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

牛子牛 南开大学哲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特点在于其实践品格。

我们谈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很难心平气和，总是觉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争论关联着政治立场、政治路线的争论，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是书斋中的“扶手椅哲学”，而是同人类历史上可能规模最大的一场政治运动、即国际共运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共运的指导思想，国际共运不断解释、发展和重构马克思主义，直至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形态。

为什么其他各派哲学都没有转化为宏大的社会运动，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许多学者对此有所思考。

以赛亚·柏林：马克思主义有五个特点：（1）明确的、而且无比美好的实践目标；（2）这个实践目标不是彼岸的，而是此岸的，是“在地上建立天国”；（3）将一切人分为两部分，不是自己人就是敌人，自己人必然胜利、敌人必然失败，双方没有妥协的可能；（4）其实践目标有非常明确的实践路径，主体、阶段、策略一应俱全；（5）通过"历史规律"的哲学证明其实践目标必然成功

学院哲学的争论是纯粹的理论争论，涉及的现实利益有限。但是，一旦哲学与政治运动相结合，哲学争论就会变成不同政治路线、政治策略的争论。如此不断积累，形成了教科书体系。

教科书体系是国际共运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复解释的成果。教科书体系的每一个范畴、每一个原理，都是特定的政治历史语境的产物，都是非常具体的政治事件、政治斗争的结果。教科书体系与其放在哲学史框架内理解，不如放在国际共运史、社会主义史框架内理解。

举例：物质本体论；实践哲学

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考察三部历史：（1）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思想发展史；（2）马克思主义传播和解释的历史，尤其是国际共运史；（3）现实历史。我们从来不是直接接触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思想的，而是透过国际共运的解释滤镜去接触的，要注意区分“解释”和马恩的原始主张。

还原教科书体系背后的历史政治语境，搞清楚教科书体系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从何种具体政治斗争中产生的，是我们的任务，即“历史唯物主义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由此，可以实地演练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运史的认识。

中国人从小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或意识形态体系，并且至今还在接触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多种解释体系：教科书体系或意识形态宣传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解释；西方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的解释；西方“马克思学”……

面对任何一种解释方案，都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critique）精神

马克思与康德批判哲学的异同：同为“澄清前提，划定界限”的工作，康德的批判哲学诉诸先天条件，马克思的批判哲学诉诸历史性条件。在历史问题上，前者导向非历史，后者导向历史唯物主义。

“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其对象不仅包括某种学说，也包括事实、制度、信念、规则、习惯等

在今天学习马克思哲学的意义何在？

马克思哲学所关心的从来不是先天的、永恒的一般理论问题，而是历史性、特殊性的现实问题，即特定时代、地域和社会形态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问题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

“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天空遨游，寻找一个遥远的未知国度，而我只求能真正领悟，在街头巷尾遇到的日常事务。”

如果研习马克思哲学成为了自发行为，那么就意味着：这一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现实，恰好使得马克思哲学有了用武之地。这种哲学能够“用思想穿透时代，用哲学激活日常”。

第一，我们仍是马克思的同时代人，我们的时代甚至比马克思的时代更接近马克思

马克思无意建构一种普遍的、超历史的哲学理论，而是关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社会现实，即19世纪中后期欧洲的资本主义。由此，马克思引申出了资本主义的一些一般规律，例如：资本的货币增殖冲动；两大阶级的分化；劳动力的商品化；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危机；现代技术的不断革命化；资本的全球化等。

这些在马克思的时代只是“天才的预言”的东西，只有到了今天才成为直接的现实，甚至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出现了。

资本的全球化规律；劳动力商品化规律；

资本的货币增殖规律：“生产是为了赚钱而不得不做的倒霉事”，即“资本拜物教”倾向；资本的货币增殖运动在金融资本身上获得了独立的实体化形式，并反过来支配实体资本，金融资本的虚拟资本增殖预期决定了什么样的实体资本能存在和发展

举例：房地产价格

资本关系溢出了狭义的领域、地域和行业，蔓延到几乎一切社会领域和社会关系中，实现了公共性领域的资本化

举例：互联网资本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和日常话语的主要基因，不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何以成为我们。

中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现代中国是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精神生活的构成发生了决定性作用。现代中国的历次重大变革和重大政治决策，都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发展与重构而获得合法性，从而进入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反过来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词汇和命题，都关联着非常具体的政治立场、政治力量、政治利益和社会构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漫长的传统，它不仅包含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哲学，也包含“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即历代理论家和革命领袖的学说（其中不乏原创性不亚于马克思的思想家），以及国际共运特定政治语境下形成的意识形态话语。“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中国可能是尤其重要的。

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为数不多延续至今的继承者，继承的理论资源最为丰富：它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教旨，还继承了苏联社会主义传统（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以及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毛泽东及其后继者的传统），它们与当代中国人精神结构有更直接的关系。

20世纪的革命、后发国家的革命具有鲜明的理论性：只有通过理论在整体上把握世界局势，才能理解本民族的革命；同时，不能将发源于西方的理论直接套用于本民族，要不断吸收理论、修正理论、建构理论

俄国、中国等后发民族面对着马克思本人没有接触过的问题，即“历时性过程的共时性发生”。

先发国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后发国家：本土的封建统治尚未终结，资本主义的因素已经入侵；多个时代的问题相叠加，农民反对封建主的斗争、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的斗争、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本国人反对侵略者的斗争相叠加

为什么革命在落后民族率先爆发？落后民族的革命如何开展？先走哪一步、后走哪一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如何避免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因素死灰复燃？

中国革命面对着双重问题：第一，如何克服中国自身的封建统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第二，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端，开辟一种新的现代化道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优势在于，其现代化进程开始时，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端已经显露出来，中国有机会自主选择现代化路径、规避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端。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同时完成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超越，将两个任务“毕其功于一役”，实现对西方国家的“弯道超车”，对新文明的建构有所贡献。晚清以来诸多中国思想家都表达了这个理想，包括章太炎、孙中山、鲁迅、杜亚泉、毛泽东等。

在传统社会基础上直接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现代化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叙事等都直接源出于这一问题。

第三，马克思哲学不仅试图解释世界，也试图改造世界；它不是一种“价值无涉”的纯粹理论哲学，而是服务于一定的价值理想，即“人的解放”。这一理想具有永恒意义。

“人的解放”不是从任何一种特殊压迫或特殊领域中解放出来，而是从一切压迫和可能压迫人的东西中解放出来。这种哲学在其直接性商表现为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建设共产主义的哲学。

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德意志意识形态》）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共产党宣言》）

如果我们认为这种理想过于天真、过于不现实，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让我们不敢拥有这种理想。

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著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马克斯·韦伯：《政治之为志业》）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唯一的哲学，而是诸种哲学当中之一种；把握其特殊性，更有助于了解这种哲学所塑造的精神结构。

马克思哲学的解释非常多样，不同解释所呈现的马克思哲学是截然不同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牵扯了20世纪最大的政治运动、牵扯了太多现实的利益和力量，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对它们来说成为了生死攸关的问题。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能提炼出马克思哲学的一些共性主旨，是每一种解释几乎都要承认的。

1. “人的解放”的主旨

（1）马克思哲学不同于其他哲学的特性在于，它不是“价值无涉”的、只有纯粹认识论或本体论的理论兴趣，而是从一开始就有一定的价值关切和指向，即“人的解放”的理想。

（2）“人的解放”不是任何一种特殊的或局部的解放，而是全面彻底的解放，是从一切压迫或可能压迫人的东西当中解放出来。它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必然等一切矛盾的解决。

（2）马克思哲学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只是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其理论哲学是在人的解放的实践视野下建构的（比如阶级斗争的规律；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规律等）。

（3）马克思很早就形成了“人的解放”的思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人的全面丧失”只有通过“人的全面恢复”才能解决；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人的解放”比“政治解放”更彻底、更广泛，要求市民社会的结构变革。

2. 现实性的主旨

（1）“人的解放”不是在观念中实现，而是在现实中实现。之所以考虑这个问题，是因为19世纪中期德国哲学的主流是观念论/唯心主义，这与当时德意志民族的现实处境有关。

（2）“人的解放”就是人与世界的矛盾的解决。观念论试图在某种反思形式或经验形式中，即在观念中解决这个问题，通过自我意识设定物性→反思扬弃对象性→自我意识回归自身的过程，在不改变现实本身的前提下，通过观念中的反思实现人与世界的和解。这是一种“如果不能改变现实本身，就改变关于现实的看法”的pua哲学。

（2）马克思不同意这种观点，它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世界和解的方式，对于亲身经历着苦难的工人农民来说太奢侈、太残忍了（《神圣家族》）。无产阶级的“人的解放”要在现实中实现，即通过现实的革命实践改变世界。

（3）在现实中实现“人的解放”，需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即以“感性对象性活动”的本体论基础突破“意识内在性原则”。它不认为自我意识的反思可以扬弃对象性本身，主张对象性先于且独立于主体性而存在，主体与对象世界之间有着不可化约的差异。因此，观念的反思不等于现实的改变，人与客观世界的和解不可能通过反思完成，只能通过改造客观世界、即批判的、革命的实践活动来完成。

（4）唯物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原则，不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而是在“人的解放”的实践目的的基础上，出于无产阶级立场而选定的哲学原则。

（5）“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不是观念造就了社会历史，而是现实的社会历史造就了观念。不能从想象出来的、观念中的人去理解社会历史，要从“现实的人”去理解社会历史。

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起源。

（6）用现实的人反对观念的人，就是用具体的人反对抽象的人。近代哲学习惯于将人理解为抽象的、孤立的存在者（“我思”“先验自我”），为之赋予某种定义。青年黑格尔派尤其如此（“自我意识”“唯一者”“人的本质”“人”）。这是把人从具体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当作一种先天的、永恒的、具有固定本质的存在者。

马克思认为这样的人是“想象出来的人”，不是“现实的人”。从“抽象的人”理解社会历史，只能将历史理解为哲学家所喜欢的观念的展开，即历史神学或“天命的目的”。“现实的人”是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与复杂的社会事务相纠缠的人，是有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的人。

举例：海德格尔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人的“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

（6）现实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活动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即经济活动。

现实社会生活是一个十分复杂、十分具体、包含一切规定的“大全”。应当从何入手把握这个“大全”？马克思选取了社会生活中最为优先的活动，即“第一个历史活动”，也就是满足需要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起源。

并非所有思想流派都认同经济的决定作用（如黑格尔）；经济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决定性也是有争议的：

经济因素能否完全决定政治、文化领域的一切内容？如果能，为什么在相似的经济基础上有可能存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如西欧封建制和中国古代政治）？

是否经济因素仅仅构成了其他领域的前提和限度，在这一限度之内，其他领域有相对自主性？

经济因素的决定地位真的比其他因素更重要吗？（波普尔的思想实验：留设备还是留知识？）

然而，马克思本人仍然认为经济因素具有根本性决定作用。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因素不是决定性的，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活得不够长，没有遇到经济矛盾尖锐、经济因素对其他领域的制约非常严格的时代。

（7）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经济利益决定一切”。对于任何政治与观念建制，都不能从它们自身的说辞去理解它们，而是要考虑它们在根本上代表什么阶级的经济利益。

举例：《大明王朝》与《走向共和》；关于经济体制的思想争论；年鉴学派的经济史

3. 社会关系的主旨

（1）现实的人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自身并不具有本质，人的本质是由人与他者的社会关系界定的。“原子个人”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幻象，其基础正是有史以来最发达的社会关系。（自然法思想；18世纪资产阶级思想所钟爱的“鲁滨逊的神话”）

（2）社会关系能为自然事物赋予它们本身不具备的意义。社会关系的效应投射在事物之上，表现为事物本身的属性。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物”，不仅是物理事物、感性事物，更是像事物一样客观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的事物化产物。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可以说是一种“关系本体论”，它既反对唯心主义的柏拉图式本体论，又反对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

举例：商品拜物教；市场关系；“资本”概念含义的演变；现象学的意义场域

（3）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影响到20世纪大陆哲学的“结构主义”转向。它们共同认为，事物的本质并不是其内在固有的，也不是“分有”某个“理念”的结果，而是取决于事物之间的关系结构。这是对于柏拉图主义的根本颠倒（欲望着他者的欲望/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

（4）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比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具决定意义。并不是人改变自然的能力（生产力）决定了社会关系的形式，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人对自然的关系。

举例：现代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资本积累；马克思技术哲学与海德格尔的比较

4. 历史性的主旨

（1）社会关系的主旨必然导向历史性主旨，因为社会关系是历史性变化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历史唯物主义”，超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更多地是后人的建构。

（2）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实践观点批判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而实践观点必然导向历史观点。旧唯物主义从直观的、客体性的立场理解人类世界，将其理解为现成的、静止的东西；历史唯物主义则将人类世界理解为人的历史性实践活动的产物，将事物置于其生成和消亡过程中来理解。

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过程性哲学（马克思、尼采、怀特海、柏格森等）是对以往哲学史的反动。西方哲学习惯于认为现成性高于过程性，不变性高于生成性。马克思以来的过程性哲学则认为，生成性优先于现成性，生成性过程是现成性事物得以存在的前提，蕴含着比现成性事物更为丰富的内涵。

柏拉图：理念与感性实物、不变与变动的二分；理念高于感性实物

亚里士多德：形式（form）与质料（material）的二分对应现实（actuality）与潜能（potential）的二分。其中“现实”意味着“完成”“现在”（actuel），抽象掉了生成与消亡的过程

从现实性出发，将质料理解为潜在的形式，是一种目的论观点，抽象掉了变化过程的多元可能性

柏格森：以往哲学的特点是“时间的空间化”，时间本身、过程本身从未得到理解；只看到生成性过程的结果，但结果与过程相比只是冰山一角（生物演化）

（3）历史性观点是马克思哲学最有力的批判武器。

社会事物是历史性的，就意味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经济、政治乃至常识。社会事物不是永恒的、天然的，而是在一定的时间上生成、在一定的时间上消灭。

如果某种社会事物通过主张自身的永恒性、天然性来论证其合理性，那么历史性批判对它就是十分有效的。

马克思的“批判”不同于康德，不是诉诸先天界限，而是诉诸时间界限。

举例：国民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自然性、永恒性的论证；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扩展性秩序”；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暂时性的分析；福柯关于“疯癫”（madness）的研究

（4）历史性不等于相对主义，历史是有规律的、进步的，是“历史科学”的对象。

马克思本人纯正的启蒙主义者、进步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综合。

历史规律和进步主义观念是典型的启蒙信念。启蒙运动受近代科学革命影响，相信只要把科学方法运用于社会历史，就能在社会历史中发现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规律，并据此改造社会、实现可预期的进步，最终建立人间天国。启蒙运动的民主观念、进步主义观念均建立在科学观念基础上。

历史规律观念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前基督教的西方思想并没有历史哲学，或者认为历史并不是知识的对象（亚里士多德）。基督教的教义是以历史形式展开的，并且为历史赋予了一种线性进步叙事。

从前的历史哲学往往将历史规律理解为观念规律。基督教将其归结为神意，启蒙思想将其理解为理性进步的历史（伏尔泰的“历史哲学”），康德将其理解为自然目的论的范导性理念，黑格尔将其理解为“自由”观念的发展史，归根到底是逻辑学规律在时间中的展开。这些理论都有将历史规律置于历史之外、从而将历史化约为非历史的风险。

马克思主张历史规律内在于历史本身，是人的现实活动的规律，尤其是经济规律。马克思哲学标志着“历史”在存在论等级上的变化：历史不再是非历史之物的“副本”或“表现”、是非历史之物回归自身的中介；历史本身就是真实的、就有本体论地位，非历史性观念是历史的产物。

（5）历史规律有多种形式：分工的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阶级斗争的规律等。

马克思之后，史学研究开始重视经济因素，试图在经济领域寻找长期稳定的结构和模式，作为历史解释甚至“历史预言”的基础，即所谓的“历史规律”。（年鉴派史学；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6）历史规律不是价值中立的科学事实，而是同“人的解放”形成了“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终将导向共产主义的实现。

马克思从德国观念论继承了必然与自由、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主题，但同样改变了实现这种统一的方式：并非在某种反思形式、经验形式、逻辑形式中实现，而是在现实中实现。

康德：“德福一致”问题；纯粹实践理性的公设

谢林：自由与必然在艺术中的统一

黑格尔：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在历史中实现统一，表现为现实的普鲁士国家；引入了历史性原则

通过客观历史规律论证善的目的的必然实现，其方式是多样的：异己性事物化力量的扬弃；经济危机与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的自否性运动，等等

