无公认方法。获得诺贝尔奖并不等同于激进创新，但它提供了一种（滞后性的）突破性科学的衡量指标。乌基奥拉（Urquiola 2020）的表1.2通过追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别所属机构，给出了过去一个世纪左右美国在科学创新前沿地位的大致图景。考虑到隐含的时滞，有多种方式可以证明这一点。乌基奥拉利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传记信息来展示他们所属的机构（Urquiola 2020）。（获奖者可能曾在多个国家，因此该表未涉及其国籍。此外，尽管第一个诺贝尔奖仅始于1901年，但该名单包含了获奖者此前所属机构的历史。）对于每位学术类诺贝尔奖获得者，乌基奥拉（2020，表1.2）展示了各时期按国别划分的所属机构（通常是大学）数量，包括获奖时的所属机构但不包括此后的所属机构（见图11.1）。（见图1）它衡量的不是获奖数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美国、德国和英国的诺贝尔奖数量大致持平。在物理学、化学和医学/生理学领域，三国各获六项。二战之后，美国的获奖者数量显著增多，其中大多数在战前就已拥有美国机构的所属关系。中国在这一领域起步较晚。

图11.1 各时期诺贝尔奖所属机构提及次数

图1

来源：Urquiola（2020，表1.2） 衡量近期创新主导地位的另一个指标（自有其不完善之处）是独角兽企业数量。CB Insights的数据显示，在2015年，美国以绝对优势领先于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十亿美元的私营初创企业——数量方面（CB Insights 2020）。美国的独角兽企业数量大约是中国的两倍，而中国大约是排名第三的英国的四倍。使用不同数据来源的更新数据显示，中国已接近或超过美国，由此进一步提出了美国优势可能正在削弱的可能性。但大多数评论者认为，美国目前在大多数科学领域仍显著领先于中国，即便美国的相对地位可能正在下降。

简史

这一体系的某些要素可以追溯到美国最初的殖民时期。但正如本塞尔（Bensel）（以及格斯特尔（Gerstle））所指出的，工业化的制度战略的关键要素是在重建时期失败后，由一系列共和党总统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发展起来的（Bensel 2000, Gerstle 2017）。事实上，理解当代美国政治经济体系多场所复杂性以及当今大企业和金融资本获取政治体系权力的线索，就隐藏在这一（再）奠基时期。而这一时期又植根于奠基之前更为丰富多元的制度图景：监管力度不一的市镇和县，以及它们所嵌入的州（Novak 1996）。

1877年以来的共和党主导时期的总统们面临着双重局面：一方面是重建的失败，另一方面是欧洲工业化的成功。他们与北方工业家和金融资本关系密切，鉴于欧洲工业化和军事力量（尤其是英国和德国）的明显优势，将强制工业化视为核心目标。但正如十九世纪末的德国和英国以不同方式所表明的，发达工业化需要大量的中央框架制度。当时华盛顿几乎没有这样的制度，联邦政府的行政能力极为有限。这并非一个"软弱的美国国家"（weak American state）（Novak 2008），但它也不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行政能力反而存在于这一时期快速发展的大城市中，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和中西部，以及为数有限的州首府。它也存在于铁路公司以及北方的制造业企业中（部分是南北战争的结果）。南方——那里的各州组织更为严密、权力更大——对工业化持敌对态度，唯恐工业化会给黑人群体带来就业和教育机会。因此，共和党总统将前南方邦联——无论如何，它们在重建崩溃后已成为民主党的大本营——排除在其工业化战略之外。作为企业成功增长的范例，他们拥有组织良好且高度规模化的跨大陆铁路公司（Chandler 1965）。

正如本书中拉赫曼（Rahman）和泰伦（Thelen）的论点所证实的，美国激进创新的独特基础同样有赖于法院的贡献。这一战略建立在许可性的最高法院裁决之上，而民选官员则将曾担任铁路公司董事的律师"塞进"了法院（Bensel 2000）。尽管实际情况远为复杂，但有两个关键要素：

（1）美国式的（以及后来博克式的（Borkian））竞争政策"合理原则"（rule of reason）解释鼓励了巨型企业 总统可以利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 1890）的威胁来区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所说的"好的"和"坏的"托拉斯。这意味着巨型公司有强烈的激励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来压低成本和单位利润率，以便能够援引"合理原则"（rule of reason），并证明消费者从市场支配地位中获益。（2）在城市或州一级阻止保护主义的做法，鼓励了高度规模化巨型公司的跨大陆"扩张"。这一做法通过最高法院对州际商务条款（Interstate Commerce clause）的解释得以实施，同时也鼓励各城市为这些公司创造有吸引力的条件（为城市带来就业和房产升值），部分手段是阻止或限制其半熟练劳动力组建工会。这些法律约束的后果是强化了大规模工业中生产组织和控制权归属工程师和工头而非熟练工人及其工会。因此，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的工会组织的主要是熟练服务行业和较小的制造企业。

尽管政党很重要（Aldrich 2011），但国会议员植根于城市和州政治，而非集中化和纪律严明的政党组织。公司和城市都参与国会政治以维护各自的特定利益。鉴于政党的分散化和国会议员个人的权力，地方经济利益有动机和能力向这些议员"投资"。这些投资反过来又维持了立法机构的开放性。随着时间推移，国会通过的法律越多、联邦机构的角色越大，向政治人物投资的激励就越大。鉴于州政治和大城市政治的持续作用，政党仍然相对缺乏纪律约束，因为个别政治人物保留着独立的权力来源——这与英国的情况截然不同，英国的政党在这一时期趋于集中化（Cox 1987）。

人们可能预期金融机构会沿着与巨型工业公司相似的路径发展。然而，大规模商业银行需要分支银行业务，而政治权力在各市和各州之间的分散化在许多环境中阻碍了分支银行业务。《麦克法登法案》（McFadden Act, 1927）正式禁止了跨州分支银行业务。州际商务条款被认为不适用于此。更广泛地说，尽管有过多次尝试，在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禁止商业银行投资公司）之前，对金融机构的总体监管相对较少。即便如此，美国的金融机构仍然相对不受监管，从而允许超大型投资银行发展起来，这些银行常常以托拉斯形式制度化。大量储蓄银行将储备金送到纽约的金融机构进行短期贷款。反过来，投资银行利用这些资源以及它们在大型制造企业中的投资价值，为二十世纪初的兼并浪潮提供融资。纽约证券交易所可以为其上市的公司制定规则，但无法监管风险更高的纽约场外交易市场（Curb Market）（O'Sullivan 2006）。

更根本地说，大量资金可用于投资，而在正式商业银行体系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之外，集中化监管相对薄弱。因此，对金融体系的约束来自市和/或州施加的监管。当风险资金来自外部（或来自富人）时，这有利于风险金融（在商业银行体系之外，居民的资金面临风险），而成功的发展则部分惠及当地居民。

大学以分散化方式发展的原因大致相同。联邦政府的行政能力有限。高等教育的框架主要在州一级通过州立大学系统提供。1862年的《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以土地拨赠的形式为学院提供捐赠（每位国会议员对应30,000英亩），用于教授农业和工程学（机械学）。这实际上有利于工业化程度更高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各州；这些学院能够也确实按照有利于当地产业的方式运营。除康奈尔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外，它们一直是公立机构，并在十九世纪末每年培养出比德国更多的工程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管理老牌大学（包括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哥伦比亚等）的校董会推动这些大学向更偏工业/科学/工程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的慈善创办人也起了推动作用，他们主要来自新兴成功企业（包括卡内基、梅隆、杜克、斯坦福、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等）。

出于类似的原因，校董会和慈善家、州政府和城市精英以及不断壮大的公司本身，都致力于在大学中发展灵活的专业学院（法学、工程学和管理学），以为公司配备人才。但关注的重点是利用这些学院来建设组织，而非巩固正式化的职业体系。因此这些专业学院发展出了很高的知识标准，但强调的是一般性的论证能力。最重要的是，它们促成了地理和职业上的流动性，使毕业生能够跨学科工作并具备管理能力（在最广泛的意义上）。

大学体系的强度加上专业培训的灵活性及其运用，一直是激进创新的重要驱动力。一项由前工程师完成的重要实证行业研究比较了美国和英国截然不同的微电子产业发展历程，具有说明意义（Morris 1994）：

美国微电子产业相对于英国的进一步优势在于，由于其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电子产业内运营的成熟企业数量多得多，潜在的技术人才库也大得多。与英国的情况不同，美国的熟练劳动力流动性一直较高。由于这种高劳动力流动性的文化，一个规模可观的高技能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储备始终可供招聘进入任何新兴的快速发展的技术领域。这一因素在半导体制造这样的产业中尤为重要，因为该产业的多学科性质要求汇集大量化学家、物理学家、冶金学家和工程师以组建均衡的团队。这些团队的相对实力——无论是在研究还是在开发生产层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和生产效率。劳动力流动大大助力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早期发展的一个具体案例，是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的技术专长向大量企业扩散的著名实例。在这一点上，贝尔实验室在提供技术刺激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总的来说，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的人才流动在美国一直频繁得多，大学中目标导向型研究的比例也更高。（Morris 1994: 247）

早期的技术革命

值得简要指出的是，推动信息通信技术（ICT）革命的许多独特制度特征，在美国充当技术驱动者的另外两个主要激进创新时期同样有所体现。两个案例的核心都是大规模运作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标准化和可扩展性是这些创新时期的特征，正如它们也是ICT革命的特征。首先，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跨越一整个行业范围，钱德勒式企业（Chandlerian corporations）建立了从基础研究到市场营销、销售和分销的一体化运营体系。经济史学家通常将这一时期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这些公司利用了内战以来建造的（通过大量联邦土地拨赠）跨大陆铁路系统。它们还复制了铁路公司发展出的复杂物流系统。它们以汉密尔顿式的方式，在关税壁垒的保护下做到了这一点，并在必要时利用欧洲技术。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开发了一系列精密但相对标准化的大规模产品，由其工程师（机电和电化学方向）和科学家设计机械设备。这些产品主要通过流程制造（钢铁、有色金属、糖、橡胶、制药、水泥、化工、石油）生产。这些发展伴随着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在这段短暂的时间跨度内，集中出现了发电机、炸药、照相胶片、灯泡、电动机、内燃机、汽轮机、铝以及预应力混凝土等发明，而这一切甚至发生在世纪之交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发明高潮在二十世纪头十年达到了顶峰，出现了飞机、拖拉机、无线电、塑料、霓虹灯和合成肥料。（Davis and Neal 2007: 129–130）

工业垄断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所谓大兼并运动（Great Merger movement）中，借助托拉斯在众多行业中形成（Lamoreaux 1988）。在促进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存在争议）的是泰迪·罗斯福在运用《谢尔曼法》时采用"合理原则"来区分"好的"和"坏的"托拉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个类似的颠覆性时期迎来了福特主义（Fordist）革命，随着福特组建他的公司，衍生企业不断涌现，竞争加剧。这些发展得益于高度灵活的金融体系以及联邦政府对巨型公司快速扩张的宽容态度。

ICT革命

美国在ICT革命中的核心地位，部分源于许多相同的有利制度条件。ICT革命在美国的出现远早于其他地方。联邦政府（主要是国防部）既资助了广泛领域的大学基础研究，也补贴了科技公司。前面描述的广泛但松散灵活的网络在将这些初始研究和资金转化为充满活力且可规模化的公司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人们可以追溯一系列公司和科学家的发展轨迹（早期有大量从马萨诸塞州剑桥到硅谷的人才流动），其中斯坦福大学工程系及其具有创业精神的院长特曼（Terman）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在肖克利（Shockley）（他与贝尔实验室决裂，后来又与东海岸的雷神公司决裂）搬来之后，一系列衍生企业相继出现。"叛逆八人"（traitorous 8）离开肖克利创立了仙童半导体（Fairchild），诺伊斯（Noyce）和摩尔（Moore）随后从中分离出来创办了英特尔（Intel）。所有这些公司都靠近斯坦福，惠普（Hewlett-Packard）早已在那里扎根。

在这段简要概述中，需要强调的是，随着革命的发展，它催生了一些极其强大的城市及其大都市区，激进创新的突破正发生在这些地方。这些早期的硅谷参与者成为一个庞大集群的一部分，由大规模的公共资金和日益增长的私人资本所支撑。迅速扩展的网络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以及不断增长的风险投资家、投资银行、科技公司和专利律师生态系统，其中许多位于圣何塞，后来迁至旧金山，再后来到奥克兰。类似但规模较小的集群后来在波士顿地区发展起来，因为那里的先进公司最初更为成熟、内部层级化更强，对外部交流的开放度较低（Gertler et al. 1995; Saxenian 1994）。更多的集群随后在纽约、西雅图和其他大城市出现。众所周知，这些科学型集群后来还在北卡罗来纳研究三角区（NC Research Triangle）、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圣迭戈、博尔德、麦迪逊、匹兹堡等地发展起来。（但后续论证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于：它们并没有在大量"红色"州发展起来，这加剧了ICT革命中美国政治极化的态势。）

ICT革命与分析技能和社交技能（而非体力技能）的回报以及水平型组织

许多从ICT革命中受益的大城市已成为复杂而多变的组合体，给力图在分裂中维持团结的城市政治人物带来了巨大挑战（Ogorzalek 2018）。城市本身在非常贫困的少数族裔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分裂；而其他地区又在高度受教育的地区（如纽约曼哈顿和布鲁克林部分地区）与受教育程度较低但远非贫困的地区之间分裂。周边郊区也在族裔以及教育和经济层面存在分化。

这些新的裂痕反映了集聚的动态：一部分人口在大学教育上大量投入，这戏剧性地转变了关键大城市的高技能和创新经济。要理解这一过程如何展开，我们必须分析信息技术如何改变了公司结构和管理实践。事实上，美国公司绩效的差异巨大，即使在狭义界定的行业内部以及同一公司的不同机构之间也是如此。在本节中，我们讨论公司的高附加值机构，这些机构主要雇用大学毕业生。知识型公司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被过度简化）以项目小组为基础进行组织（例如开发新产品线），与最高管理层之间的沟通线路相对较短。在下文中，我们将这种类型的组织称为具有"水平型"或"关系型"结构。

技能的回报

ICT革命发生在一段漫长的时间跨度内，因此在描述其对技能的影响时，有必要进行时间压缩。但学界对其影响技能回报的三种主要效应已达成一定共识：

（1）由于工作场所的大规模技术变革，对体力技能的需求大幅下降。尽管制造业产出仍然很高，但伴随着的是制造业劳动力的急剧减少，反映了位于美国的生产设施的高生产率。外包以及通过全球价值链或直接进口竞争将大量生产转移到中国、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就业下降。此外，在目前美国创造最多就业的服务业中，对显著体力的需求相当有限。

（2）对于可以称为知识型的行业而言，通过计算机终端获取信息和软件的能力，以及利用这些信息所获得的回报，提高了分析技能的回报。这些技能在服务业或技术/研究领域尤其受到需求，这些领域在40岁以下劳动力中可能占到约50%的就业。在几乎所有这些领域，这项工作都需要大学教育或至少社区学院的副学士学位。目前，25岁以上的劳动力中约40%是大学毕业生或以上学历；此外28%有部分大学经历或副学士学位（2016年劳工统计局数据，见Brundage 2017）。

（3）从一个任务和指令范围明确、相对层级化的福特主义公司世界，转向知识型机构中的项目小组世界，社交技能变得日益重要。与他人互动的能力需要的不仅仅是分析能力。现在雇主寻求广泛的能力：轻松沟通的能力、谈判能力、领导力、电子技能以及"读懂"他人的能力，还要有同理心、可靠性、想象力、亲和力，能够发展良好而持久的工作关系，对多样性持包容态度，等等。这些都成为理想的资产，与在大致相似教育水平的人群中运用这些能力同样如此。部分或全部这些技能的习得最常见于高等教育中，不是通过课堂讲座，而是通过与同学共同生活、讨论和组织日常生活来实现。

所有这些都增加了知识型公司对兼具分析技能和社交技能的毕业生的需求。结果是，几十年来，相对于高中毕业，大学教育的回报不断增加。这对教育投资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是大学入学率上升。在这组劳工统计局数据中，劳动力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从1992年到2016年上升了13%。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的数据显示，18至24岁人口中有36%在读大学，意味着四年制大学入学率约为55%，而1991年为39%。（我们稍后会回到的一个要点是，入学率在2010年至2016年间趋于稳定。）第二个含义是，女性比男性获得了更大的回报，因为体力技能不再那么有价值。2017年美国女性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比男性高出约8至9个百分点（OECD 2018）。

共址的激励日益增长

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大逆转"（great inversion），高技能工人大量返回大城市（Storper 2013）。为什么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 2005）因ICT革命而预言的"平坦世界"没有出现？为什么聪明人越来越趋向于比邻而居？知识型公司通常要求其员工在同一物理位置工作，即"共址"（co-locate）。目前没有一个公认的理论来解释为何如此；但这（至少目前）是所有发达经济体中知识经济运作方式的核心。在我们看来，这与项目小组中人们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共同开发项目有关；这是一个（充其量）不完全合同的世界，将一群人捆绑在一起，时间长度不确定，期间他们理想地需要建立彼此之间的隐性义务关系。如果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或许不同的国家，这将非常难以做到。项目小组的其他成员几乎不可能监控身处不同地理位置的人如何利用时间（他们可能在为别人工作或根本没在工作）。此外，在大多数协作工作系统中，个人努力很重要但很难纳入回报计算，因此人际纽带和隐性义务变得重要——而人际关系（如果事先不存在的话）是通过随时间推移的个人互动发展起来的。如果一个群体内牢固的人际关系对于群体的凝聚力以及应对内部出现的无数冲突和机会至关重要，那么这似乎与物理上的邻近密切相关。家庭或一群密友就是一个类比；如果人们天各一方，很难发展出亲密关系。

技能集群

重叠的技能集群在大型成功的城市集聚体中十分明显。最明显的行业包括：

  • 高附加值服务业，包括金融、法律、会计和管理咨询以及广告
  • 文化、媒体、娱乐和高端零售
  • 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KIBS）和软件
  • 医疗、研究型大学和专业学院、研究机构和智库

知识经济中的城市集聚体从其技能集群中提供广泛的复杂高技能密集型产品，主要以服务形式呈现。这些产品在大都市区内、北美其他城市集聚体中或其他发达经济体中销售。这些技能集群还吸引两类主要公司将总部或分部设在城市集聚体中：

  • 知识型跨国公司的分部，购入（通常是基于技术研究的）相关技能集群
  • 先进公司的总部，能够便捷地获取可用的多种高端专业商业服务（在福特主义时代，这些服务很可能由公司内部生产）

毕业生社交网络

技能集群是从一个角度审视成功大城市中毕业生之间关系的方式。但这些关系由更强大的社交网络黏合剂维系。将朋友和合作伙伴联系在一起的交织社交网络（后文将讨论）对城市集聚至关重要。

城市地区，即使是纽约，也远非同质化的。纽约毕业生的总体比例为36%（2009至2013年25至64岁年龄组），而美国平均水平为30%。但这从曼哈顿的59%到布朗克斯的18%不等。（如果取25至34岁年龄组，这些数字会更高。）哈莱姆以南的曼哈顿拥有极高的大学毕业生率，有十七个社区超过70%；皇后区和布鲁克林的大部分地区也有较高的比例。但与布鲁克林、皇后区和布朗克斯的其他部分形成对比。（城市未来中心（Centre for an Urban Future）使用美国人口普查局2011至2015年美国社区调查五年估计数据，得出纽约各行政区和选区的数据。）

同类婚配

近几十年来最显著的社会现象之一是同类婚配（assortative mating）。年轻人倾向于在具有相同教育背景的人群中寻找未来的伴侣。大学毕业生尤其如此。永久性关系的建立往往比几十年前晚得多。但这常常通过高等教育期间形成的社交网络发生，或通过网络成员随后介绍认识的人。同类婚配显著增强了集聚体的吸引力。如果双方都在不同的高端职业中追求事业，他们只能居住在一个拥有足够技能集群来容纳两人的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居住选择的城市很可能是拥有广泛技能集群的大城市。技能集群的缺乏阻碍了 集聚与房地产价格

这一过程伴随着更深层的动态机制。地理上的互动需求越强烈，房地产价格就越昂贵，因为人们对靠近"合适的人"（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可能会说的那样）的房产需求将居高不下。选型婚配（assortative mating）只会加剧这一动态：它为购买此类房产提供了额外的财力资源，从而在推高房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皮凯蒂（Piketty）所指出的财富不平等加剧，很大一部分并非源于企业资本投资的增加，而是来自大城市集聚区房价的上涨（Bonnet et al. 2014）。皮凯蒂对技术变革和信息通信技术（ICT）革命关注甚少，但他所描述的财富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这一间接途径归因于ICT革命（Piketty 2014）。

总结而言：ICT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地理。它鼓励了城市集聚区中技能集群（skill clusters）的发展，而这一过程具有自我强化的特性——毕业生面临进入这些集聚区工作的激励，以在这些集群中就业、维持社会网络并促进选型婚配。整个过程集中了人力资本，并通过城市房价上涨集中了财富。

隔离与放缓：激进创新面临的新兴障碍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的激进创新（radical innovation）在二十一世纪已经放缓，尤其是在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期间及其之后。如果说美国已经丧失了激进创新能力，那无疑是错误的。然而，大量证据——包括生产率增长的持续下降——表明创新确实在放缓。虽然目前很少有观察者认为中国已接近与美国竞争的水平，但它显然在迎头赶上。十年之内，中国很可能在若干关键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AI）——成为挑战者。

本章的核心论点是，两大类因素解释了美国在激进创新领域的主导地位。第一，一套独特的制度——高度竞争的研究体系；相对不受监管的金融体系；可规模化扩展的企业；以及便于衍生企业创办和职业转换的、专业化且技术导向的劳动力市场。这些制度并未发生重大变化。

美国长期主导激进创新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许多不同的方面——联邦政府的支持性角色。这种支持在不同的技术变革时期采取了略有不同的形式。对于ICT革命而言，几个因素尤为突出。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所看到的，开发新的ICT技术需要日益昂贵的研究。联邦政府为必要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初始大规模投资提供了巨额支持。

政治地理与军工复合体的衰落

对基础科学（涵盖一系列不同学科，包括新兴的交叉学科）的大规模投资似乎是维持激进创新的关键。然而，这种支持已经逐渐衰退。本节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在这些投资的直接收益似乎高度集中于特定地区的背景下，此类支持日益陷入困境。鉴于美国政治激励结构的特点，要实现这些收益的广泛分配十分困难，而党派极化日益呈现的空间特征更加剧了这一困难。

在美国宪制设计中，总统拥有最明确的激励来思考经济繁荣的广泛前提条件。然而，为了争取基于地域代表制的国会支持，总统需要证明重大支出计划的收益将在地理上广泛分布。国会议员必须确信其选区的民众将从这些支出中受益或支持这些支出。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支出可能为其选民提供直接的（地理上特定的）利益；或者支出可能被视为惠及整个国家（或其中某一阶级）。

联邦政府大部分基础性研发支出来自国防部。国防支出可以通过企业（国防承包商）或通过为驻扎于当地的军事机构或研究机构提供服务的服务业直接惠及选区。在冷战期间，研究实验室中的专项国防开支间接地被视为保护整个国家免受苏联威胁。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在1961年离任时——正值军备建设初期——如此解释道（《告别演说》[Farewell Address]，1961年）：

维护和平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我们的军事力量。我们的武装必须强大，随时准备立即行动，使任何潜在侵略者都不敢冒自取灭亡的风险……庞大军事机构与大规模军火工业的结合在美国经验中是全新的。其全面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一座城市、每一个州议会、联邦政府的每一个办公室中都可以感受到……我们认识到这一发展的迫切需要。然而，我们不能不理解其严重后果。……在政府的决策机构中，我们必须警惕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获取不当影响力，无论这种影响力是主动寻求的还是不期而至的。……与我们的工业-军事态势的全面变革密切相关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变革的，是近几十年来的技术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研究已成为核心；它也变得更加制度化、复杂化和昂贵。

正如早期的总统理想化了"增长"模式——十九世纪后期的铁路公司，以及福特主义早期的福特和通用汽车——艾森豪威尔揭示了军工复合体的广泛利益以及潜在危险。这段简短的论述（以微妙的方式）首先解释了"国家"层面的利益，然后是地方化的利益，并（以较为隐蔽的方式）承认了研究是关键所在，而且研究只会在特定的地方进行。

然而，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冷战威胁开始失去其紧迫性。联邦资助在国家研发支出中所占的份额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下降，从超过百分之五十降至九十年代中期的三分之一，到2015年则降至不到四分之一（NSF 2020）。正如巴恩斯（Barnes）在本书的撰稿中所展示的，美国在研发方面的公共投资相比其他富裕民主国家也有所下降（另见OECD 2019b）。虽然在信息技术及一系列相关科学领域进行基础研究的科学理由在增加，但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使联邦政府的资助理由变得更加困难（见图11.2）。

图11.2 各国政府研发支出（GERD）比较

图2

来源：OECD，《主要科技指标》第1卷（2019年） 政治地理、研究集聚与被遗忘地区

在第二节中，我们展示了大逆转（Great Inversion）对ICT革命的核心意义（Storper 2013）。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研究（以及由此产生的激进创新）的驱动地区基本上位于相对少数的极为成功的城市中。最为突出的是旧金山（连同圣何塞和湾区）、波士顿（和剑桥）、纽约、华盛顿特区（连同巴尔的摩及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部分地区），以及奥斯汀、匹兹堡、西雅图、丹佛/博尔德、芝加哥、圣地亚哥和研究三角区（Research Triangle）。这些富裕地区进而与少数主要为私立的大学相联系。同时，少数几个州是关键受益者（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华盛顿州、科罗拉多州）。

这种狭隘的地理活动集中与美国联邦体制发生了冲突——该体制系统性地低估了这些城市中心的代表性。农村和远郊地区不仅被过度代表，尤其是在参议院中，而且鉴于党派日益加剧的空间极化，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见Grumbach、Hacker和Pierson在本书中的撰稿）。选区的地理划分，加上具有不同利益的群体的人口结构，在美国联邦体制内造成了真正巨大的反民主党偏见。这种地理上分散的人口分布结果实际上排除了国会对联邦基础研究资助的政治支持，即使有"山巅之城"（Cities on the Hill）的游说努力也是如此（Ogorzalek 2018）。

基础研究也不存在主要的游说力量，至少在生命科学领域之外是如此。首先，原则上从大学基础研究中受益的主要公司（主要是FAANG+M公司）拥有非常庞大的研发预算。将自身——其中一些相对基础的——研究合作定向到靠近其长期发展需求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对它们而言是划算的。另一个严峻的障碍——正如将在财政政策的讨论中涉及的——是许多商业领袖（先进研究驱动型行业之外的）普遍关注减税，这助长了对公共支出的敌意。因此，公共部门在基础研究融资方面的领先地位随着时间推移而持续下降。我们认为，这在美国作为激进创新驱动力的相对衰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私营部门基础研究的衰退

私营部门基础研究的增长也未能弥补公共部门基础研究资助的下降。相反，公共部门的衰退直接传导至私营部门，原因在于公共部门对相关领域科学家培养的减少、两个部门研究之间的互补性，以及部分覆盖私营部门活动的联邦资助的丧失。

此外，更令人担忧的是，上市公司实际上已经从科学研究中退缩。阿罗拉等人（Arora et al. 2018）的一篇详细论文对此进行了充分论述：

我们记录了1980年至2006年间大企业从科学领域的转向。我们发现，公司科学家的论文发表在一系列行业中随时间推移而下降。……大企业仍然珍视科学的"金蛋"（体现在专利中），但似乎越来越不愿意投资于"金鹅"本身（内部科学能力）。（第3页）

换言之，这些大型（上市）美国公司活跃于知识密集型市场。它们重视技术知识，但已经从科学领域退出。阿罗拉等人（Arora et al. 2015）表明，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非联邦研发中的基础研究下降了约百分之五十（NSF 2007）。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许多钱德勒式（Chandlerian）的大型联合企业仍拥有主要的研究实验室。经过垃圾债券融资的管理层收购（managed buy-outs）的"重组"，投资决策事实上从这些公司的投资委员会转移到了华尔街。许多此类企业被缩减规模（甚至被有利可图地拆分）为独立盈利的单元。其结果是，大多数大型上市公司关闭了其研究实验室，从基础（甚至大量应用）科学研究中退出。

FAANG+M公司部分地免受这一论述的影响。事实上，二十一世纪的激进创新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这些公司，它们近几十年来已成为美国研发的主导驱动力。由于其创始人在公司快速增长过程中保留了某种形式的所有权控制，FAANG+M公司中管理层收购的问题并未出现。通用汽车、福特和大型制药公司（强生、辉瑞、默克、礼来）则远远落后。此外，亚马逊（Amazon）和字母表公司（Alphabet）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巨型风险投资家的角色，愿意在开发新领域——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方面——承担重大风险。即便如此，它们也关注资源问题；而且——取决于基础科学的定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科学被留给了大学。因此，联邦政府的缺位很可能再次成为激进创新相对衰退的主要原因。

政党体系的重组与对激进创新支持的下降

共和党已逐渐撤回了对深化美国在二十一世纪ICT革命中领先地位所需的广泛国家支撑政策的支持。冷战的结束削弱了其对这些公共投资提供普遍利益的认知。与这些支出相关的集中利益落在了成功的大城市集聚区，而那里的共和党选民越来越少。

在更深层次上，共和党的退缩与一个根本性的（统一性的）转变——从公共支出转向低税收——十分契合。这一转变反映了美国知识经济发展所开辟的基本分裂——这种分裂在特朗普联盟（Trumpian coalition）中以原始形式显现出来。该联盟的主要部分——日益处于共和党的核心——是正在衰落的美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白人，主要是未受大学教育者以及被隔离或"分类"到较不富裕的郊区、小城镇和更偏远的远郊的群体。另一部分——日益为共和党提供资金的——是资本主义美国的财富持有者。两个群体都希望低税收，两个群体都敌视公共支出。关键的是，两个群体都对公共基础设施没有兴趣。该党的选民基础（无论其自身感到多么匮乏）敌视任何可能具有再分配性质的国家支出，认为其可能惠及少数族裔（"不值得帮助的穷人"）。此外，由于他们居住在密集城市之外——而在密集城市中，交通、住房和环境方面的社会投资是必要的——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其利益可以自行保有的地方公共产品（例如K-12教育），或者低税收。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低生产率企业以及那些靠资本生活的富裕家庭表面上的利益一致。因此，在知识经济中，共和党已走向（统一地）反对公共支出和（统一地）支持低税收。

民主党同样受到知识经济的推动，但方向相反。对民主党而言，其联盟是一个大都市联盟，由知识经济的赢家（较年轻的、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功大城市集聚区居民，其中女性拥有更多权力即使未必拥有更多资源）、FAANGM+资本主义及相关高附加值服务业，以及中产阶级少数族裔群体组成。这些群体在支持密集城市环境运作所需的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有着共同关切。

结论

为什么美国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一直是全球激进创新的驱动力？为什么在最近，中国的挑战正在部分动摇这一主导地位（尽管美国在大多数领域仍然是驱动力，并在发明方面占据主导）？而为什么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起国英国随后却未能成功？

答案的第一部分在于美国"研究-市场-金融"复合体（research-market-finance complex）的运作方式：一个高度竞争的研究体系，始于研究型大学及其扩散网络；一个相对不受监管的、多元分化的金融体系，促进创造性破坏；以及一个灵活的高层次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劳动力市场，允许从既有企业衍生新创企业、职业和专业的转换，以及多重事实上的安全网。答案的第二部分——作为补充——在于一个支持性的法院-政治-游说复合体（court-politics-lobbying complex），在联邦层面（为基础科学提供大量投资）和区域/城市层面都是如此。快速可规模化的企业，如果成功的话，会受到反垄断规则和工会的保护。

我们的论点是，中国拥有形式不同但功能等价的"市场"制度，其政治体制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尽管存在腐败——总体上是支持激进创新的。英国与美国一样，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LME），但其两个"复合体"的运作方式截然不同。这反映了——在很长时期内并有许多限定条件下——中央政府对大学体系和金融体系（通过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的隐性权力）的严格政治控制；强有力的合同法和反垄断立法侧重于市场份额而非"合理原则"（rule of reason）；一个独立的中央集权司法体系，对地方政府拥有强大的控制力；以及中央集权的政党。因此，我们将中央集权/受监管的自由市场经济体与分权/弱监管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即美国）区分开来。另一个分权的、资金渗透性强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是以色列，它同样以国家规模而言是独角兽企业的领先生产者，领先于英国和所有其他中央集权的自由市场经济体。

这些美国复合体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要蓬勃发展，它们过去和现在都需要大量的（迄今为止实际上是联邦层面的）公共资源。而联邦政府对ICT革命的支持在近几十年来已急剧下降。我们将此归因于：冷战的结束、对联邦资源"国家性"选民支持的减少、持续支持的受益者日益位于同时也是日益民主党的城市集聚区；以及共和党联盟更广泛的反国家转向——反对公共支出、支持低税收。

这一转向反映了知识经济的地理分化（斯托珀的大逆转），它将大量较不成功的州向共和党敞开了大门。后者一直敌视通过公共支出进行的财政扩张（既包括被视为惠及少数族裔穷人的再分配，也包括被视为惠及城市的社会投资），但对减税持开放态度。它一直由反国家主义、亲商业的意识形态者在州议会和法院中暗中资助，由其改写规则（Hertel-Fernandez 2019）。