只有在掌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才能论证“人的解放”可能实现、必然实现、如何实现。

※“历史规律”观念留下了若干有待反思的问题

1. 历史是否有规律？由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的行动构成的历史，为什么居然是有规律的？

2. 历史即使有规律，是否必然导向好的结局？

历史规律有可能导向坏的结局（热寂），也有可能导向不好不坏的结局（“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也有可能导向“退而求其次”的结局（“最不坏”的政体；历史的终结；扩展性秩序）

20世纪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中有一种流行观念：如果自然规律和人性的有限性决定了“最好状态”不可能实现，那么人们就应当满足于“次好状态”；通向最好状态的努力一旦失败，不会停留在次好状态，而是会导向更坏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最好状态反而是不可欲的，次好状态反而是最好的。

这是西方政治思想的经典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存在：最好的政体一旦腐化就是最坏的，最不好的政体即使腐化也坏不到哪去。卢梭与康德关于“天使的人民”与“魔鬼的人民”的分歧是其延续。

这种观念正确吗？

3. “历史规律”有一定的政治意蕴，这是20世纪政治思想的争论焦点之一

“限制知识，为自由留地盘”是不是有道理的？

4. 唯心主义哲学在观念中实现的东西，唯物主义要使其在现实中实现，这会不会造成麻烦？

洛维特：黑格尔比马克思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因为黑格尔知道合目的性与合目的性在现实中不可能统一，但马克思坚持要在尘世间统一它们，所谓“在地上建立天国”。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5. 能否用一元范畴（如分工、生产力等）概括整个历史的规律？

无论将历史理解为“精神”的历史还是“生产力”的历史，都有可能将历史归结为一元范畴的展开。其形式结构仍然是黑格尔式的“同心圆辩证法”。唯物主义哲学革命应当是思想的形式结构的“改弦更张”，将历史规律理解为多个异质性多元结构之间的更替。

5. 资本主义批判的主旨

（1）历史性的主旨在当代语境下表现为资本主义批判。马克思哲学始终关心特殊时代、特殊地域、特殊社会形态的对象，对于19世纪中后期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是其初心与归宿。

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也是特定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产物，既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资本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最能理解、也必须理解的对象

（2）“人的解放”在其直接性上就是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中获得解放，资本主义是最后一个阶级社会。

在马克思看来，从前的革命都是服务于某一阶级特殊利益的革命，是一群私有者反对另一群私有者的革命。尽管如此，革命的群众基础还是不断普遍化。无产阶级革命与之不同，是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普遍利益的革命。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具有“阶级对立简单化”特征，将全体人口分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资本集中趋势和无产阶级化趋势的展开，消灭了一切中间等级，只剩下极少数人组成的资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构成的、经济状况几乎拉平的无产阶级。故此，无产阶级的解放也是人的普遍解放。

※无产阶级是否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工人阶级是不是真的那么先进、资产阶级是不是真的那么腐朽，这是有争议的，也是西方思想家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要点之一

（3）资本、资本主义的多重定义：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人所共知，但什么是资本主义则是“熟知非真知”的

组成资本主义的各种“零件”（如商品、货币、雇佣劳动、私有制等）很早就存在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这是为什么？使得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那种特定的组织方式是什么？

不同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对“资本”的定义不同。政治经济学-积累的劳动；新古典经济学-生产要素；马克思主义-社会关系

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试图揭示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将资本规定为一个超历史范畴；马克思主义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暂时性，将资本规定为一种社会关系——什么样的社会关系？

雇佣劳动？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的特殊性

生产资料私有制？同样不够特殊；一个完全公有制或国有制的经济体有可能是“资本主义”的吗？

自行增殖的货币；以货币利润为目的的工业生产

（4）资本主义批判的多种话语：

a. 规范性批判；主要理由是剩余价值剥削

问题：预设了倒退的劳动所有权原则；剩余价值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是“不正义”的；规范性与历史唯物主义不一定兼容

b. 异化批判与认识论批判

问题：“异化”预设了先天的主体本质；异化-复归的逻辑不一定合乎历史发展的实际；“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很容易从异化批判蜕化为异化辩护

c. 内在矛盾批判（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与生产的社会化、消费不足、比例失调等）。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的自否性因素，还是发展动力？

d. 科学批判（利润率下降规律）。涉及“两个马克思”的争论。

资本主义批判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就存在（如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等）；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让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就在于其资本主义批判的方式与众不同。它不是外在的道德批判或认识论批判，而是从资本主义自身的客观结构中分析其自否性，以及其中蕴含的建立新世界的可能性。即所谓的“内在批判”“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5）一般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的关系

马克思并不是像教科书体系所认为的那样，首先建构一般的、普遍的哲学理论，然后将其“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或特定历史时期。

相反，被认为是马克思的“一般”历史理论的许多内容（如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两大阶级的分化、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等）往往是从资本主义的特殊情况中导出的。将这些范畴运用于其他社会形态乃是有风险的。

6. 辩证法的主旨

（1）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是内在批判，是从事物的内在矛盾中证明其必然消亡，并发现事物在自身内部孕育的、对立于自身且超越自身的因素，是事物向其对立面的转化，因而必然导向辩证法的运用。

“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并非外在地、偶然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的批判方法决定了必然引入辩证法。

（2）辩证法涉及如下问题：从压迫最为深重、最为不平等的社会形态中，如何生成一个最自由、最平等的社会？如果不能论证这一现实路径，那么“人的解放”将永远是空想而不是现实。

举例：中国革命问题

（3）“辩证法”的含义在哲学史上非常多元。教科书将辩证法视作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一种思维方式，这是恩格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创造。

※辩证法是一种思维方法，还是客观世界本身的规律，这是有争议的。

（4）公式化辩证法有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

公式化辩证法的科学意义有待商榷，但其思想史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公式化辩证法成为国际共运官方意识形态后，各国革命领袖在这一框架下锻造自己民族的革命话语，将理论辩证法转化为实践辩证法。

对立统一规律：列、毛等后发国家革命领袖极其看重的规律，因为“对立统一”格外适合充当革命的方法论，格外适合描述后发国家“历时性过程共时性发生”的复杂革命局势

质量互变规律：革命理论家用来论证革命（质变）的必然性

否定之否定规律：争议最大的一条规律。这是马克思本人唯一运用过的一条规律，但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家却很不喜欢。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否定之否定”蕴含着对立面之间的和解、对资本主义这一“否定阶段”的忍让，更是因为“否定之否定”有可能包含着唯心主义内核。

用“否定之否定”公式解释历史的合理性还有待讨论。这一方面是因为“否定之否定”是一个固定公式，用它来裁剪生动的、充满偶然性的历史未必合适。另一方面是因为“否定之否定”蕴含着一切矛盾的解决，而在现实政治中主张解决一切矛盾是危险的。

马克思哲学源于西方哲学史，其中既有反对“否定之否定”的唯物主义学说，也有有意无意地保留了“否定之否定”的唯心主义形式，二者的张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诸多问题。

（5）资本主义从自身内部生成自身对立面的几种方式：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使之趋于消亡；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会孕育自身的掘墓人，即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产生了更高社会形态的必要基础，如生产的社会化、产权的社会化（股份公司）、个体自由与政治民主等。

（6）辩证法实现了马克思思想中启蒙主义要素与浪漫主义要素的综合。

科拉科夫斯基：不同于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

启蒙主义：“今胜于昔”的进步主义，尤其相信科技（生产力）的发展能带来社会进步

浪漫主义：现代性批判，希望以某种方式回到前现代的人与自然统一状态中去。

马克思主义既是进步主义，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的积极意义，又是现代性批判，表现为资本主义批判；既向前看，又向后看。辩证法是这两种倾向的统一：现代性批判只能依靠继续进步，而不能依靠倒退。倒退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值得希望的。试图恢复封建田园诗式生活的思乡病只会导致普遍贫穷。资本主义这一“否定的阶段”是达到更高的“否定之否定”阶段的必要条件，应当在更高的社会形态中实现现代的进步主义、自由主义与前现代的共同体主义的统一。

7. 阶级斗争的主旨

（1）辩证法的主旨必然导向阶级斗争的主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

※“阶级斗争”的主题在当代中国思想争论中既重要又敏感，这与现代中国历史有关（余英时、梁漱溟）

（2）阶级学说并不新鲜，古典希腊思想、法国复辟时期史学、黑格尔哲学中都有类似的内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特殊性在于如下几点：

a. 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简单化”，这也是阶级斗争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原因

b. 阶级分化不是一个状态，而是一个过程。马克思并不否认在经济繁荣时期阶级分化的趋势会暂时逆转，中间阶级膨胀、工人也能从资本的发展中获得好处。但这样的状态是不可持续的，随着资本利润率下降、投资缩减和技术进步，阶级对立简单化的本质还会重新暴露出来。

c. 阶级分化、阶级对立是具有本质意义的常态，阶级整合是暂时的假象。现代社会具有分化和整合两种倾向，不同社会理论注重不同方面。西方社会理论的主流是社会整合，认为社会分化撕裂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近代契约论、德国观念论、当代政治理论都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社会分化对立才是基本事实，阶级矛盾在根本上是不可调和的，只能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才能彻底解决。对立阶级没有共同利益，也没有共同理性，无法互相理解、无法通过协商达成共识。阶级社会的一切具有党性，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鲁迅《故乡》

（3）阶级分析法仍然是分析社会现实的有效方法。从阶级斗争理论问世起，“阶级斗争过时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就已经存在，连恩格斯本人也有过类似的主张。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内部调整，典型的“无产阶级”在西方几乎消失，无产阶级在政治上从未真正占据多数，19世纪中期的革命局势愈发显得像是一个偶然情况。但是，从全球视角、长时段视角来看，阶级斗争理论仍然有一定的解释力。

（4）阶级斗争理论是一种分析理论，也是一种革命主体理论。

“人的解放”的目标需要一个主体来承担（当然这是有争议的）。这里的主体不是先验的意识主体、认知主体，而是发起改天换地的革命行动、打碎旧世界并创造新世界、化不可能为可能的行动者，是存在于历史中的、有待生成的、现实的主体。无产阶级之所以能成为“人的解放”的主体是出于以下原因：

a. 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制造一个包含绝大多数人口的、经济状况几乎一致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利益就是人类普遍利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宣言》）

b. 只有无产阶级拥有彻底打碎旧世界的动机，并且能对旧世界形成客观的、完整的认知。因为无产阶级在旧社会中没有既得利益，也不必掩盖旧社会的矛盾。

c.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赋予了无产阶级革命素质，包括团结和纪律。

（5）无产阶级并不是现成的革命主体，还需要从“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

这是革命中最困难的问题，因为个体工人首先是彼此对立、彼此竞争的，个体工人利益和阶级整体利益之之间有矛盾。

无产阶级的武器只有自身的团结。无产阶级必须首先终结内部竞争、实现内部团结、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生活习惯，才能拥有科学的“阶级意识”，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其方式有两种：

自下而上：孟什维克的思路，组织一个松散的工人阶级政党，强调工人自发性

自上而下：布尔什维克的思路，认为无产阶级无法自发形成科学的阶级意识，至多形成工团主义的意识；科学的阶级意识必须由“先锋队”政党“灌输”进去。这也是列宁主义政党理论的起源。

（6）阶级斗争理论的争议

无产阶级是否真正占据过绝对多数？将无产阶级利益等同为人类普遍利益是否有问题？两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是否属实？工人阶级的先进性、资产阶级的腐朽性，是否如此绝对？无产阶级革命是否真的能消灭阶级、建立无阶级社会，抑或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会分裂为新的阶级？

8. 革命的主旨

（1）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无产阶级革命，“人的解放”的实践理想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

※要不要革命、革命是否合法的问题，是晚清以来中国思想最重要的问题。晚清就有“立宪”与“革命”的争论，新中国成立后各家各派围绕“革命”的争论也是对现代中国政治得失的评判（“告别革命”）

（2）革命是一种使用暴力夺取政权，废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整体性解决方案。三个定语都很重要：

a. 暴力性：革命是必然流血的，所谓“不流血的革命”往往伴随着长期的隐性暴力

b. 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具有基础性作用，但其最为重视的革命行动却是政治的，“革命的逻辑”与“发展的逻辑”次序相反。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去中心化的，缺少明确的反抗目标，很难通过集中的革命行动加以改变。反之，政治权威则是中心化的、目标明确的。夺取政治权力，一方面能防止旧统治阶级利用国家强制力维护和推行其经济制度，另一方面能让无产阶级运用国家强制力改造社会。政治上层建筑受到经济基础的决定，但又有一定的“相对自主性”，能相对独立地变化，可以“超前”或“滞后”于经济基础。政治革命正是首先建立“超前”的政治上层建筑，反过来引导经济基础的发展。可以说，国家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薄弱环节”，是旧统治阶级锻造出来反对自己的武器，也是先进阶级可以利用的矛盾点。列、毛等对此均深有所见。

c. 整体性：革命是整体性变革方案，通过变革整体来变革每个局部，区别于局部的、渐进的改良方案。

关于革命的理论争论，经常是激进的、整体的变革与渐进的、改良的变革之间的争论。激进变革不仅代价很大，而且消灭了整个传统，此后还能否建立起同样有效的、适合国情民情的制度，则是未知之数

20世纪自由主义思想的反思：建构理性主义与演化理性主义，零碎社会工程

建构理性主义：出自唯理论传统，认为单凭人类理性，就能从零开始建构完整的知识系统和社会系统，以理性建构的社会制度批判乃至替换现实的社会制度，是革命的整体性方案的起源。

演化理性主义：出自经验论传统，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许多知识不能单凭理性推论出来，必须向经验学习，人应当依据经验证据改变自己的认知。因此，应当尊重在漫长演化中形成的传统制度，局部地、渐变地改革之，依据实践经验不断修正制度构想。这是“零碎社会工程”的渐进性方案的起源。

波普尔认为，马克思的论证存在逻辑滑坡：19世纪中期的自由资本主义确实不可持续，但这不代表整个资本主义从根本上不可持续，只能整体革除；19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通过内部渐进式调整，已经形成了一种可持续的均衡，消除了19世纪中期的革命理由。

既然整体性变革方案有诸多代价，马克思为什么还要选择这种方案？

（3）马克思热衷于革命，是因为当时当地德国的特殊情况下，已经没有和平改良的空间、没有改革的突破口。马克思在德国和法国的比较中理解德国现状。法国是先发现代化国家，发展空间较大，其发展过程是渐进的。德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封建制度的残余与资本主义的弊端并存，各种旧制度相互勾结、相互拱卫，缺乏改革的破局点。德国社会高度分裂，无止境地分为诸多等级，各等级普遍软弱，缺乏法国人那种将本阶级利益与全民利益等同起来的公心，只会媚上欺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整体性变革能拯救德国社会，不变革一切，就不能变革任何东西。德国人同时受到人类历史上一切压迫制度的压迫，代表着人的彻底丧失，只有炸毁整个德国制度、实现人的全面恢复，德国人才能得到解放。此后，马克思将这一思维模式从德国推广到世界，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而不要它的各种矛盾，企图在这一制度的范围内化解这些矛盾，乃是不可能的。

（4）在哲学理论上，革命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问题的实践解决。

主客统一问题是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康德以来，德国哲学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实践路径，经过费希特的“本原行动”，在黑格尔那里吸收了历史性原则。马克思将实践性与历史性综合起来，将主客统一性从观念中移入现实中，创立了革命学说。卢卡奇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以及“阶级意识”学说，一定意义上是对这一哲学史过程的提炼。

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创见在于，革命同时需要主观和客观条件，缺一不可。

一方面，革命不是单纯的主观行动，而是在客观矛盾已经激化、客观契机已经存在的条件下，促成客观事物变革的活动。客观条件不成熟的革命乃是无效的，甚至不如不革命，这是不同于唯意志论者的地方。

马克思很重视研究革命的客观条件。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认识到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对革命条件的认识不足，于是在旅居英国之后将大量精力投入了政治经济学研究。

另一方面，只有客观条件和趋势，没有主体的能动性行动，社会变革也未必能发生。

在这一问题上有“两个马克思”之争。马克思青年时期热衷革命行动，但成熟时期作品《资本论》等却用科学方式论证资本消亡，没有涉及革命学说，这让人怀疑马克思晚年放弃了阶级革命。实际上，《资本论》只是没写完，且第三卷结尾有“阶级”残篇。同时，马克思也在积极领导工人国际。此后，列宁点明了这一问题：帝国主义是“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资本主义，但通过“培植工人中间的机会主义”，即防范革命主体的生成，仍能继续生存很长一段时间。

革命是主客观条件在实践中统一的时刻，主体与历史发展趋势合二为一。主体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就是历史规律必将导致的行动，历史规律唯有被意识到才能成为现实。

（5）革命问题的争议：革命的巨大代价是否值得？革命建立的理想社会是否真的更好？激进地切断传统真的是最好的做法吗？……

9. 共产主义的主旨

（1）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人的解放”表现为现实的社会形态，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对“共产主义”这样更高社会形态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各个派别的共性。

如何理解共产主义是国际共运内部的要害问题，关系到诸多重大政治决策。马克思本人提到过共产主义概念，但对其缺乏正面系统论述，这使其成为了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2）我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深受20世纪苏东阵营（即“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real socialism）的影响，一般将其理解为统一的中央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理解是有争议的。

（3）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规定从未脱离“自由”价值。共产主义的简洁定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意味着把人类自己创造的、但从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物化力量重新置于人的控制之下，联合起来的个人对物质力量共同施加有意识的控制。因此共产主义也是自由的人类历史的开始。

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德意志意识形态》）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

（4）马克思理解的自由不同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自由，它是个体自由与社会自由的统一。自由的条件是个体自愿加入社会联合，个体活动直接蕴含社会性。

这是因为，人自身的实践活动和交往关系之所以会“异化”为事物性力量，是因为个人之间的分裂。如果个人能联合起来，就能将自身创造的事物性力量收归自身控制，实现更高层次的自由。在马克思看来，个人主义的自由是有限的，个人自由的加总是社会性的不自由。应当通过人的社会联合实现社会自由，尔后才能实现更高层次的个体自由。

（5）受社会联合制约的个体，如何获得比联合之前更大的个体自由？这是共产主义的主要争议问题。

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卢梭。其思想经过黑格尔的中介，深刻影响了马克思。卢梭认为，为了避免私有财产对人的自由的侵害，应当通过社会契约形成“公意”（general will），个人将自己的一切都交托给公意，因为公意是个人参与形成的，所以服从公意就像服从自己一样自由。

这个论证显然是有争议的：公意是单一的，个体意志是多元的，当二者冲突时，服从公意还是不是自由？公意的存在意味着有一个外在权威比个体自己更了解个体、更知道个体想要什么，个体不再是判断自身利益与意志的最高权威，这会否成为政治强制的背书，把服从偷换为自由？

在浅显的经验层面上并不自由，却在某种理论中被说成是自由，是“社会自由”的隐性风险。例如，个体在实际上服从共同体，但由于共同体“代表”全体人民，所以个体在理论上又是完全自由的。

20世纪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对苏联政治展开了深刻反思，认为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应当止步于“次好”的个体自由/消极自由，不要追求“最好”的社会自由/积极自由，否则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雷蒙·阿隆：“浅显的自由”“高深的自由”；伯林：《自由及其背叛》，“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哈耶克：“不受干涉的自由”“摆脱必然性的自由”

（5）联合起来的人如何共同自由支配物质力量，是有争议的。如果全人类通过频繁的直接民主决定物质力量的一切用度，显然没有效率可言。如果一部分人“代表”全体人民掌握物质力量的支配权，那么如何保证权力的行使合乎全体人民的意志与利益，而不是被这部分人用来满足自身的特殊利益？

（6）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演变呈现出从哲学到经济科学、越来越“接地气”的趋势

《1844手稿》：基于人本学异化论的哲学规定，如“全面的感性”“一切矛盾的自觉解决”→《形态》：联合起来的个人对物质生活条件的自由的共同控制，自由的分工→《宣言》：自由人的联合体→《大纲》《资本论》：自由时间的延长、“自由王国”的扩大，其基础是生产力提高和生产关系变革

10. 无产阶级专政的主旨

（1）并不是所有马克思主义派别都赞同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与当代中国有直接关系

（2）在革命胜利与实现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其政治形式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始见于《哥达纲领批判》。

（3）今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深受苏联模式影响，更多地是列宁“重新发现”的无产阶级专政传统，其是否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是有争议的。

（4）无产阶级专政不同于过去意义上的国家政治。革命消灭了阶级统治，而国家是建立在阶级统治基础上的，因而从前的国家政治不复存在。但是，过渡时期也是阶级斗争比较激烈的时期，无产阶级仍然需要掌握一定的政治力量，用以管理社会活动、击退资产阶级反攻、改变生产关系。

如列宁所说，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国家消亡，但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不应当放弃国家政权，过渡时期的政治是国家的保留与国家的否定的综合。

（5）无产阶级专政如何组织？马克思的观点主要见于《法兰西内战》。

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待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必须夺取国家机器，但不能原样沿用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在根本上不适应共产主义，容易成为阶级统治复辟的策源地。马克思恩格斯明确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隐患是“工人自己的代表和官吏”通过国家机器爬到工人头上，变成新的统治阶级。巴黎公社采取了一系列制约国家官僚权力的民主措施，被奉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典范。据此，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群众民主，是对自己民主、对敌人专政。

（6）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发展及其争议

列宁写作《国家与革命》时出于论战需要，格外强调无产阶级不能通过议会路线与其他阶级分享政权、建立联合政府，要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独占政权。同时，列宁又继承《法兰西内战》的观点，主张打碎国家机器、实现工人士兵的高度自治。此后，迫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的纲领没能完全实现。

苏俄体制的发展引发了许多争议。如卢森堡批判列宁将“专政”与“民主”对立起来，认为应当保留民主的外壳、去除资产阶级的内核，而不应当把民主的外壳也消灭掉。压抑工农自发性、缺少功能参与的政治是缺乏生命力的。毛泽东也强调工农自发性，认为专政与民主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即“人民民主专政”。

（11.）一个有争议的主旨：“异化-复归”的主旨

（1）这是一部分西方学者解释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主线，其动机是用青年时期“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修正”成熟时期“科学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与西方学者对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满有关。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面对类似的现实处境和思想语境，受西方思想影响，也以异化论的模式解释马克思思想，甚至主张“异化-复归”的问题是马克思思想一以贯之的主线。

（2）“异化”（Entfremdung/alienation）是源出于德国观念论的术语，本义是“异己化、让渡”，意指主体的对象化产物脱离主体、反过来反对主体，也可能指某个过程脱离本来的目的、转化到自己的反面（如共和国史上关于“社会主义异化”的讨论），或者泛指事物偏离良好的原初状态。这是费希特以来的德国观念论、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形式：自我意识异化为同自身相对立的形式，从而产生矛盾；通过异化的复归扬弃矛盾，将对立面的双方综合在更高级的统一体之内。

（3）有学者以此为据，将“异化”视为马克思哲学一以贯之的线索。人类社会的“史前史”的特点是，人的创造物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一种貌似客观的力量而统治着人。尽管这些力量和关系不过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但它们却反过来表现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物性”力量。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达到顶峰：人与人交换劳动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无意识的、盲目的、貌似自然规律的市场规律支配着人。共产主义的实现就在于扬弃这种异化，将人的活动所构成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重新置于联合起来的人的有意识的共同控制之下。

但是，以“异化”为主线阐释马克思哲学可能遇到以下这些困难：

（1）有人本主义倾向。“异化”框架的原型是《1844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其基础是人的类本质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因此，异化理论经常需要设定一个人本主义基点，作为对异化展开批判的根据。但是，这种解释难以理解马克思哲学中那些并非明确地有“人”参与的部分（最典型的是资本理论），且同意导致人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回潮。

（2）有道德批判倾向。异化批判经常需要设定一个相对于异化的道德基准，如人的“类本质”。但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是反对这样做的。任何关于人之本质的理解都是从历史性的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如果不能阐明如何变革产生了这些道德理想的现实，那么空谈这些抽象的道德理想是于事无补的。

（3）有赋予“异化”以合理性的倾向。异化理论意味着，“异化”这一否定的阶段是后面的“否定之否定”阶段的必要条件，不经过这一阶段而达到的“否定之否定”只是守旧倒退。因此，异化理论容易从“否定之否定”的辩护滑向“异化”本身的辩护，为本来要批判的东西赋予合法性。

（4）有唯心主义倾向。“异化”结构原本来自黑格尔哲学，即自我意识设定物性→自我意识通过反思扬弃对象性→自我意识回归自身，因此本身具有唯心主义底色。运用到历史哲学中，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则是具有宗教色彩的历史公式。按此解释马克思哲学，有可能将其解释为一种具有唯心色彩的历史神学。

（5）有避重就轻之嫌。异化批判可以是文化批判、生活处境批判、认识论批判、道德批判，但唯独不涉及阶级和剥削问题，将其转化为一个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哲学问题，显然是避重就轻。

概略地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这样一种哲学图景：

1. 一种“人的解放”的实践愿景，其一切理论建构都是在此实践视角下展开的。

2. “人的解放”不是在观念或思想中实现，而是在现实的生活过程中、在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中实现，由此导向一种现实性的、有经济决定论色彩的本体论和历史哲学。

3. 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处在历史性地变动着的社会关系中，由此导向历史性的观点。但是，历史性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历史被认为是有一定规律、模式和方向的，历史是科学认识的对象。

4. 历史科学不是价值无涉的，而是与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历史规律必将导致“人的解放”的实现。

5. 现代历史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即最后一个剥削社会。资本主义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内容。

6. 资本主义有“阶级对立简单化”的倾向，使得阶级斗争得以被观察到。无产阶级是“人的解放”的主体。

7. “人的解放”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来实现，革命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时刻。

8. 革命后建立的理想社会是“共产主义”，即自由人的联合体对物质生活条件的共同控制。

9. 从革命胜利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其政治形式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主要经历和著作年表

1842年之前：德国（特里尔，波恩，柏林），中学和大学（波恩大学、柏林大学、耶拿大学）时期，修读法学和哲学。

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1842-1843：德国，《莱茵报》时期。因为布鲁诺·鲍威尔被革职而失去了在大学任教的机会，转向新闻业，曾为《莱茵报》撰稿并升任主编。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1843-1844：德国克罗茨纳赫，利用蜜月时间努力学习；法国巴黎，《德法年鉴》时期。开始了在欧洲各国漂泊的“世界公民”生涯。

《克罗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

1844-1845：法国巴黎。《德法年鉴》出了一期就停刊了，此后马克思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及与恩格斯的毕生合作。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

1845-1848：布鲁塞尔时期。巴黎政府迫于普鲁士方面的压力将马克思驱逐出境，马克思移居比利时布鲁塞尔。这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加剧、本质规律充分暴露的三年，马克思在这段时间成果颇丰。

《评李斯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

1848年：布鲁塞尔、法国、德国、英国，被革命形势赶着跑的一年。巴黎首先爆发革命，自由主义政府上台，马克思应邀重返巴黎；革命蔓延到德国，马克思回到德国；反革命回潮，马克思又被驱逐，前往英国。

《共产党宣言》

1848-1852：1848年革命失败的触动让马克思投入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这一时期写作了许多政论文章，是在实际问题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典范。

《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52-1859：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补贴家用，纽约突然爆发的经济危机治好了多年的拖延症。

《1857-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1864：第一国际成立。马克思始终热情地参与和领导第一国际的工作。

1867：《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

1883：去世。

※拓展：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几种解释模式

1. 线性目的论模式。马克思早期思想是后期思想的前提，后期思想是早期思想的目的，两者之间是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关系。马克思先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后形成了政治经济学，后者是前者的推广运用。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1845年左右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缺陷：（1）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具体语境，马克思是在经济学语境下创造历史唯物主义的；（2）以马克思后期思想作为解释前期思想的标准，忽略了两个时期思想的可能差异

2. “认识论断裂”模式。是阿尔都塞从法国认识论传统中引出的一种解释模式，认为马克思青年时期和成熟时期思想的“总问题”是不同的，青年时期属于哲学的总问题，成熟时期属于科学的总问题，二者的分界点大致在于1845年的《提纲》《形态》。因此，即使马克思前后期的思想有表面上的相似性，也不能认为二者是连续的，因为二者处在不同的结构之中

缺陷：（1）过于低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连续性，尤其是《1844手稿》和《提纲》的连续性（这当然有政治的考虑）；（2）“认识论断裂”的数量和位置有争议。例如，《形态》和《资本论》是处在同一“总问题”中的吗？

与“认识论断裂”模式类似的还有“两个马克思”模式，分期类似，评价相反（“人本主义的马克思”反对“科学主义的马克思”）。

3. “两个转折”“三个制高点”模式。马克思经过了人本学唯物主义、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其对象是一般历史）、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其对象是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社会形态）三个阶段，经历主体向度-客体向度-再回到主体向度的辩证发展过程。分别以《1844手稿》《形态》《大纲》为制高点。

缺陷：（1）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人为划分为过多的阶段，有刻意制造研究对象之嫌，将研究的关注点引向了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而不是思想本身、方法本身以及现实问题。（2）过于拔高人本主义异化理论的地位，以至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都只能看到异化理论，却忽略了《资本论》关于资本运行客观规律的更重要的研究。本质上仍然受限于80年代中国的人本主义话语模式。

4. “生产逻辑”“资本逻辑”模式。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与《资本论》研究的复兴而出现的一种解释模式。认为马克思思想的“认识论断裂”出现在从《大纲》到《资本论》期间。《资本论》之前的主导逻辑是“生产逻辑”，其基点是人类学的生产活动（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价值生产”）；《资本论》之后的主导逻辑是“资本逻辑”，主张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主体，人只是资本增殖的工具。

缺陷（1）将《大纲》同此前的著作都归为“生产逻辑”，忽视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早期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差异；（2）片面强调“资本逻辑”中资本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劳动者同样具有主体的能动性；（3）将资本实体化为一种具有神学色彩的存在者，忽略了资本是有内在矛盾的，且本身是一定社会关系的物象化产物。

恩格斯的主要经历和著作

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和重要合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学术问题

恩格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化、体系化、大众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1844年：《神圣家族》（合著）

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合著）

1848年：《共产党宣言》（合著）

1878年：《反杜林论》

1880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83年：《自然辩证法》

1884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5年：《资本论》第二卷（编辑）

1888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编辑）

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考虑：存在独立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吗？

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做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分；这一区分的雏形见于恩格斯，并在苏联教科书体系中被固定下来

如果一切意识形态（包括哲学）都是历史性的，那么会存在一种超历史的、能适用于一切时代的“一般哲学”吗？马克思本人可能并不这样认为

马克思早年有鲜明的“脱离哲学”的立场，主张用实证的历史科学取代抽象的概念哲学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也不认为自己发现了任何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普遍学说；其所关心的始终是19世纪的欧洲这一特殊时代、特殊地域的解放问题，对于启蒙运动以来哲学的那种普遍性诉求没有兴趣。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脱离于之的“一般哲学”多是后世的发展。

二、物质本体论

1. 教科书体系对于物质本体论的规定

（1）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费尔巴哈论》）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唯批》）

（2）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世界可以分为自然、意识、人类社会三个部分。

其中，自然的物质性是自明的；

唯物主义主张意识是物质的一种属性，意识与物质统一于物质，从而反对哲学史上的二元论。

旧唯物主义没能将物质本体论贯彻到历史领域，仍然将历史视作主观意图或“精神”的领域；新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的本体同样具有物质性，即物质生产活动，从而完成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物质概念的演变历史

笛卡尔：“思想实体”“广延实体”；二者没有任何共性

斯宾诺莎：“思想”“广延”是一种实体的两种属性，二者是“平行论”关系，更容易统一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物质是实体，精神是物质的属性，精神完全附属于物质，天生就是统一的

问题：我们真的有从“物质”作为实体出发而进行思想的能力吗？

2. 物质本体论的疑难

（1）“物质”是概念，即意识

物质本身已经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物质之为物质是无法知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因为就存在着的物质来说，它永远是一种特定的具体的事物。（黑格尔：《小逻辑》）

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当我们用物质概念来概括各种有形地存在着的事物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的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的东西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2）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非常尴尬

如果物质不同于意识，而意识对于物质又有所认识，那么意识如何认识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东西？

如果物质与意识不同，则有不可知论的风险；如果物质与意识相同，则有唯心主义的风险

意识所认识到的东西，同物质是否有某种对应或相似关系？如果没有，则认识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有，那么我们还需要一种区别于意识的物质概念吗？

主张我们在感官中认识到的印象就是物质的原貌，这很难与我们的其他真信念相一致（颜色；微观领域）

对物质的定义很难离开意识，其结果是物质的定义仍然是基于意识的：如果“物质”的定义不过是“感性”“经验”，是“独立于意识”“为意识所反映”，那么这种定义就还是基于意识的某种形式，即是唯心论的，和唯心论的经验主义没有本质区别。