本章试图将当代发展置于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的激进创新大浪潮的背景之中。这有意强调了这些浪潮在漫长时期中各自以及累计带来的生活水平的非凡提升，同时也强调了在这些周期性的创造性破坏浪潮中必然经历的深刻的熊彼特式（Schumpeterian）不稳定、痛苦和冲突——而我们正有望从最近的一次浪潮中走出来。

本章在部分程度上与哈克（Hacker）、赫特尔-费尔南德斯（Hertel-Fernandez）、皮尔逊（Pierson）和泰伦（Thelen）对美国体制中法院-政治-游说复合体的功能失调解读相一致。但同时，它也提出了需要关注联盟如何随时间演进以产生改善的问题（Iversen and Soskice 2019）。首先，"阻碍性"（blocking）政党不可能在没有使美国"被遗忘"选区受益的政策的情况下轻易维持执政地位。这似乎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次，美国体制存在结构性活力：我们提出，华盛顿特区的僵局越明显，政治行动就越向那些（包括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华盛顿州在内的）明确回归积极政策的州转移——这些州在知识经济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和研究，以及K-12教育、健康与生命科学的整个领域，还有环境——采取积极政策。即使在保守州内部，知识经济城市也在发展，那里存在着要求变革的选民压力。最后（与之前的创新浪潮类似），随着发展中的技术提高了增加教育的回报率，直接的人口结构力量正在提高选民中受过更好教育者的比例，这对美国政党联盟的演变以及更加支持激进创新的政策前景具有重要影响。这正是我与托本·艾弗森（Torben Iversen）近期合作研究所表明的（Iversen and Soskice 2019）。

  • 非常感谢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和凯西·泰伦（Kathy Thelen）多年来以及在撰写本文过程中给予的评论和鼓励。我主要受惠于托本·艾弗森（Torben Iversen），本文的许多思想来自我们的合作研究；同时也感谢尼基·莱西（Niki Lacey）就美国犯罪与惩罚相关工作的讨论；感谢迈克尔·斯托珀（Michael Storper）和尼尔·李（Neil Lee）使我认识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性；以及感谢凯瑟琳·布恩（Catherine Boone）、彼得·特鲁博维茨（Peter Trubowitz）、安德鲁·麦克尼尔（Andrew McNeil）和弗里德·米奇（Frieder Mitsch）的讨论。我应感谢Norface DIAL PII项目的帮助。

1 德国在科学革命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在科学领导力方面，但它日益被美国所主导。

2 一些创新理论家提出了第四波技术变革，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或AI革命；在这里，驱动力同样是美国的（尽管中国现在是竞争者）。本文将这些共同视为构成ICT革命和知识经济的技术基础。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将它们区分开来，而且无论如何，都有一系列部分相关的激进创新（例如，云计算和边缘计算、量子计算、5G、区块链）在并行发生；此外，生命科学中的突破（如CRISPR）以及免疫学的进展也不容易归入其中。

3 英国也在小得多的规模上发挥了类似作用（DNA、雷达等）；然而，自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当时英国的制度远不如后来那样中央集权化——英国的创新能力一直较弱。

4 唯一另一个在独角兽企业创造方面以国家规模而言取得成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是以色列，它在制度上也与美国有相似之处，但我们的研究尚不充分，无法得出强有力的结论。

5 谢（Tse 2015）和范宁（Fannin 2019）对中国科技巨头有精彩的论述。

第十二章

美国政治经济中的社会运动与抗议政治

海迪·斯瓦茨

第十二章 知识经济中的公共投资（Public Investment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露西·巴恩斯（Lucy Barnes）

2020年春天，世界面临了一种新的、高度传染性且致命的疾病；在撰写本文时，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长期后果尚不清楚。由于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可能产生的生死攸关的后果，流行病学、医学和公共卫生专业知识迅速变得突出。从一开始，知识和科学专业知识在政府应对和国家福祉中的重要性，就为发达工业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政治经济中一个更为普遍的底层趋势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证。尽管没有同样普遍的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但在过去四十年中，不断变化的生产技术一直在提高知识作为经济增长和繁荣投入要素的重要性。

然而，确保对知识的充分投资是困难的，无论是通过市场机制还是民主政治过程。在美国，总统在疫情爆发前提交的联邦预算提案已连续第四年削减联邦研究经费，包括对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预算的大幅削减（Mervis 2020）。与此同时，公众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支持也处于长期下降之中，因为各州的直接支持已经减少，而联邦对学生的援助（如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仅覆盖了接受高等教育成本中越来越小的份额（Mettler 2014）。

孤立地看，这些结果可以被理解为共和党长期对科学（Mooney 2005）及（通常是自由派的）高等教育机构（Fingerhut 2017）的反感的极致体现。但这些解释（以及通常的批评）忽视了知识生产的两个特征所加剧的、对公共投资的更广泛挑战。知识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特征及其回报的长期性，都使知识的创造变得复杂。政治经济学中成熟的文献强调了那些更能促进长期公共物品投资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特征。因此，本章旨在阐明知识经济的这两项投入——高等教育和研发（R&D）——的公共投资动态，将当代美国置于比较和历史的视角中，并考察这些公共知识投资的决定因素。

这是比较文献以及理解美国政治经济中一个需要填补的重要空白，因为关于知识经济转型的大多数分析都集中在其高度可见的分配后果——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参见导论，Kelly and Morgan，以及 Ansell and Gingrich，均收录于本书）——以及政府通过财政再分配、福利国家政策和供给侧监管来解决不平等的干预措施上。相比之下，虽然公共物品供给会产生分配后果，但从原则上讲，它对长期总体经济表现具有积极的直接影响。因此，知识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回溯到了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物品方面更早期的挑战——例如公共卫生和初等及中等教育（Lindert 2004）。

从这种比较视角出发，什么因素解释了对知识经济投入的公共投资？政治制度至关重要。特别是，政治决策中的否决点（veto points）和进入点（access points）往往会削弱公共物品投资和长期政治决策。因此，美国政治体系的碎片化不仅可能削弱有利于穷人的政策（Kelly and Morgan，本书），还可能削弱具有广泛总体收益的投资。在社会层面，多样性和冲突——包括经济不平等和族群分化（ethnic fractionalization）——可能阻碍有效知识投资所必需的社会妥协。这种内部冲突与外部威胁之间的平衡，对于动员人们认识到为长期公共物品做出牺牲的共同回报至关重要，这也是创新比较政治学的核心（Taylor 2016）。

在考察研发公共支出和高等教育支出时，我发现这些政治制度——特别是单一成员选区制（single-member electoral districts）和联邦制（federalism）——确实对公共知识投资有重要影响：碎片化的多数制制度与较低的供给水平相关。同样，经济不平等往往会减少公共知识投资。外部威胁对研发支出起到了一种抵消作用，但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支持则不然；而族群多样性削弱了后者，但不影响前者。

这种在异质性人口中难以获得公众对高等教育支出支持的特殊困难是容易理解的，因为高等教育被定义为一种私人的、分配性的利益，而非公共物品（Newfield 2008），以及围绕此类福利支持的种族和族群政治分歧（Thurston，本书）。

知识经济的比较政治经济学（The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f Knowledge Economies）

千禧年之交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学术研究深受美国与西欧政治经济之间广泛差异的关注影响。相关论述聚焦于经济增长以外的结果差异——如不平等和贫困（Alesina and Glaeser 2004）——并强调了不同"类型"的发达资本主义，这些类型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预期和严格处方相反，以不同方式实现了经济繁荣，即便面临相似的国际经济开放度提高的压力。这些模型还强调了就业和经济结构方面的不同结果。与协调型模式相关的工资压缩抑制了低工资服务业就业的增长（Iversen and Wren 1998）。在知识投资方面，自由型模式（以美国为代表）与协调型模式（以德国为代表）之间的核心区别之一在于，前者倾向于培养通用技能和激进创新（radical innovation），而后者则通过特定的（且往往是高度专业化的）技能以及对产品和流程的渐进改进来取得进步。

自由型模式在推动服务业扩张、激进创新和通用（尤其是大学水平通用）技能方面表现更优的预期，可以非正式地转化为自由型模式也可能更好地促进知识经济扩展的预期。加上大学教育体系的差异——这些差异在不同类型的政治经济中也呈现出一定的聚集性——自由市场、美式政治经济被认为在私营部门创造高技能服务业就业方面更为优越（Ansell and Gingrich 2013）。然而，虽然这一模式在新世纪初似乎成立，但美国在创造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业方面的领先地位此后已被超越。

图1

突出显示，虽然德国继续落后，但许多其他西欧国家现在在高技能服务业岗位上的劳动力比例更大。此外，美国此类就业的增长轨迹自2010年以来已经趋平，而其他国家则继续提高其技能服务业份额。¹

图12.1 知识就业的扩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例 来源：Brady et al. 2020; EUKLEMS 2018

美国在知识经济发展方面领先地位下降的这一趋势，与近期美国政治学术研究中明显的担忧相呼应，这些研究强调美国在对知识经济两大核心投入——高等教育和研发——的公共投资方面的领先地位正在下降（Hacker and Pierson 2016; Mettler 2014）。对这些知识经济投入的公共投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案例研究，通过它可以将美国政治经济面临的这些具体挑战与更广泛的比较文献联系起来——包括我们所了解的政治制度如何影响公共物品供给，以及 Kelly 和 Morgan（本书）所强调的更具可见性的分配政治中的不平等问题。

知识投资：外部性与公共干预（Investment in Knowledge: Externalities and Public Intervention）

我聚焦于高等教育和研发公共投资的决定因素，原因有三。首先，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使对这两类知识的投资日益重要。其次，知识投资的固有特征蕴含着重要的公共物品属性，这驱动了我对公共供给的关注。此外，这些领域的公共支出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政策杠杆。最后，知识投资难以轻易纳入现有的政策差异解释框架中。因此，理解公共知识投资差异的成因，是比较政治经济学文献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这些投入对经济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源于生产技术的变化。根本上由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的技术变革所驱动，经由政府政策的过滤和发展，经济变革到二十世纪末导致了一种局面：知识投资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的基本"公共物品"之一（Iversen and Soskice 2019: 157）。我将研发和高等教育作为知识经济的公共物品投入来关注，这不同于劳动监管、分配和再分配的问题，在后者中不平等主要是公共行动（或更确切地说是不作为）的结果（Huber et al. 2017）。虽然对知识物品的公共投资（及其融资方式）显然具有重要的分配效应，但我遵循的是一个专门关注公共物品供给的文献传统，该传统将分配冲突作为跨空间和跨时间差异的重要解释。

在知识转型这一特定背景下，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政策领域。前两个——劳动力市场监管和再分配（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努力）——完全属于比较政治经济学对不平等和福利国家的传统关注。因此，人们认为知识经济中的政府干预对分配结果日益重要，因为支撑福特主义（Fordism）下平等主义结果的产业关系制度已经遭到侵蚀（Iversen and Soskice 2015）。同样，劳动力市场的正式监管仍然是减少工资不平等的重要政治杠杆（Hope and Martelli 2019）。

知识经济政治经济学的第三个学术领域更直接地关注知识生产，正如本文所做的那样。关于教育和技能形成的比较政治经济学有大量文献。在这些文献中，教育通常被相当宽泛地理解，并聚焦于义务教育体系或教育支出的总体（Busemeyer 2007）。许多研究也呼应了福利国家文献的分配关注（Busemeyer 2014），还有一些研究强调教育和培训体系与劳动力市场制度之间的互动，将其作为具有不同分配结果、不同创新结果和不同制度基础的整体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的一部分（Estevez-Abe et al. 2001）。与此相关，关于大学扩展和资助的政党政治的论述已将高等教育政策政治学带入了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主流（Ansell 2008; Garritzmann 2015）。这些论述再次倾向于关注不同社会经济群体的分配利益，以及不同教育政策选择对他们的影响，从而通过政党控制的差异来创造政策差异的解释——因为不同的政党代表了这些不同群体的利益。

比较政治学对研究和创新政策差异问题的关注要少得多。鉴于用于研发的公共资金规模小得多，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研发支出通常也是政府活动中一个低显著性（low-salience）的领域，无论是对其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而言（Williamson 2017）。与其他形式的政府支出相比，它具有较少明显的分配后果。

尽管如此，我将研发投资和高等教育投资放在一起考察，因为二者都是知识经济的关键投入。这两类知识投入支出有三个关键的共同点，我们预期这些共同点将决定它们在发达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动态。首先，如后文更详细讨论的，二者都具有重要的公共物品特征。其次，研发支出和高等教育支出都代表着对创新资助的一种特定承诺：持续的技术和经济创新既需要好的项目，也需要高技能的人来执行这些项目。最后，高等教育支出和研发支出的回报都可能相对缓慢地显现。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任何投资的固有特征。但对知识的无形投资所具有的不确定性、累积性和互补性加剧了这一动态。对于这两类知识投资，长期回报必须由即时的财政承诺来支付。这类物品的民主政治供给引发了一系列特定的考量（Jacobs 2011）。

知识投资作为公共物品（Knowledge Investments as Public Goods）

最后，知识投资的公共投资具有重要的公共物品特征。也就是说，知识投资总体上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这使我们预期私人行为主体将系统性地供给不足，因此需要公共补贴或其他干预。政府在公共物品上支出的一般性论据是众所周知的，此处不再赘述。然而，将研发和高等教育投资定性为公共物品更具争议性，因此值得讨论。

知识投资的公共物品特征主要源于投资本身的性质和所处的环境。通过研发和高等教育投资所产生的知识是一种高度无形的产出，而非有形的实物资产（Haskel and Westlake 2017）。哈斯克尔和韦斯特莱克记录了无形投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并总结了四个显著特征：无形投资具有可扩展性（scalable，即非竞争性，non-rival）；它们同时受到溢出效应（spillovers，即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和协同效应（synergies）的影响；最后，它们具有高度专用性（specificity），即投资与原始投资者之间的分离往往极为困难。² 前两个特性是公共物品定义的经典组成部分，尤其适用于基础研发。最后一个特性——投资的专用性——对人力资本投资尤为重要。也就是说，知识投资的专用性，例如一个学位，使得投资难以与进行初始投资的企业（或学生）分离。在特定研究项目中获得的知识，或通过大学学位获得的知识，不能轻易转售或与初始投资者分离。这产生了一个重要后果：为初始投资进行借贷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作为基础资产的已开发知识无法提供抵押品。

高等教育通常被视为不如初等和中等教育那样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理由是高等教育的绝大部分利益被相关的个体决策者所获取。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溢出效应——即社会收益超出私人收益的部分——通常被认为相对有限（Barr 2001）。然而，更新的证据表明，高等教育投资可能具有重要的外部溢出效应。首先，与无形投资中"协同效应"的重要性一致，高等教育不仅提高了受教育个体的工资，也提高了其他工人的工资（Moretti 2004; Valero and Van Reenen 2019）。考虑到对工资的影响以及新思想和技术积累的内生变化的可能性，估计高等教育外部性对长期GDP的影响更加困难，但现有的估计值很大（尽管存在差异）。³

重要的是，尽管高等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的实证估计比私人回报更难量化（McMahon 2018），但认为私人回报与社会回报之间的平衡在时间和不同背景下保持不变——特别是在生产技术和具有高等教育技能或要求的其他工人及工作岗位比例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在理论上似乎难以维持。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扩展、知识作为生产投入的崛起，以及知识经济中工作组织的变化，都指向了高等教育外部性通过其对他人生产力的影响以及新思想的产生而不断增加的趋势。

特定物品的这种"公共性"转变——此处指高等教育——在十九世纪末有历史先例。随着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外部性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层次的教育开始具有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公共"品质（Lizzeri and Persico 2004）。同样，公共卫生和卫生措施只有在工业技术将人口集中到城市中时才成为关键的公共物品。与个体决策相关的外部性，因此也就是公共物品供给所包含的内容，取决于政治经济中盛行的技术。

研发投资的私人回报与社会回报之间的比例同样具有可变性，取决于生产技术的背景以及其他法律和制度特征。例如，盛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将塑造私人研发投资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护其知识免受溢出外部性的影响。如果溢出效应可以最小化，那么也许私人投资新研发的激励可以确保高水平的科学进步和创新。⁴ 在这些条件下，根据这种说法，维持对成功创新的强物质回报比公共资助研究更为重要。此外，通过更高的所得税税率（用于资助公共资金）来降低创新成功的私人回报，会导致创新者将其活动转移到国际和美国州际边界之外，并减少创新努力（Akcigit, Baslandze, and Stantcheva 2016; Akcigit et al. 2018）。人们认为，以高水平不平等形式出现的强物质激励支持了美国超越其他发达经济体的高创新率（Acemoglu et al. 2017）。

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理论对创新的论述也阐明了类似的激励逻辑：高额的私人物质回报（以及创新回报的私有化和许可分配模式）在自由市场经济中驱动了更激进的创新；而这些的缺失（以及对整个生产链中流程改进的其他正面制度支持）导致了协调市场经济中更渐进的创新（Hall and Soskice 2001）。

这些叙述有两个核心问题。首先，物质不平等激励了美国更高水平创新这一"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虽然在美国专利数据中显而易见，但在更适合国际比较的国际（三重，triadic）专利数据中并未出现（Maliranta et al. 2012）。其次，强调私人财务激励的美国创新体系描述，严重低估了二十世纪美国研发中较少"自由市场"特征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最激进的创新中。例如，政府对小企业创新的支持（特别是通过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将学术界、企业和政府实验室联系在密集合作网络中的公共支持，以及政府作为新技术有保障的购买者，这些都说明了一个更为"协调"的科技发展体系（Keller and Block 2011; Weiss 2014）。

比较视角下的美国知识经济投资（American Knowledge Economy Invest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在1990年代中期，我们在知识经济上的两项投入的公共支出合计占GDP的2.3%，使美国与新西兰同处于高支出国家之列，仅次于丹麦。只有瑞典、芬兰和挪威这三个北欧国家在高等教育和研发上投入了更多的公共资金。然而，到2013年——有可比数据的最后一年——美国的支出下降了12%，仅略高于GDP的2%，而大多数其他高投资国家则增加了支出（Brady et al. 2020）。在这二十个有数据的国家中，美国在这项综合投资指标上的排名从第五位下降到第十一位（Brady et al. 2020）。也就是说，尽管知识经济兴起，美国对这两项核心投入的公共投资在绝对值和与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比较中均有所下降。

对于研发支出，美国的下降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更加明显。

图2

显示了经合组织（OECD 2020b）从1980年到2017年的数据，将美国与

图1

中相同的其他五个发达工业经济体进行了比较。美国和法国在这里呈现出类似的模式：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公共研究资金大幅下降。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冷战消退后资助科学投资的激励减弱，但军事和经济竞争的物质需要已经得到了一种更强的观念性承诺的强化，即将研发视为公共物品。从布什（1945年）报告开始，美国科学政策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之上："联邦政府的正当关注应当是为丰富基础知识库提供支持"（Elzinga 2012）。简言之，世纪中叶的美国研发政策是基于基础科学的公共物品特征而实行高水平公共支出的政策。

图12.2 政府资助的研发占GDP的百分比 注：来自政府来源的总资金（2015年美元，不变价格和购买力平价）除以GDP。选定国家。 来源：OECD 2020b; OECD 2020c。

这并不意味着对科学公共物品的空白支票式承诺；战时和战后科学研究资金的迅速扩张到1960年代末已面临日益增长的问责和预算意识的要求（Elzinga 2012）。即使（而非增长）维持投入研发的总体资源也需要科学工作内部文化的转变，包括更大的资源竞争和职业结构的变化。它还带来了对科学研究外部（通常是经济）效益的更大重视，要求对这些效益进行量化和评估（Ziman 1994）。

但在

图2

所示的较近年份中，在2000年代有所恢复之后，美国政府资助的研发在持续下降。这一较近期的下降没有在任何其他国家的系列数据中得到强烈反映。虽然仍有许多国家在科学上投入的公共资金较少，但这些国家近期的政治发展强调了提升研发能力的重要性，以及扩大政府资金的作用。如

图2

所示，英国近年来已做出了多年增加政府科学和研究支出的承诺（Royal Society 2019）。

从比较视角来看，美国的高等教育公共资金近来并非一个正面的例外。尽管如此，现有的比较数据显示，美国的公共资金从其较低的相对水平上仍在下降。

图3

再次显示了相同的六个国家。虽然数据有些零散，但美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公共投资占GDP的比例，除英国外低于此处任何其他国家。从1997年的峰值（在该系列数据中），最近的支出水平代表了（再次）约13%的下降。

图12.3 一般政府高等教育支出占GDP的百分比

图3

所示英国支出水平的急剧下降突出了一个事实：高等教育的公共资助水平确实取决于资助模式，而公共支出并非资助高等教育的唯一方式。然而，如前所述，本文坚持的论点是，假设高等教育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公共物品溢出效应，我们就应当关注支出的直接公共组成部分。此外，虽然私人资金来源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在美国体系的长期资助模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Garritzmann 2014），但在千禧年前后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私人资源从为高等教育带来额外资金转变为替代公共资金（Carpentier 2018）。

注：对ISCED 5-8级的直接支出，涵盖所有教育机构。选定国家。英国数据反映了2012/13学年向学费资助模式转型时英格兰大多数持续的直接公共教学资助被削减的情况。 来源：OECD 2020a。 美国高等教育公共资金的下降在比较背景中也反映在仅考虑美国的更详细数据中。苏珊娜·梅特勒（Suzanne Mettler, 2014）计算出，从1990-91年到2009-10年，美国各州的人均高等教育资助下降了26%。

随着科学研究的重点从基础公共知识转向更具问责性和经济功能性的研究工作愿景，对高等教育及其公共资助基础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世纪中叶的理念强调高等教育的公共物品价值，着重集体利益和广泛的溢出效应；到二十世纪末，高等教育几乎完全被视为一种个人投资选择和成本效益分析（Newfield 2008）。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为向基于学费的私人资助转变以及公共支持的下降提供了正当理由。

什么因素解释了对知识经济投入的公共投资？（What Explains Public Investment in Knowledge Economy Inputs?）

比较政治经济学关于公共物品供给、长期物品投资和创新政策的论述为解释各国和各时期公共知识投资投入的差异提供了一组明确的预期。

首先，关于宪法条款经济效应的大量文献将公共物品供给——无论是总体上还是与针对转移支付的更具特殊主义利益的公共支出相比较——作为一个核心谜题（Persson and Tabellini 2000）。利泽里和佩尔西科（Lizzeri and Persico, 2001）认为，多数制单一成员选区制度相较于比例代表制制度存在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因为多数制制度下特殊主义支出通常能获得更大的选举回报。同样，总统制比议会制提供更低水平的公共物品，原因在于前者对立法凝聚力的激励较小，但权力分立程度更大（Persson et al. 2000）。这种对总统制中权力分立的强调呼应了以下观点：在否决点数量较多的制度中，（少数）群体更容易阻止公共支出的扩张（Immergut 1992），而在本书中，这种制度在美国阻碍政策适应新经济条件方面的重要性已被 Kelly 和 Morgan 从不平等的角度加以强调。

否决行动者（veto players）的重要性——及其对公共投资的负面影响——也在解释那些因回报时间跨度长而在政治上困难重重的投资差异中得到了强调（Jacobs 2011）。在考察养老金改革时，雅各布斯（Jacobs）强调了政府与利益集团隔离的重要性——这些利益集团可能承担并意识到长期投资的短期成本，因而试图阻止这些投资。在 Kelly 和 Morgan 考察平等主义经济政策障碍时所强调的否决点和进入点方面，较低的外部影响开放程度也有助于隔离政府，使其能够进行有价值的长期投资。同样，法院和强大的司法审查制度所能为有组织利益提供的进入途径（Rahman and Thelen，本书）可能会抑制作为长期公共物品供给的知识投资。另一方面，有组织利益在那些晦涩而非选举显著性高的领域中的力量，不一定会阻碍知识投资所必需的牺牲。雅各布斯强调了投资短期成本的模糊性以及长期利益的清晰性和高显著性，可以为潜在的公共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政治掩护。简言之，中位选民也可能不偏好必要的牺牲。

联邦制和分权化提供了一种特定类型的否决点，在美国案例中尤为重要（参见导论，以及 Kelly and Morgan，本书）。然而，对公共物品投资的预期是混合的。联邦制增加了当前导向的利益可以进入政治决策并阻止长期投资的节点数量。同样，将知识物品的供给转移到地方层面，复制了个体行为者面临的公共物品问题：任何给定的州搭其他地方知识投资的便车，比自己做出当前消费的初始牺牲更为有利。另一方面，联邦制可能允许分散化的决策者将公共物品融资的（部分）当前成本外部化（Besley and Coate 2003）。在当前消费的牺牲可以转移到其他州、而利益更多地在本地累积的程度上，知识投资支出的分配性（而非公共物品）特征可能导致联邦制度下更多的供给。

当知识投资的溢出效益在地理上集中时——如 Ansell 和 Gingrich（本书）所记录的——联邦制可能对投资产生特别限制性的影响，因为关键决策者更难从社会溢出效应中获益。知识溢出的地理和经济集中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重新审视知识投资的纯公共物品特征（因此超出了本章的范围）。然而，值得强调的是，因为它表明联邦政治制度在不同的不平等水平背景下，对知识投入投资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

这些制度特征如何将美国政治经济与比较国家区分开来？美国在拥有强大的联邦制、单一成员多数选举制度或强大的司法审查程序这些具体特征方面并非独树一帜。在本分析所考虑的国家中，德国与美国共有强大的联邦制；英国拥有独特的单一成员多数选举代表制度；只有英国、荷兰和芬兰缺乏司法审查（根据比较福利国家数据）。然而，正如这清楚表明的，美国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将这三种制度特征结合在一起。

长期知识投资的显著性和国家效益也在泰勒（Taylor, 2016）关于创新政治的论述中得到了强调。具体而言，泰勒认为外部威胁——包括经济和军事威胁——增加了国家为创新投资而牺牲当前消费的意愿。对粮食和能源等战略物资的外国进口依赖以及来自国外的军事威胁都提高了技术进步的显著性，突出了必要投资将带来的收益。泰勒还指出，国家承担创新所需短期成本的意愿取决于内部冲突的程度。高水平的内部分配冲突将导致较低水平的创新。泰勒将经济不平等作为这种国内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来强调，但这一逻辑也呼应了关于种族和族群异质性对公共物品供给跨国负面影响的更广泛文献（Alesina and Glaeser 2004），以及美国国内的相关研究（Trounstine 2013）。本质上，这一论点强调创新需要在短期内共同牺牲；基于经济或身份认同的内部分歧将使社会更难就谁应该承担牺牲的负担达成一致，也更不愿意共同承担。

在这些特征方面，美国也相当独特。正如本书其他部分所强调的，前10%收入份额在美国是比较视角下较高的：用于此处分析的观测年份（1997-2011年）美国的平均值为0.44，而总体样本平均值为0.34。美国在族群方面的分化程度也更高，尽管分化指数的最高值（包括宗教和语言以及种族差异）出现在西班牙。美国的样本平均值表明，两个随机选择的人来自不同族群的概率约为五五开（0.47），而样本平均值约为四分之一的概率。最后，在分析期间，美国比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更多地卷入外部冲突。在略超过三分之二的观测年份中，美国卷入了外部冲突——主要与反恐战争有关。英国同样有41%的时间卷入其中，而样本中所有其余国家均未卷入外部冲突。⁵

通过比较各国的特征和结果，我们可以对这些制度和政治经济特征与知识投入投资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

图4

显示了前述三种制度特征的存在与知识投入投资之间的估计关系。单一成员选区预计与较低水平的公共物品供给相关，因为它们产生了特定的选举激励；而司法审查和联邦制都为当今需要承担长期投资成本的行动者提供了阻止投资的机会。这也将减少对知识投入的公共支出。

图12.4 政治制度与公共知识投资支出之间的关系 注：正文所述线性模型的系数估计。 来源：Brady et al. 2020。

在研发投资方面，这些理论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证实，尽管司法审查与支出之间没有真正的方向性关系。⁶ 采用纯单一成员选区选举制度的管辖区，估计在研发支出上少投入GDP的0.22%——由于该结果的全部范围仅为0.1%到1.3%，这是一个实质性很大的变化。它代表了一个标准差的差异，相当于2015年奥地利（最高支出国）与法国（第七高支出国）之间的差距。联邦制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0.12个百分点。

单一成员选区选举制度也与较低水平的高等教育支出相关。同样，估计关联的实质性大小很大——大约一个标准差：该变量的范围高达GDP的2.6%。与单一成员选区相关的0.4%差异相当于2015年高支出的北欧国家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差距。虽然联邦制和司法审查都与高等教育支出没有显著关联，但总体结果令人瞩目：已知会减少一般公共物品支出的制度碎片化特征，似乎转化为对知识经济必要投入投资的较低公共承诺。

表12.1将分析扩展到除制度特征外，还考虑了在公共物品供给解释中被引用的政治经济中变化更快的特征。我使用前10%的收入份额来衡量收入不平等，并使用族群分化指数（Drazanova 2019）来捕捉族群多样性。为了表示外部威胁水平，我使用了一个指示变量，当一个国家卷入外部武装冲突时等于1（Pettersson et al. 2019; Gleditsch et al. 2002）。为了捕捉决策者模糊长期回报所需短期成本的能力，我使用了政府预算赤字的规模，其假设是较高的赤字使所有当前支出更加显著和有争议，而盈余时期则允许更容易地掩盖知识投资所涉及的当前牺牲。

表12.1 公共知识投资的解释 p < 0.01; p < 0.05; p < 0.1 注：所有模型均包含人均GDP、人口、知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

表12.1的结果相当引人注目。经济不平等和外部威胁对公共研究资金的影响与预期完全一致，尽管与族群分化没有明显的负相关。相比之下，族群分化与高等教育支出显著负相关。经济不平等也抑制了公共高等教育支出，但外部威胁几乎没有影响。较高的预算赤字确实似乎减少了高等教育支出，但研发投资的结果在不同模型规格之间不一致，且在统计显著的情况下符号方向错误。与高等教育支出的负相关关系与选举隔离对长期投资必要的逻辑一致，两种投资之间的差异也是合理的，因为高等教育相比研发具有更高的可见性和更大的支出水平。然而，预算赤字也可能通过选举隔离以外的机制（如宪法预算规则或经济压力）对支出施加下行压力。因此，这一结果应仅被视为该逻辑合理性的指示性证据。

模型2和模型4将制度变量加入分析，对关于不平等、分化和外部威胁以及成本模糊的结论几乎没有实质性改变。模型3和模型6在分析中加入国家固定效应，以捕捉各国之间任何未观测到的、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的影响。研发支出模式在加入这些变量后是稳健的，但高等教育投资结果则不然。后一时间序列持续时间较短，我们在各国内部观察到的变异也相对较少，因此这不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虽然我们对国家间差异的关注指向了利用跨国变异（在模型4和模型5中）的价值，但这确实告诫我们不要对高等教育关联进行强烈的因果解释，因为很可能存在未观测到的国家特征驱动着不平等、分化和公共高等教育投资。

尽管如此，族群分化与高等教育供给负相关的发现不仅与公共物品供给的比较政治经济学文献产生共鸣，也与美国高等教育投资不足日益加剧的解释相呼应。正如瑟斯顿（Thurston，本书）所指出的，美国公众对高等教育公共支出的支持意愿已经被以下认知所削弱：学生人口中非白人比例不断增加，以及（尤其是白人共和党人中）对扩展被视为种族或族群外群体私人利益的支出的抵抗（Taylor et al. 2020）。 图12.5 经济不平等与知识经济投入公共投资之间的条件关系

图5

显示了在模型2和模型4中估计的知识投资与不平等之间的条件关系，在两种情况下都清晰地显示了负向关系。在两种情况下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并非提供特别高杠杆的观测值：在模型中其他协变量的条件下，其不平等值相对接近跨国平均水平。其次，对于研发支出，美国的观测值接近总体回归线，表明美国不平等与研发支出之间的关系与总体跨国关联相当相似。对于高等教育投资，美国的观测值与总体模式并不截然不同，但确实显示出更大的变异。值得注意的是，提供高杠杆、高不平等、低公共投资观测值——位于

图5

右下角——的是英国（2000年和2001年）、西班牙、荷兰和德国（2008年），而非美国。

注：表12.1模型2和模型4的添加变量图（added-variable plots）。

虽然我们不希望过度解读这些结果，但不平等与以研发和高等教育支出形式出现的公共知识投资之间的负相关，在已知的知识经济其他动态背景下尤为重要。也就是说，我们知道知识经济转型增加了对收入的不平等压力，如果不通过再分配和监管形式的政府干预加以纠正的话（Iversen and Soskice 2019）。但它可以说使公共知识投资变得越来越重要（Haskel and Westlake 2017）。如果不平等的加剧是知识经济生产日益增长的内生结果，但同时也削弱了在高知识背景下持续经济成功的有效投资条件，那么在没有刻意再分配的情况下，充足的公共物品供给的长期前景是暗淡的。事实上，那些维持或增加了公共知识投资的国家，也是那些具有高水平此类平等主义干预的国家——丹麦（如

图2

和

图3

所示）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结论（Conclusion）

对美国知识投资的所有细节进行全面描述，并将其置于广泛的比较和历史背景中，需要比单篇论文所能容纳的更为广泛的论述。尽管如此，本章描述了美国公共对研究和高等教育支持所面临的当代挑战，记录了其近期在绝对值和比较值上的下降。我认为，由于知识在现代经济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和日益增长的"公共性"，这是一个特别的问题；并基于此动机，尝试从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出发，解释这种公共支持的差异。

总体而言，对理解美国政治经济的影响有三个方面。首先，二十一世纪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生产——知识经济——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政府对经济进行各种干预的性质。不同生产投入的重要性（除其他因素外）随着技术变革而变化，这些投入的特征也在变化。高技能知识对融入生产性经济越来越重要（Carnevale et al. 2013），技术前沿的新思想对经济进步越来越不可或缺。二者都是具有重要公共物品特征的无形资本投资的例证（Haskel and Westlake 2017）。因此，我们不应将——或不应仅仅将——政府在这些领域的干预视为分配性和再分配性的社会政策，而还应通过公共物品供给的视角来审视。这要求将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关注范围从迄今主导知识经济转型论述的不平等和再分配问题上拓展开来。

其次，政治经济学中更广泛的文献以及对长期投资和创新的比较政治研究，为这类公共物品供给在时间和国家间的差异提供了有用的候选解释。虽然源自这种一般理论的广泛比较视角必然要求对任何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细节进行某种程度的抽象，但它确实允许我们将特定案例——如美国——置于这些一般性解释的背景中。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公共知识资助面临的挑战，还通过其对知识投资供给影响的问题，考虑了美国政治经济的一些重要特征（如本书其他地方所强调的）。

本章所采用的定量比较政治经济学方法与美国知识投资研究的结合，还引入了比较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另一个特征，即对国家层面总量、制度和解释的关注。在这种特定背景下，这导致了对分析的两个重要限定。首先，知识投资溢出的范围可能并非真正是全国性的。这意味着，虽然个体决策仍会导致投资不足，但国家层面的补贴将具有重要的地理分配后果。在高等教育和研发资金方面，这些后果很可能看起来像是向国家经济中最繁荣地区的再分配（参见 Ansell and Gingrich，本书）。这引发了关于公共资金的经济可取性、政治可行性和规范正义性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在本文中被搁置了。其次，这些动态显然会在具有不同政治和财政分权程度的国家中以不同方式展开。鉴于联邦制在美国政治经济中的重要性，经验现实的这一特征是一个具有实质性重要性的问题（另参见 Grumbach, Hacker, and Pierson，本书）。

最后，对知识生产和经济福祉持续增长的前景可能不如其他论述所允许的那么乐观，无论是总体上还是对美国而言尤其如此（Iversen and Soskice 2019）。我对高等教育和研发公共投资相关因素的分析表明，美国政治制度的碎片化，特别是其多数制单一成员选区，削弱了这些有价值的知识投入的供给。同样，虽然外部威胁可能增加政治体系达成妥协以促进有价值的长期公共物品投资的能力，但内部分歧则削弱了这种能力。在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的加剧是知识经济其他趋势的内生结果的程度上，公共投资变化的内生动态可能意味着，确保良好的（创新）挑战能够与应对这些挑战的（公共知识投资）能力相匹配将变得日益困难。

注释

¹ 图12.1至图12.3将美国与德国、英国、法国、丹麦和荷兰进行了比较，以说明比较背景。完整的分析还包括芬兰、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葡萄牙、瑞典和西班牙，为保持可读性在图中省略。

² 哈斯克尔和韦斯特莱克（Haskel and Westlake, 2017）使用了"沉没性"（sunkenness）一词，但"专用性"（specificity）更清楚地捕捉了此处相关的动态。

³ 赫尔曼松等（Hermannsson et al., 2017）估计苏格兰四十年的效应约为12%；麦克马洪（McMahon, 2002）估计全球效应为37%。

⁴ 然而，这种专有保护可能具有抵消成本，因为它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或在创新之外）也可能鼓励寻租行为（参见 Mark Schwartz，本书）。

⁵ 我使用"战争"门槛（某年1000人或以上战斗相关死亡）来编码外部冲突。

⁶ 这些估计来自同时包含三个制度变量以及人均GDP、人口、知识经济就业份额和线性时间趋势控制变量的模型，以解释跨地区和跨时间的简单结构性差异。分析数据来自 Brady et al.（2020）。

图6
第十三章

美国政治经济学中的公众舆论与政策偏好

马修·莱万多斯基

第十三章 集中化与商品化：美国及后工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Concentration and Commodific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industrialism in America and Beyond）

本·安塞尔（Ben Ansell）与简·金里奇（Jane Gingrich）

引言

在过去数十年中，美国政治经济的两个特征一直处于政策和政治辩论的核心——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和日益加剧的区域不平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战后不平等下降的趋势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最富裕的美国人所获得的收入份额不断上升（Piketty and Saez 2003）。在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前，收入最高的1%美国人的收入现已占总收入的20%以上，收入最高的10%的人获得了近一半的全部收入。¹ 收入领域的不平等映射着其他领域的不平等：教育、健康和幸福感（Case and Deaton 2019）。

与此同时，增长——尤其是在最具创新性的产业中——日益集中在城市地区（Moretti 2012）。美国各州之间长达一个世纪的区域收入趋同趋势以及劳动力跨州流动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减弱（Ganong and Shoag 2017）。超级明星城市与老牌工业地区之间的地理不平等不断加剧，进而造成了最受青睐的城市、城镇乃至社区与其余地区之间在房价（和财富）方面的差距（Ogorzalek, this volume）。图13.1展示了创新活动在少数关键区域日益集中的趋势。利用美国专利和商标局（United States Patents and Trademarks Office）的实用专利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都市区——圣何塞-圣克拉拉地区，即硅谷所在地——占据主导地位。² 尽管硅谷在美国创新领域的主导地位并不令人意外，但其规模之大令人瞠目。2016年，圣克拉拉地区每1000个美国人中仅有6人居住于此，但每1000项专利中有100项由该地区申请，与此同时自1995年以来该地区房价上涨了450%——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³ 尽管无数观察者描述过——并且常常哀叹——美国收入和地理不平等的激增，但这些转变的原因仍存在争议。一些人认为，不平等的加剧是技术发展的阴暗面，是转向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的必然对应物（Kwon 2016）。特别是，对所谓无形资产（intangible assets）进行大量投资的产业部门的兴起，加剧了人与人之间、企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Haskel and Westlake 2017）。

我们认为，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不同经验表明，公共政策仍然至关重要。知识经济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有加剧区域和收入不平等的趋势，因为它将增长的收益集中于特定地区的企业。与此同时，由于进入这场"经济锦标赛"（economic tournament）依赖于昂贵的教育或住房，公民在多个领域的福祉日益被商品化。政策可以顺应或抵制这些产生不平等的经济趋势。

第一组政策可以减少——或加剧——教育、健康和住房的商品化程度，从而影响由日益增长的知识经济所产生的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民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福祉。在普惠性（高等）教育和经济适用房等服务方面的支出，可以将获得最佳工作的机会与家庭收入脱钩；而劳动保护、普惠性医疗保健和儿童照料支持则可以从根本上重塑经济锦标赛的性质，有可能赋予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更多的集体力量。更广泛地说，更大的财政存在可以缓解不平等。但政府也可以走向商品化——将教育和健康市场私有化，或者补贴（通常是逆向累退性的）住房信贷市场。

第二组政策着眼于塑造市场结构本身。决策者可以选择通过将更多资源引导至繁荣地区而远离那些"被遗落"的地区、对竞争法保持宽松态度、以及放松劳动法来加剧经济增长收益在少数人群、企业和地区的集中程度。或者，他们可以通过补贴和投资于衰退地区、积极在企业间重新分配生产率收益、以及严格执行竞争法和劳动法规来推动收益的分散化。

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了顺应知识经济的趋势，放大了集中化和商品化。而工业化世界其他各国政府则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为什么美国决策者采取的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或去集中化（deconcentration）政策较少？

关于美国社会政策、法律、经济监管、结构性种族主义（structural racism）和城市治理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包括本书中的相关章节，旨在解释美国国家结构及其局限性。在本章中，我们仅聚焦于一个方面：正式选举制度和宪政结构如何影响政策结果（Hacker and Pierson 2010; Iversen and Soskice 2019; Rodden 2019）。

我们认为，在欧洲和美国，政党在应对知识经济所创造的新型不平等方面面临着不同的挑战。美国选举制度的地理基础对寻求去商品化和去集中化政策的选民联盟的可行性构成了限制。尽管几乎所有国家的新左翼选民都包括高技能的城市选民，但新兴创新产业部门的选民在多大程度上既支持再分配又投票给左翼政党，在各国之间存在差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许多欧洲国家不同，一个包含知识经济工作者的去商品化知识经济联盟（decommodifying knowledge economy coalition）确实存在于美国。在知识密集型产业部门中，高收入和低收入选民都支持去商品化政策，而在欧洲这些群体则更为分裂。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选民对去集中化政策都较为冷淡。

然而，选举制度以及将许多去商品化政策框架化为支持城市少数族裔穷人的结构性种族主义（参见 Thurston, this volume），意味着美国民主党人日益依赖跨阶级的城市联盟——而共和党人依赖跨阶级的远郊和农村联盟——这导致围绕去商品化的党派极化加剧，同时在去集中化政策方面的投入也较为有限。再加上制度碎片化使得被动员的行为体能够阻止许多全国性的去商品化政策（参见 Kelly and Morgan, 以及 Thelen and Rahman, 均见本书），其结果是去商品化在地方层面呈现更为多样的形态，而整体的监管、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均弱于其他国家。

下一节考察知识经济的结构性经济和社会转型及其对个人和区域不平等的加剧。我们表明，在总体层面上，这些选择在美国和欧洲产生了不同的结果，部分原因在于政治联盟的结构及其推行政策的能力。然后我们论证，政府可以通过改变这些转变所导致的商品化或集中化程度来做出回应。接着我们转向这些转变背后的政治逻辑。

知识经济的结构性转型：无形资产的崛起

从事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对后工业化转型如何对传统劳动力市场制度施加压力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早期研究考察了新兴服务业中生产率增长的放缓（Iversen and Wren 1998）、技术与高技能工作之间互补性的增强（Boix 1998; Goldin and Katz 2008）以及国家收入筹集能力的有限性（Beramendi and Rueda 2007）如何共同导致了更大的工资不平等和对决策者的新约束。

然而，到二十一世纪之交，技能回报的普遍增长并未出现，许多劳动力市场中就业增长最为显著的反而是在服务业的顶端和底端。埃克特、加纳帕蒂和沃尔什（Eckert, Ganapati, and Walsh 2019）认为，"技能型可贸易服务业"（skilled tradeable services）中的工作者（律师、金融从业者、程序员）发现新的信息技术使他们能够服务远为广阔的市场。与这些高技能服务业岗位的蓬勃发展并行的，是对低薪个人服务需求的增长。新一波学术研究试图解释这些趋势，认为技术和贸易的变化戏剧性地重塑了职业任务结构和对特定技能的需求；其结果是中等技能制造业和服务业岗位的需求普遍"空心化"（hollowing out）（Autor et al. 2003; Goos et al. 2009）。这些转变创造了新的政治动态，选民和生产者群体的分裂不仅出现在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也出现在各自内部（Huber and Stephens 2014; Kitschelt and Rehm 2014; Thelen 2014）。

劳动力市场顶端收入的快速增长，以及与之相伴的超级明星企业和超级明星城市的崛起，为后工业化研究者提出了新的问题。理解收入不平等和区域不平等，需要理解同一产业部门内不同企业之间以及拥有相似技能水平的个人之间生产率增长日益加大的差异（Andrews et al. 2016; Song et al. 2019）。事实上，美国蓬勃发展的创新产业部门伴随着市场集中度的提高、领先企业与落后企业之间的差距扩大、企业加成率上升、工人流动性下降和劳动力力量的削弱（Akcigit and Ates 2019a）。政治学家已经从对技能和职业任务结构的单一强调转向论证，政治制度与技术发展的交叉点奠定了市场力量和相应的分配结果（Hacker and Pierson 2010）。

为了理解这些转变，我们认为有必要不仅从作为生产投入的技能角度，而且从生产产出的角度来概念化知识经济。这些产出越来越多地涉及商品化的无形资产——管理流程、品牌和知识产权——它们是通过员工的技能与法律和政策框架共同生产的（Haskel and Westlake 2017）。因此，知识经济收益的分配方式既取决于技术转变，也取决于制度环境如何允许行为体攫取其收益：例如，通过对雇员行使买方垄断力量（Naidu, this volume）、攫取租金或限制竞争（Schwartz, this volume），或外包生产（Weil 2014）。

我们在下一节中展开这些论点，以论证（a）向无形资产的转变是理解当代知识经济增长动态的关键，但（b）由于无形资产的崛起创造了新的权衡取舍，公共政策对塑造不平等结果仍然至关重要。

无形资产与不平等

顾名思义，无形资产（intangibles）是企业对那些不易衡量甚至无法直接观察的资产所进行的投资。有形资产是实物资本的形式：工厂（构成生产工厂的建筑物和机器设备）、商业土地持有、生产投入的原材料，以及持有的最终产品库存。

无形资本（intangible capital）指的是企业持有的、不能归结为此类实物投资的价值。科拉多等人（Corrado et al. 2016）认为它体现了三个特定的品质：计算机化信息（computerized information）、创新财产（innovative property）和经济能力（economic competencies）。计算机化信息包括软件采购和内部开发以及企业持有的数据库价值。创新财产包括研究与开发、设计、矿产勘探、金融创新和艺术原创作品。经济能力包括广告、市场研究、自有和购买的组织资本以及培训。正如科拉多等人所指出的，这些资产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使知识得以商业化"（2016: 78）。

许多这些形式的无形资本似乎相当虚幻。品牌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声誉，而声誉可能是脆弱的。在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中，监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通常是有时限的。即使是研究与开发，也只有在通过知识产权法加以保护时才能盈利。但无形资产具有许多优势。一旦企业投资于开发品牌、专利或某种管理形式的固定成本，它就可以几乎零成本地将其规模化——可变成本极低。这种情况反过来使得无形资产密集型企业能够迅速主导市场，获得近乎垄断的地位，且往往是在全球层面。

图13.2利用INTAN-INVEST数据集展示了1995年至2016年间美国和19个欧洲国家无形资产投资总额占总增加值（gross value added）的比例（Corrado et al. 2016）。该图显示，美国在无形资产投资方面处于相对领先地位，徘徊在增加值的15%左右。若干其他国家紧随其后甚至领先于美国，包括瑞典、芬兰、法国、丹麦、爱尔兰和英国。相比之下，欧洲大陆的主要出口国——奥地利和德国，以及南欧和东欧国家，无形资产投资水平则低得多。

这些转变的后果是什么？我们依次考察（a）一国内部的地理不平等，（b）即使在同一产业部门中企业之间的不平等，以及（c）更广泛的劳动力市场不平等。

无形资产的崛起有可能导致地理不平等的激增，因为特定的城市区域攫取了高端服务业和科技产业增长的最大份额。无形资产密集型企业的价值来自其人力资本存量和内部流程。高技能工人及其所在企业往往聚集在少数精选的城市区域：纽约、旧金山湾区、伦敦。它们这样做部分是因为无形资产的价值取决于人际关系——法律、政府、市场营销、娱乐等——从而产生了一定的集聚优势。然而，它们这样做也有社会学方面的原因。高技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使得双收入家庭的"共同选址"（co-location）问题（以及对可控通勤时间的需求）日益成为居住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Costa and Kahn 2000; Iversen and Soskice 2019）。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形资产的崛起在推高了受青睐城市地区的房价的同时，对住房这一非常有形的资产的分配产生了显著影响。 无形资产的崛起促成了后工业化经济中的另一个关键转变：企业间在生产率、盈利能力和薪酬方面差异的增长。近年来在美国（Song et al. 2019）、德国（Card et al. 2013）和经合组织（OECD）（Tomaskovic-Devey et al. 2020）的研究发现，同一产业部门内不同企业在生产率、薪酬和绩效方面的差异日益加大。宋等人（Song et al. 2019）认为，美国收入方差上升的三分之二是由企业间收入差异的扩大所导致的，而非企业管理层或其他职位的薪酬更高。经合组织的研究表明，高生产率的"前沿"企业（frontier firms，即处于前5%或10%的企业）与其他所有企业之间的差距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与此同时低生产率的"僵尸企业"（zombie firms）（往往对应着低工资）也在存续（Andrews et al. 2016）。这些趋势并非无形资产密集型产业部门所独有，但技术和实践在企业间扩散速度的放缓以及主导性超级明星企业的崛起，往往源于特定形式的技术诀窍的商品化及其扩散的限制。

最后，无形资产更广泛地影响着劳动力市场不平等。前文讨论的地理和企业集中对个人层面的不平等产生了后果，在广泛的生产"裂变"（fissuring）的加剧下，创造了劳动力市场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的差距（Weil 2014）。劳动力市场裂变指的是几乎完全外包供应链所带来的后果。信息技术使得人力资源功能的自动化成为可能，从而可以将清洁、安保和数据录入等可商品化的低技能任务外包出去。在劳动力市场的另一端，依赖无形资产的企业需要的工人很少，但这些高薪工人的人力资本——与信息通信技术（ICT）相结合——对于创造和维持其价值至关重要。

这些潜在的不平等化效应究竟有多广泛？图13.3展示了美国各州和一系列欧洲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和区域不平等趋势。每幅图的纵轴显示了美国州级层面（上图）或欧洲国家级层面（下图）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前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衡量指标。⁴ 每幅图的横轴显示了区域离散度的衡量指标。

图13.3 各州（美国）和各国（欧洲）的收入不平等与区域不平等

图3

上图考察了美国各州内部的区域离散度。对于每个美国州，我们按县级平均收入对各县进行排序，并将包含第10百分位县的平均收入与包含第90百分位县的平均收入进行比较。为了衡量欧洲国家内部的区域离散度，我们对NUTS 3区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这些区域 远大于美国大多数县，但却是整个欧洲最小的一致性统计单元。这里我们使用人均GDP而非平均收入，因为后者不可得。⁵

图13.3表明了两点。首先，从1990年到2016年，美国各州和欧洲各国的税前和转移支付基尼系数几乎普遍上升，但在区域不平等方面则呈现出更为多样的路径。其次，两种类型的不平等水平在国家间和州际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

这些模式与无形资产有何关联？美国各州展示了区域不平等的普遍上升以及收入不平等的一致上升。区域不平等大幅增加的州正是那些与无形资产投资扩张和超级城市崛起最为密切相关的州：纽约、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这些州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更加不平等，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趋于更加不平等。区域不平等有所下降的州相对较少；这些州往往是知识经济增长较少的州，而非有明显增长分散化战略的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新墨西哥州和肯塔基州（参见 Grumbach, Hacker, and Pierson, this volume）。

在欧洲国家中，我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趋势。收入不平等再次呈现出相对一致的增长。尽管存在这些共同的增长，但在无形资产密集型国家——美国、英国、瑞典、丹麦、法国和爱尔兰——我们看到了结果上的巨大差异。收入的区域离散度似乎与巴黎、都柏林和伦敦等高度市场化驱动的高技能服务城市的崛起有关。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在其国内同样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国家福利制度的结构将更多的增长向外再分配（下文讨论），同时也减少了这里显示的日益增长的财政前不平等向广泛的税后和转移支付后不平等的转化。

无形资产密集度较低的经济体也表现出差异。德国和奥地利区域集中度的下降引人注目，这与其注重制造业而非集中式高技能服务业的分散化整体经济战略有关。然而，在希腊和意大利的经济体中，长期存在的区域差异仍然突出，这些国家近年来面临经济停滞。

为了更直接地审视这些关系，图13.4展示了自1995年以来无形资产投资与这两种不平等形式之间在国家级别的平均关系。每个国家的平均值以其三字母国家代码标注，而这些国家代码又根据其同期社会政策平均支出水平进行着色，颜色越深表示支出越高。

图13.4 无形资产与国家/区域不平等

图4

从总体上看，无形资产投资与两种不平等形式之间似乎不存在截然的横截面模式。然而，当我们将国家分为社会支出低于或高于GDP 20%（大约是中位数水平）两组时，我们发现，对于低支出国家，较高的无形资产投资似乎与更高的税前和转移支付收入不平等以及更高的区域不平等相关联；而对于高支出国家组，情况恰恰相反。

尽管不平等在各地都在上升，但知识经济的兴起与不平等结果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的关系。总体而言，社会支出似乎缓和了无形资产投资与更高的收入和区域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为了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转向对这些政策选择的理论化分析。

政策选择

无形资产的崛起往往会产生不平等。然而，这一过程并非由技术机械地决定。政策对于技能和无形资产价值的商品化程度、劳动力的集体力量以及增长在不同地区间的分散方式都至关重要。

在本节中，我们认为，知识经济中无形资产生产的不平等化方面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加以缓和或加剧。首先，通过限制知识经济的发展。虽然支持无形资产可能带来更大的不平等和新的政策挑战，但限制它们可能威胁到经济停滞。在知识经济已经发展起来的地方，国家因此面临一个问题：是试图通过去商品化政策来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准入和运作方式以遏制此类不平等，还是通过去集中化政策来重塑生产本身。去商品化和去集中化政策都涉及大量的财政或监管支出。

限制

知识经济并非宿命。即使大多数国家消费知识经济的产品，这也不意味着它们会生产这些产品。事实上，如果无形资产投资的结构意味着只有少数企业主导国际市场，那么所有国家在这样的生产中拥有有意义的存在甚至可能是不可能的。

其他形式的生产仍然可以产生收入和增长。正如我们前文所示，许多欧洲大陆经济体继续维持着成功的高端制造业部门。然而，在这些高技能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之外，放弃知识经济将面临长期经济停滞的风险。

尽管存在这些风险，许多国家缺乏发展高技能服务业所需的基本投资和监管结构。而这种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有意为之的。在专业服务受到极其严格监管——实际上被国内既得利益者所俘获——的地方，将难以发展出服务全球市场的新提供者。服务业通常比制造业受到更多的监管——从德国的零售法到法国和意大利各地薪酬优厚且受到保护的公证人制度的蔓延。

不存在一组单一的必要且充分的改革能够带来无形资本投资的激增。然而，通常来说，要产生高技能的全球性贸易服务，国家必须放松对金融和专业服务行业的某些方面的管制，并采用促进"全球性大学"（global universities）出现的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

商品化

假设政府—— ——支持知识经济的发展，它们可能以倾向于或抵制福祉商品化的方式这样做：即公民的收入和福祉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获得高质量就业。劳动力市场和福利制度如何塑造劳动力的商品化，以及这些制度与劳动力集体力量之间的联系，长期以来一直是福利制度研究的核心。埃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 1990）推广了"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的概念——即工人在不依赖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维持一定生活水平的能力。知识经济的生产往往既放大了技能的商品化，又将先前未商品化（或较少商品化）的因素商品化。无形资产部分涉及"互动方式"的商品化——管理能力、政府关系以及对先前缺乏任何财产地位的对象的财产权保护——例如，关于消费者行为的信息或社交网络。换言之，它们将越来越多形式的福祉拉入对市场的依赖。哪些政策和制度能够影响这一趋势？

首先，公民获取决定知识经济中成功所需的技能和文化资本的能力日益重要。在获取教育与个人既有收入——或家庭收入——相关的地方，教育结构会放大这些不平等。这与日益加剧的地方商品化相结合。由于高端服务业岗位往往集中在主要城市，这些城市中飞涨的房地产价值可能限制了人们进入这些蓬勃发展的市场（Hsieh and Moretti 2019）。

在市场完全决定教育或住房准入的地方，获得最佳工作的机会本身就被商品化了。政府可以通过支持教育和住房的转移支付和实物福利来实现准入的去商品化。例如，在政府控制高等教育供给或补贴（往往是全额）学费的地方，更多的公民将能够进入通往知识经济相关精英工作的途径。政府还可以提供公共住房或补贴公共交通，使更广泛的公民能够在蓬勃发展的城市中生活。这些"预分配"（pre-distribution）政策使参与市场所需的技能获取和区域流动性的某些方面去商品化。

其次，去商品化政策可以塑造劳动力市场的性质，而不仅仅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工会组织、集体工资谈判以及其他劳动权利和保护措施产生了工资压缩——至少在有工会的工人中如此。霍普和马泰利（Hope and Martelli 2019）表明，在劳动组织更强大的地方，知识经济生产对不平等加剧的影响较小。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制度使工人能够更有效地就更高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谈判，限制买方垄断行为（Naidu, this volume）。

最后，更为传统的去商品化政策着眼于将某些福祉领域从市场力量中移除。在公民福祉更加依赖市场的地方，日益不平等的市场收入将折射为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在优质健康保险依赖于个人工作和收入的地方，工作质量的差异转化为获取健康保障的差异，进一步限制了工人。

这三个领域的去商品化往往是相互强化的。总体再分配水平将减少公民对其在知识经济中精确位置的依赖，并压缩税后工资分配。它们可能进一步减少富人竞拍位置性商品（positional goods）的能力，包括住房和教育（Ahlquist and Ansell 2017）。

众所周知，美国的福利国家在所有这三个维度上都具有特别强的商品化特征——住房和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以市场为基础，即使是公立大学也收取高额学费；私营部门工会相对薄弱且有限（参见 Hertel-Fernandez, this volume），失业和基于工作的福利（社会保障除外）在许多州是有限且多变的；最后，美国既没有全面普及的可负担健康保险，也没有补贴的儿童照料，这在发达国家中是例外的。进入市场的机会、在市场中的表现以及市场对个人福祉的决定性作用在美国都更加商品化；除了某些近期立法——如《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重要例外之外，州和国家层面的政策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强化这三种商品化形式。

集中化

虽然商品化政策塑造了劳动力市场与个人福祉之间的联系，但政府政策也可以影响市场结构本身。无形资产可以促进市场结构的集中化：即少数企业、地区乃至个人不成比例地受益于知识经济生产这一日益增长的趋势。

政府拥有各种政策和制度工具，可以改变知识经济中生产的集中程度。我们依次考察（i）产业和竞争政策以及（ii）区域发展政策。

产业和竞争政策（industrial and competition policy）指的是政府塑造、监管或积极干预产品市场的方式。正如施瓦茨（Schwartz, in this volume）所论述的，支撑无形资产的法律基础设施，特别是专利制度，在塑造其发展方面至关重要（另见 Pistor 2019）。古铁雷斯和菲利蓬（Gutiérrez and Philippon 2018）进一步指出了竞争政策的结构，认为美国和欧洲在企业集中度方面的一个关键差异是欧盟领导下更具进攻性的亲竞争政策。他们进一步论证，即使在美国存在监管制度的地方，企业也动员起来俘获了许多领域以巩固其市场地位。正如泰勒曼和拉赫曼（Thelen and Rahman, in this volume）所论述的，企业经常利用美国法院系统来实现集体和个人层面的有利结果。

改变集中度的另一个广泛战略是更积极的政府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在这种方式下，政府支持、补贴或保护特定产业。产业政策并不必然会降低集中度——一些欧洲国家对"国家冠军企业"（national champions）的传统资助就证明了这一点。此外，为了降低集中度而补贴较弱的企业可能使大企业趁机俘获。然而，产业政策可以将资源引导至投资于有形资本的产业，通过多元化生产间接降低集中度。对无形资产密集型领域的补贴也可以实现去集中化，如果支持针对新兴行业（如绿色能源）中的小企业。

影响生产集中度的第二组政策是区域政策（regional policies）。直接将资源从较富裕地区转移到较贫穷地区的政策可以分散增长的收益。许多政府通过全国性税收和再分配（即前文讨论的去商品化政策）被动地实施此类政策。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也通过社会保障等项目创造了事实上的区域间转移支付。话虽如此，各地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如果较贫穷地区无法获取在次国家层面征收和分配的税收收入，联邦政治制度可能会增加集中度（Beramendi 2012）。更直接的区域资金投入——通过特定的基础设施政策（修建公路、铁路和港口）、区域发展拨款或将关键公共服务选址于不太富裕的地区——可以用来将投资引导至核心城市之外。例如，欧盟将其收入的大约三分之一用于较贫穷地区的发展的区域间转移支付（尽管预算规模有限）。但政府也可能最终偏向核心地区——特别是当核心地区与首都重合时——从而加剧集中化。

集中化与商品化的政治

为什么一些国家最终以去商品化或去集中化政策来应对知识经济的挑战，而另一些国家则放任商品化和集中化的力量横行？在本节中，我们转向政治的需求侧，考察知识经济如何影响可能形成的政治联盟类型。我们认为，美国的选举制度倾向于限制一个同时进行去商品化和去集中化再分配的选民联盟。当与若干否决点（Kelly and Morgan, this volume）以及强大的司法体系（Thelen and Rahman, this volume）——赋予利益集团作为"重复参与者"（repeat players）的权力——相结合时，其结果是去商品化政策在地方层面呈现出不均衡的设置，而去集中化则受到限制。

近期一系列学术研究对知识经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如何重塑了支撑这些变化的联盟进行了概念化。艾弗森和索斯基斯（Iversen and Soskice 2019）（另见 Soskice, this volume）认为，知识经济生产的都市化性质限制了资本的流动性，意味着政府保留了大量再分配财富的工具。然而，这些工具能否实现取决于中等收入选民的偏好。随着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面临日益不同的经济命运，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之间的"包容性"（inclusionary）联盟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在多数制选举制度中，或在像德国这样中间派政党可以在没有左翼参与的情况下执政的国家中，低技能工人往往被排斥在外。虽然这项研究解释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结果——美国较弱的福利国家——但它留下了一个谜题。中产阶级城市选民在调查中通常大力支持再分配，而非反对再分配。鉴于这一潜在的支持基础，为什么没有出现更广泛的去商品化政策？

第二个答案同样强调选举制度与知识经济增长的交叉点，来自乔纳森·罗登（Jonathan Rodden 2019），他认为城市之所以"失败"恰恰是因为左翼选民集中在城市中，这意味着进步派选民无法与郊区和农村地区的中间派选民形成更广泛的联盟以推动支出。其结果是左翼政策在全国层面的代表性不足，以及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然而，鉴于城市及其蓬勃发展的产业部门在一系列领域中——从竞争政策到贸易政策再到其在分区法规方面的相对自主权——基本上是赢家，为什么它们在经济再分配上失败了？

我们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论证，结构性经济变化与选举制度的结合是塑造选民再分配联盟的核心。我们认为，经济政策偏好是多维度的，涉及对去商品化和去集中化的偏好，这意味着选民可以支持其中一个而不支持另一个。去商品化政策和去集中化政策都影响收入和区域不平等；然而，去商品化与前者的联系更为明显，而去集中化与后者的联系更为明显。

正如罗登（Rodden 2019）所论述的，选举制度的一个关键特征在于它们如何构建联盟形成的地理性质。在美国这样的多数制制度中，富裕个人作为少数群体分布在不同的地理区域。这种情况意味着他们更难以在选举政治中作为一个阶级联合起来（他们可以通过利益集团实现这一点）。相反，他们必须与同一地理区域中的其他群体达成协议，以赢得特定的席位。

随着区域经济命运的分化，按区域进行协调的相对重要性可能会发生变化。在多数制国家中，当新的高技能选民群体集中在城市时，他们可能更倾向于与城市中低收入选民结盟以支持去商品化政策，而不是与城市核心以外的其他高收入和中等收入选民结盟以要求去集中化政策。换言之，他们更偏好区域内再分配而非区域间再分配（Beramendi 2012）。高收入群体对最低工资、教育投资和其他服务等去商品化政策的支持，可能建立在"有条件的利他主义"（conditional altruism）（Rueda and Stegmueller 2020）或文化自由主义以及"第一维度"和"第二维度"议题之间的联系之上。在农村地区，可能出现相反的模式，即较贫穷的公民可能在文化或民族主义维度上被动员起来，反对向世界性城市及其多元化民族居民的再分配。

由于无形资产密集型产业部门中的城市精英是知识经济崛起的核心受益者，他们在依赖去商品化的联盟与依赖去集中化的联盟之间的选择至关重要。在美国这样的多数制制度中，他们需要与主要城市的其他居民结盟以确保代表性——这意味着城市中的中左翼联盟。这一联盟可能产生一个推动去商品化的联盟，但仅限于知识经济密集型的州内。此外，不会出现跨州的去集中化联盟。相比之下，在实行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国家中，相对富裕和相对贫穷的公民都可以在不同地区与本阶级的其他人结盟，而不必像在多数制制度中那样为赢得特定地区而达成交易。这意味着在比例代表制国家中，去商品化和去集中化都存在连贯的联盟。

我们预计，在多数制制度中，无形资产密集型产业和地区的富裕选民将更关注基于城市联盟与较贫穷选民联合的去商品化政策，而非导致区域间再分配的去集中化政策。在比例代表制制度中，富裕群体的跨区域联盟意味着这些同样受雇于无形资产产业的城市富人对去商品化的支持将大大降低。这一模式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多数制的美国在面对知识经济产生的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时，在推动去商品化或去集中化政策方面缺乏全国共识。相比之下，比例代表制的欧洲国家更容易维持此类联盟并缓和知识经济的尖锐面。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富裕知识工作者愿意与城市贫民在相当具有再分配性但以地方为重点的政策上结盟，而他们在欧洲的对应群体对再分配的支持较弱。

虽然我们迄今的论述是关于政策偏好的，但这些态度也可能影响投票行为。在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多数制国家中，受雇于无形资产产业的城市富人将与较贫穷的城市选民结盟并投票给中左翼政党。相比之下，在欧洲的比例代表制国家中，富裕群体的跨区域联盟是可能的，这些同样的选民将被吸引到中右翼。

美国区域分裂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例子可以清晰地见于图13.5a和13.5b，其中比较了美国和欧洲比例代表制国家复合体中按地区类型划分的投票情况。⁶ 这些图表展示了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和欧盟15国（不含英国、爱尔兰和卢森堡，包括挪威和瑞士）比例代表制国家中左翼政党的详细投票数据（将民主党编码为左翼）。图表将地方单位（美国为县；欧洲为市镇）分为五种地理类型：农村、中等规模地区、大都市区、主要城市郊区和主要城市。⁷