（3）如何论证？

西方哲学经过长期周详的论证，证明了观念以及观念构成的科学真理的真实性；若要反过来论证“物质”的真实性，就必须付出同样周详的论证，证明“物质”比概念更现实，而不能将其斥为“观念”就了事

当马克思说，他的合理的辩证法让黑格尔的辩证法以脚立地的时候，他并没有描述他所做的事。在真正的颠倒开始之前，他预设的事：取消了黑格尔的实在问题。由于只有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观念的辩证法）才是个别地属于黑格尔的，至于问题本身则是一个普遍的哲学问题。他在这个行为中照例取消了解决实在问题的哲学途径。马克思的立场不是反黑格尔的，而是反哲学的；马克思不是让黑格尔的辩证法以脚立地，他是拒绝建构形而上的理论。……他批判黑格尔的观念与实在的范畴，不是指出它们是未经批判地形成，使用上没有做到前后一贯，而是以他自己的实在范畴来衡量它们，基于它们与他自己的范畴不同而谴责它们。……正如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编辑者们所说;“他策略性地从一个非哲学的立场进行论证”；这个立场的合理性“是直接予以假定的”。马克思的批判立场是对于哲学立场的一个未经仔细讨论的、直截了当的否定。仅仅依据日常用法中的所谓的实在，就取消了关于实在性质的哲学问题。（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

3. “物质本体论”的发迹史

既然“物质本体论”有如此之多的困难，为什么它仍然能够成为主导性解释？→诉诸历史

（1）马克思本人并不强调“物质”概念，马克思的哲学既反对唯心主义，又反对旧唯物主义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物质”概念，以及“哲学基本问题”，首先是恩格斯提出的，当时还没有那么崇高的地位

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当我们用物质概念来概括各种有形地存在着的事物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的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的东西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自然辩证法》）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费尔巴哈论》）

（2）列宁与马赫主义的斗争

1905年，俄国爆发革命并失败，沙皇采取改革政策，一手镇压、一手收买，革命热情迅速消退，下一次革命高潮的到来似乎遥遥无期。布尔什维克内部对于下一步革命路线产生严重分歧，党内斗争的重点转移到了哲学上。这也是列宁本人哲学创作的一个高峰期，诞生了后来被奉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圣经”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唯批”）

列宁这一时期的哲学斗争有两种背景，哲学的和政治的。哲学提供资源，政治决定立场。

哲学背景：新康德主义、新物理学、马赫主义的兴起

如前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形成时期，真正有影响的哲学流派是新康德主义，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在康德式的语境下进行的

新康德主义，基本上等于“康德减去物自身”：一方面，承认人的知识是先天认知形式同经验之间发生综合的产物；另一方面，认为康德的“物自身”是一个冗余概念，我们没有理由在经验知识之外预设一个不可认知的实在世界

“物自身”的尴尬之处：如果现象与物自身完全没有对应关系，那么对现象的认识就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现象与物自身有对应关系，物自身就不是完全不可知的

新物理学的兴起

世纪之交的物理学的焦点是电磁学和微观粒子理论，处在从麦克斯韦方程到相对论、量子力学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物理学蕴含着一种与经典力学截然不同的“自发哲学”

经典力学，尽管是从反常识起家的，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常识。经典力学的对象是可感的宏观物体，这些物体独立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其存在可以通过感官来确认，物理学是对其规律的反映

但是，现代物理学的研究对象逐渐变得不可感（微观粒子、场），其存在不可能用感官直接确认。我们能观察到的只有实验现象，而这些现象所对应的“对象”实际上只是理论假设。这些假设之所以是真的，只是因为尚未被证伪；如果有一种更好的理论不需要这些假设，那么这些“对象”就等同于不存在。

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严重挑战了经典物理学的常识世界观，以及建筑于其上的唯物主义哲学。它似乎表明，并不存在严格独立于人类观察与认知的客观实在，或者说，这类预设对于科学是没有帮助的

马赫主义

恩斯特·马赫，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速度单位“马赫”（即音速）的由来，直接影响到了20世纪物理学多项最重要的发展，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的间接创造者

新物理学的发展，驱使马赫提出了一种与之相匹配的新哲学，这种哲学与新康德主义的贝克莱主义是一致的，一般被认为是第二代的实证主义

马赫主义相信“可观测性原则”或“所见即所得”的原则，认为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可以相信的只有实验现象，除此之外的一切范畴均应当视作“形而上学”而摒弃掉。科学理论就是对实验现象的“最经济的解释”

为此，马赫不承认原子、电子的概念，尤其不承认牛顿的“绝对时空”，这一点对爱因斯坦有直接的启发

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主张微观粒子的行为与观察有关，预设一种独立于观察的微观实在是没有意义的，这一信念也直接与马赫主义有关。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了相关的研究。

马赫主义的另一个版本“经验批判主义”，阿芬那留斯

“原则同格”：意识的对象与对对象的意识，原则上是同质的东西，正因为此对象才有可能被认识；其中，意识是“中心项”，对象是“相关项”

马赫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主张自身在实在论和观念论之间没有偏执一端，而是处于中立，因为它认为经验与其对象是“原则同格”的。这样就在“哲学基本问题”上采取了不偏不倚的立场

※拓展：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克服“物自身”问题的思路，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哲学的主流思路：要么寻找心物之间的“第三种东西”，要么论证这两者的“原则同格”

在清洗过的“完全经验”内部没有“物理的东西”，即没有形而上学地绝对地理解的“物质”，因为这样理解的“物质”只是一种抽象，也就是一切中心项都被抽象掉的对立项的总和。正如在原则同格中，也就是说，在“完全经验”中，没有中心项的对立项是不可设想的一样，形而上学地绝对地理解的“物质”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转引自《唯批》）

我们能看到类似于现象学的“悬置”“还原”、纯粹体验流、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等的概念

现象学、柏格森主义、逻辑实证主义都有这种倾向。胡塞尔的“意向活动”（noesis）与“意向相关项”（noema）的“关联”（correlative）关系；柏格森的“影像”（image）概念

政治背景：

1905年革命失败后，革命进入低潮，俄共党内发生了路线分歧。布尔什维克内部的左倾“召回主义”认为，应当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召回代表，准备武装斗争，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孟什维克的“取消主义”认为，革命已经完成，应当取消党的纲领，成为合法组织。列宁主张议会斗争与地下斗争相结合的中间路线。

“召回主义”的领导人波格丹诺夫，是马赫主义者。这决定了列宁必须站在反对马赫主义的立场上。

列宁很自觉地将反对波格丹诺夫的斗争上升到哲学的层次上。列宁已经相当明白，在国际共运的特殊组织结构之下，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有着特殊的强大杀伤力。

1909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这场斗争最重要的哲学遗产，是哲学的党性原则、“物质”的定义和反映论的认识论

哲学的党性原则

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只存在两种立场，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每一种哲学都必须二择其一，不存在中间立场。这一原则是为了反对马赫主义的“中立”主张，“中立”哲学都被视为隐性的唯心主义。

哲学的党性被关联于阶级利益：唯物主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唯心主义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依此，作为隐性唯心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了。

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的起源，也是党内“残酷斗争”传统的起源。

列宁非常清楚，对波格丹诺夫的哲学争论是哲学的，更是政治的。因此，这场争论首先需要证明波格丹诺夫与我们不同、是唯心主义者、是反马克思主义者，从而与之划清界限，其次才是证明唯物主义是对的。列宁在《唯批》中也是这样做的：着力论证波格丹诺夫的折中主义实际上是唯心主义，但并不特别注重论证唯心主义的不合理性和唯物主义的合理性。

列宁的物质定义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独立于意识并为意识所反映，为我们的感官所复写

这种物质概念显然是反对马赫主义的，主张始终存在着独立于意识的客观实在，而不是像马赫主义所主张的那样，人只能相信实验现象，客观实在的假设是无益的，对象与意识是“原则同格”的

列宁认为，现代物理学（当时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刚刚发表，列宁应该尚不了解）以为颠覆了经典物理学的物质概念，就是颠覆了“物质”概念本身，这是混淆了作为哲学概念的一般的“物质”，和关于物质的种种特殊理解，从而“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这是形而上学的、而非辩证的物质概念。

因此，应当把一般的、哲学的“物质”概念提出来，用以统称一般的客观实在。这样，不论物质的理解如何变化，它都还在“客观实在”的范围之内

这种物质概念，在当时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物理学仅仅停留于“对实验现象的最经济的解释”，而不敢对现象所代表的“对象”（即“物质”范畴所占据的位置）做出理论假设，那么物理学恐怕很难发展了。马赫本人就由于这个原因，错过了粒子物理学和相对论。

作为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之第一基石的、貌似不言自明的“物质”概念，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之所以被单独提出来、并如此定义，是非常复杂的思想史语境和政治语境的产物，包含当时物理学的发展、哲学的发展和俄国的革命局势

在这两种哲学中间，论对自然科学的直接的、积极的影响，是马赫主义更强

爱因斯坦受到马赫主义的启发，抛弃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念，创立了相对论

海森堡同样受马赫主义启发，抛弃了假设的电子轨道概念，创立了矩阵力学

但是，马赫主义也有明显的弱点：科学研究固然要尊重实验事实，但不可能完全不做假设、不建构理论，否则就会束缚住科学的想象力

科学理论需要假设较为保守、较为简洁的实体，但不能不假设实体。在这方面，反而是列宁的唯物主义-洛克主义比马赫主义更切合实际

新物理学陷入唯心主义，主要就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他们反对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反对它的片面的“机械性”，可是同时把小孩子和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去了。他们在否定物质的至今已知的元素和特性的不变性时，竟滑到否定物质，即否定物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唯批》）

此后，马赫主义发展为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科学应当先建构假设理论体系，再用实验验证

4. 唯物主义的意识理论

（1）教科书体系的表述

物质是本源的，意识是派生的；

物质与意识不是两种彼此独立的实体，意识是物质的一种属性，物质与意识统一于物质

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意识是人脑的机能

（2）反思：意识哲学

学院哲学对“意识”问题有过很丰富的讨论，同样不是教科书体系的三言两语能涵盖的

从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开始：“广延实体”具有空间性，而“思想实体”不具有空间性；如此不同的两种实体当真具有某种统一性吗？

笛卡尔为哲学找到了“我思”原则，主张人仅仅对于自己的意识具有第一手的经验，因而哲学也不得不从意识出发。据此，我们真的能够从“物质”出发进行思想、将“意识”与“物质”统一于“物质”吗？

“意识是人脑的机能”，这个命题作为一个认识，“人脑”是它的一项内容、是它的一部分；那么，意识如何能够认为自身是自身的一部分的机能、被自身的一部分所包含呢？

意识哲学的“简单问题”“困难问题”（David Chalmers）

简单问题：那些能够通过物理学、化学、生理学解决的问题，即关乎认知的机械论机制的问题。例如：是何种生理机制让我们感到疼痛，或看到颜色的？思想活动是通过怎样的神经机制发生的？

※这类“简单问题”用“意识是人脑的机能”这一原则就很容易解释。

困难问题：人脑中的物理化学过程，如何能够引起主观意识体验（subjective conscious experience），而这种意识体验同机械论过程是完全不同类的？

※这类“困难问题”是“意识是人脑的机能”还没有完全解释的。当代哲学的主流是物理主义、唯物主义，但尚未妥善回答意识哲学中的困难问题。

关于“困难问题”的几个思想实验

塞尔的“中文屋”

现在假定我正处在一个摆着装满中文符号的篮子的屋子里，我同时也得到了一本搭配中文符号的英文规则手册，这些规则可以使我在不懂任何中文符号的情况下通过形状来辨识和使用它们。屋外懂中文的人递进来一组符号，我根据规则手册组织并递出更多的符号作为回应。

现在，这本规则手册就是计算机程序，它的作者就是程序员，而我就是计算机。那一组递进来的符号就是问题，我给出的就是回答。现在假设这本规则手册被如此编写，以至于能使我对问题的回答与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无异。我像个计算机那样处理符号，并满足了懂得中文的图灵测试，但我仍然完全不懂中文。

这个思想实验试图证明：“理解”作为意识的一种特有功能，不能还原为计算，即不能还原为机械论过程。中文屋中的人即使能通过图灵测试，也不代表真的懂中文

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anette）的反驳：塞尔并没有充分估量自己设计的这个场景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如果要让中文屋通过图灵测试，它所需的操作规则有多么复杂。这种规则的复杂度媲美人脑，以至于这些规则和中文屋中的人所形成的整体完全有可能“涌现”出某种理解行为。塞尔之所以认为不会如此，只是因为他自己也不了解这些规则的具体内容。

“涌现（emergence）”：意识有可能从大量无意识过程中涌现出来。这是唯物主义哲学家解释意识哲学“困难问题”时的常用概念

教科书体系的唯物论，在“意识”问题的解释上同样没有达到足够的深度。

（3）马克思论意识：意识的社会性和意向性

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形态》）

动物意识可能是存在的，但很可能是没有语言的；人的意识则从一开始就被语言所结构了

但是，语言并不是意识的封闭的、自足的系统的一部分，语言对于意识来说乃是他者；语言是先于且独立于意识就被结构性地决定了的，并且结构性地决定着意识。

语言内在地蕴含着社会性；语言蕴含着同他者交往的倾向，因此内在地指向他者。

※维特根斯坦/德里达：不存在非社会性的“私人语言”，因为私人的“心领神会”不需要语言；即使是“自言自语”，也已经将自己分裂成了自我和他者，自我的思想要在他者（语言）的引导下进行。

“意识”与“被意识到的东西”之间的二元论的统一，在马克思这里总是社会性的；意识同其对象相统一的中介乃是语言，意识与对象通过语言相互确认

新时期之后的教科书体系以“实践唯物主义”为核心，这显然与改革后的现实语境有关

一、教科书体系对“实践”范畴的表述

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物质活动。

实践是客观的物质活动。实践作为感性、对象性的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

※实践活动的客观实在性不同于自然物的客观实在性；实践是人的主观意图转化为客观现实的活动

实践是自觉能动的活动。具有能动的目的性，渗透着人的意图与价值。

实践是社会历史的活动。实践的主体、对象、中介、目的、方式等，都受到历史性条件的塑造。

二、“实践”范畴的发展史

苏联教科书体系是本体论体系，实践论、以及整个认识论的地位十分有限。这是为了强调哲学是“科学之科学”、是一切科学的指导，而不仅仅是关于科学认识的解释

“实践”观点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史所沉淀而成的一种哲学叙事，其形成有三个主要节点。

1. 《实践论》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同王明教条主义集团的斗争中，以实践的认识论反对王明的苏联教条主义路线，主张中国革命的认识应当从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中来，而不是从苏联“本本”中来。

这场争论突出了“实践”范畴的地位，将认识论从苏联教科书体系中的一个章节，提升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中心。

2. 20世纪60年代我国自主编纂教科书

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苏联撤走援华专家，我国必须自主编纂哲学教科书。其标准自然是毛泽东哲学；毛泽东哲学的特征是“哲学就是认识论”“实践论”，这是为了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直接服务于工作方法的特性，在30年代直接服务于斗争王明的需要

因此，60年代由艾思奇编纂的我国第一版教科书，着重处理了毛泽东哲学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差异性和连续性问题

一方面，中国教科书必须保持同苏联教科书的一定连续性。中苏交恶时期，我们以“斯大林同志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名义，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因此必须同赫鲁晓夫之前的苏联哲学保持连续性。为此，60年代教科书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体例，这也是艾思奇赖以发家并受到毛赏识的看家本领。

另一方面，突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毛哲学的特殊性。将认识论、实践论单提出来，开辟章节，单辟一节论述工作方法，突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充分抬高了毛哲学的地位

3. 改革开放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初政治和社会局势的变化，废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路线，建立了有利于新政治路线的思想路线，即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这一过程以“实践”范畴为主线，回应了以下几点关切：

第一，新的政治路线运用国际共运内部惯用的“理论-实际”意识形态杠杆，将改革前的思想路线设定为“教条主义”，自身则占据了从“实践经验”中来的、“实事求是”的位置，采取了“实践哲学”的形式。代表旧路线的意识形态话语（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苏东路线等）被归结为教条主义，即“物质本体论”“机械决定论”等，成为了“实践哲学”的对立面

第二，在运动中受到斗争的知识分子感到避免类似政治运动的必要，于是呼唤“人道主义”“价值论”“异化”等主题的回归，对改革前的政治运动和计划经济传统做出批判姿态。而“人道主义”对于主体性维度的凸显与“实践哲学”是合拍的。

第三，市场化改革需要为各种不符合旧路线的经济活动、经济主体赋予合法性，为此，新的思想路线援引了在国际共运传统中已经建立起来的、特殊民族的“实践”的灵活性这一工具，为之提供辩护

第四，市场化改革需要建构自由交易、自由创新、勤劳创富的市场主体，实践哲学对主体性维度的凸显适应了这一要求。

这一时期的思想运动有官方和学界两条线索，表面是一致的，但也有微妙的差别

（1）官方线索：“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学界线索：“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建构

文革之后，学界顺应政治环境的变化，开始反思文革时期的思想路线。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新问题：是回到从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去，还是进一步变革这一体系本身？

70年代末，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相呼应，国内学术界也努力试图摆脱那场全面的浩劫给人们的思想带来的阴霾。出于对“文革”时期“左”的意识形态话语的不满，不少学者要求从“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斗争哲学’”回到“文革”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去。这算是一种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也是一种场地廓清。可是，不久1982年在桂林召开的“现代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讨会上，上海复旦大学的俞吾金、吴晓明等七位青年学子递交了一份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提纲，这份提纲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振聋发聩的问题：我们一度认为绝对正确、并试图“回到”的所谓“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一个凝固化的体系？面对新的自然科学成果和西方哲学，它本身是否还需要进一步地向前发展？这一在传统惯性思维之外的提问，对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中国学者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80年代初中国哲学理论界的一大“事件”。（张一兵：“但开风气不为师——《回到马克思》的本真心路历程”）

最终的结论是，连之前的教科书体系一起反思。

学界展开了新教科书体系的编纂工作，即“实践唯物主义”的建构工作（高清海版、肖前版等）

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核心、最为基础的范畴。只是在实践范畴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超越了以往的全部哲学，构成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统一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肖前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苏联“二分体系”的弊端：

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建构了一个以自然为对象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并没有这种思想），忽视了马克思哲学向来是以社会历史过程为对象的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一种“物质本体论”“机械决定论”，压制了近代哲学所建立的主体性维度（反思性维度），退回到前现代哲学中去了

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理解为“推广”关系，这样就只能看到社会历史之中与自然相一致的东西，看不到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即人的意图、意义、价值、关系等在其中的作用，而这些东西正是马克思超越旧唯物主义哲学的重点

忽视了马克思对于“旧唯物主义”最重要的批判，即从客体性的直观视角理解世界，没有将其视为人的能动性活动的产物、即“实践”的产物，从而有退回到旧唯物主义的趋势

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中心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否定性活动。一方面，实践以客观世界为对象，要受到客观世界的制约；另一方面，实践是主体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行动，为客观世界赋予了人性的意义，使之成为“人化自然”。

“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实践”克服了苏东路线以来的教条主义，重新释放了马克思哲学的本真含义

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和唯心主义，恢复了同时超越两者的“新唯物主义”

恢复了哲学的主体性维度，将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与意义建构功能重新设定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议题

避免了旧唯物主义“见物不见人”的机械决定论，避免了让“人”成为客观历史过程的零件或工具，恢复了人道主义与价值论等主题

克服了教条主义从“原则”出发的思想路线，对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僵化理解，重新确立了“一切从实践出发”的思想路线，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成效作为判断工作方法的指针

“实践唯物主义”是连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中介，是体系建构的枢纽。

一方面，实践以自然界为对象，从而将辩证唯物主义的论域纳入了思想视野。

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对于“自然”一向都是从实践的视角去看的，即将其理解为“人化自然”“为我自然”。正是因为从实践角度看自然，所以自然才呈现出“辩证”特征：实践是否定性的，是对立面（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辩证法根植于实践的本体论结构。

另一方面，实践为自然注入了主体性因素，将其纳入了社会历史领域，所以又连接着“历史唯物主义”。

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有助于把握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的统一。

实践哲学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自然主义本体论的差别

从前反思体系到反思性体系。以抽象的物质概念为基础的体系，是一种本体论体系，即前现代的体系，它直接断言实在世界的性质，但不说明对于实在世界的这种认识是何以可能的。这种无认识论的本体论失去了反思的维度，从近代以来就是无效的了。

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在实践维度上的扩展。从实践观点所看到的自然，是“人化自然”“为我自然”，即在实践的视野下得到关照和理解的自然。这种自然之所以能被认识和理解，是因为它已经被纳入实践范围，而脱离了实践范围的自然是不存在或不可认识的。在实践基础上实现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

体现人的社会活动的特性。脱离了实践的物质只有非人的属性，而被纳入实践范围的世界则包含着人的属性，即人的意图、意义、价值、交往关系等，这是社会历史领域相对于无机自然界的特殊性，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对象。“唯物主义”的“物”并不只是感性事物，也包含具有事物性客观结构的社会关系。在实践基础上实现唯物论与历史观的统一。

两种观点对待辩证法的方式是不同的。自然主义的物质论认为辩证法是客观的，即辩证法是自然事物的固有属性。实践哲学则认为，辩证法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同世界的关系中：辩证法是实践注入世界之中的，或者是有限的人同复杂的世界发生关系的必然形式。在实践基础上实现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

三、从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理解“实践”范畴

“实践”概念同《1844手稿》是连续的，直接出自“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即对黑格尔观念论的批判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这是“实践唯物主义者”最喜欢引用的段落

“实践”就是能动性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即《1844手稿》中对人之本质的界定

马克思的哲学，严格意义上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一般的唯物主义，而是“新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本人明确指出的自己同旧唯物主义、也是同苏联教科书的本体论体系的差别所在

新唯物主义的特征就在于实践的观点：对于人、对于事物，不是从其现成性、对象性的一面去理解，而是从主体的活动的一面去理解。也就是说，将其理解为主体活动的产物，理解成历史性生成运动的结果，理解成渗透着主体的目的、意图、价值的东西

新唯物主义，结合了旧唯物主义的感性对象性原则，与唯心主义的主观能动性原则

实践哲学天然的社会历史性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这是实践哲学同旧唯物主义的另一项差别：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总是从抽象概念出发的；这些抽象概念可能是精神、神、自我意识、唯一者等，也可能是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本质”“人本身”。它们同样都是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性关系当中抽象出来的、想象中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

费尔巴哈认清了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并将神收回到人的本质之中，但这种意义上的“人的本质”本身还是抽象的，仍然同现实的人有差别，是现实的人的异化产物

新唯物主义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现实的人即处在各种历史性社会关系中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的人具有历史性，其本质不是先天的、永恒的，而是历史的塑造产物；它不是孤立的、抽象的，而是嵌入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处于一定的社会地位，受到这些社会关系的影响，从事各种物质性的历史活动。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德意志意识形态》）

“实践”范畴本身是历史性的

历史唯物主义主张思想理论是历史性的，马克思哲学本身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也是历史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得到历史性的理解。

“实践”范畴是一个历时性范畴，是现代社会的范畴、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前现代世界也有实践，但实践大体上处在自然条件的制约之内。人的实践活动还是能动的，但活动的条件则是自然的。人的受动性能动性居于主导地位，能动性尚不凸显。

“实践”范畴的凸显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结果。现代工业释放了人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将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不仅人的行动是能动的，而且实践活动的条件也越来越多地从自然条件转化为人造条件。工业所制造的不仅是大量人造产品，而且是一个人造世界，人在其中基于人造的环境、按照人造的规则行动。

因此，“实践”范畴反映了工业革命所释放的人类改造自然的高度信心，马克思哲学是工业时代的典型哲学。“实践”范畴在我国80年代的兴起，适应了我国现代化、工业化的需要。

四、从哲学史视角理解“实践”范畴

其主要关切在于解决近代哲学以来的“二元论”“超越”问题，即思想与实在、自由与必然、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问题

这一问题是近代哲学的主要问题、德国观念论的至高问题，也是恩格斯所谓“哲学基本问题”的由来

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德意志意识形态》）

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费尔巴哈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践-工业中就存在着人与自然的统一这一观点，是从1845年确立之后一直延续的

《提纲》所谓的“实践”很可能是指大工业。只有大规模工业的力量能建立“人化自然”、实现人和自然的统一

近代哲学中的二元论问题或“超越”问题

笛卡尔：普遍怀疑→“我在怀疑”是不可怀疑的→“我思我在”

“我思”以及一切在“我思”中清楚明晰地显现出来的事物，只是意味着我在自己的思想中取得了确定性；但这是否意味着我对于一个不同于思想的、实在的外在世界具有可靠的知识呢？

两种实体：“思想实体（thinking substance）”“广延实体（extensive substance）”

两种实体没有任何的共性；思想实体不具有空间性（“心物二元论”）。这样的两种实体如何可能一致？

通过上帝存在证明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能证明上帝存在，而上帝全知全能全善，则上帝没有理由故意欺骗我，即让我的思想与实在世界不一致，那么就能证明两种实体的一致

上帝存在证明：本体论证明；完善性证明

笛卡尔关于两种实体之统一性的证明，借助上帝的中介，而上帝是不可能完满地在“我思”中被给予的，所以两种实体的统一性不可能在“我思”中被清楚明晰地给予，这可能是与“我思”的原则相违背的

笛卡尔哲学确立了近代哲学的“意识内在性”原则和“超越”问题

斯宾诺莎：将“思想”“广延”从两种实体，降格为同一实体的两种属性，二者是“平行论”关系

莱布尼茨：先定和谐

康德：

“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先天知性范畴的运用范围是现象，即在时空直观中被给予的东西；所以人的知识的限度也在于现象。对于不能在现象中被给予的东西即“物自身”，人并没有知识

现象与客体。一切综合判断的至上法则：经验的条件也是经验的对象的条件。换言之，经验的对象处于经验的范围之内，是主体通过“先验统觉”所建构的“先验客体X”，是主体对经验采取客观性态度的产物，而不是区别于经验的存在。

“自然”与“自由”。尽管人对于物自身不可能有知识，但人仍然能够通过某种方式与物自身发生关系，从而证明物自身的“实在性”。这种方式就是理性的“实践旨趣”，区别于理性的“理论旨趣”

在理性的“理论旨趣”中，物自身只是一个理念（如自由因），虽然必要，但不可认知。在理性的“实践旨趣”中，我们可以通过证明“定言命令”的存在，证明人的自由，进而证明“实践理性的公设”（灵魂不死、上帝存在）的某种意义的现实性，从而确证物自身（自由、灵魂、上帝）的现实性。

康德第一次提出以“实践”的方式解答“物自身”问题，但这里的“实践”还只是道德实践

“自然”与“自由”是面对同一世界的两种不同视角。“自然”的视角是现象的视角，将一切事件（包括人的活动）视作符合自然规律的、机械决定论的，但不能容纳道德。“自由”的视角是物自身的视角，将人的活动视作自由的，但无法获得科学知识。这两种视角各有其独立的价值，但不能兼容。

“自然”和“自由”的视角是否存在某种统一？这种统一在知识的范围内虽然不能证明，但在实践的范围内毕竟可以希望，并且能成为让人从“自然”视角转变到“自由”视角的中介

第一种方式：《实践理性批判》

人有两种欲求：“低级欲求”“高级欲求”

“低级欲求”的根据是意志之外某种事物的现实性，欲求的是需要的满足和愉快的感情；“高级欲求”的根据就在自身之中，欲求的是道德法则的履行，且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理由

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必然兼有这两种欲求，不可能消除其中一种。低级欲求指向幸福，高级欲求指向德性。因此，人所欲求的终极目的、即“至善”，不只是幸福，而是“德福一致”

在经验的范围之内，“德福一致”是不可能证明的，两者间不存在任何必然关系

只有上帝能保证这一点：“灵魂不死”确保了死后的来世，“上帝存在”确保了上帝能对德与福的关系做出公正的评判。“灵魂不死”“上帝存在”的现实性就在于，它是纯粹实践理性所必然给出的希望

第二种方式：《判断力批判》

审美判断和目的判断；自由与自然的统一经常采取美学的形式

审美判断：“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美感的对象是自然形成的，却“好像”有目的一样。“鬼斧神工”

崇高感判断：人在崇高感中经验到一种无论如何都不可抵抗的自然力，同时唤起心中与之抗衡的勇气，这种经验接近于道德感

目的论判断：有机体（生物和自然界）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其整体性只有通过目的论判断才能把握，自然目的的对象只能是人的道德完善，从而为人提供德福一致的希望

目的论判断停留在“好像（als ob）”的层次，不能构成精确的知识；它只是“范导性（regulative）”的理念，只能调节人的认知活动，但不能建构现实对象

康德首次试图在“实践”的范围内解决二元论问题，人是在理性的实践旨趣之内同物自身发生关系的

但是这种意义上的“实践”还是道德实践，生产实践、科学实践、革命实践等被排除在外

这种统一仅存在于理性的范导性理念中、存在于“反思判断”中，而不是科学知识或感性的活动中

※《批判哲学的批判》的实践美学

德国观念论

德国观念论不满于康德放弃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对象，试图将“物自身”重新纳入哲学理解的范围

客观方面，试图重新认识神、世界、灵魂；主观方面，试图建立认识能力和认识形式的发生学

费希特：借助“自我设定非我”的“本原行动”概念，将康德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统一起来，以生成学的方式推演理性的各种能力和范畴

这是德国哲学的“自我对象化”概念和“正反合”的辩证法的起源，都延伸到了马克思哲学中

问题：“自我”并不能真正设定“非我”；否则，要么“非我”并不真的是“非我”，要么“非我”并非为“自我”所设定

绝对观念论：不是以“自我”为起点，而是以“自我”与“非我”原初统一的“绝对”为起点展开体系

谢林：继承康德的方式，在美学、即艺术中实现自然与自由的统一

艺术家的创作是自由的活动，但在创作的同时，自然本身借艺术家之手创作出了艺术家意图之外的东西

这个根本无法认识而只能从产物中反射出来的不变的同一体，对创造者来说也正是对行动者来说的那种命运之类的东西，就是说，是一种模糊的未知的力量，它把业已完成的东西或客观的东西添加到自由的不完整的作品之上；并且，就像那种通过我们的自由行动，未经我们的认识，甚至违背着我们的意志而实现了没有想象到的目标的力量可以被称为命运一样，这种不可理解的东西，这种不受自由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又违背着自由，永远躲藏到自由中的东西，这种在创造过程中得到了统一，把客观事物添加到有意识事物上的东西，也可以用模糊的天才概念来表示。

这样设定的产物无非就是天才作品，或者说，无非是艺术作品，因为天才只有在艺术中才可能。（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

黑格尔：康德认识论的主要不足：将主体的认知能力与对象分离开来，将认知形式外在套用于对象，其结果是只能认识既定的认知形式所允许的东西，即“现象”，而不能认识对象本身。（“在岸上学游泳”）

康德固定的范畴系统，不足以认识高级对象本身。举例：“存在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100塔勒

解法：基于主体与对象在绝对精神中的原初同一，不必分割认识主体和对象、不必考察主体的认知能力和认知形式，直接从概念出发（有→无→变……）

概念不是现成固定的，而是自我规定、自我发展，形成越来越具体的概念

在此过程中证明，概念不仅是主体的概念，也是事物本身的概念，是能够认识“上帝”等对象的概念。

精神的客观化：认识确实是某个精神的自我认识，但不只是主观精神，而是包罗主体与客体的绝对精神。

我认识世界的过程，就是精神通过我的认识而自我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与世界在精神之中具有一种原初的统一。

德国观念论保留了“先验统觉”所开创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基本形式，没有打破“观念只能认识观念”“我只能认识我创造的东西”的原则，只是将其范围从主观精神提升到绝对精神，从而克服了主观主义。

概念如何演化？→辩证法

辩证法（dialectics）的观念在柏拉图、康德那里都存在，但意义各不相同

在黑格尔这里，辩证法是一种通过矛盾来推动概念演化的方法，是概念的演化动力。

康德的方法是纯粹形式主义的，只关心认知的形式而非内容，其原则是逻辑的不矛盾律

但是，形式一旦试图把握内容，就必然引起矛盾；为了解决矛盾，概念必须演化到更高层次，将矛盾的双方包容在自身之内

举例：感性确定性

在这一过程中，概念逐渐从外在于对象的形式，变得深入对象的内容之中，成为对象自身的范畴、能够把握具体总体的范畴

在康德的“辨证论/辩证法（dialectics）”中，矛盾或“二律背反”标志着推论的边界。但在黑格尔辩证法中，矛盾恰恰意味着范畴还不够具体、不足以把握对象，需要上升到一个更具体的层次以扬弃矛盾。论证由此而获得了内在的动力，从而超出“二律背反”。