图13.5a 民主党投票与城乡分裂

图13.5b 欧洲左翼政党投票与城乡分裂

在两种情况下，左翼的支持都在变得更加城市化，但美国的差距要大得多。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主要城市的政治偏好 迅速偏离其他地区——强烈向左移动，以至于民主党在主要城市的县赢得了三分之二的选票，而在农村地区仅赢得三分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差距还不到10个百分点。

在欧洲国家中，梯度各不相同，有些国家的梯度仍然相对不存在（南欧国家），有些国家则看起来更"美国化"，出现了城乡梯度的增长（如瑞士）。在大多数国家中，存在一个中间位置，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人继续在城镇乃至某些农村地区动员选民，但城市地区绿色政党支持率的飙升意味着左翼投票正在变得更加城市化（如奥地利、德国、荷兰）。以瑞典这个著名的左翼主导国家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农村地区，社会民主党（SAP）获得46%的选票，其他左翼政党另外获得9%，社会民主党在主要城市获得34%，其他左翼政党获得12%。在2010年代末，社会民主党在农村地区的支持率降至31%，在主要城市降至24%，其他左翼政党在农村地区继续获得9%，但在城市地区的支持率上升到17%。瑞典的模式展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福利国家规模较大的地方，左翼政党在城市地区之外拥有更深厚的支持基础，这些差异在今天仍然重要（Rodden 2019）。

个人态度与投票行为

为了更系统地检验这些论点，我们转向个人层面。我们假设，在无形资产密集型产业部门工作且居住在城市地区的高收入个人，在不同选举制度的国家中应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在多数制国家中，他们应与城市/无形资产产业的穷人结盟，更支持去商品化政策，更少支持去集中化政策，更可能投票给左翼。相比之下，在比例代表制制度中，我们预计城市/无形资产产业富人与城市/无形资产产业穷人之间的联盟将弱得多。相反，我们预期跨阶级群体之间会有更多的对齐，而不受产业或地区的限制。

我们首先使用2016年在美国进行的合作国会选举研究（Cooperative Congressional Election Study）和2002年至2016年间进行的涵盖十五个西欧国家的多轮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来检验这些论点。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将分析重点放在按收入和所在产业部门（具体来说是其无形资产密集程度）定义的群体偏好上。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高收入群体在高无形资产和低无形资产产业中工作时是否表现出不同的行为，以及在按无形资产密集程度定义的产业部门中，同一产业部门内高收入和低收入个人之间的差距。

CCES 2016

我们首先使用2016年总统选举前进行的合作国会选举调查，该调查提供了关于家庭收入和就业产业部门的优秀数据。它还有若干问题帮助我们衡量对去商品化的态度以及（不太精确地）对去集中化的态度。

无形资产的衡量指标与之前在国家层面使用的类似，但现在捕捉的是每个产业中无形资产投资占增加值的百分比，按INTAN-INVEST数据集中的一位数NACE（修订版2）编码衡量。CCES使用了一个与NAICS（北美产业分类系统）密切对应的二十三点量表：我们将其与INTAN-INVEST编码进行匹配。我们拥有十六个产业部门的无形资产密集度数据，但必须剔除那些因无形资产变量的测量问题而没有数据的产业部门：即房地产、公共管理、教育和健康/社会工作。因此，我们的分析主要限于私营部门，不包括受雇于私营教育或健康公司以及房地产公司的个人。我们还将分析限于目前在职的个人。

我们使用的家庭收入衡量指标是一个从低于10,000美元到超过500,000美元的十六点量表。在若干模型中，我们将此变量与个人所在产业部门的无形资产密集度进行交互。我们加入了教育水平（高中以下、高中、部分大学、两年制学位、四年制学位、研究生）的虚拟变量（未显示）、性别和家中是否有儿童的虚拟变量，还加入了年龄变量。在所有分析中，我们都加入了个人所在州的虚拟变量，并在州级层面聚类标准误。

表13.1包含六个模型，每个模型考察不同的因变量。模型1和模型2考察一个询问人们希望如何平衡联邦预算的项目——通过增税、削减国防开支还是削减国内开支。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对第三种选项的排序，因为该选项与去商品化偏好最为直接相关。我们将此变量重新编码，使得0表示将削减国内开支排在最低优先级，2表示将削减国内开支排在最高优先级。模型3和模型4考察支持废除奥巴马医改（Obamacare）——另一项去商品化政策（尽管具有重要的区域再分配效应）——的概率。模型5和模型6考察支持增加公路和基础设施支出的概率——一项潜在的去集中化政策，因为这些支出的大部分将连接不同地区。最后，模型7和模型8考察投票意向——具体来说是受访者是否打算在2016年大选中投票给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奇数编号的模型直接引入受访者所在产业部门的无形资产密集度，偶数编号的模型还加入了无形资产密集度与家庭收入的交互项。

表13.1 2016年合作国会选举研究 我们感兴趣的是，无形资产密集型产业部门中的高收入人群是否与有形资产密集型产业部门中的高收入人群表现不同，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潜在的去商品化"联盟"是否在无形资产密集型产业部门中更有可能出现。

我们首先考察模型1和模型2关于削减国内开支的偏好。模型1显示，虽然高收入家庭比低收入家庭更倾向于削减开支，但在无形资产密集型产业部门工作的人对削减国内开支的支持度较低。模型2显示，这一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收入家庭驱动的。这可以在图13.6a中看到。受访者所在产业的无形资产密集度与高收入家庭（家庭收入在150,000至200,000美元之间）支持削减国内开支之间呈负相关，而对于低收入家庭（20,000至30,000美元）则没有明显的关系。在那些受雇于无形资产投资最集中的产业部门的人中，高收入和低收入个人的支出偏好难以区分。换言之，在此类产业部门——以及这些个人所居住的地区——一个去商品化联盟是可行的。

图13.6a 无形资产、收入与削减国内开支偏好

模型3和模型4在支持废除奥巴马医改方面呈现了相似的故事。再次，高收入人群受其工作产业无形资产密集度的影响最大。我们在图13.6b中再次看到了无形资产密集型产业部门中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之间潜在的去商品化联盟（对废除奥巴马医改的支持度相对较低）。

图13.6b 无形资产、收入与废除奥巴马医改偏好 模型5和模型6考察对公路和基础设施支出的支持——这是一项更偏去集中化而非去商品化的政策。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 模式。高收入人群在所有产业部门中都略为更支持这一政策，但在无形资产密集型产业部门工作的人对这项去集中化政策的支持度略微降低，尽管他们的偏好与这些产业部门中的低收入人群相似。这一模式可以在图13.6c中看到。⁸

图13.6c 无形资产、收入与增加基础设施支出偏好

最后，模型7和模型8考察特朗普的投票意向。这里我们看到，无形资产密集型产业部门中的高收入人群对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度要低得多——事实上，他们的偏好与低收入人群相似，而不受产业部门的影响。图13.6d展示了这一模式。

图13.6d 无形资产、收入与投票意向 在单独的分析中（未显示），我们在再分配态度和医疗支出方面发现了类似的模式，城乡分裂塑造了家庭收入如何影响态度。我们发现，城市地区的高收入工人与其城市低收入对应群体之间的态度更为接近，而与其农村高收入对应群体之间的态度差距更大。由于地理分裂与无形资产产业部门的就业在美国高度相关，我们认为这些是同一底层动态的不同侧面。总而言之，我们对CCES的分析为以下论点提供了一定支持：无形资产产业部门中的高技能工人更可能支持有利于其所在产业/地区低薪工人的去商品化政策，而非具有更广泛地理覆盖面的去集中化政策。可以说，这塑造了民主党在选举中所依赖的新支持联盟，尽管其集中在城市地区可能在政治上效率不高（Rodden 2019）。

除了围绕地理和生产的这些分裂之外，去商品化政策还被美国政治的其他特征所进一步削弱。首先，美国政治的种族化性质使去商品化变得困难：低收入的白人农村选民常常对被认为有利于城市少数族裔的再分配望而却步（Thurston, this volume）。其次，美国政治制度的现状偏见（status quo bias），加上无数的立法和司法否决点，意味着即使去商品化联盟出现，也可能难以将政治需求转化为政策供给（Kelly and Morgan, this volume）。

欧洲社会调查

我们现在转向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这是唯一拥有详细产业和职业数据的跨国调查之一。尽管我们缺乏足够的国家间差异来有意义地讨论现有的去集中化和去商品化政策如何抵消这些结构性力量，但在这些分析中我们能够识别无形资产的崛起和全球劳动力市场如何塑造公民对此类政策和不同政党的态度。

在考察欧洲社会调查时，我们发现了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模式。在欧洲，知识经济崛起的赢家——那些在无形资产密集型产业部门中的人或那些更多受国际熟练人力资本市场驱动的人——实际上是最不支持再分配（去商品化政策）的，并倾向于投票给右翼。相比之下，在美国，这一群体相对支持去商品化政策，且不支持政治右翼。

在欧洲，这一群体的政治偏好与其所在产业或地区中的低收入工人的偏好相比，更接近不同产业部门和地区的其他富人的偏好。我们认为这部分是不同选举制度的结果。由于比例代表制允许富人跨选区集中选票，无形资产密集型产业和地区的富裕工人没有必要与较贫穷选民建立城市支持联盟。因此，与美国的情况相比，他们对去商品化政策的支持较少，对右翼政党的支持较多。

无形资产的衡量指标与CCES相同（某一国家某一年特定产业部门的无形资产份额），但我们对其取对数，因为它在国家间和时间上呈右偏分布。使用非对数版本的结果非常相似。因此，第一个核心变量是国家j中产业i在t年无形资产占增加值份额的对数。同样，由于无形资产密集度的数据仅限于私营部门，我们排除了公共部门工人以及教育、健康和房地产领域的工人。

我们从表13.2开始，估计了对再分配支持的线性概率模型——这是欧盟15国对减少商品化政策的基础支持的衡量。每个模型都包含年龄、教育（无中等教育的虚拟变量和大学学位的虚拟变量）、性别、是否有子女以及是否有工作的配偶等控制变量。所有模型仅限于劳动力人口。收入以样本中收入分布的百分位数衡量。由于收入以净家庭收入衡量，为了衡量个人收入，模型2仅使用没有工作配偶的受访者（单身受访者和主要养家者）进行估计。模型3加入了产业固定效应进行估计。我们的主要关注点是收入与无形资产变量的交互作用。

表13.2 欧洲社会调查：对再分配的支持 表13.2中的模型1显示，无形资产的接触对再分配支持有正向的直接影响，但与收入的交互效应为负。后一效应在仅限于主要收入者时（模型2）和加入产业虚拟变量时（模型3）均成立。从实质性角度来看，这一效应很大。图13.7a展示了从模型1得出的对再分配支持的预测概率。在高无形资产产业中的高收入人群比低无形资产产业中的高收入人群以及高无形资产产业中的低收入人群更可能对再分配持怀疑态度。换言之，在无形资产水平较低的传统产业部门中，高收入和低收入个人的再分配偏好惊人地相似，而在无形资产投资水平较高的产业部门中，不同收入水平的工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再分配偏好鸿沟。无形资产崛起的赢家尤其反对再分配。

图13.7a 按收入和产业层面无形资产投资划分的再分配支持预测概率

其含义是，在无形资产投资水平较高的产业部门中，个人对再分配的偏好受其收入的影响远大于在相对"未接触"无形资产的产业或职业中的个人。由于知识经济既推动了广泛的无形资产投资，又似乎正在扩大美国（以及他处）的同职业内部工资差距，我们应该预期在这些蓬勃发展的产业部门中，围绕再分配的分歧将日益加大。知识经济可能正在支撑再分配态度上的极化，尽管艾弗森和索斯基斯（Iversen and Soskice 2019）等学者提出了更为乐观的预测。

我们在投票给中右翼政党方面看到了有些类似的模式。同样利用欧洲社会调查，我们对2002年至2016年间十五个国家的投票选择进行了多项式分析。虽然多项式模型涵盖了五个政党家族的投票选择，但我们在此展示的是投票给中右翼政党（自由派、基督教民主党和保守党）的结果，基线为投票给左翼政党。在无形资产投资水平较高的产业部门中，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在投票给中右翼政党的倾向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在图13.7b所示的预测概率中尤为明显。在无形资产投资水平较高产业部门中的低收入人群特别不可能投票给中右翼政党（尽管无形资产较低产业中的人可能会）。相比之下，无形资产密集型产业部门中的高收入人群与其他高收入选民没有太大差别。

图13.7b 按产业无形资产投资和收入划分的投票给中右翼政党的概率

结论

总而言之，知识经济几乎肯定在塑造围绕去商品化和去集中化政策的潜在联盟，但在美国和欧洲以不同的方式这样做，部分原因与选举制度所产生的不同激励有关。在欧洲，由于经济弱势群体可以跨地区结成共同事业，仍然存在一个明确的联盟支持既去集中化又去商品化的政策，且这些政策能够获得多数支持。知识经济的赢家可能是这一偏好排列中的"局外人"。

在美国（以及英国），选举制度的地理性质意味着群体必须在区域内结盟，而由于知识经济在地理上分布不对称，这意味着在专长于无形资产生产的地区形成跨阶级联盟。知识经济的赢家将在去商品化政策上与城市地区的低薪工人结盟并支持中左翼政党，但对去集中化政策的兴趣不大。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的近期经历印证了这一联盟的特征。相比之下，右翼最终可能转向去集中化政策，如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关于"拉平升级"（leveling up）的口号或特朗普对农民援助和贸易保护的关注。

简·金里奇衷心感谢ERC项目SCHOOLPOL 759188的资助支持。

¹ https://wid.world

² 图13.1中展示的八个区域是1990—2016年期间按专利数量排名前列的"核心统计区"（core based statistical areas）。

³ 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ATNHPIUS41940Q。

⁴ 美国的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当前人口调查，www.census.gov/topics/income-poverty/income-inequality.html。欧洲的数据来自索尔特（Solt）的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https://fsolt.org/swiid/。

⁵ 美国数据来自1990年和200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以及2016年美国社区调查五年估计值。欧洲数据来自剑桥经济学区域经济数据库（Cambridge Econometrics Regional Economic Database）。

⁶ 数据来自多个国家级来源，在ERC项目SCHOOLPOL 759188的支持下汇总而成。该数据集在地方行政单位（LAU）——欧洲地理层级的基本单位——的层面上衡量国家级选举结果，希腊（NUTS 3）和葡萄牙（Concelho）除外。在美国，数据在县级层面收集，使用的是MIT选举数据中的2000—16年县总统选举结果，以及大卫·莱普（David Liep）选举数据库中较早年份的数据。

⁷ 这里借鉴了OECD功能性城市区域分类。主要城市被定义为主要城市的核心区域——城市和内城郊区，郊区是同一单元的外城区域，大都市区——包括核心区域和郊区——被纳入城市类别，中等规模地区与未被OECD分类的城镇合并。

⁸ 如果我们使用无形资产的对数而非非对数数据，该效应甚至更强。

图1
图2
图5
图6
图7
图8
图9
图10
图11
图12
图13
图14
尾声

美国政治经济学直面COVID-19

雅各布·S·哈克、亚历山大·赫特尔-费尔南德斯、保罗·皮尔逊、凯瑟琳·希伦

尾声：美国政治经济学直面COVID-19（Epilogu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Confronts COVID-19）

雅各布·S·哈克（Jacob S. Hacker）、亚历山大·赫特尔-费尔南德斯（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与凯瑟琳·希伦（Kathleen Thelen）

2020年2月下旬，当我们在剑桥会面讨论本书修订章节时，并不知道不到三英里之外正发生着一场COVID-19超级传播事件——讽刺的是，事件发生在一家大型生物技术公司的会议上。到10月，据估计，那次单一事件释放出的病毒株可能已感染了30万美国人（Wines and Harmon 2020）。当然，在那之前很久，人们就已经清楚地看到一场世界历史性灾难正在我们面前展开。

危机从根本上挑战着既有的制度和实践。正因如此，它们对社会科学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如同金融机构的压力测试一样，危机揭示了在正常时期不那么明显的韧性和脆弱性的结构性根源（如Gourevitch 1986）。COVID-19考验了所有富裕民主国家的能力，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不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走出这场大流行。2021年初，当我们为本书做最后的润色时，局势仍远未稳定。在美国和英国，疫苗正在加速推广，尽管新的病毒变种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好地经受住了压力测试，而美国的经历在深刻积极和深刻消极两个维度上都格外突出。

迄今为止最积极的进展是有效疫苗的极快速研发和部署。此外，尽管存在激烈的政治极化，国会还是以大规模的救济方案回应了这场紧急事态，缓解了危机的经济冲击。然而，在其他基本维度上，美国的表现远不那么积极。在大流行的第一年，失业、感染和死亡人数都高得令人痛心。到2021年2月下旬死亡人数达到50万美国人时，美国——拥有全球大约二百二十分之一的人口——占到了已知COVID-19相关死亡人数的大约五分之一（Tompkins et al. 2021）。此外，大流行的所有负面影响在阶级、种族和族裔间的分配都极不均等。

在本尾声中，我们考察了美国经历中这些对比鲜明的特征，时间跨度为危机的第一年——从2020年初的封锁到2021年初正在进行的疫苗部署。我们的目标是探讨美国应对的关键要素——创新和领导力的范例以及政策失败的案例及其巨大的差异性代价——如何与本书所讨论的美国政治经济学的独特特征相关联。

评估美国经历

在现阶段，对美国应对措施做出定论性评估是不可能的。即使对于我们所考察的这段时期，我们也缺乏进行全面比较分析所需的完整数据和距离感。更重要的是，大流行远未结束，局势仍在迅速变化。仅在本项目进行期间，美国就经历了从在富裕民主国家中录得最差的健康和就业结果，到在疫苗接种报告速度和经济增长预期速度方面超越大多数同侪的剧烈摇摆。鉴于这些信息缺口和不确定性，试图对美国应对这场前所未有危机的相对能力做出整体评估是不明智的，更不用说识别美国应对成功或不足的所有原因了。

然而，我们所能做的是，识别出迄今为止美国经历中那些似乎反映了本书各章所探讨的美国政治经济学更为持久的结构性特征的方面。我们首先考察美国政治经济体系（APE）长期存在的比较优势之一：其科学共同体的实力以及APE在产生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文献所称的"激进"（radical）创新中所扮演的角色。然后我们转向导论中探讨的APE三个核心特征，我们将表明，这些特征总体上对国家的助益不那么明显。

美国知识经济的出色表现

在应对COVID-19危机的过程中，美国在一个关键方面明显领先于其他富裕民主国家：它处于开发卓越疫苗的前沿，这些疫苗是大流行暴发以来最好的消息。有充分理由将这一成功与美国政治经济学的独特特征联系起来。比较学者早已注意到自由市场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在培育激进创新方面的比较优势（Hall and Soskice 2001）。正如索斯基斯（Soskice）在其章节中所强调的，美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关键特征——科学研究的实力；充裕、灵活且愿承担风险的金融；以及有利于具备必要能力组合的企业崛起的大陆规模——为尖端制药行业提供了基础。首批成功疫苗中有三种由美国企业——强生（Johnson & Johnson）、莫德纳（Moderna）和辉瑞（Pfizer）（辉瑞与一家德国公司合作开发其疫苗）——研发，这大概并非巧合。

然而，将这一成就归因于自由市场力量所释放的"私人"主动性或独创性的胜利，则是极具误导性的。正如索斯基斯和巴恩斯（Barnes）都强调的，美国激进创新的经济模式一直严重依赖公私合作。联邦政府长期以来在鼓励和资助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最有效疫苗的基础——信使核糖核酸（mRNA）技术——来自实验室科学家的研究，他们的工作数十年前就得到了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国防部的资助。同样，许多促成最终疫苗突破的较新创新也得益于慷慨的公共支持和公私合作（Allen 2020）。

当代联邦行动也促进了疫苗的快速研发。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拥有悠久而卓越的独立性和权力历史，使其有别于许多其他政府机构（尤其参见Carpenter 2010）。在这一点上，它与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有相似之处，后者事实上独立于民选政府部门。尽管特朗普政府试图将检测、治疗和疫苗研发政治化，FDA仍能凭借其相当的行政能力、强大的声誉以及与该国大型制药公司的长期合作经验，在推动快速科学进展的同时，保持足够的不受政治干预的自主性，以维持公众信心（Peterson 2020）。在这一关键领域，特朗普政府和国会也提供了充足的支持，向疫苗研发投入了105亿美元，并建立了一种机制，实质上为做出必要研究和生产承诺的企业提供了下行风险保障。美国还对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施加了严格规则，限制其出口产品的能力（这同时增加了美国的供应量，减少了欧洲和加拿大的供应量）（Keating 2021）。

美国在疫苗的分发和接种方面也行动相对较快——考虑到与更具传染性和致命性变种的赛跑，这是至关重要的举措。现在判断联邦和州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为快速推广而受到赞扬，还是它仅仅反映了美国企业能够快速生成的大量供应以及政府为获取大量储备所做的积极努力，还为时过早。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知识经济的独特优势在推进这一应对大流行的关键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行动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领域（与疫苗研发不同）出乎意料：国会于2020年3月至2021年4月间通过的一系列慷慨的救济方案。在正常情况下，政治极化和共和党长期以来对支出的厌恶很可能会阻止此类措施。本书中讨论的美国政治制度碎片化无疑会提供充足的阻碍机会。我们认为，这些方案最终得以通过，反映了更具偶然性的因素。就第一个救济方案而言，肆虐的大流行和迫在眉睫的选举可能共同作用，软化了共和党对支出的抵制。（在其他国家面临连任的领导人甚至更加自由地支出。）同样，尽管特朗普在大选中落败，余下的特别选举——参议院多数席位悬而未决——可能促成了第二个救济法案的通过。而当这些选举产生了参议院的民主党多数，加上一位新当选的民主党总统，第三个方案的道路便畅通了。虽然这三个法案的成功通过取决于更具偶然性的因素，但这并不削弱它们对美国应对危机的重要性。在《美国救济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颁布之后，美国经济看起来有望比大多数富裕民主国家更快地复苏，至少在GDP增长方面如此。

然而，在其他方面，美国碎片化的民主产生了远不那么积极的结果。接下来的章节简要探讨了若干似乎与导论中强调的美国政治经济学核心特征相关的具体挑战：（1）美国政治制度的碎片化和去中心化；（2）美国利益组织的特殊性质；（3）深植于美国政治经济学中的种族分裂。

制度碎片化与不均衡的政府能力

美国政治经济体系的制度碎片化显然是COVID-19危机早期阶段的一个障碍。在缺乏强有力的联邦领导的情况下，美国独特版本的联邦制（federalism）陷入了一套混乱的相互冲突的应对措施之中。在疫情暴发后的数周内，各州便开始相互竞争以获取必要的医疗设备，引发了对关键物资的竞价战，这不仅提高了财政紧张的州政府不得不支付的价格，而且阻碍了任何确保这些物资流向最需要地区的协调努力（Ranney et al. 2020）。

联邦层面的协调因"红州"和"蓝州"之间鲜明的党派差异而进一步复杂化，这些州在口罩、封锁和社交距离规则方面往往采取截然不同的方法。（这种跨州的党派分歧一直延续至今。）不仅一些州和城市反应迟缓，而且一些州还积极抵制限制商业活动或实施公共卫生保障措施的努力。事实上，一些由共和党控制的重要州利用"优先立法权"（preemption）来对付试图实施更积极措施的市和县（Davidson and Haddow 2020; Rainwater 2020）。因此，大流行凸显了美国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日益引人注目的特征：红州与蓝城市之间政策对峙的频率不断上升。

诚然，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以其独特品牌的右翼民粹主义加剧了这些紧张关系。例如，他与蓝州州长在大流行限制措施的适当性和执行方面发生了引人注目的争执。但总统远非爆发性党派冲突的唯一原因。红州和蓝州及城市领导人采取的不同方法也反映了共和党更广泛的立场和组成。正如本书若干章节所论证的，共和党联盟已经成为一个由亲商的经济保守派（虽然"保守派"一词低估了其中许多人的激进反政府立场）与同右翼媒体和基层保守团体关系密切的族裔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组成的不安联盟。

联盟的这两个方面在大流行期间共和党的态度和活动中都有所体现，无论是在激进的大众公众中还是在现任政客中。右翼团体和选民迅速动员起来反对更雄心勃勃的COVID-19应对措施。虽然疫苗犹豫和阴谋论绝非美国独有，但在其他任何富裕民主国家中，围绕戴口罩和社交距离等常识性公共卫生措施的舆论和行为都没有变得如此政治极化。与武装示威者在州议会大厦的对峙——预示着2021年1月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为推翻选举结果而冲击美国国会大厦——提醒人们，当两党制中一个政党更接近边缘右翼政党而非其他地方常见的传统中右翼政党时，会产生独特的治理挑战。

经济保守派的角色在华盛顿更为明显，共和党在整个2020年夏天一直阻挠第一个救济方案，要求削减其中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的援助——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认为这些条款等同于对"蓝州的纾困"（Kilgore 2020）。事实上，红州的财政受损程度至少与蓝州一样严重。但在这个经济问题上，与许多其他问题一样，全国性的共和党人根本不重视帮助它们（Grumbach, Hacker, and Pierson，本书）。正如稍后将讨论的，共和党确实高度重视企业团体对企业免受COVID相关诉讼的免责要求，这进一步使国会谈判复杂化。

最后，本书所考察的联邦官僚机构的软弱和政治化也是一个长期问题。并非所有政府机构都享有（或实践了）FDA那样的政治独立性。一个引人注目的反例——可以说在整体上更具代表性——涉及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即负责制定和执行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标准的联邦机构。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OSHA也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权力来实现其法定使命。特朗普政府2017年上任后进一步削弱并政治化了该机构。因此，COVID-19来袭时，OSHA本已不足的执法人员已降至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其机构领导层也处于动荡之中（Berkowitz 2020）。由于OSHA基本缺席，工作场所成为病毒传播的重要来源。可悲的是，往往是那些已经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在监管薄弱的工作场所承受了病毒传播的主要冲击（如Kindy 2020）。简言之，去中心化的联邦制、不均衡的联邦能力和鲜明的极化三者的结合，削弱了2020年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复苏。

无组织利益的高昂代价

美国主要经济利益的组织方式在COVID-19危机初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许多欧洲国家，劳工代表与企业领导人和卫生专家一同被纳入了关于COVID应对的峰级讨论（ILO 2020）。与此同时——可以说对普通工人的实际生活体验更为重要——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更强的就业保护和更普遍的工会存在使工人能够以更少的报复恐惧来指出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在美国，缺乏峰级协调以及有组织劳工的弱势意味着，大部分经济领域充斥着自愿标准和薄弱检测的各自为战——以及广泛的疾病（Hertel-Fernandez et al. 2020）。

美国的失业率也飙升至其他富裕民主国家未见的水平。在欧洲，所谓的短时工作（short-time work）政策允许工人获得有补贴的工资并保住工作，而美国的应对则侧重于对失业工人的直接援助。尽管所提供的福利水平相当慷慨，但任何分析都必须记住，这些资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补偿大流行前远不如其他富裕民主国家保护力度的社会政策——包括在工人最需要时消失的基于就业的医疗保险福利。

然而慷慨的失业保险延期在管理上也极其困难。失业保险在相对宽松的联邦规则下由五十个州各自运营。在许多这些州中，符合条件的工人难以获得福利，因为数十年的"饿死怪兽"（starving the beast）策略已使失业管理机构的行政能力萎缩。研究表明，在失业危机最严重时期，数百万失业工人因系统陈旧而无法提交申请（Zipperer and Gould 2020; 另见Cohn 2020）。

那些专门旨在保就业的联邦政策也带有鲜明的美国印记。此类政策中最重要的是一项薪资保护计划（Paycheck Protection Plan, PPP），针对中小型企业。该政策向小企业提供可免除的贷款，用于支付持续运营成本（核心包括工资），前提是它们避免裁员。无论其对就业的最终影响如何，PPP计划都是美国长期以来依赖私营部门来传递政府福利的一个典型范例。¹ 任何希望获得PPP资金的企业，都不是被引导到政府机构，而是被引导到若干指定银行之一，由后者审核申请并发放资金。这种安排不仅被证明对银行有利可图（Covert 2020; Fischer and Gould-Werth 2020）；它还允许银行为寻求援助的企业附加额外的条件和障碍。毫不意外，资金首先（在某些情况下是唯一）流向了在这些银行已有账户的企业，特别是账户余额最大的企业（Cowley and Flitter 2020）。实际上，美国的私人贷方处于选择赢家和输家的地位，同时从每笔贷款中收取费用。

美国救济工作的另一个关键方面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Fed）的积极应对。美联储——或许是在总体上弱势的行政国家中最强有力的独立政策机构——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来保持低利率和高资产价格。这些努力不可避免地主要惠及了在危机中继续获利的企业和投资者。相比之下，美联储对那些企业和工作无法继续的人能做的不多。这是国会和总统的任务。然而，国会为大型企业制定的救济方案却没有附带与中小企业救济相同的条件。对大企业的财务支持并不以避免裁员为条件；事实上，它甚至不包括迫使企业限制股息、降低高管薪酬或放弃股票回购的措施（Stein and Whoriskey 2020）。

与此同时，美国企业界的有组织代表——特别是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最初围绕一个极其狭窄的议程抱团，核心主要是要求企业在一线工人因工感染COVID或死亡时获得法律免责，这一立场如前所述，使2020年的国会救济谈判更加复杂（Kopp 2020）。商会在争取共和党支持方面并没有太大困难。事实上，在最初的救济法案之后，麦康奈尔将企业责任限制列为未来任何救济立法的首要优先事项（Bolton 2020）。与此同时，至少十六个州——几乎全部在共和党控制之下——应企业要求，通过立法或行政行动颁布了COVID相关的企业责任豁免（Hishamunda and Young 2020）。

种族与COVID的不平等后果

COVID-19如同注入美国政治经济学的示踪剂，照亮了因系统性歧视和权力不平等而处于不成比例弱势地位的人群和地区。几乎立即变得清晰的是，最脆弱的人群大多是非白人（Parker et al. 2020）。

低收入有色人种社区不成比例地面临疾病和死亡，这反映了他们更有可能从事一线职业、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更有限，以及面临更高的社会和个人风险（由于住房拥挤、缺乏可负担的儿童照护、高哮喘发病率以及其他系统性不平等因素）。令人震惊的是，2020年拉丁裔的预期寿命下降了三年多，而白人美国人下降了大约八个月。非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下降了两年多（Andrasfay and Goldman 2021）。

不同收入、种族和族裔群体在经济结果上的差异也同样显著。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遭受经济损失的不同程度。不那么明显但对美国政治经济学同样根本的是，在美国按种族划分的公私混合社会保护体系中获得关键福利的差异（参见Thurston，本书）。病假工资和医疗保险是两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在大流行期间尤为重要的病假工资，在病毒来袭之前就已在整个欧盟强制实行，许多欧洲政府在危机中进一步扩大了它。相比之下，危机来临时，收入最低的十分之一美国工人中，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能获得哪怕一天的带薪假期（BLS 2017）。在大流行高峰期，只有34%的"必要工人"确定如果发烧能获得带薪休假（Hertel-Fernandez et al. 2020）。结果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种族和社会经济群体更有可能在工作中生病或传染他人（如Chang et al. 2020）。

2020年3月，国会确实通过了一项紧急联邦休假计划，作为其对危机全面应对的一部分。但该计划有诸多限制：在拥有500名以上员工的公司工作的工人不符合条件，而50人以下的企业被允许退出。由于这些广泛的限制及其笨拙的基于税收抵免的设计，可能只有四分之一的工人才有资格获得这项临时休假福利（Miller and Tankersley 2020）。

大流行还暴露了种族渗透美国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关键方式。奴隶制、吉姆·克劳法（Jim Crow）和种族化分区规划的遗产延续为鲜明的地理隔离以及黑人与白人家庭之间巨大的财富差距。两者密切相关：住房是个人财富和地方税收基础的最大组成部分。在家庭和社区层面，财富的缺乏增加了对公共保护的需求。然而，在我们去中心化的联邦体系中，同样基于地理的不平等削弱了这些保护的慷慨程度和覆盖范围。许多重要的安全网项目由各州运营，其慷慨程度、覆盖范围和行政能力各不相同。出于与种族分裂的政治后果密切相关的诸多原因，这些项目的充分性和有效性与州居民中非白人的比例密切相关，少数族裔人口越多，项目质量越差（如Hero 2000）。此外，黑人工人在州和地方政府工作中的比例过高，而这些岗位面临了毁灭性的削减。在这里，危机中缺乏更强有力的联邦角色同样给非白人美国人造成了不成比例的伤害。

一言以蔽之，低收入有色人种社区面临的不安全感是累积性的——这是就业市场和住房市场以及美国去中心化供给框架中多重交织不平等的结果。在公共学校教育方面，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公共教育不仅对年轻人的教育至关重要，也对其父母的工作能力至关重要。但由于COVID-19导致学校转为远程教学，这一儿童机会和家长就业的先决条件陷入了混乱。（仍不完整的）证据表明，远程K-12教育恰恰在最弱势的社区中最为普遍（Smith and Reeves 2020）。初步结果表明，这些中断将使生活在低收入社区的贫困和非白人学生永久性地处于不利地位（Agostinelli et al. 2020）。当然，这些学生正是美国高度分层的教育体系中服务最差的群体。对他们父母的影响也可能同样不成比例。因此，大流行鲜明地揭示了深层不平等是如何嵌入美国去中心化治理之中的。