但是，德国观念论往往是在某种经验中、某种反思形式中解决二元论问题的，这也就是《1844手稿》所批评的那种观念论的方式。

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实现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

这种扬弃是对思想上的本质的扬弃，就是说，思想上的私有财产在道德的思想中进行自我扬弃。而且因为思维自以为直接就是和自身不同的另一个东西，即感性的现实，从而认为自己的活动也是感性的现实的活动，所以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1844手稿》）

这就使得其解决方案具有保守性质，这是马克思无法接受的

马克思的方式：通过实践解决二元论问题

“实践”表征着主观与客观之间不可分离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又是现实的、有所差异的，从而区别于观念论的“绝对”

思想与存在、自由与必然的分裂与统一，根植于实践内在的对立统一本性。两者的分裂反映了实践所包含的人的意图与自然制约的矛盾，两者的统一则是在实践中完成的，是在实践中显现出来、构造出来的

客体与主体、自然与自由的统一，是因为自然已经先行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受到了构造，成为了“人化自然”。这样的自然界仍然是对象性的、合乎自然规律的，但同时它是人的对象化活动所生成的对象性，注入了人的意图、目的、价值。这种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

马克思解决“超越”问题的方式，固然不是完全的“一元论”，但也不是纯粹的“二元论”。

不同于一元论，马克思强调对象性的存在物始终在思想之外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因此，自由与自然的统一只能采取现实地改造对象世界的方式，而不能采取在思想中扬弃对象性的方式，且总是有限度的。

不同于二元论，思想与实在、自由与自然不是完全没有共性、无法沟通的两种实体或两种视角，而是在实践中被证明可以现实地沟通，尽管这这种沟通有赖于现实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

辩证法的结构蕴含在实践中，因为实践本身就是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统一

实践与世界的二重化

实践是主体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体的意图对象化为客观现实的过程。

因此，实践不仅包含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包含着对象性的实践产物。这种对象性产物不仅仅是一个个孤立的物体，更是构成了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环境，即“人化自然”“第二自然”。这一环境反过来塑造着实践的主体，决定着实践的对象、目的、方式，调节着各种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

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提纲》）

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形态》）

这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一种独特观点。主体与客观对象的关系、主体与实体的关系，不是单向关系：不仅仅是主体塑造客体，也不仅仅是实体决定主体。主体在塑造对象化产物的活动中是能动性的，但是这一对象化产物一经形成，就具有了自身的独立性，成为了制约主体行动的条件。因此，人与客观环境的关系是构造-被构造的互动关系，这组关系是共时性的，也是历时性的。

※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19-20世纪哲学的共性。如胡塞尔的“构造-沉淀”学说等。

五、实践的认识论

1. 教科书体系的表述

（1）实践认识论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的发展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

认识的过程，是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螺旋上升过程，是实践与认识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2）能动的反映论

能动的反映论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被动反映论，和唯心主义的抽象能动论

能动的反映论主张，认识不是思想的自身同一（如唯心主义的观点），而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但是，这种反应又不是完全直观的、被动的，而是能动的

能动的反映论的能动性体现在实践上。实践作为认识的来源，本身是人的能动性活动。人按照符合自身认知形式的方式，能动地建构认识和认识对象，建构“思想具体”、再现“现实具体”；人通过能动的实践活动，将观念事物转化为现实事物，借此验证自己的认识是否正确。

（3）符合论的真理观

真理是标志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范畴。正确认识就是主观对客观的正确反映。

※检验符合论和反映论

第一，有的知识似乎并不符合某个事实（如数学知识）

第二，信念与事实的符合，可能是碰巧猜对；符合论并没有对信念为真的理由做出足够的说明

举例：如果我猜“香港现在正在下雨”且香港现在确实正在下雨，那么我对此事当真有知识吗？

举例：如果牧羊人有7只羊，被小偷偷走了一只。与此同时有人问起他有几只羊，牧羊人碰巧记错了，回答有6只，那么牧羊人对自己拥有的羊的数量是否具有真知识？

第三，要判定信念与事实是否符合，必须先知道事实本身；但既然如此，我又何必拥有信念呢？

第四，我们不可能真的知道事实；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与事实有关的信念、证据、迹象、理由等

符合论有可能导向“两个世界的分裂”：意识中的信念世界，以及外在于意识的事实世界；一旦设定了两个世界的分裂，就很难证明两者一致，因为人只能知道信念，人所知道的“事实”也是关于事实的信念

近代知识论的历史，基本上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20世纪之后的现代认识论基本上放弃了这个问题，将注意力集中在信念为真的理由之上

对符合论的反驳，引出了其他知识概念

第一，知识是“核证了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s=JTB）”

相信信念为真的理由，比信念是否符合事实更重要；即便我们不知道信念是否符合事实，只要有足够好的理由让我们接受它，则信念就可以被称为知识

第二，区分“先天知识”和“经验知识”

先天知识：我们不可能想象世界是另一种样子（如数学知识）

经验知识：这种知识有待经验的验证

然而，有一些命题似乎既不是先天的，也不是经验的（物体在不受力时呈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基本粒子标准模型）

第三，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是可被实验验证的理论

科学并不是对经验的被动反映或盲目观察；科学总是先建构理论，再由理论告诉它应当如何实验、如何观察。理论我们所观察的事实赋予意义；如果没有理论，则观察只是琐碎的事实堆积，而不是科学。

科学知识是至今尚未被实验证伪的理论，它在严格意义上并不知道“事实”是什么。

然而，有些理论似乎不能实验（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因为……）

第四，知识是一定语境下最合理的信念，它可能是对目前经验的最好解释，它受到最多信念的支持，同时又不与其他信念相矛盾

目前居于主流地位的知识概念是“融贯论（Coherentism）”的知识概念：知识就是与既有信念系统相融贯的信念。知识就意味着有足够多的理由支持它，并且与我们掌握的其他信念不矛盾。

回到最简单的“这是一张桌子”：如果不确定自己是否能知道“桌子本身”，则我关于“这是一张桌子”的知识就是建立在大量信念的支持之上的：我有健全的感觉器官，我相信我的感官能指导我正确地行动，并且过去从未失败过；我知道自己是清醒的，不是在做梦，也没有产生幻觉；房间里光照良好，以至于我不大可能看错……

知识的符合论设定了“信念”与“事实”的区分，导致了难以证明信念与事实一致的困难；有鉴于此，融贯论不再设定这种区分，将知识设定在信念的范围之内

很多时候，形成一种好的哲学，就是形成一种融贯的信念体系

第五，知识有可能是特定的政治社会体制的建构产物。这种知识是否为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够有效支撑这种政治社会体制的顺畅运转（亚洲人是黄种人；福柯的研究）。

2. 马克思文本中的实践认识论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页）

（1）第一层含义：通过“实践”概念解决“超越问题”或“意识内在性问题”

唯心主义的方案：“超越问题”是通过反思解决的，实际上并未超出“意识内在性”。

马克思的方案：通过“实践”的方式。

实践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的沟通活动。它将主观的观念、“本质能力”等转化为客观的对象，检验实践结果与理论预期是否符合，从而为“超越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方案

反思：尽管实践是主观与客观的沟通活动，但人仍然只能意识到实践的主观方面。我如何确定我在“实践”时不是在做梦？“实践”概念确实能解决“超越问题”“意识内在性问题”吗？

实际上，只要将“意识内在性”问题视作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几乎是不可解决的；

只要区分“意识世界”/“信念世界”和“实在世界”，就会导致几乎不可解决的怀疑论：如果人所能知道的只有意识世界内部的东西，那么人怎么可能知道“意识”与一个区别于之的实在对象是否一致呢？

正因为此，融贯论（coherentism）的真理概念才比符合论更占优势

融贯论：真理就在于与我们已经拥有的其他信念相融贯。

将真理定义在“信念世界”之内，从而避免了“两个世界”所导致的怀疑论；我们在现实中所拥有的知识大多数时候确实是这样的

在融贯论范围内，实践的认识论也有其价值：它符合现代科学的认识方式

现代科学所拥有的只是尚未被证伪的信念，即与我们的既有信念和证据不矛盾的最好信念；它不可能做到观念与实在的完全同一，否则就不需要实验了。

理论假设→实验验证或证伪→新的假设，就是一个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螺旋上升过程

实践认识论打破了西方哲学传统的“现成的”“理论的”态度，主张在干预对象中认识对象。

这种态度将认知对象视为现成的、同主体分离且对面而立的“对象（Gegenstand）”。在这种情况下，对象是主体不能触动和改变的，主体是被动的静观者或接受者。

theory与theatre；“视觉中心主义”；“理念/相（Eidos）”；“静观（contemplation）”

观念论哲学也发展了认识的能动性，但这种能动活动依然是思想的活动。它并不现实地触动对象，而是就现成的对象进行思辨的反思。

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16页）

在实践认识论中，主体是能动的、有所作为的，能够触动和改变对象，且正是基于此而认识对象的。主体和对象不是彼此分离对峙，而是通过实践联系在一起、相互干预和塑造。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实践论》）

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费尔巴哈论》）

（2）第二层含义：实践是认识的可能性条件

认识论的主线问题是认识的可能性条件问题，其共性原则是“我只能认识我创造的东西”

观念论哲学的创造活动，也是观念性的。

康德：认识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认识对象乃是主体的先天认识能力的构造。

黑格尔：认识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对象之对象性乃是主体设定的，并能被主体所扬弃。

实践认识论保留了这个原则。但是，创造活动不再是观念性的，而是感性的、现实的实践活动。

人之所以能认识自然，是因为人向来已经通过工业活动改变了自然、将自然变成了“人化自然”。

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844手稿》）

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人们所认识的也是在实验环境中被改造的“人化自然”；对于完全未经人化的自然，人们可以说是没有认识的。抽象掉了“人化自然”，也就是抽去了知识的可能性。

（3）第三层含义：不同时期的历史性实践活动，建构了不同的认识对象和认识形式

认识论的核心问题是主体和对象的关系，即主体和对象如何实现统一的问题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下，不同的人类实践活动，造就了主客关系的不同形式、主客同一性的不同条件，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知识形式

举例：现代科学活动是以一系列社会历史性的实践为条件的。学术分工、科层制的学术机构、工业化的学术生产活动、研究成果的重复与评价活动、学术共同体对成果真理性的评价等

举例：现代社会独有的对象性形式和认知形式

《资本论》的范畴推演：商品→价值→货币→资本

这些范畴不只是主观的认知范畴，也不只是对象的自然属性，而是社会活动所建构的、为对象赋予意义也让主体能辨识对象的范畴，是主客同一性的社会历史性条件

在不同的时代，知识的生产要经过不同的机制和程序，采取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真理性尺度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哲学的贫困》）

实践观点的问题：

（1）容易蜕化成抽象的“实践本体论”“人本主义”，忽视其所嵌入的现实社会运动

尽管“实践”概念的理论阐述充满了历史性关切，但“实践唯物主义”将一切人类活动都归结于同一个范畴“实践”，很容易被理解成一种类似于唯心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在其中“实践”成为了一个抽离了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抽象范畴，似乎承担着类似于观念论“主体”范畴的本原地位。

一旦将“实践唯物主义”理解成这种抽象形式，马克思哲学就会脱离关于具体实践的分析、脱离对于社会现实和历史规律的认识；关于“实践”的概念分析，会脱离现实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斗争、脱离现实的经济运动与阶级关系，使实践的主体退回到无阶级、无身份、无地位、无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

其结果是像马克思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一样，用人本主义的抽象概念取代对于“现实的人”的具体了解。

这提醒我们注意：马克思哲学对于唯心主义哲学的颠倒，并不只是用一个范畴替换另一个范畴。用实践的本体论替换自我意识的本体论、用“现实的人”替换“精神”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这样做依然是将抽象范畴设定为本原。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立场是拒绝抽象的本体论，用关于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具体认识来取代它们。

（2）容易忽视“实践”范畴的历史性

马克思哲学之所以不包含任何抽象本体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并且自觉到了这一点。

“实践哲学”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只有在现代大工业基础上，人类才会充分意识到自身“改造自然”的强大能力，才会认为一切活动都是“对象化”的“生产”活动，才会坚持主体和对象的分离对峙，才会在“人化自然”的基础上认识自然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844手稿》）

我以为，具有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物质发展基础的现代实践，才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真正逻辑起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规定，不是在简单的、抽象的哲学演绎中形成的，而是社会经济历史积淀的结果。这是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略的重要方面，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家和实践人道主义者们误读马克思的根本原因之一。（张一兵：《回到马克思》）

“实践”范畴吸收了德国哲学的一些基本形式：费希特的“自我对象化”“自我设定非我”结构，被延伸到了感性的范围内。但这些结构仍然是历史性的。

它赞美劳动是价值，是目的本身，是定言命令。劳动失去了否定性，被提升为一种绝对的价值。但是关于人之一般生产力的这种“唯物主义”理论，距离“唯心主义”对劳动的神圣化，真的那么遥远吗？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恐怕都很容易遭到这种指控。（鲍德里亚：《生产之镜》）

“实践”“生产”“劳动”这类貌似普遍的抽象范畴，实际上是非常现代的复杂社会关系的产物。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条件下，我们才会将一切人类活动统称为实践/劳动/生产，而不会分门别类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马克思：《1857-58年经济学手稿》）

因此，实践哲学、以及其所延伸出的“生产”“劳动”概念，在严格意义上只适用于特定社会形态，并不能解释一切历史。将这些范畴非批判地推广于一切历史时期，容易造成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普泛化。

马克思青年时期并没有妥善地反思到这些范畴的历史条件，没有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做历史的理解，因而有一种建构超历史的本体论的倾向，这同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3）实践哲学与近代哲学、尤其是德国观念论分享着共同的问题意识与思想结构

这可能意味着实践哲学并没有摆脱观念论，“实践唯物主义”并不能涵盖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阿尔都塞：哲学观点的异同不在于词句和立场，而在于“总问题”，即思想由以提出的那一结构。

在这种意义上，将“精神”颠倒为“物质”并不能颠倒黑格尔，因为思想的结构本身依然没有变。

实际上，黑格尔已经证明，近代唯理论与经验论、观念论与唯物主义是同一结构的两个方面，有一种主体的本质主义就有一种经验主义，在这两者之间相互颠倒并不能改变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据此，“实践唯物主义”按照近代观念论的问题意识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哲学先行设定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进而讨论主客体的统一或关系问题，这样就将马克思归结到了观念论的“总问题”之中

实际上，观念论哲学的基本形式（主客对立和统一问题）本身是特定社会形态的历史性产物（卢卡奇：“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坚持这个形式就近乎坚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对观念论哲学的真正颠倒，是放弃主客对立的思想形式，建构一种“无人”的哲学，这种哲学在《资本论》中以实践的形式存在着，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解释中也存在着。

（4）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实践”范畴的本体化，有可能让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廉价化、庸俗化。

如果“实践”是一个具有一般本体论意义的范畴，那么一切人类活动、包括日常活动都可以称为“实践”，一切社会活动中的人也都能成为实践的“主体”。这种泛化的、廉价的主体概念可能造成两种后果：

a. 掩盖了马克思主义“主体”学说的真实含义，即主体是革命行动的主体，革命斗争乃是主体的条件。工农群众在大多数时候不是主体，其有限的能动性和积极性仅限于选择将自己出卖给哪个资本。此时，工农群众没有能力改变资本关系的抽象统治，没有能力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宏观上受到资本的物化运动的支配。工农群众真正作为“主体”而出场，只能通过联合起来发动政治革命。群众作为实践的“主体”，不是无条件的本体论预设，而是有条件的政治行动，即批判的、革命的实践。廉价的、泛化的主体概念遮蔽了主体的革命性内涵，倾向于将工农群众受异己力量支配的境遇合法化。

b. 当群众将自己理解为孤立的主体，即原子化的、具有一定能动性和积极性的人的时候，群众就恰好符合了资本所需要的那种劳动力要求，即彼此分裂的、能够依照市场规则自由流动并勤奋劳动的个体。主体哲学的意识形态为市场化塑造了合用的市场主体。

苏联教科书体系作为“物质本体论”“机械决定论”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80年代以后的回溯建构。实际上，苏联教科书蕴含着非常深刻的“主体”理论。主体诞生于一定的矛盾局势之中，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通过自觉的革命就不能自我克服的时刻。这种局势使得主体能够有所作为，使得组织起来的个人的有所决断的行动能够改变历史。