在这些不平等中，有一个我们在此书中没有关注但未来研究必须正视的问题：COVID危机许多方面所呈现的鲜明性别差距。最值得注意的是，危机的就业影响不成比例地落在女性身上，尤其是在职母亲。美国长期以来被视为女性就业方面"自由市场"方式的典范，即高水平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对在职父母的薄弱公共支持并存（如Iversen and Rosenbluth 2011）。然而，女性劳动参与率落后于其他富裕民主国家的水平已有一段时间，对许多家庭来说，COVID-19危机引爆了他们拼凑起来的脆弱私人安排，对资源有限的人造成了毁灭性后果。问题不仅在于女性更可能从事受影响的职业，还在于她们在美国缺乏一套强有力的家庭社会保护方面格外脆弱（Djankov and Zhang 2020）。正如聚焦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突出了种族和族裔分裂如何嵌入经济和政策结构，它同样需要理解性别分裂是如何嵌入这些安排之中的。

一场澄清性的危机

现在对美国应对COVID-19做出最终裁决还为时过早。这也不是本章的目标。相反，我们旨在表明美国的大流行年如何鲜明地揭示了美国政治经济学的许多核心结构性特征。美国知识经济的优势在新疗法和疫苗的快速研发中得到了展示。FDA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行政领导能力被证明对公共卫生和经济稳定都至关重要。这些积极成果，连同国会通过大规模救济法案的出乎意料的（我们认为是偶然的）意愿，使美国在2021年初处于比许多其他富裕民主国家更有利的位置。然而，那可怕的一年的代价——失去的工作和失去的生命，破碎的梦想和社会失和——在跨国比较中依然触目惊心。我们认为，这些结果同样展示了美国政治经济学的独特特征。

危机揭示了社会的断层线。它们也能揭示社会的力量和韧性。当我们于2021年3月写下这些文字时，各州和联邦政府正在迅速部署美国政治经济学所鼓励的生物技术，以应对美国政治经济学所加剧的COVID-19破坏性影响。一种近来稀缺的情感正在美国蔓延：希望。尽管如此，拜登政府和国会中脆弱的民主党多数在试图重塑美国治理以应对国家当前挑战时，仍将面临艰巨的障碍。如果本书提供的分析传达了任何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将在未来深刻地塑造和约束政治与政策。