到一定时期为止，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的。但这只是到一定时候为止，只是到已经产生和正在发展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成熟的时候为止。而在新生产力成熟以后，现存的生产关系以及体现这种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就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这只有通过新兴阶级的自觉活动，只有通过这些阶级的暴力行动，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被扫除。在这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新社会思想、新政治设施和新政权的巨大作用，它们的使命就是用暴力消灭旧生产关系。在新生产力同归生产关系冲突的基础上，在社会新的经济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社会思想，新思想组织和动员群众，群众团结成为新的政治大军，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权，并且运用这个政权，以便用暴力消灭生产关系方面的阳秩序,建立新秩序。于是，自发的发展过程让位给人们自觉的活动，和平的发展让位给暴力的变革，进化让位给革命。（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这绝不是“机械决定论”，而是革命的能动论、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局势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关于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概念的最好论述，出自阿兰·巴丢对阿尔都塞的概括“无主体的主体性”

一方面，“主体”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征，一个自命为“主体”的人，就会懂得自我支配、自我驯化，从而更容易受到统治。没有无意识形态的主体，也没有无主体的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是“无主体”的。

只要人明白了道德需要自我意识的主体即自己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主体那么人就能使自己接受服从规范的义务——这比通过暴力给人强加规范要“经济”得多。（阿尔都塞：“论马克思与弗洛伊德”）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论证的革命运动，又必须以某个群体自觉的、能动的行动为前提，即便这个群体的身份可能是不确定的；因此，又必须保留“主体性”。

“无主体的主体性”是马克思哲学的恰当形式。

“实践哲学”的这些缺憾，只有到了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才能解决

马克思的哲学完成于政治经济学批判，1845年左右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哲学只是一个阶段性形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于《资本论》，但它也是今天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刻意回避的东西

“实践哲学”的诸多问题，要求我们重估马克思“哲学革命”，认识到“革命”“断裂”实际上有两段：

第一次哲学革命：其产物是“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实践活动”“物质生产”等概念

动机一：反抽象性。反对观念论和旧唯物主义哲学从抽象观念（“自我意识”“人的本质”等）出发理解现实生活，主张从具体的现实生活本身解释现实生活，诉诸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

动机二：反现成性。反对观念论和旧唯物主义哲学的现成性的、直观性观点，即从现成的、已完的历史出发进行观念反思，主张从过程性、生成性的观点出发理解世界，将其理解为人的历史性生产活动的产物。

结果：“现实的生成性分析”视域；实践的、物质生产的观点。从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解释历史。

问题：（1）“实践”“物质生产”本身也是抽象概念，而不是具体的；这些抽象概念奠基于历史性的具体社会形态。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些概念本身的抽象性，反而将其误认为“具体”，就有可能将这一特定社会形态的意识形态推广于全部历史。如果没有反思到这些概念本身的历史性，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得到历史的理解，因而没有完成。（2）“实践”“物质生产”的概念过于感性，难以把握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形式，后者是只能用抽象范畴把握的。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容易忽略资本主义的特定社会关系维度，将其误认为“生产一般”的特征。

第二次哲学革命：主要成果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尤其是《资本论》）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

继承了第一次哲学革命的两个动机：抽象性批判和现成性批判。但是改变了实现的方式。

抽象性批判：曾经的方式是以具体性、感性的经验反对抽象性，其结果是产生了貌似具体、实则同样抽象的“物质生产”概念。

马克思在《1857-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已经看到，思想从经验具体出发，貌似是正确的，实则是错误的：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大纲》）

因此，思想实际上只能从抽象出发。对抽象性的批判，并不是批判抽象本身，而是对“抽象”与“具体”的关系采取一种不同于观念论的理解。

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抻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

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大纲》）

观念论认为抽象是自我运动的，是具体本身的原因；唯物主义认为抽象始终是以具体为前提的

现成性批判：曾经的方式是以历史性的物质生产活动反对直观的、现成性的观点。但“生产”的概念本身也是同样现成的，非批判地接受“生产”的概念，就是接受产生了这个概念的社会形态

第二次哲学革命的现成性批判，体现在对抽象范畴的历史性前提的批判。一切抽象范畴都是特定的历史性社会总体的产物，也会随着这一总体的变化而变化。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大纲》）

我们有理由认为，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实践”“生产”等范畴。成熟的现成性批判，不只是“生产”范畴本身，而是意识到“生产”范畴也是历史性的，意识到我们用来把握历史的范畴本身也是历史性的。历史是若干个具体的社会总体之间的结构更替。

如何把握具体的、历史性的社会总体？“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

一切抽象概念，都以具体的社会总体为前提，这一社会总体具有特定的形式结构，使得这样的抽象概念成为可能。因此，从抽象概念出发，通过反思使之得以可能的前提，就有可能倒推出社会总体的结构。这是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通过这种方法，马克思最终解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社会关系结构。

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体系

1.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2.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

3. 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包含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序言》）

这些原理中的每一条都是值得反思的。

“历史唯物主义”是“新唯物主义”的实质内涵，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历史性的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2）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人”实际上是“德国人”。

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新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从同时批判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出发的，这两者在历史观方面各有缺陷：

1. 唯心主义的低级形态是非历史的，它们从抽象范畴（“神”“精神”“自我意识”“唯一者”）出发，将其作为人的先天本质，忽略了人的本质在现实历史活动中的变化

唯心主义的高级形态是历史性的（如黑格尔），但唯心主义所理解的历史首先是概念自我演化的历史、是“精神”的历史，即概念的逻辑推演在时间中的展开。在这种历史观中，是概念的演化表现为现实的历史，而不是现实的历史造成概念的演化。

马克思认为这种历史观乃是颠倒的，因为这种历史性实质上也是“非历史”。一方面，它从已经完成的历史出发进行回溯性的观念反思，将“没有历史”的意识形态当做了真正的历史，建构了目的论的历史唯心论；另一方面，它以先天的、抽象的逻辑规律当作历史的规律，这一规律本身是非历史的。

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形态》）

2. 旧唯物主义（如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它虽然将“神”收回到了“人的本质”之内，但这一“人的本质”仍然是抽象的、先天的，而不是历史的塑造物。

旧唯物主义从直观的、客体性的视角理解历史，而非把历史视为人的能动性实践活动的、不断变化的产物。

与之相对，“新唯物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历史性的

相对于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新唯物主义主张，不是概念的运动表现为历史，而是历史的变迁形成了概念的前后相继，进而被回溯地建构为“概念的历史”。

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形态》）

因此，历史的规律不能到概念的逻辑规律中去寻找，这种逻辑规律很大程度上还是哲学家在思想中建构的，难以在现实的经验中得到验证。历史的规律应该到现实的历史运动本身当中去寻找，通过经验的、实证的历史科学来发现。

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形态》）

相对于旧唯物主义的非历史性态度，新唯物主义主张，无论是人还是非人事物，都不是先天的、既成的，都不应当用客体性的、直观的态度去理解。人和非人事物都是历史性实践活动的产物，是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不断生成变化的。尤其是人，“人的本质”不是先天的抽象概念，而是历史性社会关系的总和。

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形态》）

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史简述：“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是怎么一回事？

1843年之前，青年黑格尔派时期，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一道探讨“真正的理性国家”

林木盗窃法：“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意识到观念论哲学不能解决问题

黑格尔的法哲学，第一次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社会历史性内容纳入了哲学的必然对象，在社会历史问题上强于费尔巴哈“惊人的贫乏”。但是，黑格尔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解释依然具有唯心主义色彩，主张国家是精神的实现，国家的意志决定市民社会。与之相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提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即经济决定政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雏形。

但是，马克思这时仍然认为真正的民主国家是德意志民族的解放之道。

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转向“国家和法的批判”，对德国特殊现实的洞察

费尔巴哈将“神”收回到人的本质之中，从而完成了宗教批判；但是，宗教这一“世界的颠倒”的根源乃是“颠倒的世界”，即不合理的国家和法。这种批判在德国只能采取“副本批判”的形式，即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因为德国只有国家哲学和英法站在同一水平上

《导言》找到了“无产阶级”作为实现德国解放的政治主体，但是并没有深入分析“无产阶级”产生的经济根源，也没有将“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联系起来

1843年，《论犹太人问题》

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政治解放造就了普遍的人权，但只是将人的普遍权利放逐到公共领域当中去，私人领域仍然受到私有财产的束缚和奴役，因此是一种不彻底的解放。相对地，“人的解放”是市民社会本身的结构改造，通过扬弃私有财产，将普遍性收回到市民社会之内，从而实现彻底的解放。

第一次将解放问题从“国家”转移到“市民社会”，贯彻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1843-1844年的经济学研究，让马克思逐渐认识到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现代化大工业是现代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形成了“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1844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本学异化论语境下的历史唯物主义雏形

开始试图用经济学-哲学相交叉的方式，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经济事实，即工人越劳动越贫困

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初步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黑格尔将历史理解为观念自我异化、自我扬弃又回到自身的历史，这是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异化形态，颠倒了历史的实际生成过程。

开始用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形式理解通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过程，将其理解为人在感性对象性活动的范围内（而不是脱离这种活动）充分占有自身本质的过程。

意识到了大工业在人类历史中的关键地位，工业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实现。

1845年，《评李斯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形成

《评李斯特》：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是在写作《评李斯特》时期吸收了德国国民经济学的“生产力”概念，并且将生产力理解为社会生产力，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奠定基础。

※这一观点有争议，因为马克思在《评李斯特》中对“生产力”的态度大体上是批判的。

《提纲》：实践的观点；人塑造环境，环境也塑造人；人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经历着历史性的生成变化。这些命题的历史语境都是机械化大工业：只有在此条件下，人“塑造环境”的力量才会表现出来

《形态》：“物质生产”的本体论，满足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在这种活动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全部社会历史。其层次依次为：物质生产；在物质生产中形成的关系，分工、交往关系，以及生产力的异化力量；城乡分化、脑体分化、阶级分化；作为“虚幻的共同体”的国家；人类历史的演化逻辑简说；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成为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其历史回溯地构成“精神”的历史

一、历史的规律性问题

1. 历史是否具有规律性？历史的规律性到哪里去寻找？

历史唯物主义之前的历史哲学，大致上有两种观点：

（1）历史是个体性、偶然性事实的领域，是激情与混乱的领域，没有科学规律可言

当我们考察激情的这种表演，在历史中看到它们的暴行的后果，看到不仅与它们、而且甚至主要与善良的意图和正直的目的相联结的无理智的后果，看到灾祸、恶、人类精神所创造的各个极其繁荣的帝国的没落时……我们只能以对这种倏忽性感到悲哀告终并且由于这种没落并不仅仅是大自然的作品，而是人们的意志的作品……从而以善良精神……对这种表演的义愤告终。（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

（2）历史具有宏观规律，但这种规律是精神的规律、观念的规律，是哲学观念不断展开的规律

基督教基于神学，将历史的观念引入哲学；启蒙历史哲学作为“理性发展的历史”；康德的“历史目的论”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第一次将“宏观历史规律”的观念引入历史学，表现为“理性的狡计”，即个体行动的“非意愿结果”实际上实现了“精神”的某种隐秘的、宏大的计划。但这种历史规律仍然是观念的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与上述两种立场相反，在承认宏观历史规律、承认历史也是科学的领域的同时，主张历史的规律不应当在观念中寻找，而是应当在现实的历史运动本身当中、尤其是在经济中寻找。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两个历史背景。要历史唯物主义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

第一，资本主义机械大工业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机械大工业，释放了巨大的物质力量，表现出了人类实践活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强大功能，尤其是凸显了经济领域对其他领域的强大影响。

这在从前的历史上是没有发生过的：只有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当中，“社会”才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从其他领域（政治、宗教等）当中脱离出来，并对其他领域产生强大的影响。这使得历史唯物主义者开始考虑以经济规律作为社会历史的本质规律的可能性。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马克思：《1844手稿》）

“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背景是机器大工业；若非如此，人的实践活动也不会表现出决定性力量，自然也不会如此大规模地成为“人化自然”

第二，阶级对立简单化。

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突出表现为经济利益的产物，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阶级对立的简单化。过去的社会形态中也存在各种阶级，但阶级成分较多、较复杂，且存在大量中间等级（教士、官僚、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等），阶级对立并不突出，历史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多种因素的复杂交织。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发展，阶级对立发生了简单化：大资本不断吞并小资本，小资产阶级逐渐跌落到无产阶级，社会格局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因此，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也清晰地表现为阶级之间经济斗争的产物。从各阶级的经济利益出发理解历史成为可能。

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产党宣言》）

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简化了，以致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 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和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编纂学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费尔巴哈论》）

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图景推广到此前的历史（这是有风险的），就形成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规律学说。

2. 历史规律性的本体论基础

自然世界是由无意识的盲目物质组成的，有规律是正常的；人类社会是由有意志的人组成的，为什么也有规律呢？

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费尔巴哈论》）

解释一：历史合力论。众多主体的意图相当于众多的力，这些力形成一个合力，其效果就表现为历史规律。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22日）

缺陷：仅仅证明了历史合力是存在的，但没有证明它是有规律的；历史合力也可能是从诸多主体的意图中随机而偶然地生成的。而且，这种解释所想象的人仍然是抽象的，而不是处在一定社会结构中的。

解释二：意图的决定论。个体的意图只是被个体误认为自身的意图，实际上却是被决定的，如被意识形态、阶级物质利益等决定。

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费尔巴哈论》）

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缺陷：仅仅考虑了人类活动中“意图”的方面，没有考虑意图的实现条件、“非意愿结果”等其他方面。简化了人类行动的动机，低估了人的主体性。

解释三：结构性的决定论。个体的意图或许是自主的；但是，其意图的对象、形式、强度以及实现条件等则是被现实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这意味着个体的意图不可能超出社会结构的自主演进所划定的范围。

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对象，同时也是致富欲望的源泉。贪欲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也是可能的；致富欲望本身则是一定的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与历史产物相对立的自然产物。（《大纲》）

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资本论》）

解释四：历史的规律性本身是历史性的。并不是任何时代的历史都有规律；历史的规律性乃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特殊产物，在此前的前现代历史中不存在，在此后自由的、真正的“人类历史”中也不存在。

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各民族是分散发展的，彼此没有联系到一起，世界历史没有规律可言：

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独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人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陷入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形态》）

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资本主义为世界历史注入了规律，这一规律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是资本主义自身的节奏和周期。

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行动和关系转化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去中心化的、匿名的事物化力量，即资本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服从于任何人的意志，而是服从于资本自身的内在合理性。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形式，使得历史第一次具备了清晰的规律性。

马克思的论述表明，这种辩证逻辑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社会史前史的真实过程。——事实上，这种历史逻辑在资本形式得到充分发展之前并不存在。然而，它也指出，一旦资本形式得到充分发展，这种逻辑就会存在；而且，它也可以反过来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的史前史。（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

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原理

这一原理是马克思有过明确表述的：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不仅否定了“意识决定存在”，也否定了抽象的“存在”同“意识”之间发生关系的可能性；决定“意识”的不仅仅是“存在”，更是“社会存在”。

只有社会性的存在才能对意识起决定作用，因为意识从一开始就是与社会关系相并存的：意识的产生有赖于语言，即有赖于交往的需要；独立的“意识”领域的产生有赖于阶级分化

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德意志意识形态》）

因此，如同不存在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脱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存在与意识关系”；马克思哲学向来都是社会历史性的，不包含一种超历史、非历史的一般哲学

这提示我们反思“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关系：“物质决定意识”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之间是什么关系？后者果真是前者的“推广”“应用”吗？

如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物质决定意识”的推广，那么就意味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类似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这种观点会带来如下问题：

第一，在“社会存在”中只看到物质性的东西，从而忽视社会存在的特有维度，即人的主体性维度；将物质世界的盲目规律等同于人类社会的、有人的意志参与的规律，从而将马克思哲学还原为旧唯物主义

第二，“社会存在”不同于“物质”，正如“社会意识”不同于“意识”，两组关系也不尽相同。

物质是独立于意识的、非意识的，而社会存在是由意识参与其构成的。构成社会存在的经济生产活动，必须包含人们有意识地形成的社会关系、人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否则就是不可能的。

抽象的“意识”是主观的，区别于“物质”的客观性。但是，“社会意识”则具备一定的客观性。政治、法律、文化、意识形态等一经形成，就具备类似于物质性力量的客观性质，而不仅仅是主观意识体验。

“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机制也是各自不同的。就前者而言，意识是人脑的机能，被人脑中的物理化学过程直接决定，二者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但是，我们似乎不能在相同的意义上说，社会存在（即经济生产活动）直接产生了社会意识（政治、法、意识形态）。这两者的关联有更复杂的形式。