¹ 至少一些初步研究表明，虽然该计划为小企业提供了所需的流动性，但在维持就业方面效果并不特别显著（Chetty et al. 2020）。

参考文献
A
Abdul-Razzak, N., Prato, C. & Wolton, S. (2019) . After Citizens United: How Outside Spending Shapes American Democracy. https://ssrn.com/abstract=2823778.
Abrams, C. (1955) . Forbidden Neighbors: A Study in Housing Prejudice,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Acemoglu, D., Robinson, J. A. & Verdier, T. (2017) . Asymmetric Growth and Institution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5(5), 1245–305.
Achen, C. H. & Bartels, L. M. (2016) . Democracy for Realists: Why Elections Do Not Produce Responsive Govern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ddo, F. R., Houle, J. N. & Simon, D. (2016) . Young, Black, and (Still) in the Red: Parental Wealth, Race, and Student Loan Debt. Race and Social Problems, 8(1), 64–76.
Adkins, L., Cooper, M. & Konings, M. (2020) . The Asset Economy, Cambridge, UK: Polity.
Adler, J. (2016) . Business and the Roberts Court,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glietta, M. (1979) .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 London: Verso.
Agostinelli, F., Doepke, M., Sorrenti, G. & Zilibotti, F. (2020) . When the Great Equalizer Shuts Down: Schools, Peers, and Parents in Pandemic Times.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13965.
Aguilera, R. V. & Jackson, G. (2003) . The Cross-National Diversit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Dimensions and Determinant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8(3), 447–65.
Aguilera, R. V., Federo, R. & Ponomareva, Y. (2019) . Gone Global: The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Hedge Fund Activis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https://ssrn.com/abstract=3402966.
Ahlquist, J. S. (2012) . Public Sector Unions Need the Private Sector or Why the Wisconsin Protests Were Not Labor’s Lazarus Moment. The Forum, 10(1).
Ahlquist, J. S. & Ansell, B. (2017) . Taking Credit: Redistribution and Borrowing in an Age of Economic Polarization. World Politics, 69(4), 640–75.
Ajdacic, L., Heemskerk, E. M. & Garcia-Bernardo, J. (2020) . The Wealth Defence Industry: A Large-scale Study on Accountancy Firms as Profit Shifting Facilitators. New Political Economy, 1–17.
Akcigit, U. & Ates, S. T. (2019a) . Ten Facts on Declining Business Dynamism and Lessons from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NBER Working Paper 25755.
Akcigit, U. & Ates, S. T. (2019b) . What Happened to US Business Dynamism? NBER Working Paper 25756.
Akcigit, U., Baslandze, S. & Stantcheva, S. (2016) . Tax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Invento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10), 2930–81.
Akcigit, U., Grigsby, J., Nicholas, T. & Stantcheva, S. (2018) . Taxa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NBER Working Paper 24982.
Alderman, L. (2020) . BlackRock Becomes a Symbol for Anticapitalist Fervor in France.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20/02/14/business/france-blackrock- protests.html (accessed 15 May 2020).
Alderson, A. S. & Nielsen, F. (2002) . Globalization and the Great U- Turn: Income Inequality Trends in 16 OECD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5), 1244–99.
Aldrich, J. H. (2011) . Why Parties? A Second Loo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ldrich, J. H. & Rohde, D. W. (2000) . 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 and the 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Journal of Politics, 62(1), 1– 33.
Alesina, A. & Glaeser, E. (2004) . Fighting Poverty in the U.S. and Europe: A World of Differ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len, A. (2020) . For Billion-Dollar Covid Vaccines, Basic Government- Funded Science Laid the Groundwork. Scientific American, November 18, 2020, 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for-billion-dollar-covid- vaccines-basic-government-funded-science-laid-the-groundwork/.
Anderson, E. (2019) . Private Government: How Employers Rule Our Lives (and Why We Don’t Talk about I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erson, J., Bergamini, E., Brekelmans, S., et al. (2020) . The Fiscal Response to the Economic Fallout from the Coronavirus, Bruegel Datasets. www.bruegel.org/publications/datasets/covid-national- dataset/.
Anderson, J., Brees, A. & Reninger, E. (2008) . A Study of American Zoning Board Composition and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Zoning Issues. The Urban Lawyer, 40(4), 689–745.
Andrasfay, T. & Goldman, N. (2021) . Reductions in 2020 US life expectancy due to COVID-19 and the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on the Black and Latino popul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Feb 2021, 118 (5) e2014746118, http://doi.org/10.1073/pnas.2014746118.
Andrews, D., Criscuolo, C. & Gal, P. (2016) . The Global Productivity Slowdown, Technology Divergence and Public Policy: A Firm Level Perspective, Global Forum on Productivity.
Andrias, K. (2016) . The New Labor Law. Yale Law Journal, 126(1).
Andrias, K. & Rogers, B. (2018) . Rebuilding Worker Voice in Today’s Economy, The Roosevelt Institute.
Ang, Y. Y. (2016) . 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ng, Y. Y. (2020) . China’s Gilded Age: The Paradox of Economic Boom and Vast Corrup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sell, B. (2012) . Assets in Crisis: Housing, Preferences and Policy in the Credit Crisis. 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8(4), 531–37.
Ansell, B. (2014)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Ownership: Housing Markets and the Welfare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8(2), 383–402.
Ansell, B. W. (2008) . University Challenges: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 World Politics, 60(2), 189–230.
Ansell, B. W. & Gingrich, J. (2013) . A Tale of Two Trilemmas: Varietie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Service Economy. In Wren, A.,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ervice Trans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95–224.
Ansolabehere, S. & Schaffner, B. F. (2008) . CCES Common Content, Harvard Dataverse.
Ansolabehere, S., de Figueiredo, J. M. & Snyder, J. M. (2003) . Why Is There So Little Money in U.S. Polit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7(1), 105–30. Anzia, S. (forthcoming). Local Interests: Interest Groups and Public Policy in U.S. City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Anzia, S. F. (2019) . Looking for Influence in All the Wrong Places: How Studying Subnational Policy Can Revive Research on Interest Group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1(1), 343–51.
Anzia, S. F. & Moe, T. M. (2016) . Do Politicians Use Policy to Make Politics? The Case of Public-Sector Labor Law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0(4), 763–77.
Arjaliès, D.-L., Grant, P., Hardie, I., MacKenzie, D. & Svetlova, E. (2017) . Chains of Finance: How Investment Management Is Shap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rnold, D. (2020) .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Local Labor Market Concentration and Worker Outcomes, Princeton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Arnold, R. D. (1990) . The Logic of Congressional Ac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Arora, A., Belenzon, S. & Patacconi, A. (2015) . Killing the Golden Goose? The Decline of Science in Corporate R&D. NBER Working Paper 20902.
Arora, A., Belenzon, S. & Patacconi, A. (2018) . The Decline of Science in Corporate R&D.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9(1), 3– 32.
Arria, M. (2018) . Arizona Rank-and-File Teachers Plan Day of Action in “Ground Zero” for Koch Brothers’ Agenda, Shadowproof.
Ash, E., Chen, D. L. & Naidu, S. (2020) . Ideas Have Consequences: The Impact of Law and Economics on American Justice. Columbia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Ashby, S. (2017) . Assessing the Fight for Fifteen Movement from Chicago. Labor Studies Journal, 42(4), 366–86.
Atkinson, R. D. (2020) . Understanding the US System of Innov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
Austin, B., Glaeser, E. & Summers, L. H. (2018) . Saving the Heartland: Place-Based Policies in 21st Century America,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Conference Drafts.
Autor, D. (2019) . Work of the Past, Work of the Future. NBER Working Paper 25588.
Autor, D. & Reynolds, E. (2020) . The Nature of Work after the COVID Crisis: Too Few Low-Wage Job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The Hamilton Project.
Autor, D., Dorn, D., Katz, L. F., Patterson, C. & Van Reenen, J. (2017) . Concentrating on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 (5), 180–85.
Autor, D. H., Dorn, D. & Hanson, G. H. (2013) .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121–68.
Autor, D. H., Levy, F. & Murnane, R. J. (2003) . The Skill Conten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4), 1279–1333.
Awrey, D. (2012) . Complexity, Innovation, and the Regulation of Modern Financial Markets. Harvard Business Law Review, 2(2), 235– 294.
Azar, J. (2020) . The Common Ownership Trilemm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87(2), 263–96.
Azar, J., Marinescu, I. & Steinbaum, M. I. (2017) . Labor Market Concentration. Working Paper No. w24147. Chicago: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Azar, J., Marinescu, I. & Steinbaum, M. I. (2020) . Labor Market Concentration.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Azar, J., Schmalz, M. C. & Tecu, I. (2018) .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of Common Ownership. The Journal of Finance, 73(4), 1513–65.
B
Babic, M., Garcia-Bernardo, J. & Heemskerk, E. M. (2020) .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State Capital: State-Led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7(3), 433– 75.
Baccaro, L. & Pontusson, J. (2016) . Rethinking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The Growth Model Perspective. Politics & Society, 44(2), 175–207.
Backus, M., Conlon, C. & Sinkinson, M. (2019) . Common Ownership in America: 1980–2017. NBER Working Paper 25454.
Backus, M., Conlon, C. & Sinkinson, M. (2020) . Common Ownership in America: 1980–2017.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Balkin, J. (2012) . From Off the Wall to On the Wall: How the Mandate Challenge Went Mainstream. The Atlantic, www.theatlantic.com/national/archive/2012/06/from-off-the-wall-to- on-the-wall-how-the-mandate-challenge-went-mainstream/258040/ (accessed 11 December 2020).
Baradaran, M. (2019) . The Color of Money: Black Banks and the Racial Wealth Gap,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aran, P. A. & Sweezy, P. M. (1966) .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Barber, B. (2013) . If Mayors Ruled the World: Dysfunctional Nations, Rising Ci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Barnes, J. & Burke, T. F. (2015) . How Policy Shapes Politics: Rights, Courts, Litigation and the Battle Over Injury Compens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rnes, R. & Mufson, S. (2018) . White House Counts on Kavanaugh in Battle against “Administrative State”. Washington Post, 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courts_law/brett-kavanaugh-and- the-end-of-the-regulatory-state-as-we-know- it/2018/08/12/22649a04-9bdc-11e8-8d5e-c6c594024954_story.html (accessed 11 December 2020).
Barr, N. (2001) . The Welfare State as Piggy Bank: Information, Risk, Uncertainty,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rtels, L. M. (2005) . Homer Gets a Tax Cut: In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 in the American Mind.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3(1), 15–31.
Bartels, L. M. (2008) .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New Gilded 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rtels, L. M. (2016) . Elections in Americ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67(1), 36–49.
Barth, E., Bryson, A., Davis, J. & Freeman, R. (2014) . It’s Where You Work: Increases in Earnings Dispersion across Establishments and Individuals in the US. NBER Working Paper 20447.
Bartik, A. W. (2018) . Moving Costs and Worker Adjustment to Changes in Labor Demand: 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Census Data.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Bassier, I., Arindrajit D. & Naidu, S. (2019) . Monopsony in Movers: The Elasticity of Labor Supply to Firm Wage Policies. NBER Working Paper 27755. www.nber.org/system/files/Working_Papers/w27755/w27755.pdf.
Bastian, J. & Michelmore, K. (2018) . The Long-Term Impact of 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on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Outcom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6(4), 1127–1163.
Bateman, D. A., Katznelson, I. & Lapinski, J. S. (2018) . Southern Nation: Congress and White Supremacy after Reconstru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tstrand, S. (2015) . More than Marke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ine Conservative Parties on Climate Change. Politics and Policy, 43(4), 538–61.
Bawn, K., Cohen, M., Karol, D., Masket, S., Noel, H. & Zaller, J. (2012) . A Theory of Political Parties: Groups, Policy Demands and Nominations in American Politic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0(3), 571–97.
Baxter, L. (2011) . Capture in Financial Regulation: Can We Channel It toward the Common Good? Cornell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21(1), 175–200.
Bayer, P., Ferreira, F. & McMillan, R. (2007) . A Unified Framework for Measuring Preferences for Schools and Neighborhood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5(4), 588–638.
Bebchuk, L. A. & Hirst, S. (2019) . Index Funds and the Futur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 Columbia Law Review, 119(8), 2029–145.
Bebchuk, L. A., Cohen, A. & Hirst, S. (2017) . The Agency Problems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1(3), 89–102.
Been, V. (2018) . City NIMBYS. Journal of Land Use, 33(3), 217–50.
Beland, D. (2007) .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Social Security: Conversion, Layering, and Policy Drift.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8(1), 20–38.
Bell, S. (2012) . The Power of Ideas: The Ideational Shaping of the Structural Power of Busin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6(4), 661–73.
Benmelech, E., Bergman, N. & Kim, H. (2018) . Strong Employers and Weak Employees: How Does Employer Concentration Affect Wages? US Census Working Paper, number CES-18-15.
Bennett, J. (2018) . Why State Attorneys General Races Are the Next Frontier for Out-of-State Influenc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Bensel, R. F. (1984) . Sectionalism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1880–198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Bensel, R. F. (2000)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Industrialization, 1877–19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ramendi, P. (2012) .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Inequality: Regions and Redistrib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ramendi, P. & Rueda, D. (2007) . Social Democracy Constrained: Indirect Taxation in Industrialized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4), 619–41.
Berger, D., Herkenhoff, K. & Mongey, S. (2019) . Labor Market Power. NBER Working Paper 25719.
Berkowitz, D. (2020) . Workplace Safety & Health Enforcement Falls to Lowest Levels in Decades, New York: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Berle, A. A. & Means, G. C. (1932) .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Macmillan.
Berlin, I. (2002) .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 Hardy, H., ed., Liberty: Incorporating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6–217.
Berman, E., Bound, J. & Machin, S. (1998) . Implications of Skill 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3(4), 1245–79.
Bernauer, T. (2013) . Climate Chang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6, 421–48.
Bernstein, J. (2008) . Physicists on Wall Street and Other Essays on Science and Society,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Berry, J. M., Portney, K. E. & Thomson, K. (1993) . The Rebirth of Urban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Besley, T. & Coate, S. (2003) . Centralized versus Decentralized Provision of Local Public Goods: 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7(12), 2611–37.
Bessembinder, H. (2018) . Do Stocks Outperform Treasury Bill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29(3), 440–57.
Bessen, J. (2016) . Accounting for Rising Corporate Profits: Intangibles or Regulatory Rents? Bos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Law and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 16–18.
Bidgood, J. (2018) . West Virginia Teachers’ Strike Ends with a Promise to Raise Pay. The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18/02/27/us/west-virginia-teachers-strike- ends.html (accessed 11 December 2020).
Biggs, M. (2005) . Strikes as Forest Fires: Chicago and Pari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0(6), 1684–714.
Binder, S. A. (2003) . Stalemat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Legislative Gridlock. Washington, DC: The B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Birchfield, V. & Crepaz, M. (1998) . The Impact of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nd Collective and Competitive Veto Points on Income Inequality in Industrialized Democra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4(2), 175–200.
Bivens, J., Mishel, L. & Schmitt, J. (2018) . It’s Not Just Monopoly and Monopsony: How Market Power Has Affected American Wages, Washington, DC: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BLS (2017) . Table 32: Leave Benefits: Access, Civilian Workers, March 2017,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lackRock. (2019). Loi Pacte: Le bon plan Retraite. www.blackrock.com/corporate/literature/whitePaper/viewpoint-loi- pacte-le-bon-plan-retraite-juin-2019.pdf.
Block, F. (1977) .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Rule. Socialist Revolution, 33, 6–28.
Block, F. (2010) . Revising State Theory: Essays in Politics and Postindustrialism,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2019). Report on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U.S. Households in 2018.
Bobo, L. (2001) . Racial attitudes and relations at the clos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Smelser, N. J., Wilson, W. J. & Mitchell, F., eds., America Becoming: Racial Trend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Vol. 1.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pp. 264–301.
Bobo, L. & Zubrinsky, C. L. (1996) . Attitudes on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Perceived Status Differences, Mere In-Group Preference, or Racial Prejudice. Social Forces, 74(3), 883–909.
Bobo, L., Kluegel, J. R. & Smith, R. A. (1997) . Laissez-Faire Racism: The Crystallization of a Kinder, Gentler, Antiblack Ideology. In Tuch, S. A. and Martin, J. K., eds., Racial Attitudes in the 1990s: Continuity and Change, Boston: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pp. 15–42.
Bogle, J. C. (2012) . The Clash of the Cultures: Investment vs. Speculation,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Boix, C. (1998) . Political Parties, Growth and Equality: Conservative and Social Democratic Economic Strategies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ix, C. (2019) . Democratic Capitalism at the Crossroad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olton, A. (2020) . McConnell proposes keeping liability protection and state, local funding out of coronavirus relief bill. The Hill, https://thehill.com/homenews/senate/529295-mcconnell-proposes- keeping-liability-protection-and-state-local-funding-out (accessed 10 January 2021).
Bonica, A. & Sen, M. (2017) . The Politics of Selecting the Bench from the Bar: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Partisan Incentives to Introduce Ideology into Judicial Selec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60(4), 559–95.
Bonica, A. & Sen, M. (2021) . The Judicial Tug of War: How Lawyers, Politicians, and Ideological Incentives Shape the American Judicia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nnet, O., Bono, P.-H., Chapelle, G. C. & Wasmer, E. (2014) . Capital Is Not Back: A Comment on Thomas Piketty’s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VOX CEPR’s Policy Portal.
Booysen, S. (2016) . Fees Must Fall: Student Revolt, Decolonisation and Governance in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 Wits University Press.
Borgschulte, M. & Vogler, J. (2020) . Did the ACA Medicaid Expansion Save Live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72, 102333.
Borick, C. P., Rabe, B. G. & Mills, S. (2015) . Acceptance of Global Warming among Americans Moderately Increases in Late 2014. Issues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19.
Borodovsky, L. (2019) . U.S. Fixed Assets Continue to Get Older. Wall Street Journal, www.wsj.com/articles/the-daily-shot-the-nations- fixed-assets-continue-to-get-older-01576489627 (accessed 8 January 2021).
Bottari, M. & Fischer, B. (2013) . Efforts to Deliver “Kill Shot” to Paid Sick Leave Tied to ALEC. PR Watch, www.prwatch.org/news/2013/04/12037/efforts-deliver-kill-shot-paid- sick-leave-tied-alec (accessed 13 December 2020).
Bound, J. & Johnson, G. (1992) .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Wages in the 1980s: An Evaluation of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3), 371–92.
Boustan, L. P. (2010) . Was Postwar Suburbanization “White Flight”? Evidence from the Black Migr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1), 417–43.
Bowles, S. & Gintis, H. (1993) . The Revenge of Homo Economicus: Contested Exchange and the Reviv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1), 83–102.
Bowles, S. & Gintis, H., (2011) .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Boyer, R. (2000) . Is a Finance-Led Growth Regime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Fordism? A Preliminary Analysis. Economy and Society, 29(1), 111–45.
Boyer, R. (2005) . From Shareholder Value to CEO Power: The Paradox of the 1990s. Competition & Change, 9(1), 7–47.
Brady, D. & Volden, C. (2005) . Revolving Gridlock: Policy and Politics from Jimmy Carter to George W. Bush,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Brady, D., Huber, E. & Stephens, J. D. (2020) . Comparative Welfare States Data Set,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nd WZB Berlin Social Science Center.
Braun, B (2016) . From Performativity to Political Economy: Index Investing, ETFs and Asset Manager Capitalism. New Political Economy, 21(3), 257–73.
Braun, B. (2020) . Central Banking and the Infrastructural Power of Finance: The Case of ECB Support for Repo and Securitization Markets. Socio-Economic Review, 18(2), 395–418.
Breznitz, D. & Murphree, M. (2011) . Run of the Red Queen: Government, Innovation,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Bridges, A. (1997) . Morning Glories: Municipal Reform in the Southwe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riere, M., Pouget, S. & Ureche, L. (2019) . Do Universal Owners Vote to Curb Negative Corporate Externaliti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hareholder Meetings, https://ssrn.com/abstract=3403465.
Briffault, R. (1990) . Our Localism: Part II–Localism and Legal Theory. Columbia Law Review, 90(1), 1–115.
Brody, B. (2020) . U.S. Chamber Lobbies against Rules, Liability as States Reopen. Bloomberg,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4-28/u-s-chamber- pushes-back-on-new-business-rules-in-reopening (accessed 10 January 2021).
Browning, R., Marshall, D. R. & Tabb, D. (1984) . Protest Is Not Enough: The Struggle for Blacks and Hispanics for Equality in Urban Politics,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rownstein, R. (2020) . Democrats’ Real Liability in the House. The Atlantic, 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0/11/bidens- popular-vote-win-didnt-help-house-democrats/617211/ (accessed 5 January 2020).
Brueckner, J. K. (1998) . Testing for Strategic Interac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The Case of Growth Control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4(3), 438–67.
Brundage, Jr., V. (2017) . BLS Spotlight on Statistics: Profile of the Labor Force by Educational Attainmen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ucci, L. C. (2018) . Organized Labor’s Check on Rising Economic Inequality in the US States. State Politics & Policy Quarterly, 18(2), 148–73.
Budryk, Z. (2020) . Fauci: Differing State Responses a “Major Weakness” in Fighting Coronavirus. The Hill, https://thehill.com/policy/healthcare/531787-fauci-states-differing- responses-a-major-weakness-in-fighting-coronavirus (accessed 10 January 2021).
Buenker, J. D. (1973) . Urban Liberalism and Progressive Reform, New York: Norton.
Burawoy, M. (1982) .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urbank, S. & Farhang, S. (2017) . Rights and Retrenchment: The Counterrevolution against Federal Litig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rns, J. (2014) . Strike Back: Using the Militant Tactics of Labor’s Past to Reignite Public Sector Unionism Today, New York: Ig Publishing.
Burns, N. (1994) .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Local Governments: Private Values in Public Institu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Busemeyer, M. R. (2007) . Determinants of Public Education Spending in 21 Oecd Democracies, 1980–2001.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4(4), 582–610.
Busemeyer, M. R. (2014) . Skills and Inequality: Partisan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ducation Reforms in Western Welfare Stat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semeyer, M. & Thelen, K. (2020) . Institutional Source of Business Power. World Politics, 74(3), 448–80.
Bush, V. (1945) .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Berge, P. (2019) . Reallocation Effects of the Minimum Wage: Evidence from Germany, London: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Migrati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C
Cairns, K. (2016) . The Case of Rose Bird: Gender, Politics, and the California Court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Caldwell, S. & Oehlsen, E. (2018) . Monopsony and the Gender Wage Gap: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the Gig Economy. Working Paper. https://sydneec.github.io/Website/Caldwell_Oehlsen.pdf.
Callaci, B. (2018) . Control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Legal Creation of Franchising 1960–1980, Washington Center for Equitable Growth.
Cameron, C. M., Gray, C., Kastellac, J. P. & Park, J.-K. (2018) . From Textbook Pluralism to Modern Hyper-Pluralism: Interest Groups and Supreme Court Nominations 1930–2017. Journal of Law and Courts, 8(2), 301–32.
Campbell, J. E. (2011) . The Economic Records of the Presidents: Party Differences and Inherited Economic Conditions. Forum: A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Politics, 9(1), Article 7.
Caraley, D. (1992) . Washington Abandons the Citie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7(1), 1–30.
Card, D., Cardoso, A. R., Heining, J. & Kline, P. (2018) . Firm and Labor Market Inequality: Evidence and Some Theory.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6(S1), S13–S70.
Card, D., Heining, J. &, Kline, P. (2013) . Workplace Heterogeneity and the Rise of West German Wage Inequali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3), 967–1015.
Card, D., Mas, A. & Rothstein, J. (2008) . Tipping and Dynamics of Segreg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1), 177–218.
Carnes, N. (2013) . White-Collar Government: The Hidden Role of Class in Economic Policy Mak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rnevale, A. P., Smith, N. & Strohl, J. (2013) . Recovery: Job Growth and Education Requirements Through 2020,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Center on Education and the Workforce.
Carpenter, D. (2001) . The Forging of Bureaucratic Autonomy: Reputations, Networks, and Policy Innovation in Executive Agencies, 1862–192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rpenter, D. (2010) . Reputation and Power: Organizational Image and Pharmaceutical Regulation at the FD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rpenter, D. & Moss, D. (2013) . Preventing Regulatory Capture: Special Interest Influence and How to Limit I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rpentier, V. (2018) . Expans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of the UK, the USA and France. Centre for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3.
Carré, F. (2015) . (In)dependent Contractor Misclassification, Washington, DC: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Carter, T. (2002) . Boosting the Bench. ABA Journal, 29–33.
Case, A. & Deaton, A. (2019) . 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ughey, D., Xu, Y. & Warshaw, C. (2017) . Incremental Democracy: The Policy Effects of Partisan Control of State Governm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9(4), 1342–58.
CB Insights (2020) . The Complete List of Unicorn Companies. New York: CB Insights.
CBPP (2020) . Tracking the COVID-19 Recession’s Effects on Food, Housing, and Employment Hardships,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COVID Hardship Watch.
Cellini, S. R. & Turner, N. (2019) . Gainfully Employed? Assessing the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of For-Profit College Students Using Administrative Data.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4(2), 342–70.
Cengiz, D., Dube, A., Lindner, A. & Zipperer, B. (2019) . The Effect of Minimum Wages on Low-Wage Job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4(3), 1405–54.
CFPB (2015) . CFPB Study Finds that Arbitration Agreements Limit Relief for Consumers, Washington, DC: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
Chandler, A. D. (1965) . The Railroads: The Nation’s First Big Business; Sources and Readings, San Diego, CA: Harcourt, Brace & World.
Chandler, A. D. (1977) .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ndler, A. (1990) . Strategy and Structure: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Chang, S., Pierson, E., Koh, P. W., Geradin, J., Redbird, B., Grusky, D. & Leskovec, J. (2020). Mobility Network Models of COVID-19 Explain Inequities and Inform Opening. Nature, 589, 82–87.
Charles, C. Z. (2003) . “The Dynamics of Racial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9(1), 167–207. http://doi.org10.1146/annurev.soc.29.010202.100002. www.annualreviews.org/doi/abs/10.1146/annurev.soc.29.010202.10 0002.
Charron-Chénier, R. (2020) . Predatory Inclusion in Consumer Credit: Explaining Black and White Disparities in Payday Loan Use. Sociological Forum, 35(2), 370–92.
Chen, P., Karabarbounis, L. & Neiman, B. (2017) . The Global Rise of Corporate Saving.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89, 1–19. Chetty, R., Friedman, J. N., Hendren, N., Stepner, M. & the
Chikane, R. (2018) . Breaking a Rainbow, Building a Nation: The Politics Behind #MustFall Movements, Johannesburg: Picador Africa.
Cho, D. (2019) . Essays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and Wag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Economics Department.
Christensen, C. M. (2013) . 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 Brighton, MA: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Christophers, B. (2016) . The Great Leveler: Capitalism and Competition in the Court of La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ristophers, B. (2019) . Environmental Beta or How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hink about Climate Change and Fossil Fuel Risk.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109(3), 754–74.
Christophers, B. (2020) . Rentier Capitalism: Who Owns the Economy, and Who Pays for It? London: Verso.
Chwieroth, J. M. & Walter, A. (2019) . The Wealth Effect: How the Great Expectations of the Middle Class Have Changed the Politics of Banking Cris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iepley, D. (2013) . Beyond Public and Private: Toward a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Corpor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01), 139–58.
Clark, G. (2000) . Pension Fund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lark, G. L. & Monk, A. H. B. (2017) .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 Global Market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lemens, E. (2006) . Lineages of the Rube Goldberg State: Building and Blurring Public Programs, 1900–1940. In Shapiro, I., Skowronek, S. & Galvin, D., eds., The Art of the State: Rethinking Political Institution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p. 380–443.
Clemens, J. & Strain, M. R. (2020) . Public Policy and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Interest Groups: An Analysis of Minimum Wages, Labor Unions, and Effective Advocacy. NBER Working Paper 27902.
Clinton, J. D. (2012) . Congress, Lawmaking, and the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1971–2000.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6(2), 355–72.
Clowes, M. J. (2000) . The Money Flood: How Pension Funds Revolutionized Investing, Hoboken, NJ: Wiley.
Coates, J. C. (2009) . Reforming the Taxation and Regulation of Mutual Funds: A Comparative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Journal of Legal Analysis, 1(2), 591–689.
Coffee, J. C. Jr. (1991) . Liquidity versus Control: The Institutional Investor as Corporate Monitor. Columbia Law Review, 91(6), 1277– 368.
Cohen, A. (2021) . Supreme Inequality: The Supreme Court’s Fifty- Year Battle for a More Unjust America, 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Cohn, J. (2020) . How COVID-19 Overwhelmed the American State. The Huffington Post, www.huffpost.com/entry/us-unemployment- health-care-coronavirus-europe_n_5ebef6f1c5b678dd13cc04bb (accessed 10 January 2021).
Colvin, A. J. S. (2018) . The Growing Use of Mandatory Arbitration: Access to the Courts Is Now Barred for More Than 60 Million American Workers, Washington, DC: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Colvin, A. J. S. & Shierholz, H. (2019) . Noncompete Agreements: Ubiquitous, Harmful to Wages and to Competition, and Part of a Growing Trend of Employers Requiring Workers to Sign Away Their Rights, Washington, DC: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Condon, M. (2020) . Externalities and the Common Owner. Washington Law Review, 95, 1–81.
Conley, D. (2010) . Being Black, Living in the Red: Race, Wealth, and Social Policy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nnolly, N. D. B. (2014) . A World More Concrete: Real Estate and the Remaking of Jim Crow South Florid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nverse, P. (1964) .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Critical Review, 18(1–3), 1–74.
Corkery, M. (2017) . Betty Dukes, Greeter Whose Walmart Lawsuit Went to Supreme Court, Dies at 67. New York Times, nytimes.com/2017/07/18/business/betty-dukes-dead-walmart- worker-led-landmark-class-action-sex-bias-case.html (accessed 17 December 2020).
Cornell, H. W. (1958) . Collective Bargaining by Public Employee Group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07, 43–64.
Corrado, C., Haskel, J., Jona-Lasinio, C. & Iommi, M. (2016) . Intangible Investment in the EU and US Before and Since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Productivity Growth. EIB Working Paper.
Costa, D. L. & Kahn, M. E. (2000) . Power Couples: Changes in the Locational Choice of the College Educated, 1940–1990.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4), 1287–315.
Cottom, T. M. (2017) . Lower Ed: The Troubling Rise of For-Profit Colleges in the New Econom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Cover, J., Spring, A. F. & Kleit, R, G. (2011) . Minorities on the Margins?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Fringe Banking Services.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33(3), 317–44.
Covert, B. (2020) . Banks Stand to Make $18 Billion in PPP Processing Fees from Cares Act. The Intercept, https://theintercept.com/2020/07/14/banks-cares-act-ppp/ (accessed 10 January 2021).
Coviello, D., Deserranno, E. & Persico, N. (2018) . Minimum Wage and Individual Worke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a Large US Retailer.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Cowley, S., Flitter, E. & Enrich, D. (2020) . Some Small Businesses That Got Aid Fear the Rules Too Much to Spend It.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20/05/02/business/economy/loans- coronavirus-small-business.html (accessed 10 January 2021).
Cox, G. W. (1987) . The Efficient Secret: The Cabine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arties in Victorian Eng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x, G. W. & Magar, E., (1999) . How Much is Majority Status in the US Congress Wort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2), 299– 309.
Cox, G. W. & McCubbins, M. D. (2005) . Setting the Agenda: Responsible Party Government i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amer, K. J. (2014) .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 Crises: The Shape of Resentment toward Public Employees. In L. Bartels and N. Bermeo, eds., Mass Politics in Tough Times: Opinions, Votes and Protest in the Great Reces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72–104.
Cramer, K. J. (2016) .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remers, K. J. M. & Sepe, S. M. (2018) .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Value. Seattle University Law Review, 41(2), 387–418.
Crepaz, M. & Moser, A. W. (2004) . The Impact of Collective and Competitive Veto Points on Public Expenditures in the Global Ag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7(3), 259–85.
Crouch, C. (2009) . Privatised Keynesianism: An Unacknowledged Policy Regim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3), 382–99.
Culpepper, P. D. (2005) .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Coordinated Financial Systems since 1990. World Politics, 57(2), 173–99.
Culpepper, P. D. (2010) . Quiet Politics and Business Power: Corporate Control in Europe and Jap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ulpepper, P. D. (2015) . Structural Power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Post-Crisis Era. Business and Politics, 17, 391–409.
Culpepper, P. D. & Reinke, R. (2014) . Structural Power and Bank Bailout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s and Society, 42(4), 427–54.
Curry, J. M. & Lee, F. E. (2019) . Non-Party Government: Bipartisan Lawmaking and Party Power in Congres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7(1), 47–65.
Cutler, D. M., Glaeser, E. L. & Vigdor, J. L. (1999) .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Ghetto.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7(3), 455–506.
D
Dadayan, L. & Boyd, D. (2016) . Double, Double, Oil and Trouble, Albany, NY: 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Dahl, R. A. (1957) .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2(3), 201–15.
Dahl, R. A. (1961) .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Dalton, M., Handwerker, E. W. & Loewenstein, M. A. (2020) . Employment Changes by Employer Siz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Look at the Current Employment Statistics Survey Microdata,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Monthly Labor Review.
Danielson, M. (1976) . The Politics of Exclus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anziger, S. & Gottschalk, P. (1995) . America Unequal,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Dar, L. & Lee, D.-W. (2014) . Partisanship,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State Higher Education Budget Outcomes.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85(4), 469–98.
Darity, W. A. & Mullen, A. K. (2020) . From Here to Equality: Reparations for Black America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Darity, W. A., Hamilton, D. & Stewart, J. B. (2015) . A Tour de Force in Understanding Intergroup Inequ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ification Economics. Review of Black Political Economy, 42(1–2), 1–6.
Davidson, N. & Haddow, K. (2020) . State Preemption and Local Responses in the Pandemic,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onstitution Society: Expert Forum. www.acslaw.org/expertforum/state- preemption-and-local-responses-in-the-pandemic/.
Davies, R., Haldane, A., Nielsen, M. & Pezzini, S. (2014) . Measuring the Costs of Short-Termism.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12, 16–25.
Davis, B. & Haddon, H. (2020) . Big Restaurant, Hotel Chains Won Exemption to Get Small Business Loans. Wall Street Journal, www.wsj.com/articles/big-restaurant-hotel-chains-won-exemption- to-get-small-business-loans-11586167200 (accessed 10 January 2021).
Davis, G. (2009) . Managed by the Markets: How Finance Re-Shaped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avis, G. F. (2008) . A New Finance Capitalism? Mutual Funds and Ownership Re‐concen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5(1), 11–21.
Davis, G. F. (2015) . Corporate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Rangan, S., ed., Performance and Progress: Essays on Capitalism, Business,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95–414.
Davis, G. (2016) . The Vanishing American Corporation: Navigating the Hazards of a New Economy, Oakland, CA: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Davis, G. F. & Thompson, T. A. (1994) . A Social Movement Perspective on Corporate Control.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9(1), 141–73.
Davis, L. E. & Neal, L. (2007) . Why did finance capitalism and 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rise in the 1890s? In Lamoreaux, N. R. & Sokoloff, K. L., Financing Innov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 129–61.
Dawson, M. C. & Ming Francis, M. (2016) . Black Politics and the Neoliberal Racial Order. Public Culture, 28(1), 23–62.
De Loecker, J. & Eeckhout, J. (2017) . The rise of market power and the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23687.
De Loecker, J. & Eeckhout, J. (2018) . Global market power. NBER Working Paper 24768.
Decker, J. (2016) . The Other Rights Revolution: Conservative Lawyers and the Remaking of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eg, R. & Hardie, I. (2016) . What Is Patient Capital and Who Supplies It? Socio-Economic Review, 14(4), 627–45.
Delli Carpini, M. X. & Keeter, S. (1997) . 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Dettling, L. J., Hsu, J. W., Jacobs, L., Moore, K. B. & Thompson, J. P. (2017) . Recent Trends in Wealth-Holding by Race and Ethnicity: 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 Washington, DC: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Diermeier, D., Keane, M. & Merlo, A. (2005) . A Political Economy Model of Congressional Care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1), 347–73.
Dimick, M. (2014) . Productive Unionism. UC Irvine Law Review, 4(2), 679–724.
Dixon, A. D. (2012) . Function before Form: Macro-Institutional Comparison and the Geography of Fin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2(3), 579–600.
Djankov, S. & Zhang, E. (2020) . COVID-19 Widens Gender Gap i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Some but Not Other Advanced Economies,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Drahos, P. & Braithwaite, J. (2002) . Information Feudalism: Who Owns the Knowledge Econom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Drazanova, L. (2019) . Historical Index of Ethnic Fractionalization Dataset (HIEF) Version V1, Cambridge, MA: Harvard Dataverse.
Dreier, P., Mollenkopf, J. & Swanstrom, T. (2004) . Place Matters: Metropolitic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Drucker, P. F. (1976) . The Unseen Revolution: How Pension Fund Socialism Came to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Drutman, L. (2010) . Congressional Fellowship Program: The Complexities of Lobbying: Towar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fession.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43(4), 834–37.
Dube, A., Giuliano, L. & Leonard, J. (2019) . Fairness and Frictions: The Impact of Unequal Raises on Quit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2), 620–63.
Dube, A., Jacobs, J., Naidu, S. & Suri, S. (2020) . Monopsony in Online Labor Mark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2(1), 33–46.
Dube, A., Lester, T. W., & Reich, M. (2016) . Minimum Wage Shocks, Employment Flows, and Labor Market Friction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4(3), 663–704.
Dube, A., Manning, A. & Naidu, S. (2018) . Monopsony and Employer Mis-optimization Explain Why Wages Bunch at Round Numbers. NBER Working Paper 24991.
Duménil, G. & Lévy, D. (2011) . 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ustmann, C., Lindner, A., Schonberg, U., Umkehrer, M. & Vom
E
Eckert, F., Ganapati, S. & Walsh, C. (2019) . Skilled Tradable Servic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High-Skill Labor Markets, Opportunity and Inclusive Growt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Economy, E. (2018) . The Third Revolution: Xi Jinping and the New Chinese Stat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dwards, R. (1979) .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Egede, L. & Walker, R. J. (2020) . Structural Racism, Social Risk Factors, and Covid-19 – A Dangerous Convergence for Black American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83, e77.
Ehrenhalt, A. (2013) . The Great Invers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Cit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Eidelson, J. (2018) . Koch Brothers-Linked Group Declares New War on Unions. Bloomberg,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6- 27/koch-brothers-linked-group-declares-new-war-on-unions (accessed 24 December 2020).
Einhorn, R. (2006) . American Taxation, American Slave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instein, K. L. & Glick, D. M. (2017) . Cities in American Federalism: Evidence on State–Local Government Conflict from a Survey of Mayors. Publius: The Journal of Federalism, 47(4), 599–621.
Einstein, K. L., Glick, D. M. & Palmer, M. (2019) . Neighborhood Defenders: Participatory Politics and America’s Housing Cri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lhauge, E. (2016) . Horizontal Shareholding. Harvard Law Review, 129, 1267–317.
Ellen, I. G. (2000) . Sharing America’s Neighborhoods: The Prospects for Stable Racial Integr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lmendorf, C. (2019) . Beyond the Double Veto: Land use Plans as Preemptive Intergovernmental Compacts. 71 Hastings Law Journal, 79.
Elzinga, A. (2012) . Features of the Current Science Policy Regime: Viewe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39(4), 416–28.
Emerson, M. O., Chai, K. J. & Yancey, G. (2001) . Does Race Matter in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Exploring the Preferences of White America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6(6), 922–35.
Enns, P. K. (2015) . Relative Policy Support and Coincidental Representatio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3(4), 1053–64.
Enns, P. K., Kelly, N. J., Morgan, J., Volscho, T. & Witko, C. (2014) . Conditional Status Quo Bias and Top Income Shares: How U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Have Benefited the Rich.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6(2), 289–303.
Enright, T. (2016) . The Making of Grand Paris: Metropolitan Urba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Epic Systems (2018) . Epic Systems Corp. v. Lewis, Oyez.
Epstein, L., Landes, W. M. & Posner, R. A. (2013) . The Behavior of Federal Judge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 of Rational Cho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pp, C. R. (1998) . The Rights Revolution: Lawyers, Activists and Supreme Court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pp, C. R. (2009) . Making Rights Real: Activists, Bureaucrat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Legalistic Sta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rikson, R., MacKuen, M. & Stimson, J. (2003) . The Macro Po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sping-Andersen, G. (1990) .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stevez-Abe, M., Iversen, T. & Soskice, D. (2001) . Social Protec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Skills: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Hall, P. and Soskice, D.,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45–83.
EU KLEMS (2018) .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Accounts September 2017, EU KLEMS.
F
Fairfield, T. (2015) . Private Wealth and Public Revenu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ma, E. F. & Jensen, M. C. (1983) .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6(2), 301–25.
Fannin, R. (2019) . Tech Titans of China: How China’s Tech Sector Is Challenging the World by Innovating Faster, Working Harder, and Going Global, London: Nicholas Brealey.
Farber, H. S. & Western, B. (2001) . Accounting for the Decline of Unions in the Private Sector, 1973–1998.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XXII(3), 459–85.
Farber, H. S., Herbst, D., Kuziemko, I. & Naidu, S. (2020) . Unions and Inequality Over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Evidence from Survey Data. NBER Working Paper 24587.
Farewell Address (1961) . Reading copy of the speech. Abeline, KS: Dwight D. 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
Farhang, S. & Katznelson, I. (2005) . The Southern Imposition: Congress and Labor in the New Deal and Fair Deal.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19(1), 1–30.
Faricy, C. G. (2015) . Welfare for the Wealthy: Parties, Social Spending, and Inequa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rley, R., Steeh, C., Krysan, M., Jackson, T. & Reeves, K. (1994) . Stereotypes and Segregation: Neighborhoods in the Detroit Are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3), 750–80.
Farrell, J. (2016) . Corporate Funding and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about Climate Change. PNAS, 113(1), 92–97.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2018) . FTC Hearing #8: Common Ownership.
Feigenbaum, J., Hertel-Fernandez, A. & Williamson, V. (2019) . From the Bargaining Table to the Ballot Box: Political Effects of Right to Work Laws. NBER Working Paper 24259.
Fergus, D. (2013) . The Ghetto Tax: Auto Insurance, Postal Code Profiling, 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Wealth Transfer. In Harris, F. C. and Lieberman, R. C., eds., Beyond Discrimination: Racial Inequality in a Postracist Era.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p. 277–316.
Ferreira, M. A., Matos, P. & Pires, P. (2018) . Asset Management within Commercial Banking Groups: International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Finance, 73(5), 2181–227.
Ferreras, I. (2017) . Firms as Political Entities: Saving Democracy through Economic Bicamerali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chtner, J. & Heemskerk, E. M. (2020) . The New Permanent Universal Owners: Index Funds, Patient Capital,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eeble and Forceful Stewardship. Economy and Societ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Fichtner, J., Heemskerk, E. M. & Garcia-Bernardo, J. (2017) . Hidden Power of the Big Three? Passive Index Funds, Re-concentration of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New Financial Risk. Business and Politics, 19(2), 298–326.
Filindra, A. & Kaplan, N. (2020) . Beyond Performance: Racial Resentment and Whites’ Negativity toward Government, https://ssrn.com/abstract=3574804.
Fingerhut, H. (2017) . Republicans Skeptical of Colleges’ Impact on U.S., but Most See Benefits for Workforce Preparation,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Fink, M. P. (2008) . The Rise of Mutual Funds: An Insider’s Vie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nocchiaro, C. J. & Rohde, D. W. (2008) . War for the Floor: Partisan Theory and Agenda Control i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33(1), 35–61.
Fisch, J. E., Hamdani, A. & Solomon, S. D. (2019) . The New Titans of Wall Stree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Passive Investor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7.
Fischel, W. A. (2001) . The Homevoter Hypothesis: How Home Values Influence Local Government Taxation, School Finance, and Land-Use Polic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ischer, A. & Gould-Werth, A. (2020) . Broken Plumbing: How Systems for Delivering Economic Relief in Response to the Coronavirus Recession Failed the US Economy, Washington Center for Equitable Growth.
Fischer, C. S., Stockmayer, G., Stiles, J. & Hout, M. (2004) . Distinguishing the Geographic Levels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U.S. Metropolitan Segregation, 1960–2000. Demography, 41(1), 37–59.
Fisk, C. (2009) . Working Knowledge: Employee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Corpor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1800–193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Flavin, P. & Hartney, M. T. (2015) . When Government Subsidizes Its Own: Collective Bargaining Laws as Agents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9(4), 896–911.
Fligstein, N. (2002) . The Architecture of Markets: An Economic Sociology of Twenty-First Century Capitalist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lood, C. (2020) . The $5tn club: Merger mania sweeps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Financial Times, www.ft.com/content/d8e07916-a5ea-451f-acf2-35cd1be6639d (accessed 7 January 2021).
Flynn, A., Holmberg, S. R., Warren, D. T. & Wong, F. J. (2017) . The Hidden Rules of Race: Barriers to an Inclusive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glesong, R. (2001) . Married to the Mouse: Walt Disney World and Orlando,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Foohey, P. & Martin, N. (2021) . Reducing the Wealth Gap Through Fintech “Advances” in Consumer Banking and Lendin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Forbath, W. E. (1991) . Law and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orman, J. (2017) . Locking Up Our Own: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Black Americ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Foster, D. & Summers, A. (2005) . Current Stat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Profiles on Land-Use Reg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Zell/Lurie Real Estate Center Working Paper.
Fourcade, M. & Healy, K. (2017) . Seeing Like a Market. Socio- Economic Review, 15(1), 9–29.
Fourcade, M. & Khurana, R. (2017) . The Social Trajectory of a Finance Professor and the Common Sense of Capital.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49(2), 347–81.
Fowler, A., Garro, H. & Spenkuch, J. L. (2020) . Quid Pro Quo? Corporate Returns to Campaign Contribu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82(3), 844–58.
Fox, B. (2019) . Asset managers fight to prevent limits on company ownership. Financial Times, www.ft.com/content/af19e6ca-2f02- 11e9-ba00-0251022932c8?shareType=nongift (accessed 04/ 20/2019).
Francia, P. (2013) . Onward Union Soldiers? Organized Labor’s Future in American Elections. In Herrnson, P., Deering, C. & Wilcox, C., eds., Interest Groups Unleashed, Washington, DC: CQ Press, pp. 138–39.
Francis, M. M. (2019) . The Price of Civil Rights: Black Lives, White Funding, and Movement Capture. Law and Society Review, 53(1), 275–309.
Franko, W. & Witko, C. (2017) . The New Economic Populism: How States Respond to Economic Inequ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ranko, W. W., Tolbert, C. & Witko, C. (2013) . Inequality, Self- Interest and Public Support for “Robin Hood” Tax Polici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6(4), 923–37.
Franks, J., Mayer, C. & Rossi, S. (2008) . Ownership: Evolution and regulation.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2(10), 4009–56.
Frasure-Yokley, L. (2015) . Racial and Ethnic Politics in American Suburb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azelle, B. R. (2019) . Corporations and the Supreme Court, Washington, DC: Constitutional Accountability Center.
Freemark, Y., Steil, J. & Thelen, K. (2020) . Varieties of Urbanism: A Comparative View of Inequality and the Dual Dimensions of Metropolitan Fragmentation. Politics & Society, 48(2), 235–74.
Freund, D. M. P. (2010) . Colored Property: State Policy & White Racial Politics in Suburba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riedman, T. L. (2005) .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Macmillan.
Frisch, J. (2016) . The New Governance and the Challenge of Litigation Bylaws. Brooklyn Law Review 81.
Frymer, P. & Grumbach, J. M. (2020) . Labor Unions and White Racial Poli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0(0), 1–16.
Funk, R. J. & Hirschman, D. (2014) . Derivatives and Deregulatio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the Demise of Glass-Steagall.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9, 669–704.
G
Gabor, D. (2021) . The Wall Street Consensus. Development & Change,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Galanter, M. (1974) . Why the “Haves” Come out Ahead: Speculations on the Limits of Legal Change. Law and Society Review, 9(1), 95–160.
Galbraith, J. (1967) .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Galster, G. & Godfrey, E. (2005) .By Words and Deeds: Racial Steering by Real Estate Agents in the U.S. in 2000.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71(3), 251–68.
Galston, W. (2015) . Against Short-Termism. Democracy: A Journal of Ideas, 38.
Galvin, D. J. (2016) . Deterring Wage Theft: Alt-Labor, State Politics, and the Policy Determinants of Minimum Wage Complianc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4, 324–50.
Galvin, D. J. & Hacker, J. S. (2020) .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Policy Drift: Policy Stalemate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Northwestern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WP- 19-12.
Ganong, P. & Shoag, D. (2017) . Why Has Regional Income Convergence in the US Declined?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02, 76–90.
Garin, A. (2018) . Essays on the Economics of Labor Demand and Policy Incidence.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 Sciences.
Garritzmann, J. L. (2014)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gher Education Finance: The Politics of Tuition Fees and Subsidies in OECD Countries, 1945–2015, London, UK: Palgrave.
Garritzmann, J. L. (2015) . Attitudes towards Student Support: How Positive Feedback-Effects Prevent Change in the Four Worlds of Student Finance.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5(2), 139–58.
Gass, N. (2016) . Trump: GOP Will Become “Worker’s Party” under Me. Politico, www.politico.com/story/2016/05/trump-gop-workers- party-223598 (accessed 5 January 2020).
Gaventa, J. (1980) . Power and Powerlessness: Quiescence and Rebellion in an Appalachian Valley,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Geithner, T. F. (2014) . Stress Test: Reflections on Financial Crises,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Gerstle, G. (2017) . Liberty and Coercion: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Government from the Founding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ertler, M. S., Oinas, P., Storper, M. & Scranton, P. (1995) . Discussion of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by Annalee Saxenian. Economic Geography, 71(2), 199– 207.
Ghosh, A. (2017) . Pricing and Performance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Routledge.
Gibson, E. L. (2013) . Boundary Control: Subnational Authoritarianism in Federal Democrac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idron, N. & Hall, P. A. (2019) . Populism as a Problem of Social Integr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3(7), 1027–59.
Gingrich, J. (2011) . Marking Markets in the Welfare State: The Politics of Varying Market Reform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ilens, M. (1999) . Why Americans Hate Welfare: Race, Media,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poverty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ilens, M. (2012) . Affluence and Influence: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Gilens, M. & Page, B. I. (2014) .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2(03), 564–81.
Gilman, H. (1993) . The Constitution Besiege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Gilson, R. J. & Gordon, J. N. (2013) . The Agency Costs of Agency Capitalism: Activist Investors and the Revaluation of Governance Rights. Columbia Law Review, 113(4), 863–927.
Glaeser, E. & Gyourko, J. (2018) .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Housing Suppl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2(1), 3–30.
Glaeser, E. & Ward, B. A. (2009) .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Land Use Regulation: Evidence from Greater Bost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5, 265–78.
Glaeser, E., Gyourko, J. & Saks, R. E. (2005) . Why Have Housing Prices Gone U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2), 329–33. Gleditsch, N. P., Wallensteen, P., Eriksson, M., Sollenberg, M. &
Glickfield, M. & Levine, N. (1992) . Regional Growth and Local Reaction: The Enactment and Effects of Local Growth Control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in California, Cambridge, MA: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Goldin, C. D. & Katz, L. F. (2008) .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oldschmidt, D. & Schmieder, J. (2017) . The Rise of Domestic Outsourc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German Wage Structur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2(3), 1165–217.
Goldstein, A. (2012) . Revenge of the Managers: Labor Cost-Cutting and the Paradoxical Resurgence of Managerialism in the Shareholder Value Era, 1984 to 200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7(2), 268– 94.
Goldstein, M. (2018) . Brett Kavanaugh Likely to Bring Pro-Business Views to Supreme Court.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18/07/10/business/kavanaugh-supreme-court- business-regulation.html (accessed 25 December 2020).
Goodman, D. J. (2019a) . Amazon Pulls Out of Planned New York City Headquarters.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19/02/14/nyregion/amazon-hq2-queens.html (accessed 25 December 2020).
Goodman, D. J. (2019b) . De Blasio Unveils Health Plan for Undocumented and Low-Income New Yorkers.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19/01/08/nyregion/de-blasio-health-care- plan.html (accessed 25 December 2020).
Goos, M., Manning, A. & Salomons, A. (2009) . Job Polarization in Europ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2), 58–63.
Gordon, A. (2017) . New and Enduring Dual Structures of Employment in Japan: The Rise of Non Regular Labor, 1980s–2010s. 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 20(1), 9–36.
Gosnell, H. (1935) . Negro Politicians: The Rise of Negro Politics i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ttschalk, M. (2006) . The Prison and the Gallows: The Politics of Mass Incarcer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urevitch, A. (2014) . From Slavery to 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Labor and Republican Liber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urevitch, P. (1986) . Politics in Hard Times: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Cris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ourevitch, P. A. & Shinn, J. (2005) . Political Power and Corporate Control: The New Global Politic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oyer, M. (2011) . Contingent Capital: Short-Term Investor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France and German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ant, J. T. & Kelly, N. J. (2008) . Legislative Productivity of the U.S. Congress, 1789–2004. Political Analysis, 16(3), 303–23.
Greenhouse, S. (2016) . How the $15 Minimum Wage Went from Laughable to Viable.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16/04/03/sunday-review/how-the-15- minimum-wage-went-from-laughable-to-viable.html (accessed 25 December 2020).
Greenwood, R. & Scharfstein, D. (2013) . The Growth of Financ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2), 3–28.
Griffin, C. N. (2020) . We Three Kings: Disintermediating Voting at the Index Fund Giants. Maryland Law Review.
Grimm, D. (2015) . The Democratic Costs of Constitutionalisation: The European Case. European Law Journal, 21(4), 460–73.
Gross, J. S. & Hambleton, R. (2007) . Global Trends, Diversity, and Democracy. In Gross, J. S. & Hambleton, R, Governing Cities in a Global Era: Urban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Democratic Refor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p. 1–12.
Grossman, M. & Hopkins, D. A. (2016) . Asymmetric Politics: Ideological Republicans and Group Interest Democra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oup of Thirty (2019). Fixing the Pension Crisis: Ensuring Lifetime Financial Security.
Grullon, G., Larkin, Y. & Michaely, R. (2019) . Are US Industries Becoming More Concentrated? Review of Finance, 23(4), 697–743.
Grumbach, J. (2018) . From Backwaters to Major Policymakers: Policy Polarization in the States, 1970–2014.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6(2), 416–35.
Grumbach, J. (2020) . Testing City Limits: Local Redistribution and the Rise of Healthy San Francisco. Working Paper.
Grusky, D. B., Hall, P. A. & Markus, H. R. (2019) . The Rise of Opportunity Markets: How Did It Happen & What Can We Do? Daedalus.
Guendelsberger, E. (2019) . On the Clock: What Low-Wage Work Did to Me and How It Drives America Insane,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Gutiérrez, G. & Philippon, T. (2018) . How EU Markets Became More Competitive Than US Markets: A Study of Institutional Drift. NBER Working Paper 24700.
Gutiérrez, G. & Piton, S. (2020) . Revisiting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Non-Housing) Labor Sha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2(3), 321–38.
Gyourko, J., Saiz, A. & Summers, A. (2008) . A New Measure of the Local Regulatory Environment for Housing Markets: The Wharton Residential Land Use Regulatory Index. Urban Studies, 45(3), 693– 729.
H
Haberly, D., MacDonald-Korth, D., Urban, M. & Wójcik, D. (2019) . Asset Management as a Digital Platform Industry: A Global Finan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Geoforum, 106, 167–81.
Hacker, J. S. (2002) . The Divided Welfare State: The Battle over Public and Private Social Benef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cker, J. S. (2004) . Privatizing Risk without Privatizing the Welfare State: The Hidden Politics of Social Policy Retrench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8(2), 243–60.
Hacker, J. S. (2005) . Policy Drift: The Hidden Politics of US Welfare State Retrenchment. In Streeck, W. & Thelen, K., Beyond Continuity: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ie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0–82.
Hacker, J. S. (2019) . The Great Risk Shift: The New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Dream,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cker, J. S. & Pierson, P. (2002) . Business Power and Social Policy: Employer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Politics and Society, 30(2), 277–325.
Hacker, J. S. & Pierson, P. (2010) . Winner-Take-All Politics: Public Polic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the Precipitous Rise of Top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s & Society, 38(2), 152–204.
Hacker, J. S. & Pierson, P. (2016) . American Amnesia: How the War on Government Led Us to Forget What Made America Prosp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Hacker, J. S. & Pierson, P. (2020) . Let Them Eat Tweets: How the Right Rules in an Age of Extreme Inequality, New York: Liveright.
Hacker, J. S., Pierson, P. & Thelen, K. (2015) . Drift and Conversion: Hidden Face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Mahoney, J. & Thelen, K., eds., Advance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80–208.
Hackworth, J. (2007) . The Neoliberal City: Governance, Ide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merican Urban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jnal, Z. (2010) . America’s Uneven Democracy: Race, Turnout, and Representation in City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jnal, Z. L. & Trounstine, J. (2014) . What Underlies Urban Politics? Race, Class, Ideology, Partisanship, and the Urban VBote. Urban Affairs Review, 50(1), 63–99.
Hall, A. & Yoder, J. (2019) . Does Homeownership Influence Political Behavior? Evidence from Administrative Data. Working Paper.
Hall, B., Helmers, C. & von Graevenitz, G. (2015) . Technology Entry in the Presence of Patent Thickets. NBER Working Paper 21455.
Hall, P. A. & Soskice, D. (2001) . Introduction. In Hall, P. A. & Soskice, D.,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8.
Hamaji, K., Deutsch, R., Nicolas, E. et al. (2019) . Unchecked Corporate Power: Forced Arbitration, The Enforcement Crisis, and How Workers Are Fighting Back,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for Popular Democracy,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Hamilton, D., Austin, A. & Darity Jr., W. A. (2011) . Whiter Jobs, Higher Wages: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the Lower Wages of Black Men, Washington, DC: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Hamilton, D. & Darity, W. (2010) . Can “Baby Bonds” Eliminate the Racial Wealth Gap in Putative Post-Racial America? Review of Black Political Economy, 37(3), 207–16.
Hampson, R. (2019) . “Any Talks of Striking?”: How a West Virginia Teacher’s Facebook Post Started a National Movement. USA Today, www.usatoday.com/story/news/education/2019/02/20/teacher- strike-west-virginia-school-closings-education-bill/2848476002/ (accessed 25 December 2020).
Hamilton Project (2014) . Incarceration Rates in OECD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The Hamilton Project.
Hanks, A., Solomon, D. & Weller, C. E. (2018) . Systematic Inequality: How America’s Structural Racism Helped Create the Black-White Wealth Gap,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Hansmann, H. & Kraakman, R. (2001) . The End of History for Corporate Law. Georgetown Law Journal, 89, 439–68.
Hanson, A. (2013) . When Education and Legislation Meet: Teacher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Canada, Belleville, ON: Canadian Teachers’ Federation.
Harell, A., Soroka, S. & Iyengar, S. (2016) . Race, Prejudice and Attitudes toward Redistribution: A Comparative Experimental Approach.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5(4), 723–44.
Harris, F. C. & Lieberman, R. C. (2013) . Introduction. In Harris, F. C. & Lieberman, R. C., eds., Beyond Discrimination: Racial Inequality in a Postracist Era.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p. 1–36.
Hartney, M. T. (2014) . Turning Out Teacher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eacher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Postwar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Hartocollis, A. (2018) . Revelations over Koch Gifts Prompt Inquiry at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18/05/01/us/koch-george-mason- university.html (accessed 25 December 2020).
Harvey, A. & Mattia, T. (2019) . Does Money Have a Conservative Bias? Public Choice online version.
Haselswerdt, J. & Bartels, B. L. (2015) . Public Opinion, Policy Tools, and the Status Quo: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8(3), 607–21.
Hasen, R. L. (2013) . End of the Dialogue: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e Supreme Court, and Congress.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86(2), 205–62.
Haskel, J. & Westlake, S. (2017) .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 The Rise of the Intangible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ssel, A. & Thelen, K. (2020) . Europe Has Kept Down Pandemic Unemployment – and the US Hasn’t. Here’s Why. Washington Post, 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0/04/24/europe-has-kept- down-pandemic-unemployment-us-hasnt-heres-why/ (accessed 10 January 2021).
Hatch, M. E. & Rigby, E. (2014) . Laboratories of (In)equality? Redistributive Policy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American States. Policy Studies Journal, 43(2), 163–87.
Hathaway, I. & Litan, R. (2014) . Declining Business Dynam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 Look at States and Metro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Hattam, V. C. (1993) . Labor Visions and State Power: The Origins of Business Unio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user, C. (2018) . West Virginia Teachers, Protesting Low Pay, Walk Out.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18/02/23/us/west- virginia-teachers-strike.html (accessed 25 December 2020).
Hawley, J. P. & Williams, A. T. (2000) . The Rise of Fiduciary Capitalism: How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Can Make Corporate America More Democratic,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Hayward, C. (2013) . Americans Make Race: Stories, Institutions, Spa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yward, C. R. (2009) . Urban Space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dentity, Interest, Action. In Dilworth, R., ed., The City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Routledge, pp. 141– 53.
Heath, D., Macciocchi, R. M., & Ringgenberg, M. (2021) . Do Index Funds Monitor?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edblom, D., Hickman, B. R. & List, J. A. (2019) .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 and Field Experimental Evidence. NBER Working Paper 26222.
Helper, R. (1969) . Racial Policies and Practices of Real Estate Broker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ermannsson, K., Lisenkova, K., Lecca, P., McGregor, P. G. & J.
Hero, R. (2000) . Faces of Inequality: Social Diversity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rtel-Fernandez, A. (2019a) . Power and Politics in America’s Private Governmen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2(1), e13–e20.
Hertel-Fernandez, A. (2019b) . State Capture: How Conservative Activists, Big Businesses, and Wealthy Donors Reshaped the American States – and the Na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rtel-Fernandez, A., Naidu, S. & Reich, R. (2021) . Schooled by Strikes? The Effects of Large-Scale Labor Unrest on Mass Attitudes towards the Labor Movemen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9(1), 73–91.
Hertel-Fernandez, A., Naidu, S. & Youngblood, P. (2020) . Understanding the COVID-19 Workplace: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f Essential Workers, New York: Roosevelt Institute.
Highsmith, B. (2019) . Partisan Constitutionalism. Wisconsin Law Review, 101, 913–96.
Hilferding, R. (1985) [1910]. Finance Capital: A Study of the Latest Phase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hiladelphia, PA: Routledge.
Hill, J. G. (2017) . Good Activist/Bad Activist: The Rise of International Stewardship Codes. Seattle University Law Review, 41, 497–524.
Hill, S. (2017) . Report: Blacks in Boston Have a Median Net Worth of $8, Whites Have $247 K, Black Enterprise.
Hinton, E. (2016) . From the War on Poverty to the War on Crime: The Making of Mass Incarceration in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inton, E., Henderson, L. & Reed, C. (2018) . An Unjust Burden: The Disparate Treatment of Black American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
Hirsch, F. (1976) .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irsch, A. (1983) . Making the Second Ghetto: Race and Housing in Chicago 1940–196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ishamunda, H. & Young, K. (2020) . COVID-19 Liability Shields: Today’s Legislative Trend, Tomorrow’s Legal Defense, Seyfarth Legal Update.
Holland, M. M. & DeLuca, S. (2016) . “Why Wait Years to Become Something?” Low-Income African American Youth and the Costly Career Search in For-Profit Trade School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9(4), 261–78. Holman, M. (forthcoming). The Hidden Face of Power: Local Appointed Boards in the United States.
Hope, D. & Martelli, A. (2019) . The Transition to the Knowledge Economy,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Advanced Democracies. World Politics, 71(2), 236–88.
Hopkins, D. A. (2017) . Red Fighting Blue: How Geography and Electoral Rules Polarize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öpner, M. (2003) . Wer beherrscht die Unternehmen? Shareholder Value, Managerherrschaft und Mitbestimmung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Höpner, M. (2015) . Der integrationistische Fehlschluss. Leviathan, 43(1), 29–42.
HoSang, D. & Lowndes, J. E. (2019) . Producers, Parasites, Patriots: Race and the New Right-Wing Politics of Precar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oward, C. (1993) . The Hidden Side of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8(3), 403–36.
Howard, C. (1997) . The Hidden Welfare State: Tax Expenditures and Social Poli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oward, C. (2007) . The Welfare State Nobody Knows: Debunking Myths about U.S. Social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owe, F. C. (1905) . The City, The Hope of Democracy, New York: C. Scribner.
Hoxby, C. (2003) . The Economics of School Choice. ed. Caroline Hox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saing, S., Kopp, R., Jina, A. et al. (2017) . Estimating Economic Damage from Climate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Science, 356, 1362–69.
Hsieh, C.-T. & Moretti, E. (2019) . Housing Constraints and Spatial Misallo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1(2), 1–39.
Huber, E. & Stephens, J. D (2001) . Development and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Parties and Policies in Global Marke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uber, E. & Stephens, J. D. (2014) . Income Inequality and Redistribution in Post-Industrial Democracies: Demographic,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terminants. Socio-Economic Review, 12(2), 245–67.
Huber, E., Huo, J. & Stephens, J. D. (2017) . Power, Policy, and Top Income Shares. Socio-Economic Review, 17(2), 231–53.
Huelsman, M. (2015) . Betrayers of the Dream: How Sleazy For-Profit Colleges Disproportionately Targeted Black Students. The American Prospect, https://prospect.org/labor/betrayers-dream/ (accessed 6 January 2021).
Hughes, T. P. (1987) . The Evolution of Large Technological Systems.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 Bijker, W. E., Hughes T. P. &. Pinch T. eds., Cambridge, MA, & London: MIT Press, 51–82.
Huntington, S. P. (1968) .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Hurd, R. W. & Lee, T. L. (2014) . Public Sector Unions under Siege: Solidarity in the Fight Back. Labor Studies Journal, 39(1), 9–24.
Hurt, S. (2010) . Science, Power and the State: U.S. Foreign Policy,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1969–1994.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I
ILO (2020) . Covid-19 and the World of Work: Country Policy Response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mmergut, E. (1992) . Health Politics: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s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versen, T. & Rosenbluth, F. (2011) . Women, Work, and Politic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der Inequali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Iversen, T. & Soskice, D. (2015) . Democratic Limits to Redistribution: Inclusionary versus Exclusionary Coalitions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World Politics, 67(2), 185–225.
Iversen, T. & Soskice, D. (2019) . Democracy and Prosperity: Reinventing Capitalism in a Turbulent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versen, T. & Wren, A. (1998) . Equality, Employment, and Budgetary Restraint: The Trilemma of the Service Economy. World Politics, 50(04), 507–46.
J
Jackson, K. (1985) . 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cobs, A. M. (2011) . Governing for the Long Term: 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Investmen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cobs, L. & King, D. (2016) . Fed Power: How Finance W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coby, S. M. (1983) . Industrial Labor Mobil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dustrial Relations, 22(2), 261–82.
Jäger, S. & Heining, J. (2019) . How substitutable are workers? evidence from worker deaths. Evidence from Worker Deaths. http://economics.mit.edu/files/16635.
Jahnke, P. (2019) .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Governance through Voice and Exit. Business and Politics online version.
Jamieson, D. (2018) . Labor Critic Claims Union Behind the “Fight for $15” Cut Funding for Fast-Food Campaigns. The Huffington Post, www.huffpost.com/entry/union-behind-the-fight-for-15-cuts-funding- for-fast-food-campaign_n_5abfe925e4b055e50ace1a2d (accessed 26 December 2020).
Jardina, A. (2019) . White Identity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rgowsky, P. (2014) . Segregation, Neighborhoods, and Schools. In Lareau, A. & Goyette, K., eds., Choosing Homes, Choosing School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p. 97–136.
Jensen, M. C. & Meckling, W. H. (1976) .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4), 305–60.
Jimenez, B. S. (2014) . Separate, Unequal, and Ignored? Inter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Budgetary Choices of Poor and Affluent Municipaliti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4(2), 246–57.
Johnson, A. (2017) . That Was No Typo: The Median Net Worth of Black Bostonians Really Is $8. Boston Globe, www.bostonglobe.com/metro/2017/12/11/that-was-typo-the- median-net-worth-black-bostonians- really/ze5kxC1jJelx24M3pugFFN/story.html (accessed 26 December 2020).
Jones-Correa, M. (1998) . Between Two Nations: The Political Predicament of Latinos in New York Ci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
Kagan, R. A. (2001) . Adversarial Legalism: The American Way of La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agan, R. A. (2019) . Adversarial Legalism: The American Way of Law, 2nd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alecki, M. (1943) . Political Aspects of Full Employment 1.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14(4), 322–30.
Kane, J. V. & Newman, B. (2019) . Organized Labor as the New Undeserving Rich? Mass Media, Class-Based Anti-Union Rhetoric and Public Support for Un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9(3), 997–1026.
Kantor, P. (2011) . Struggling Giants: City-Region Governance in London, New York, Paris, and Toky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Kapczynski, A. (2018) . The Lochnerized First Amendment and the FDA: Toward a More Democratic Political Economy. Columbia Law Review, 118(7), 179–206.
Katz, A. (2015) . The Influence Machine: 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the Corporate Capture of American Life, New York: Spiegel & Grau.
Katz, A. (2018) . The Chamber in the Chambers: The Making of a Big-Business Judicial Money Machine. DePaul Law Review, 67(2), 319–31.
Katz, B. & Nowak, J. (2018) . The New Localism: How Cities Can Thrive in the Age of Populis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Katznelson, I. (2005) . When Affirmative Action Was White: An Untold History of Ra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W.W. Norton & Co.
Katznelson, I. (2013) . Fear Itself: The New Deal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Katznelson, I., Geiger, K. & Kryder, D. (1993) . Limiting Liberalism: The Southern Veto in Congress, 1933–1950.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8(2), 283–306.
Kau, J. B., Keenan, D. & Rubin, P. H. (1982) .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of Congressional Vot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7(2), 271–93.
Kaufman, D. (2018) . The Fall of Wisconsin, New York: W. W. Norton.
Kaufmann, K. (2004) . The Urban Voter: Group Conflict and Mayoral Voting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Kay, J. (2012) . The Kay Review of UK Equity Markets and Long-Term Decision Making, Review commissione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
Keating, D. (2021) . How the EU’s Naivety Led to Its Vaccine Debacle, New Statesman, March 24, 2021. www.newstatesman.com/world/europe/2021/03/how-eu-s-naivety- led-its-vaccine-debacle.
Keith, D., Berry, P. & Velasco, E. (2019) . The Politics of Judicial Elections, 2017–18,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Kelemen, R. D. (2011) . Euroleg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w and Regul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eller, E. & Kelly, N. J. (2015) . Partisan Politics, Financial Deregulation, and the New Gilded Ag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8(3), 428–42.
Keller, M. R. & Block, F. L. (2011) . State of Innovation: The U.S. Government’s Role i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hiladelphia, PA: Routledge.
Kelly, N. J. (2009) . The Politics of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lly, N. J. (2020) . America’s Inequality Tra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elly, N. J. & Enns, P. K. (2010) . Inequality and the Dynamics of Public Opinion: The Self-Reinforcing Link between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Mass Prefer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4(5), 855–70.
Kelly, N. J. & Witko, C. (2012) . Federalism and American Inequalit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4(2), 414–26.
Kenney, M. & Zysman, J. (2019) . Unicorns, Cheshire Cats, and the New Dilemmas of Entrepreneurial Finance. Venture Capital, 21(1), 1–16.
Kenworthy, L. (2004) . Egalitarian Capitalism: Jobs, Income, and Growth in Affluent Countri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Kenworthy, L. (2010) . How Much Do Presidents Influence Income Inequality? Challenge, 53(2), 90–112.
Kenworthy, L. & Pontusson, J. (2005) . Rising Inequa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distribution in Affluent Countrie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3(3), 449–71.
Kersten, J. (2018) . Baurecht. In Schoch, F., ed., 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 München: C. H. Beck, pp. 428–625.
Kessler, J. K. (2016) . The Early Years of First Amendment Lochnerism. Columbia Law Review, 116(8), 1915–2004.
Kijakazi, K. (2016) . Closing the Racial Wealth Gap: Establishing and Sustaining an Initiative. Race and Social Problems, 8(1), 136–45.
Kilgore, E. (2020) . McConnell Calls General Relief for States “Blue- State Bailouts.” New York Magazine: Intelligencer, https://nymag.com/intelligencer/2020/04/mcconnell-calls-general- state-relief-blue-state-bailouts.html (accessed 10 January 2021).
Kim, C. (2019) . The ETF Business Is Dominated by the Big Three. The SEC Is Suddenly Concerned. Barron’s, www.barrons.com/articles/etfs-are-dominated-by-blackrock- vanguard-and-state-street-the-sec-is-concerned-51554512133 (accessed 15 April 2019).
Kim, S. E., Urpelainen, J. & Yang, J. (2016) . Electric Utilities and American Climate Policy: Lobbying by Expected Winners and Losers.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36(2), 251–75.
Kinane, C. & Mickey, R. (2018) . The Benefits of Concentrated Power: Public Sector Unions and Lawmaking in American Legislatures.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Kindy, K. (2020) . More than 200 Meat Plant Workers in the U.S. Have Died of Covid-19. Federal Regulators Just Issued Two Modest Fines. Washington Post, 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osha-covid- meat-plant-fines/2020/09/13/1dca3e14-f395-11ea-bc45- e5d48ab44b9f_story.html (accessed 10 January 2021).
King, D. (2015) . America’s Segregated State: How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haped America’s Racial and Welfare Orders. In Kettunen, P., Michel, S. & Petersen, K., eds., Race, Ethnicity and Welfare States: An American Dilemma? North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p. 47–71.
King, D. & Lieberman, R. C. (2009) . Review: Ironies of State Building: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American State. World Politics, 61(3), 547–88.
King, D. S. (2017) . Forceful Federalism against American Racial Inequality.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52(2), 356–82.
King, D. S. & Smith, R. M. (2005) . Racial Order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1), 75–92.
Kitschelt, H. & Rehm, P. (2014) . Occupations as a Site of Political Preference Form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7(12), 1670– 706.
Kitschelt, H. & Rehm, P. (2015) . Party Alignments: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Beramendi, P., Häusermann, S., Kitschelt, H. & Kriesi, H., The Politics of Advanced Capit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79–201.
Klein, J. (2006) . For All These Rights: Business, Labor,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s Public-Private Welfare Stat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line, P., Petkova, N., Williams, H., & Zidar, O. (2019) . Who Profits from Patents? Rent-Sharing at Innovative Firm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4(3), 1343–04.
Klepper, S. (2001) . Employee Startups in High‐Tech Industrie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10(3), 639–74.
Klepper, S. (2007) . Disagreements, Spinoffs, and the Evolution of Detroit as the Capital of the US Automobile Industry. Management Science, 53(4), 616–31.
Klepper, S. (2009) . Spinoffs: A Review and Synthesis.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6(3), 159–71.
Klepper, S. (2010) .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Industry Clusters: The Making of Silicon Valley and Detroit.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7(1), 15–32.
Klepper, S. & Sleeper, S. (2005) . Entry by Spinoffs. Management Science, 51(8), 1291–306.
Klepper, S. & Thompson, P. (2010) . Disagreements and Intra- industry Spinoff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8(5), 526–38.
Klier, T. & Rubenstein, J. (2008) . Who Really Made Your Car? Restructuring and Geographic Change in the Auto Industry, Kalamazoo, MI: W.E. Upjohn Institute.
Kline, P., Petkova, N., Williams, H., & Zidar, O. (2019) . Who Profits from Patents? Rent-Sharing at Innovative Firm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4(3), 1343–404.
Klinenberg, E. (2018) . Palaces for the People: How Social Infrastructure Can Help Fight Inequality, Polar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Civic Life, 1st ed., New York: Crown.
Knafo, S. & Dutta, S. J. (2020) . The Myth of the Shareholder Revolution and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Fir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7(3), 476–99.
Kocherlakota, N. (2020) . The Fed Should Never Lend to Anyone Other Than Banks. Bloomberg Opinion, 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03-23/coronavirus-crisis- fed-should-never-lend-outside-banking-system (accessed 10 January 2021).
Kogan, V., Lavertu, S. & Peskowitz, Z. (2018) . Election Timing, Electorate Composition, and Policy Outcomes: Evidence from School Distric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2(3), 637–51.
Koger, G. (2010) . Filibustering: A Political History of Obstruction in the House and Sena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oger, G. & Lebo, M. J. (2017) . Strategic Party Government: Why Winning Trumps Ide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opp, E. (2020) . As Workers Face Virus Risks, Employers Seek Liability Limits. Roll Call, www.rollcall.com/2020/04/17/as-workers- face-virus-risks-employers-seek-liability-limits/ (accessed 10 January 2021).
Korpi, W. (1983) . 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 London: Routledge Press.
Korver-Glenn, E. (2018) . Compounding Inequalities: How Racial Stereotypes and Discrimination Accumulate across the Stages of Housing Ex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3(4), 627–56.
Kostin, D. (2018) . Where to Invest Now: 2019 US Equity Outlook, New York: Goldman Sachs.
Kotz, D. M., McDonough, T. & Reich, M. (1994) .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Crisi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raus, M. W., Rucker, J. M. & Richeson, J. A. (2017) . Americans Misperceive Racial Economic Equal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4(39), 10324–31.
Krehbiel, K. (1998) . Pivotal Politics: A Theory of U.S. Lawmak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rimmel, K. & Rader, K. (2017) . Behind the Federal Spending Paradox: Economic Self-Interest and Symbolic Racism in Contemporary Fiscal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45(5), 727–54.
Krippner, G. R. (2012) . Capitalizing on Crisi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Rise of Fin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roft, K., Luo, Y., Mogstad, M. & Setzler, B. (2020) .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Rents in Labor and Product Markets: The Case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No. w2732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Krolikowski, P. & Weixel, A. (2020) . Short-Time Compensation: An Alternative to Layoffs during COVID-19,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Kruse, K. (2005) . White Flight: Atlanta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onservat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rysan, M. (2002) . Whites Who Say They’d Flee: Who Are They, and Why Would They Leave? Demography, 39(4), 675–96.
Krysan, M., Farley, R. & Couper, M. P. (2008) .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Racial Beliefs and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Du Bois Review, 5(1), 5–26.
Kübler, D. & Rochat, P. E. (2019) . Fragmented Governance and Spatial Equity in Metropolitan Areas: The Role of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and Revenue-Sharing. Urban Affairs Review, 55(5), 1247–79.
Kwak, J. (2014) . Cultural Capture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Carpenter, D. & Moss, D. A., eds., Preventing Regulatory Capture: Special Interest Influence and How to Limit I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71–98.
Kwon, R. (2016) . A New Kuznetsian Dynamic: The Knowledge Economy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7–2008.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57(1), 174–204.
L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 Vishny, R. (2000) .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8(1), 3–27.
Lacey, N. & Soskice, D. (2015) . Crime, Punishment and Segre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aradox of Local Democracy. Punishment & Society, 17(4), 454–81.
Lamoreaux, N. R. (1988) . The Great Merger Movement in American Business, 1895–1904,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zear, E. P., Shaw, K. L. & Stanton, C. (2016) . Making Do with Less: Working Harder During Recession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4(S1), S333–S360.
Lazonick, W. (1990) . 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zonick, W. (2017) . The New Normal Is “Maximizing Shareholder Value”: Predatory Value Extraction, Slowing Productivity, and the Vanishing American Middle Cla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6, 217–26.
Lazonick, W. & Mazzucato, M. (2013) . The Risk-Reward Nexus in the Innovation-Inequality Relationship: Who Takes the Risks? Who Gets the Reward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2(4), 1093–128.
Lazonick, W. & O’Sullivan, M. (2000) . Maximizing Shareholder Value: A New Ideology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Economy and Society, 29(1), 13–35.
Lazonick, W., Hopkins, M., Jacobson, K., Sakinc, M. E. & Tulum, O. (2017) . US Pharma’s Financialized Business Model.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Working Paper.
Le Galès, P. & Pierson, P. (2019) . “Superstar Cities” and the Generation of Durable Inequality. Daedalus, 148(3), 46–72.
Leachman, M. & McNichol, E. (2020) . Pandemic’s Impact on State Revenues Less Than Earlier Expected but Still Severe, Washington, DC: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Leigh, A. (2010) . Who Benefits from 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Incidence among Recipients, Coworkers and Firms. The B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10(1), 1–41.
Lemieux, T., MacLeod, W. B. & Parent, D. (2009) . Performance Pay and Wage Inequali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1), 1–49.
Leonhardt, D. (2018) . The Monopolization of America.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18/11/25/opinion/monopolies-in-the- us.html (accessed 26 December 2020).
Levine, M. (2020) . Investors Want a Cure, Not a Winner. Bloomberg, 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04-24/investors-want-a- cure-not-a-winner?sref=1kJVNqnU (accessed 1 June 2020).
Lichtenberger, E. (2015) . Cities: Internal Structure. In Smelser, N. & Baltes, P.,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New York: Elsevier, pp. 593–604.
Lichtenstein, N. (1989)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w Deal Order, 1930–198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ichtenstein, N. (1998) . Taft-Hartley: A Slave-Labor Law? Catholic University Law Review, 47(3), 763–89.
Lichtenstein, N. (2002) . State of the Union: A Century of American Labo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ieberman, R. C. (1998) . Shifting the Color Line: Race and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ieberman, R. C. (2006) . Shaping Race Policy: 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ieberman, R. C. (2011) . Why the Rich Are Getting Richer: American Politics and the Second Gilded Age. Foreign Affairs, 90(1), 154–58.
Lijphart, A. (2012) . Patterns of Democracy, 2nd 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Lin, C. (2020) . COVID-19 Unemployment Fail: State Labor Departments Hobbled by 1970s Tech. Fast Company, www.fastcompany.com/90486794/covid-19-unemployment-fail-state- labor-departments-hobbled-by-1970s-tech (accessed 10 January 2021).
Lindblom, C. (1977) . Politics and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Lindblom, C. (1982) . The Market as Prison. Journal of Politics, 44(2), 324–36.
Lindert, P. (2004) . Growing Public,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ndo, J. M. & Pineda-Torres, M. (2019) . New Evidence on the Effects of Mandatory Waiting Periods for Abortion, NBER Working Paper 26228.
Linneman, P., Summers, A., Brooks, N. & Buist, H. (1990) . The State of Local Growth Management, Philadelphia: 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iptak, A. (2018) . Supreme Court Upholds Workplace Arbitration Contracts Barring Class Actions.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18/05/21/business/supreme-court-upholds- workplace-arbitration-contracts.html (accessed 26 December 2020).
Liptak, A. (2019) . Split 5 to 4, Supreme Court Deals a Blow to Class Arbitrations.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19/04/24/us/politics/supreme-court-class- arbitrations.html (accessed 26 December 2020).
Livni, E. (2020) . Senators Demand Records Illuminating Dark Money Ties to Supreme Court Appointments. Quartz, https://qz.com/1816542/senators-demand-records-on-dark-money- ties-to-court-appointments/ (accessed 26 December 2020).
Lizzeri, A. & Persico, N. (2001) .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under Alternative Electoral Incentiv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1), 225–39.
Lizzeri, A. & Persico, N. (2004) . Why Did the Elites Extend the Suffrage? Democracy and the Scope of Government, with an Application to Britain’s “Age of Refor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2), 707–65.
Logan, J. (2006) . The Union Avoidance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44(4), 651–75.
Logan, J. & Molotch, H. (1986) . Urban Fortu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ogan, J. R. & Rabrenovic, G. (1990) .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s: Their issues, Their Allies, and Their Opponents. Urban Affairs Review, 26(1), 68–94.
Lowery, A. (2013) . Wealth Gap among Races Has Widened Since Recession.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13/04/29/business/racial-wealth-gap-widened- during-recession.html (accessed 26 December 2020).
Lund, D. S. (2017) . The Case against Passive Shareholder Voting.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43, 493–536.
Luttig, M. (2013) . The Structure of Inequality and Americans’ Attitudes toward Redistribu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7(3), 811–21.
M
MacLean, N. (2017) . Democracy in Chains, New York: Penguin.
Maestas, N., Mullen, K. J., Powell, D., von Wachter, T. & Wenger, J. B. (2018) . The Value of Working Condi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tructure of Wages. NBER Working Paper 25204.
Maliranta, M., Määttänen, N. & Vihriälä, V. (2012) . Are the Nordic Countries Really Less Innovative than the US? CEPR Policy Portal.
Manduca, R. (2019) . Antitrust Enforcement as Federal Policy to Reduce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685(1), 156–71. Manyika, J., Ramaswamy, S., Bughin, J., Woetzel, J., Birshan, M. &
Marble, W. & Nall, C. (2018) . Where Interests Trump Ideology: The Persistent Influence of Homeownership in Local Development Politics. Working Paper. https://williammarble.co/docs/MarbleNallJOP.pdf.
Marinescu, I. & Hovenkamp, H. J. (2019) . Anticompetitive Mergers in Labor Markets. Indiana Law Journal, 94(3), 1031–63.
Martin, C. J. (1991) . Shifting the Burden: The Struggle over Growth and Corporate Tax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rtin, C. J. (2000) . Stuck in Neutral: Busi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C. J. & Swank, D. (2012) .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Business Interests: Coordination, Growth, and Equa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x, K. (1981) [1867]. Capital, Vol. 1, London: Penguin.
Marx, K. (1981) [1894].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Marx, A. (1998) . Making Race and Nation: A Comparis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Africa, and Brazi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ssey, D. S. (2007) . Categorically Unequal: The American Stratification Syste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Massey, D. S. & Denton, N. A. (1993) .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ssey, D. S., Rugh, J. S., Steil, J. P. & Albright, L. (2016) . Riding the Stagecoach to Hell: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Mortgage Lending. City and Community, 15(2), 118–36.
Massoglia, A. (2020) . Trump’s Judicial Adviser’s “Dark Money” Network Hides Supreme Court Spending,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Mayhew, D. (2005) . Divided We Govern: Party Control, Lawmaking, and Investigations, 1946–2002, 2nd 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yhew, D. R. (1974) . Congress: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zzucato, M. (2015) .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London, UK: Anthem Press.
McCarthy, M. A. (2017) . Dismantling Solidarity: Capitalist Politics and American Pensions Since the New Deal,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cCarthy, M. A., Sorsa, V.-P. & van der Zwan, N. (2016) . Investment Preferences and Patient Capital: Financing, Governance, and Regulation in Pension Fund Capitalism. Socio-Economic Review, 14(4), 751–69.
McCartin, J. A. (2008) . “A Wagner Act for Public Employees”: Labor’s Deferred Dream and the Rise of Conservatism, 1970–1976.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95(1), 123–48.
McCarty, N., Poole, K. & Rosenthal, H. (2006) . Polarized Americ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cGuire, T. J. (1991) . Federal Aid to States and Localities and the Appropriate Competitive Framework. In Kenyon, D. & Kincaid, J., Competition among Stat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Efficiency and Equity in American Federalism.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Press, pp. 153–166.
McIntosh, K., Moss, E., Nunn, R. & Shaumbaugh, J. (2020) . Examining the Black-White Wealth Gap,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McMahon, W. W. (2002) .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Measuring the Social Benefit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cMahon, W. W. (2018) . The Total Return to Higher Education: Is There Underinvestment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70, 90–111.
McMichael, S. & Bingham, R. (1923) . City Growth and Values, Cleveland, OH: The Stanley McMichael Publishing Organization.
McNicholas, C. & Jones, J. (2018) . Black Women Will Be Most Affected by Janu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McCubbins, M. D., Noll, R. G., Weingast, B. R. (1995) . Politics and Courts: A Positive Theory of Judicial Doctrine and the Rule of Law.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68, 1631–83.
McWilliams, C. (1964) . Brothers under the Skin, Boston: Little, Brown.
Melnick, R. S. (1983) . Regulation and the Courts: The Case of the Clean Air Ac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Melnick, R. S. (1994) . Between the Lines: Interpreting Welfare Right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Mervis, J. (2020) . Trump’s New Budget Cuts All But a Favored Few Science Programs. Science Magazine, www.sciencemag.org/news/2020/02/trump-s-new-budget-cuts-all- favored-few-science-programs (accessed 26 December 2020).
Mettler, S. (2005) . Soldiers to Citizens: The GI Bill and the Making of the Greatest Gener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ttler, S. (2010) . Reconstituting the Submerged State: The Challenges of Social Policy Reform in the Obama Era.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8(03), 803–24.
Mettler, S. (2011) . The Submerged State: How Invisible Government Policies Undermine American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ttler, S. (2014) . Degrees of Inequality: How the Poli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Sabotage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Basic books.
Mettler, S. (2016) . The Policyscape and the Challenges of Contemporary Politics to Policy Maintenanc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4(2), 369–90.
Mettler, S. (2018) . The Government-Citizen Disconnect,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Mettler, S. & SoRelle, M. (2014) . Policy Feedback Theory. In Sabatier, P. A. & Weible, C. M.,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3rd ed., New York: Westview Press, pp. 151–181.
Metzger, G. (2017) . 1930s Redux: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under Siege. Harvard Law Review, 131, 1–95.
Meyer, S. G. (2000) . As Long As They Don’t Move Next Door: Segregation and Racial Conflict in American Neighborhood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Michels, R. (1915) . 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Hearst’s International Library Co.
Michener, J. (2019) . Policy Feedback in a Racialized Polity. Policy Studies Journal, 47(2), 423–50.
Michener, J., SoRelle, M. & Thurston, C. (2020) . From Margins to Center: A Bottom-up Approach to Welfare State Scholarship.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online version, 1–16.
Mickey, R. (2015) . Paths out of Dixie: The Democratization of Authoritarian Enclaves in America’s Deep South, 1944–197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ildenberger, M. (2020) . Carbon Captured: How Business and Labor Control Climate Poli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iller, C. C. & Tankersley, J. (2020) . Paid Leave Law Tries to Help Millions in Crisis. Many Haven’t Heard of It.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20/05/08/upshot/virus-paid-leave- pandemic.html (accessed 10 January 2021).
Miller, G. J. (1981) . Cities by Contract: The Politics of Municipal Incorpor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itchell, D. J. B. & Erickson, C. L. (2005) . Not Yet Dead at the Fed: Unions, Worker Bargaining, and Economy-Wide Wage Determination. Industrial Relations: A Journal of Economy and Society, 44(4), 565– 606.
Molloy, R., Smith, C. L. & Wozniak, A. (2011) . Internal 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5(3), 173–96.
Monkkonen, E. H. (2018) . America Becomes Urban: The Development of U.S. Cities and Towns, 1780–1980. The Annals of Iowa, 50(4), 428–30.
Monks, R. A. G. & Minow, N. (1995) . Corporate Governance, Malden, MA: Basil Blackwell.
Montagne, S. (2013) . Investing Prudently: How Financialization Puts a Legal Standard to Use. Sociologie du Travail, 55(Supplement 1), 48–66.
Mooney, A. & Mancini, D. P. (2020) . Drugmakers Urged to Collaborate on Coronavirus Vaccine. Financial Times, www.ft.com/content/b452ceb9-765a-4c25-9876-fb73d736f92a (accessed 1 June 2020).
Mooney, A. & Smith, P. (2019) . Larry Fink, Barclays and the Deal of the Decade. Financial Times, www.ft.com/content/48e703d8-6d87- 11e9-80c7-60ee53e6681d (accessed 5 February 2020).
Mooney, C. (2005) . The Republican War on Science, New York: Basic Books.
Moretti, E. (2004) . Estimating the Social Return to Higher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and Repeated Cross-Sectional Data.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21(1), 175–212.
Moretti, E. (2012) . The New Geography of Job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Morgan, J. (2011) . Bankrupt Representation and Party System Collapse,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Morgan, K. J. & Campbell, A. L. (2011) . The Delegated Welfare State: Medicare, Markets, and the Governance of Social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rris, P. R. (1994) .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within the U.K. 1950–1985. The Open University PhD thesis.
Muñoz, A. P., Kim, M., Chang, M. et al. (2015) . The Color of Wealth in Bost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Muro, M., Duke, E. B., You, Y. & Maxim, R. (2020) . Biden-Voting Counties Equal 70% of America’s Economy.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 Nation’s Political Divid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Murray, J. & Schwartz, M. (2019) . Wrecked: How the American Automobile Industry Destroyed Its Capacity to Compet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Muth, R. F. (1969) . Cities and Hous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Residential Land U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utz, D. C. (2018) . Status Threat, Not Economic Hardship, Explains the 2016 Presidential Vot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115(19), E4330–E9.
Myrdal, G. (1944) .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N
Nagpal, Z. (2018) . “Superstars”: The Dynamics of Firms, Sectors, and Cities Leading the Global Economy,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GI) Discussion Paper.
Naczyk, M. (2013) . Agents of Privatization? Business Groups and the Rise of Pension Funds in Continental Europe. Socio-Economic Review, 11(3), 441–69.
Naczyk, M. (2018) . When Finance Captures Labor’s Capital: Dominant Personal Pensions, Resurgent Occupational Provis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52(2), 549–62.
Naidu, S. (2018) . A Political Economy Take on W/Y. In Boushey, H., DeLong, J. B. & Steinbaum, M., eds., After Piket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9–125.
Naidu, S. & Yuchtman, N. (2018) .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in the Gilded Age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In Cain, L. P., Fishback, P. V. & Rhode, P. W.,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Vol. I.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29–54.
Naidu, S., Posner, E. A. & Weyl, E. G. (2018) . Antitrust Remedies for Labor Market Power. Harvard Law Review, 132, 536–601.
Naidu, S., Nyarko, Y. & Wang, S-Y. (2016) . Monopsony power in migrant labor market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4(6), 1735–92.
Nall, C. (2018) . The Road to Inequality: How the Federal Highway Program Created Suburbs, Undermined Cities, and Polarized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all, C. & Marble, W. (2020) . Where Self-Interest Trumps Ideology: Liberal Homeowners and Local Opposition to Housing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https://doi.org/10.1086/711717.
Newfield, C. (2008) . Unmaking the Public University: The Forty-Year Assault on the Middle Cla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ichols, J. B., Oliner, S. & Mulhall, M. (2013) . Swings in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Land Pr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73(1), 57–76.
Nightingale, C. (2006) . The Transnational Contexts of Early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Urban Segregatio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9(3), 667–702.
Nightingale, C. H. (2012) . Segregation: A Global History of Divided Cit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ovak, W. J. (1996) . The People’s Welfare: Law and Regul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Novak, W. J. (2008) . The Myth of the “Weak” American Stat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3(3), 752–72.
NRA (2020) . Association Statement o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Stud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Restaurant Association Statement.
NSF (2007) . Survey of Industr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lexandria, V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2020) . Federal Funds for R&D. Alexandria, V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unn, R., Parsons, J. & Schambaugh, J. (2018) . The Geography of Prosperity. Washington, DC: Hamilton Project.
O
Opportunity Insights Team (2020) .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COVID- 19: Evidence from a New Public Database Built Using Private Sector Data. NBER Working Paper 27341.
Oatley, T. & Petrova, B. (2020) . The Global Deregulation Hypothesis. Socio-Economic Review, OnlineFirst.
O’Connell, J., Van Dam, A., Gregg, A. & Fowers, A. (2020) . More than Half of Emergency Small-Business Funds Went to Larger Businesses, New Data Shows. Washington Post, 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20/12/01/ppp-sba-data/ (accessed 10 January 2021).
OECD (1994) . Collective Bargaining: Levels and Coverage, Paris: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OECD. (2007). Political Advisors and Civil Servants in European Countries. SIGMA Papers, No. 38.
OECD (2015) . In It Together: Why Less Inequality Benefits All, Paris: OECD.
OECD (2016a) . Fiscal Federalism 2016: Making Decentralisation Work, Paris: OECD.
OECD (2016b) .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Country Profiles: The United States, Paris: OECD.
OECD (2017) . Hearing on Common Ownership by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Its Impact on Competition: Summaries of Contributions, Paris: OECD.
OECD (2018) .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8, Paris: OECD.
OECD (2019a) . Decentralisation in the Health Sector and Responsibilities across Levels of Government, Paris: OECD.
OECD (2019b) . 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Paris: OECD.
OECD (2020a) . Educational Finance Indicators – EAG 2020, Paris: OECD.
OECD (2020b) . Gross Domestic Expenditure on R&D by Sector of Performance and Source of Funds, Paris: OECD.
OECD (2020c) .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Paris: OECD.
Offe, C. & Wiesenthal, H. (1980) . Two Logics of Collective Action: Theoretical Notes on Social Class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1(1), 67–115.
Ogorzalek, T. (2018) . The Cities on the Hill: How Urban Institutions Transformed 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liver, J. E. & Ha, S. (2007) . Vote Choice in Suburban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1(3), 393–408
Oliver, M. L. &. Shapiro, T. M. (1995) . Black Wealth/White Wealth: A New Perspective on Racial Inequ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Olson, M. (1965) .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rren, K. (1991) . Belated Feudalism: The Workplace 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SHA (n.d.). Infectious Diseases Rulemaking,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ullivan, M. (2006) . Funding New Industrie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Financing Role of the U.S. Stock Marke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Lamoreaux, N. R. & Sokoloff, K. L., eds., Financing Innov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1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 163–216.
Ott, J. C. (2011) . When Wall Street Met Main Stree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wens, M. L. (2007) . God and Government in the Ghetto: The Politics of Church-State Collaboration in Black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Pachirat, T. (2011) . Every Twelve Seconds: Industrialized Slaughter and The Politics of Sigh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Page, B. I., Seawright, J. & Lacombe, M. J. (2018) . Billionaires and Stealth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ger, D. (2003) . The Mark of a Criminal Recor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5), 937–75.
Pager, D. & Shepherd, H. (2008) . The Sociology of Discrimination: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Housing, Credit, and Consumer Marke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4(1), 181–209.
Paglayan, A. (2019) . Public-Sector Unions and the Size of Govern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3(1), 21–36.
Paik, A., Heinz, J. P. & Southworth, A. (2011) . Political Lawyers: The Structure of a National Network. Law & Social Inquiry, 36(4), 892– 918.
Palladino, L. (2019) . Worker Representation on U.S. Corporate Boards, https://ssrn.com/abstract=3476669.
Parilla, J. & Bouchet, M. (2018) . Which US Communities Are Most Affected by Chinese, EU, and NAFTA Retaliatory Tariff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Parker, K., Minkin, R. & Bennet, J. (2020) . Economic Fallout from COVID-19 Continues to Hit Lower-Income Americans the Hardest,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Paul, S. (2020) . Antitrust as Allocator of Coordination Rights. UCLA Law Review, 67(2), 1–64.
Peinert, E. (2020) . Cartels, Competition, and Coalitions: The Domestic Drivers of International Order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25.
Pendall, R., Puentes, R. & Martin, J. (2006) . From Traditional to Reformed: A Review of the Land Use Regulations in the Nation’s 50 Largest Metropolitan Area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Percheski, C. & Gibson-Davis, C. (2020) . A Penny on the Dollar: Racial Inequalities in Wealth among Households with Children. Socius: Sociological Research for a Dynamic World, 6, 1–17.
Perez, C. (2010) .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Techno-Economic Paradigm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4(1), 185–202.
Perry, A. M. (2020) . Know Your Price: Valuing Black Lives and Property in America’s Black Citi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Perry, A., Rothwell, J. & Harshbarger, D. (2018) . The Devaluation of Assets in Black Neighborhoods: The Case of Residential Propert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Persson, T. & Tabellini, G. (2000) . Political Econom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ersson, T., Roland, G. & Tabellini, G. (2000) .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Public F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8(6), 1121–61.
Peterson, M. (2020) . What the FDA and Pfizer Need from Each Other. Barrons. December 10, 2020. www.barrons.com/articles/what-the-fda-and-pfizer-need-from-each- other-51607607804.
Peterson, P. E. (1981) . City Limi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eterson, P. E. (1995) . The Price of Federalis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Petry, J. (2020) . From National Marketplaces to Global Providers of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s: Exchanges, Infrastructures and Structural Power in Global Finance. New Political Economy, 1–24.
Petry, J., Fichtner, J. & Heemskerk, E. (2019) . Steering Capital: The Growing Private Authority of Index Providers in the Age of Passive Asset Manage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25.
Pettersson, T., Högbladh, S. & Öberg, M. (2019) . Organized Violence, 1989–2018 and Peace Agreement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6(4), 589–603.
Pettit, P. (2014) . Just Freedom: A Moral Compass for a Complex World,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Pfaff, J. (2017) . Locked In: The True Causes of Mass Incarceration – and How to Achieve Real Reform, New York: Basic Books.
Pfeffer, F. & Waitkus, N. (2020) . Wealth Inequality of Nations. LWS Working Paper 33.
Philippon, T. (2019) . The Great Reversal: How America Gave Up on Free Marke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hillips, M. (2020) . Investors Bet Giant Companies Will Dominate After Crisis.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20/04/28/business/coronavirus-stocks.html? referringSource=articleShare (accessed 10 January 2021).
Phillips-Fein, K. (2017) . Fear City: New York’s Fiscal Crisis and the Rise of Austerity Politics, 1st e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Piaker, Z. (2016) . Help Wanted: 4,000 Presidential Appointees, Washington, DC: Partnership for Public Service Center for Presidential Transition.
Pierce, L., Snow, D. C. & McAfee, A. (2015) . Cleaning House: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onitoring on Employee Theft and Productivity. Management Science, 61(10), 2299–320.
Pierson, P. & Schickler, E. (2020) . Madison’s Constitution under Stress: A Development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3, 37–58.
Pierson, K., Hand, M. & Thompson, F. (2015) . The Government Financial Database: A Common Resource for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Public Financial Analysis. PLoS ONE, 10(6), 1–22.
Piketty, T. (2014) .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iketty, T. & Saez, E. (2003) .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1), 1–41.
Pinderhughes, D. (1987) . Race and Ethnicity in Chicago Politics: A Reexamination of Pluralist Theory,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iore, M. & Sabel, C. (1984) .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Pistor, K. (2019) . The Code of Capital: How the Law Creates Wealth and Inequa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ollman, E. & Barry, J. M. (2017) . Regulatory Entrepreneurship. Southern Carolina Law Review, 90, 383–448.
Pontusson, J. (2005) . Inequality and Prosperity: Social Europe vs. Liberal Americ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ope, J. G. (2004) . How American Workers Lost the Right to Strike, and Other Tal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w Review, 10(3), 518–53.
Posen, A. S. (1993) . Why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Does Not Cause Low Inflation: There Is No Institutional Fix for Politics. In O’Brien, R., ed., Fin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7, The AMEX Bank Review Prize Essay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1–65.
Posey, P. (2019) . Refinancing the American Dream: The Consequences of Targeted Financial Policy for Political and Racial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D dissertation.
Posner, E. A., Scott Morton, F. M. & Weyl, E. G. (2017) . A Proposal to Limit the Anti-Competitive Power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titrust Law Journal, 81(3), 669–728.
Poterba, J. M. & Shoven, J. B. (2002) . Exchange-Traded Funds: A New Investment Option for Taxable Investo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2), 422–27.
Powell, R. J., Clark, J. T. & Dube, M. P. (2020) . Partisan Gerrymandering, Clustering, or Both? A New Approach to a Persistent Question. Election Law Journal, 19(1), 79–100.
Prager, E. & Schmitt, M. (2021) . Employer Consolidation and Wages: Evidence from Hospita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1(2), 397– 427.
Prasad, M. (2006) . The Politics of Free Markets: The Rise of Neoliberal Economic Policies in Britain,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rasad, M. (2012) . The Land of Too Much: American Abundance and the Paradox of Pover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ress, E. (2020) . Trump’s Labor Secretary is a Wrecking Ball Aimed at Workers. New Yorker, 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10/26/trumps-labor-secretary- is-a-wrecking-ball-aimed-at-workers (accessed 10 January 2021).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 (n.d.). Data toolbox.
Public Citizen (2008) . US Chamber of Commerce Attacks Arbitration Fairness Act, Surprised? Public Citizen. www.citizen.org/news/u-s- chamber-of/.
Purdy, J. (2014) . Neo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 Lochnerism for a New Economy.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77, 195–213.
Purdy, J. (2018) . Beyond the Boss’ Constitution: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Class Entrenchment. Columbia Law Review, 118(7), 2161–86.
Pusser, B. & Wolcott, D. A. (2006) . A Crowded Lobby: Nonprofit and For-Profit Universities and the Emerging Poli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Breneman, D. W., Pusser, B. & Turner, S. E., Earnings from Learning: The Rise of For-Profit Universiti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 167–94.
Q
Quick, K. & Kahlenberg, R. (2019) . Attacking the Black-White Opportunity Gap That Comes from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New York: The Century Foundation.
Quinn, K. M. (2004) . Bayesian Factor Analysis for Mixed Ordinal and Continuous Responses. Political Analysis, 12(4), 338–53.
Quinn, S. L. (2019) . American Bonds: How Credit Markets Shaped a N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
Rabe, B. G. (1999) . Federalism and Entrepreneurship: Explaining American and Canadian Innovation in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Regulatory Integration.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7(20), 288–306.
Rae, D. W. (2003) . City: Urbanism and Its En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Raff, D. M. G. & Summers, L. H. (1987) . Did Henry Ford Pay Efficiency Wag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5(4), S57–S86.
Rahman, K. S. & Thelen, K. (2019) . The Rise of the Platform Business Mode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47(2), 177–204.
Rainwater, B. (2020) . States Are Abusing Preemption Powers in the Midst of a Pandemic. Bloomberg CityLab,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7-01/how-states-co- opted-local-power-during-coronavirus (accessed 10 January 2021).
Ranney, M., Griffeth, V. & Jha, A. (2020) . Critical Supply Shortages: The Need for Ventilators and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82, e41.
Rappaport, J. (2005) . The Shared Fortunes of Cities and Suburb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Ratliff, K. A., Redford, L., Conway, J. & Smith, C. T. (2019) . Engendering Support: Hostile Sexism Predicts Voting for Donald Trump over Hillary Clinton in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22(4), 578–93.
Reardon, S. F. & Firebaugh, G. (2002) . Measures of Multigroup Segregatio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32(1), 33–67.
Rebitzer, J. B. & Taylor, L. J. (1993) . Incentive Structures and Market Outcomes: The Case of Law Firms, Proceedings of the Forty-Fi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dustrial Relations Research Association Series, 32–41.
Reich, A. & Bearman, P. (2018) . Working for Respect: Community and Conflict at Walmar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eich, A. & Prins, S. (2020) . The Disciplining Effect of Mass Incarceration on Labor Orga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5(5), 1303–44.
Reisenbichler, A. & Morgan, K. J. (2012) . From “Sick Man” to “Miracle”: Explaining the Robustness of the German Labor Market during and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2008–09. Politics & Society, 40(4), 549–79.
Reynolds, L. G. (1946) . The Supply of Labor to the Fir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0(3), 390–411.
Rhee, N. (2013) . Race and Retirement Insecu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stitute on Retirement Security.
Rhode, P. W. & Strumpf, K. S. (2003) . Ass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Tiebout Sorting: Local Heterogeneity from 1850 to 199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5), 1648–77.
Riding, S. (2020) . Trillion-Dollar Club Tightens Grip on Fund Market during Crisis. Financial Times, www.ft.com/content/a6aa1010-3dff- 4521-af52-fbadb496c89d (accessed 14 May 2020).
Ringe, W.-G. (2016) . The Deconstruction of Equity: Activist Shareholders, Decoupled Risk,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inz, K. (2018) . Labor Market Concentration, Earnings Inequality, and Earnings Mobility,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Working Paper.
Roback, J. (1982) . Wages, Rent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0(6), 1257–78.
Robertson, D. B. (2018) . Federalism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Robinson, J. (1969) .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New York: Springer.
Rocco, P. (2017) . Informal Caregiving and the Politics of Policy Drift. Journal of Aging and Social Policy, 29(5), 413–32.
Rodden, J. (2018) . Keeping Your Enemies Close: Electoral Rules and Partisan Polariz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Rodden, J. (2019) . Why Cities Lose: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Left, New York: Basic Books.
Roe, M. J. (1994) . Strong Managers, Weak Owners: The Political Roots of American Corporate Fin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gers, S. (2017) .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for State Legislative Roll Calls and Ideological Represent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1(3), 555–71.
Rolf, D. (2016) . The Fight for Fifteen: The Right Wage for a Working America, New York: The New Press.
Rosen, S. (1974) . Hedonic prices and implicit market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in pure competi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1), 34–55.
Rosenberg, N. (1991) . Young Mr. Lincoln: The Lawyer as Super-Hero. Legal Studies Forum, 15(3), 215–32.
Rosenblum, J. (2017) . Fight for $15: Good Wins, but Where Did the Focus on Organizing Go? Labor Studies Journal, 42(4), 387–93.
Rosenfeld, J. (2014) . What Unions No Longer D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senthal, A. (2020a) . Investment and Invisibility. Du Bois Review, 16(2), 511–33.
Rosenthal, A. (2020b) . Submerged for Some? Government Visibility, Race, and American Political Trus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First View, 1–17.
Ross, A. M. (1958) . Do We Have a New Industrial Feudalism?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8(5), 903–20.
Rothstein, R. (2017) . The Color of Law: A Forgotten History of How our Government Segregated America, New York: Norton.
Royal Society (2019) . Investing in UK R&D.
Rozell, M. J. & Wilcox, C. (2020) . Federalism in a Time of Plague: How Federal Systems Cope with Pandemic.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50(6–7), 519–25.
Rueda, D. & Stegmueller, D. (2020) . Who Wants What? Redistributive Preferenc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uffini, P. (2018) . Far from Settled: Varied and Changing Attitudes on Immigration in America, Voter Study Group.
Rugh, J. S. (2020) . Why Black and Latino Home Ownership Matter to the Color Line and Multiracial Democracy. Race and Social Problems, 12(1), 57–76.
Ruiz, R., Gebeloff, R., Eder, S. & Protess, B. (2020) . A Conservative Agenda Unleashed on the Federal Courts.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20/03/14/us/trump-appeals-court-judges.html (accessed 27 December 2020).
S
Strand, H. (2002) . Armed Conflict 1946-2001: A New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9(5), 615–37.
Swales, K. (2017) . The external benefits of higher education. Regional Studies, 51(7), 1077–88.
Salter, M. (2012) . How Short-Termism Invites Corruption …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Research Paper No. 12-094.
Sampson, R. J. (2011) . 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mpson, R. J., Morenoff, J. D. & Gannon-Rowley, T. (2002) . Assessing “Neighborhood Effects”: Social Processes and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1), 443–78.
Sanders, E. (1999) . Roots of Reform: Farmers, Workers, and the American State, 1877–191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ssen, S. (2001) . The Global C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vit, E. (2017) . The New Front in the Clean Air Wars: Fossil-Fuel Influence over State Attorneys General – and How It Might be Checked. Michigan Law Review, 115(6), 839–64.
Savitch, H. V. & Kantor, P. (2002) . Cit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pla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wyer, W. & Wagner, P. (2020) . Mass Incarceration: The Whole Pie 2020, Easthampton, MA: Prison Policy Institute.
Saxenian, A. (1996) . Inside-Out: Regional Networks and Industrial Adapta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Cityscape, 2(2), 41–46.
Scharpf, F. W. (1999) . Governing in Europe: Effective and Democratic?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arpf, F. W. (2010) . Community and Autonomy: Institutions, Policies and Legitimacy in Multilevel Euro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charpf, F. W. (2017) . De-constituitonalization and Majority Rule: A Democratic Vision for Europe. European Law Journal, 23(5), 315–34.
Schattschneider, E. E. (1960) .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s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Schickler, E. (2016) . Racial Realignm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iberalism, 1932–196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chickler, E. & Caughey, D. (2011) . Public Opinion, Organized Labor, and the Limits of New Deal Liberalism, 1936–1945.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25(2), 162–89.
Schlozman, D. S. (2015) . When Movements Anchor Parties: Electoral Align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chlozman, K. L., Verba, S. & Brady, H. E. (2012) . The Unheavenly Choru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chmidt, S. (2018) .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Policy Proces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och, F. (2018) . Polizei- und Ordnungsrecht. In Schoch, F., ed., 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 München: C. H. Beck, pp. 127–300.
Schragger, R. (2009) . Mobile Capital, Local Economic Regulation, and the Democratic City. Harvard Law Review, 123(2), 482–540.
Schragger, R. (2016) . City Power: Urban Governance in a Global 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uman, H., Steeh, C. & Bobo, L. 1985. Racial attitudes in America: Trends and interpret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chumpeter, J. A. (1942) .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Schwartz, H. (2007) . Dependency or Institutions? Economic Geography, Causal Mechanisms, and Logic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42(1–2), 115–35.
Schwartz, H. (2016) . Wealth and Secular Stagnation: The Role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Journal, 2(6), 226–49.
Schwartz, H. (2017) . Club Goo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Profitability in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Business and Politics, 19(2), 191–214.
Schwartz, H. (2019) . American Hegemo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ollar Centrality, and Infrastructural Pow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6(3), 490–519.
Seamster, L. & Charron-Chénier, R. (2017) . Predatory Inclusion and Education Debt: Rethinking the Racial Wealth Gap. Social Currents, 4(3), 199–207.
SEC (2019) . Release No. 33-10695 on Exchange-Traded Funds, New York: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ibel, W. (2017) . Verwaltung verstehen. Eine theoriegeschichtliche Einführung, 3rd ed., Berlin: Suhrkamp.
Self, R. O. (2003) . American Babylon: Race and the Struggle for Postwar Oaklan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ell, S. (2003) . Private Power, Public Law: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ssa-Hawkins, M. & Perez, A. (2017) . White House Relied upon Dark Money Lobbyist to “Quarterback” Gorsuch Confirmation. Dark Money Watch, www.darkmoneywatch.org/tag/supreme-court/ (accessed 7 January 2021).
Servon, L. (2017) . The Unbanking of America: How the New Middle Class Survives, New York: Mariner Books.
Shah, N. (2001) . Contagious Divides: Epidemics and Race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hapiro, C. (2001) . Navigating The Patent Thicket: Cross Licenses, Patent Pools, and Standard Setting. In Jaffe, A., Lerner, J. & Stern, S., eds.,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 119–50.
Shapiro, T. (2017) . Toxic Inequality: How America’s Wealth Gap Destroys Mobility, Deepens the Racial Divide, and Threatens Our Fu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Shapiro, T., Meschede, T. & Osoro, S. (2013) . The Roots of the Widening Racial Wealth Gap: Explaining the Black-White Economic Divide, Waltham, MA: Institute on Assets and Social Policy.
Shelton, J. (2017) . Teacher Strike!: Public Education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American Political Order,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hertzer, A., Twinam, T. & Walsh, R. (2016) . Race, Ethnicity, and Discriminatory Zoning.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8(3), 217–46.
Shertzer, A., Twinam, T. & Walsh, R. (2018) . Zoning and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05, 20–39.
Shonfield, A. (1965) . Modern Capitalism: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ugerman, J. H. (2012) . The People’s Courts: Pursuing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ides, J., Tesler, M. & Vavrick, L. (2018) . Identity Crisis: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the Battle for the Meaning of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kocpol, T. (2013) . Naming the Problem: What It Will Take to Counter Extremism and Engage Americans in the Fight against Global Warming, Prepared for the Symposium on The Politics of America’s Fight against Global Warming, Columbia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the Scholars Strategy Network.
Skocpol, T. & Hertel-Fernandez, A. (2016) . The Koch Network and Republican Party Extremism.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4(3), 681–99.
Skocpol, T. & Williamson, V. (2012) . The Tea Party and the Remaking of Republican Conservat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kocpol, T., Ganz, M. & Munson, Z. (2000) . A Nation of Organizers: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Civic Voluntar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3), 527–46.
Skowronek, S. (1982) .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mith, C. (2013) . City Water, City Life: Water and the Infrastructure of Ideas in Urbanizing Philadelphia, Boston, and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mith, E. & Reeves, R. V. (2020) . Students of Color Most Likely to Be Learning Online: Districts Must Work Even Harder on Race Equit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Smith, M. (2000) . American Business and Political Power: Public Opinion, Elections,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ong, J., Price, D. J., Guvenen, F., Bloom, N. & Von Wachter, T. (2019) . Firming up Inequali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4(1), 1–50.
SoRelle, M. (2020) . Democracy Declined: The Failed Politics of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oroka, S., Wright, M., Johnston, R. et al. (2017) . Ethnoreligious Identity, Immigr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olitical Science, 4(3), 173–82.
Soroka, S. N. & Wlezien, C. (2008) . On the Limits of Inequality in Representation.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41(2), 319–327.
Soskice, D. (2010) .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In Brown, C., Eichengreen, B. J. & Reich, M., eds., Labor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1–93.
Soss, J. & Weaver, V. (2017) . Police Are Our Government: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Policing of Race–Class Subjugated Communiti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 565–91.
Soule, S. A. (1997) . The Student Divestment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ctical Diffusion: The Shantytown Protest. Social Forces, 75(3), 855–82.
South, S. J. & Crowder, K. D. (1997) . Escaping Distressed Neighborhoods: Individual, Community, and Metropolitan Influ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4), 1040–84.
Spence, L. (2015) . Knocking the Hustle: Against the Neoliberal Turn in Black Politics, New York: Punctum Books.
Srnicek, Nick. (2017) . Platform Capitalism, Cambridge, UK: Polity.
Stansbury, A. & Summers, L. H. (2020) . Declining Worker Power and American Economic Performanc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Staszak, S. (2015) . No Day in Court: Access to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Judicial Retrench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ein, J. & Whoriskey, P. (2020) . The U.S. Plans to Lend $500 Billion to Large Companies. It Won’t Require Them to Preserve Jobs or Limit Executive pay. Washington Post, 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20/04/28/federal-reserve- bond-corporations/ (accessed 10 January 2021).
Steinbaum, M. (2021) . Common Ownership and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Channel for Employer Power in Labor Markets. The Antitrust Bulletin. 66(1), 123–39. doi: https://doi.org/10.1177/0003603X20985801.
Stepan, A. & Linz, J. J. (2011) . Review: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Inequality and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9(4), 841–56.
Stewart, N. & Gelles, D. (2019) . The $238 Million Penthouse, and the Hedge Fund Billionaire Who May Rarely Live There.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19/01/24/nyregion/238-million-penthouse- sale.html (accessed 27 December 2020).
Stokes, L. (2020) . Short Circuiting Policy: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Battle Over Clean Energy and Climate Policy in the American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one, C. (1989) . Regime Politics: Governing Atlanta, 1946–1988,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Storper, M. (2013) . Keys to the City: How Economics, Institutions, Social Interaction, and Politics Shape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tout, L. A. (2012) . The Shareholder Value Myth: How Putting Shareholders First Harms Investors, Corporations, and The Public,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Streeck, W. (1997) . Beneficial Constraints: On the Economic Limits of Rational Voluntarism. In J. Hollingsworth, & Boyer, R., eds.,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e Embeddedness of Instit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97–219.
Streeck, W. (2014) . Buying Time: The Delayed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Books.
Strine Jr.,L. E. (2007) . Toward Common Sense and Common GroundRreflections on the Shared Interests of Managers and Labor in a More Rational System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33(1), 1–20.
Strolovitch, D. Z. (2007) . Affirmative Advocacy: Race, Class, and Gender in Interest Group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uárez, S. & Kolodny, R. (2011) . Paving the Road to “Too Big to Fail”: Business Inter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Financial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s & Society, 39, 74–102.
Sugrue, T. (1996) . 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 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ullivan, L., Meschede, T., Dietrich, L. & Shapiro, T. (2015) . The Racial Wealth Gap: Why Policy Matters, Demos.
Surgey, N. (2020) . New Filing Shows Massive Dark Money Support from Judicial Crisis Network to Republican Attorneys General Association, Documented.
Swank, D. (1992) . Politics and the Structural Dependence of the State in Democratic Capitalist Na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 38–54.
Swank, D. (2002) . Global Capit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y Change in Developed Welfare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wenson, P. (2002) . Capitalists against Markets: The Making of Labor Markets and Welfare St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wed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
Tavits, M. & Potter, J. (2014) . The Effect of Inequality and Social Identity on Party Strateg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9(3), 744–58.
Tax Policy Center (2020) . Briefing Book. Washington, DC: Tax Policy Center, Urban Institute and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Taylor, B. J., Cantwell, B., Watts, K. & Wood, O. (2020) . Partisanship, White Racial Resentment, and State Support for Higher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91(6), 858–887.
Taylor, K.-Y. (2019) . Race for Profit: How Banks and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Undermined Black Homeownership,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Taylor, M. Z. (2016) . The Politics of Innovation: Why Some Countries Are Better than Others 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R. S. (2017) . Exit Left: Markets and Mobility in Republican Thought,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S. (2019) . EU Moves Closer to Legalizing Class Action. Law.com, www.law.com/2019/12/02/eu-takes-steps-toward- legalizing-class-actions-405-49431/ (accessed 27 December 2020).
Teaford, J. C. (1979) . City and Suburb: The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of Metropolitan America, 1850–1970,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Teles, S. M. (2008) . The Rise of the Conservative Legal Move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elford, T. (2019) . Trump’s Trade War Comes for Consumers: Tariffs Could Cost U.S. Families Up to $1,000 a Year, JPMorgan Forecasts. Washington Post, 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19/08/20/trumps-trade-war- comes-consumers-tariffs-will-cost-us-families-year-jp-morgan- forecasts/ (accessed 27 December 2020).
Tesler, M. (2012) . The Spillover of Racialization into Health Care: How President Obama Polarized Public Opinion by Racial Attitudes and Ra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6(3), 690–704.
Tesler, M. (2016) . Post-Racial or Most-Racial? Race and Politics in the Obama Er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ett, G. (2020) . Why the US Federal Reserve Turned Again to BlackRock for Help. Financial Times, www.ft.com/content/f3ea07b0- 6f5e-11ea-89df-41bea055720b (accessed 4 January 2020).
The Economist (2019) . New Research Confirms Old Suspicions about Judicial Sentencing. The Economist, www.economist.com/united- states/2019/04/27/new-research-confirms-old-suspicions-about- judicial-sentencing (accessed 27 December 2020).
Thelen, K. (2014) . Varieties of Liberalization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Social Solidar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len, K. (2018) . Regulating Uber: The Politics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6(4), 938–53.
Thelen, K. (2019) . The American Precariat: U.S. Capit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7(1), 5–27.
Thompson, D. (2016) . The Schematic State: Race,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Censu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J. P. & Suarez, G. A. (2019) . Accounting for Racial Wealth Dispar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Thurston, C. (2015) . Policy Feedback in the Public-Private Welfare State: Advocacy Groups and Access to Government Homeownership Programs.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29(2), 250–67.
Thurston, C. (2018) . At the Boundaries of Home Ownership: Credit, Discrimination, and the American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iebout, C. M. (1956) .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4(5), 416–24.
Tijdens, K. & van Kleveren, M. (2011) . Domestic Workers: Their Wages and Work in 12 Countries, The Hague: Data Archiving and Networked Services.
Tollison, R. D. & Wagner, R. E. (1991) . Romance, Realism, and Economic Reform. Kyklos, 44(1), 57–70.
Tomaskovic-Devey, D., Rainey, A., Avent-Holt, D. et al. (2020) . Rising Between-Workplace Inequalities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PNAS, 117(17), 9277–83. Tomkins, L., Smith, M., Bosman, J. & Pietsch, B. “Entering Uncharted Territory, the US Counts 500,000 Covid-Related Death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2, 2021, www.nytimes.com/live/2021/02/22/world/covid-19- coronavirus%23us-covid-deaths-half-a-million
Torres-Rouff, D. (2013) . Before L.A.: Race, Space, and Municipal Power in Los Angeles, 1781–1894,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Traina, J. (2018) . Is Aggregate Market Power Increasing? Production Trends us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https://ssrn.com/abstract=3120849.
Trounstine, J. (2013) . One for You, Two for Me: Support for Public Goods Investment in Diverse Commun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erced Working Paper.
Trounstine, J. (2018) . Segregation by Design: Local Politics and Inequality in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rounstine, J. (2020) . The Geography of Inequality: How Land Use Regulation Produces Segreg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4(2), 443–55.
Tse, E. (2015) . China’s Disruptors: How Alibaba, Xiaomi, Tencent, and Other Companies Are Changing the Rules of Business, London: Penguin.
Tsebelis, G. (1999) . Veto Players and Law Production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3), 591–608.
Tushnet, M. (2011) .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1930s: The Supreme Court’s Accommodation of Progressive Legal Theory. Duke Law Journal, 60, 1565–637.
Tushnet, M. (2013) . In the Balance: Law and Politics on the Roberts Court, New York: Norton.
Tylecote, A. (2013) . The Long Wave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Current Crisi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hiladelphia, PA: Routledge.
U
Uetricht, M. & Eidlin, B. (2019) . U.S. Union Revitalization and the Missing “Militant Minority.” Labor Studies Journal, 44(1), 36–59.
Urquiola, M. (2020) . Markets, Minds, and Money: Why America Leads the World in University Researc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US Chamber Litigation Center (2007) . Chamber Appoints Robin Conrad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National Chamber Litigation Center.
USDA (2020) . Data Files: U.S. and State-Level Farm Income and Wealth Statistic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Useem, M. (1996) . Investor Capitalism: How Money Managers Are Changing The Face of Corporate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V
Valero, A. & Van Reenen, J. (2019) . The Economic Impact of Universities: Evidence from across the Glob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68, 53–67.
van der Pijl, K. (1984) . The Making of an Atlantic Ruling Class, London: Verso.
van der Zwan, N. (2017) . Financialisation and the Pension System: Less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15(4), 554–84.
Van Horn, R. (2011) . Chicago’s Shifting Attitude toward Concentrations of Business Power (1934–1962). Seattle University Law Review, 34(4), 1527–44.
Van Horn, R. (2018) .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Chicago Law and Economics. Economy and Society, 47(3), 477–99.
Veblen, T. (1904) . 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New York: Scribner.
Veblen, T. (1923) . Absentee Ownership: Business Enterprise in Recent Times – The Case of America, New York: B.W. Huebsch.
Visser, J. (2019) . ICTWSS: Database on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e Unions, Wage Setting, State Intervention and Social Pacts in 55 countries between 1960 and 2018,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Vogel, D. (1989) . Fluctuating Fortunes: The Political Power of Business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Vogel, S. K. (2018) . Marketcraft: How Governments Make Markets Wor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scho, T. W. & Kelly, N. J. (2012) . The Rise of the Super-rich: Power Resources, Taxes,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Dynamics of the Top 1 Percent, 1949–2008.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7(5), 679–99.
von Thünen, J. H. (1921) . Der Isolierte Staat in Beziehung Auf Landwirtschaft Und Nationalökonomie. 2. Aufl. Neudruck nach der Ausg. letzter hand (2. bzw. 1. aufl., 1842 bzw. 1850) eingeleitet von … Heinrich Waentig …. Jena: Fischer.
Vrousalis, N. (2013) . Exploitation, Vulnerability, and Social Domination.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41(2), 131–57.
W
Wagner, W. (2010) . Administrative Law, Filter Failure, and Information Capture. Duke Law Journal, 59(7), 1321–432.
Walker, A. N. (2014) . Labor’s Enduring Divide: The Distinct Path of Public Sector Un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28(2), 175–200.
Wang, D. J. & Soule, S. A. (2012) .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Networks of Learning and the Diffusion of Protest Tactics, 1960–1995.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6), 1674– 722.
Warren, D. T. (2013) . Racial Inequality in Employment in Postracial America. In Harris, F. C. & Lieberman, R. C., eds., Beyond Discrimination: Racial Inequality in a Postracist Era.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p. 135–54.
Webber, D. (2018) . The Rise of the Working-Class Shareholder: Labor’s Last Best Weap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eeden, K. A. (2019) . State of the Union 2019: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Stanford: Stanford Center 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Weil, D. (2014) . The Fissured Workpla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eir, M. (2005) . States, Race, and the Decline of New Deal Liberalism.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19, 157–72.
Weir, M. (2009) . “Beyond the Plant Gates”: Postwar Labor and the Organizational Substructure of Liberalism, Los Angeles: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Labor and Employment.
Weir, M., Wolman, H. & Swanstrom, T. (2005) . The Calculus of Coalitions: Cities, Suburbs, and the Metropolitan Agenda. Urban Affairs Review, 40(6), 730–60.
Weiss, L. (2014) . America Inc.?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elch, S. & Bledsoe, T. (1998) . Urban Reform and Its Consequences: A Study in Represen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estern, B. & Beckett, K. (1999) . How Unregulated Is the U.S. Labor Market? The Penal System as a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4), 1030–60.
Western, B. & Pettit, B. (2010) . Incarceration & Social Inequality, Cambridge, MA: Daedalus.
Wiedemann, A. (2021) . Indebted Societies: Credit and Welfare in Rich Democraci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on, V. S. (2017) . Read My Lips: Why Americans Are Proud to Pay Tax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W. J. (1987) .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lson, W. J. (1996) .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Vintage.
Windham, L. (2017) . Knocking on Labor’s Door: Union Organizing in the 1970s and the Roots of a New Economic Divid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Windolf, P. & Beyer, J. (1996) . Co-Operative Capitalism: Corporate Networks in Germany and Britai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7(2), 205–31.
Wines, M. & Harmon, A. (2020) . What Happens When a Superspreader Event Keeps Spreading.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20/12/11/us/biogen-conference-covid- spread.html (accessed 10 January 2021).
Winkler, A. (2018) . We the Corporations, New York: Norton.
Winters, J. A. (2017) . Wealth Defense and The Complicity of Liberal Democracy. Nomos, 58, 158–225.
Witko, C., Morgan, J., Kelly, N. J. & Enns, P. K. (2021) . Hijacking the Agenda: Economic Power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Wolfe, J. & Schmitt, J. (2018) . A profile of union workers in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Washington, DC: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olkoff, M. J. (1992) . Is Economic Development Decision Making Rational?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27(3), 340–55.
Wolman, H., McManmon, R., Bell, M. & Brunori, D. (2008) .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ooten, J. (2004) . The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of 1974: A Political History, Vol. 1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right, G. (1987) . The Economic Revolution in the American Sou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1(1), 161–78.
Wright, M. & Reeskens, T. (2013) . of What Cloth Are the Ties That Bind? National Identity and Support for the Welfare State across 29 European Countrie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0), 1443– 63. Y Analytics (2020). Sectoral Analysis of COVID-19’s Economic Impact and the Effects of Reopening, Y Analytics.
Y
Yagan, D. (2019) . Employment Hysteresis from the Great Recess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7(5), 2505–58.
Z
Zaller, J. (1992) .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etzsche, Dirk A., William A. Birdthistle, Douglas W. Arner, and Ross P. Buckley. 2020. Digital Finance Platforms: Toward a New Regulatory Paradig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Business Law 23(1), 273–339.
Ziblatt, D. (2017) . Conservative Partie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iegler, J. N. & Woolley, J. T. (2016) . After Dodd-Frank: Ideas and the Post-enactment Politics of Financial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s & Society, 44, 249–80.
Ziman, J. M. (1994) . Prometheus Boun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ipperer, B. & Gould, E. (2020) . Unemployment Filing Failure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声明
本译本仅供学术交流与科研使用，侵删。
原书版权归作者及出版社所有，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原著：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