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1. 教科书体系的表述

生产力是指人们改造自然、使之适应人的需要的物质力量。

生产力包含生产工具、生产对象、人的劳动技能、人的协作方式等。生产力总是社会生产力。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是生产力诸要素相结合的社会形式。

生产关系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构成。其主要环节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

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作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状况时，生产关系就会促进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状况时，就会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可分离的综合，构成“生产方式”。

2. 如何界定“生产力”概念？

（1）斯大林的定义：人+工具+技能

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存在的问题：

第一，不能解释现代大机器工业的生产力形态。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是在大工业的历史条件下凸显出来的，而大工业的主要生产力形态是机器体系。在大工业兴起之前，工人将工具放在自己与对象之间，工具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介；在大工业时代，机器将工人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工人成为了机器体系的一个环节、其主体性变得十分模糊。斯大林的生产力概念无法涵盖这种情况。

机器的特征决不是像[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那样，在工人的活动作用于[劳动]对象方面起中介作用；相反地，工人的活动表现为：它只是在机器的运转，机器作用于原材料方面起中介作用——看管机器，防止它发生故障，这和对待工具的情形不一样。（《大纲》）

第二，生产力不仅包括生产者、生产技能和生产工具，也包括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如生产活动的组织形式、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社会生产力。

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形态》）

只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无须支付报酬而发挥出来，而资本正是把工人置于这样的条件之下的。因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资本论》）

（2）这就导向了第二个重要问题：存在独立于“生产关系”的“生产力”范畴吗？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序言》）

a.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可分离，一定的生产组织形式必然包含着一定的人与人的关系

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只是在劳动力过剩的地方，机器体系才出现， 以便代替劳动。（马克思：《1857-58年经济学手稿》）

机器的设计与制造本身，已经预设了一种生产关系：机器的所有者（资本）随时都能找到大量准备接受雇佣的劳动力，因为劳动力已经商品化且已经过剩了。这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任何一种生产力，总是已经蕴含了一定的生产关系组织形式；生产关系不是脱离生产力而存在的关系，而是嵌入生产力的物质形态中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可能并不是彼此分离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而是二者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生产方式”

生产力并不是中性的，而是内在地蕴含着一定的剥削压迫关系；要发展一定的生产力，就不可能不发展这样的社会关系

例如，大机器工业作为一种“生产力”，本身已经蕴含了一定的社会关系：机器对人的支配关系、机器的控制者对工人的支配关系、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不平等关系、劳动者的去技能化等。

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无可避免的阶级斗争，正是植根于生产本身当中的，因为它每一刻都在生产中上演着。在这个层面上，资本家的阶级斗争的头号论据，就包括了关于劳动分工、组织和管理的“纯技术”性这种意识形态欺骗。但通过马克思，我们发现了这种神秘化的反面，从而我们可以宣布：劳动分工由以发挥其所谓的“技术”功能的一切形式,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我们这里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直接和间接的后果。据此我们可以断言，一切劳动的技术分工实际上都是劳动的社会分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拒绝一切把劳动分工的现实形式当作是纯技术的论据或表达，并把那些形式揭露为十足的资本家的阶级斗争的论据。（《论再生产》）

仅仅变革法权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如所有制、分配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变革貌似中性的技术流程所蕴含的社会分工和劳动方式

c. “生产”“生产力”范畴本身是历史性的：

只有在资本主义大工业蓬勃发展、生产力不断增长的时代，物质生产活动的力量才会被感受到，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会被认为是一条规律；但是，这个时代不会永远持续，生产力及相关规律也不会永远存在

只有在工业活动占据主导地位、且一切人类活动都能在市场上等价交换时，它们才会被一概称为“生产”，而不是分门别类；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大纲》）

在这种意义上，将“生产”“生产力”范畴运用到其他历史时期，需要十分谨慎；这很有可能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带入我们对其他社会形态的理解中

3.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决定关系

（1）生产力如何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多种解释

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解释，一般认为“生产力”范畴是社会历史领域最终的、唯一的决定因素。物质生产活动如何进行、人对自然的改造活动如何进行，在根本上决定着其他社会领域的情况，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经形成，就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问题是，这种理解方式并不清晰：如果生产力起到“决定”作用，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具有“反作用”，那么如何理解这两种作用之间的主次关系？二者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吗？如果是，为什么二者还有“决定”“反作用”之分呢？如何证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始终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它所决定的是历史的全部细节还是某些方面？……

第一种可能的理解：生产力单一决定论。生产力单向地决定其他社会领域，物质生产活动的情况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情况。其缺陷在于忽视了其他社会领域的“反作用”，且没有说清从生产力到其他领域的具体作用机制。

第二种可能的理解：生产力条件论。生产力并非其他社会领域的决定因素，而只是其前提条件。生产力水平设定了其他社会领域的可能性边界，但并不直接决定其具体形态，其他社会领域可以在这一边界之内相对自由地决定自身的形态。其缺陷是只能解释生产力的消极限定作用，不能解释其积极决定作用。

第三种可能的理解：生产力的“归根到底”决定论（科恩）。生产力并不总是构成其他社会领域变化的先在原因，也有可能是其他领域先自主变化，再导致生产力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最终只有通过生产力的变化才能稳定下来，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否则就是暂时的，有可能倒退回去。在这种意义上，生产力发展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是社会变革得以实现的条件。

生产关系、或生产力的变化引发社会形态变化，最终以生产力的变化为条件，形成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社会组织形式，可以称作“有机生产方式变迁”（孟捷）

这也是后发民族革命的路径：在不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通过率先改变政治制度、进而改变生产关系，引发生产力的革新，使之与生产关系相匹配，从而实现社会形态的不可逆的进步

缺陷在于，难以区分哪些变化是政治导致的，哪些变化是生产力导致的。如果一个国家用政治手段建立了一种生产方式，一段时间之后又被政治手段推翻了，那么这种生产方式是不是稳定的？它的消亡是因为缺乏相应的生产力基础，还是因为另一种政治因素？

第四种可能的解释：“多元决定”或“过度决定”理论。生产力归根到底其决定性作用，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未必是通过生产力表现出来的。复杂系统的矛盾是多元的，每个矛盾的作用都要以其他矛盾为条件。生产力决定“主导结构”，即决定哪个矛盾起决定性作用，而这个矛盾有可能是政治、意识形态等。

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矛盾，构成了生产力得以发挥作用的条件；这些领域矛盾的相对独立的变化，有可能在社会总体的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从而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2）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以《资本论》为例

生产关系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何刻画？→从两种剩余价值说起

绝对剩余价值：只是劳动时间延长、劳动数量增加，生产力没有进展

相对剩余价值：总劳动时间中的必要劳动时间占比压缩，劳动可能还减少了，但是生产力有所提高

这两种剩余价值，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产生的，但是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效果截然不同

一种特定的资本主义形态，如果以绝对剩余价值为主，就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如果以相对剩余价值为主，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关系有两种作用：一是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是确保剩余价值的剥削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判断生产关系是否还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判断，能否形成一种以相对剩余价值为主的“积累体制”或“调节模式”

当生产关系以绝对剩余价值为主时，资本主义往往需要调整生产关系，发起一场“创造性毁灭”，从而解放生产力

利润率下降规律

技术进步→固定资本增加，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可变资本减少→利润率下降→投资减退→生产力停滞

利润率下降规律，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化：

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技术进步、固定资本膨胀，生产关系无法持续；

旧的生产关系的存在，导致利润率下降、投资减少，生产力不再增长，即阻碍生产力发展

这种矛盾表明，在旧的生产关系、即“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扬弃旧的生产关系

※这一现象，目前就表现在全球性的经济增长停滞、技术革命饥渴当中

（3）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否单向决定关系？生产力果真起到决定作用吗？

a. 生产力决定论的逻辑起源

马克思为了克服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抽象性、现成性观点，主张一种现实性、生成性的哲学，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现实的人”即“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但是，“现实的人”乃是一个“大全”，“大全”不可能作为思想的起点；为此，又必须在“大全”中再找一个相对简单的起点，这个起点即“物质生产”。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形态》）

可见，从“物质生产”出发，本质上仍然是从抽象范畴出发，在这一点上同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没有本质差别，只是将“精神”换成了“生产”而已。

如果以为这样就是克服了抽象，就容易忽视“生产”的抽象性，陷入“生产的形而上学”。

马克思在《形态》时期并没有看到这个问题，但在《大纲》时期对此做了自我批判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从人口着手， 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生产”作为抽象范畴，本身也是现代社会总体的产物；唯物主义应当做的是从“生产”出发，还原作为其前提的社会总体，而不是以“生产”为前提推演出一个试图解释一切历史的形而上学体系

由此可见，“生产”只具有时序上的优先性、“必要条件”意义上的优先性。它在一切历史活动中是最先发生的，并且是其他一切历史活动的前提，但也仅此而已；物质生产活动很可能并没有能力决定其他一切社会领域的面貌。

b. 生产力决定论的经验反例

生产力的快速、持续发展很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现象，即资本主义上升期的300年间的现象；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是全部历史的共通规律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共产党宣言》）

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也就是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生产力毋宁说是不发展的；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生产力今后还会发展下去。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所蕴藏的生产力发展潜力逐渐耗尽，已经开始有学者预测生产力增长的停止。

迄今为止，在资本主义制度、或广义的市场经济之外，我们仍未找到一种制度能够造成生产力的持续快速增长。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做到这一点，在理论上也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统一的中央计划难以解决“创新”（innovation）问题（生产力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断的创新），也很难灵活地适应创新。

因此，如果生产力的不断增长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据，那么革命就不是必然的，因为生产力并不是永远增长的。况且，我们很难找到比资本主义更适应生产力增长的社会形态。革命的必然性必须到生产关系内部寻找：或许，生产力的“增长强制”本身才是难以忍受的东西？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也是早期马克思“物质生产”的本体论与成熟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关系

一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后者是前者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情况下的推广运用。但是，这种解释是成问题的，因为这两者在逻辑上并不完全一贯

马克思早期或许确实认为生产力能决定生产关系，但这也是在长时段尺度上而言的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但是在《资本论》中，当马克思后期聚焦于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社会形态时，我们看到的如果不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至少也是两者的互相塑造。只有通过生产关系筛选的技术才能成为现实。

第一，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生产率提高能降低生活必需品价值、降低工人工资、降低总价值中工资的比例、提高剩余价值的比例，从而提高利润率

只是在劳动力过剩的地方，机器体系才出现，以便代替劳动。（《大纲》）

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马克思：《资本论》）

第二，通过生产性消费形成新的固定资本。能够创造新的总需求，从而缓解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矛盾。

阿尔都塞的“生产关系优先论”：

主要矛盾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起决定作用，但主要矛盾的作用必须通过次要矛盾表现，并以次要矛盾为条件；这就使得次要矛盾有可能在一定局势下转化为主要矛盾，起决定作用

生产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在长时段尺度上起决定作用，但在一定的特殊社会形态这一“中时段”尺度上，生产关系转化为主要矛盾，起决定作用

[1859年的《序言》]不仅是对黑格尔术语的借用，而且就是对黑格尔的观念的重复……那些黑格尔的术语总体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正是按照黑格尔的观念起作用的。……它通过形式与内容之间相适合和不相适合（或“矛盾” “对抗”）的辩证法表现出来。形式与内容之间的不矛盾（“相适合”）和矛盾（“不相适合”）的辩证法，以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在黑格尔那里，是理念的发展环节）的辩证法，不折不扣地是黑格尔式的。

《资本论》虽然在字面上还有一些（但为数不多）不当的提法，但在其精神实质的最深处，它是彻头彻尾反黑格尔主义的。事实上，在《资本论》中：（1）马克思完全不再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思考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2）得到强调的是生产关系，其优先性得到了无可争辩的确认。（《论再生产》）

如果这种观点是对的，我们就不能指望生产力的发展自发带来社会形态的变革，因为生产力并不独立地起决定作用；

反之，由于生产关系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到优先作用，所以生产力的物质形态总是已经嵌入了生产关系的结构、嵌入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要求

在不变革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盲目发展这种生产力，或许非但不能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还会导致这种生产关系的深化和增强

在这种意义上，和平地、渐进地“长入”社会主义乃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的到来，必须通过主动地、直接地变革生产关系的革命过程

这促使我们重新考虑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问题。

拓展：《资本论》的技术哲学和科学哲学

a. 技术哲学

海德格尔的思路：

技术不是任何一种特定的技术用具，而是一种全局性的“解蔽”方式，只有在技术性的视野之中，对象才有可能被视为技术对象或科学对象

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技术的统治；技术是一种存在论的命运，可以追溯到希腊形而上学；技术似乎是自律的、有自己的规律和生命，是一种自行展开的真理。这种技术哲学仍然统治着我们今天对技术的思考。

马克思的思路：

技术从来没有自己的生命、不是自律的；

技术是高度现代性的产物，现代工业技术同前现代的手工业技术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别

现代工业技术的发展，受到现代社会关系的筛选和塑造，这种社会关系主要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的价值增殖冲动、阶级斗争冲动，以及资本的内在矛盾运动，是决定技术演化轨迹的核心要素

要学会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与演化出发，理解技术演进的轨迹。

b. 科学哲学

马克思始终是在科学同资本的关系中考察科学的。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科学成为资本的力量的过程。在大工业兴起之前，生产过程中用到的知识主要是经验和手艺。但是，机器大工业出现之后，机器的运转则是按照物理化学科学所发现的自然规律来设计的，这也就意味着科学成为了资本的力量。

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大纲》）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大纲》）

资本主义越是深入发展，科学的地位就越重要。由于竞争的作用，也由于资本主义的停滞和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作用，资本愈发希望预测科技发展前沿，提早抢占下一个增长点。科技创新成为了一个专门的产业部门。

在这种情况下，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大纲》）

科学作为生产力，对于资本来说是免费的，因为科学是公共性的

我们已经知道，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它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也不费分文。（《资本论》）

科学本身是公共性的，但科学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载体、即大机器，则是一种私有财产。因此，科学同资本结合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科学私有化的过程。随着生产社会化趋势的发展，固定资本规模越来越大，利用科学力量的门槛越来越高。尽管科学本身并没有阶级，但科学为不同阶级带来的影响必然是不平等的。

不仅科学的利用以大资本为条件，科学研究也愈发以大资本为条件。现代科学研究不是几乎零成本的个人事业，而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需要巨大的投资、形成大量的生产资料。因此，科学研究也需要大资本的支持，这使得大资本有可能干预科学研究的方向。

举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研究的重要进展基本上集中在微观领域，宏观领域的重要工作越来越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产业是关注微观领域的（如微电子产业、信息产业），微观领域的研究在这一产业中能找到直接的应用场景、相对直接地转化为利润。

当代的主导产业集中在微观世界，又是因为：干预宏观世界的传统制造业，其规模的扩大往往意味着消耗成比例的资源和空间，在当代已经陷入利润率下降；而干预微观世界的信息产业，耗费几乎等量的资源和空间，就能得到指数增长的生产效率（摩尔定律），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逆转利润率下降趋势。

（4）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实例：后发民族的革命

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毛泽东：《矛盾论》）

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中俄革命的共同特点，都是首先改变生产关系，在先进的生产关系底下实现生产力的追赶，即快速工业化。因为这两个民族作为后发民族，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已经处在被动地位，如果盲目地采取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政策，很可能无法实现工业化，反而会成为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外围民族”。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关系转化为主要矛盾，起决定作用

在中时段的、具体的情况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谁起到决定作用，取决于具体的条件和局势

（5）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社会形态更迭

社会形态更迭如何发生？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然”发生，还是由自觉的革命行动完成？

这涉及“长入”论与革命论的争论，以及作为其哲学基础的黑格尔辩证法与革命辩证法的争论。

黑格尔辩证法将生产关系变迁理解为生产力发展的“表现”，二者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这样容易取消政治的独立性与革命的主动性，将政治革命化约为生产力盲目发展过程的一个注定的环节。

马克思的经典表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两个决不会”强调生产力发展对于生产关系更替的必要性，强调革命必须在客观条件成熟时爆发；它带有警惕超前革命的审慎，但也容易导向为现状辩护的保守立场，以及压抑主体性的“等待革命”论调

另一方面，“两个决不会”只强调旧生产关系的潜力完全发挥之前不会灭亡，但没有默认完全发挥之后就会自动灭亡。实际上，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时，旧生产关系不会自动消失，反而会自我维持，甚至发生倒退。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或野蛮”正是就此而言。当代资本主义的封建化是其表现。

历史的线性进步不是必然的，资本主义之后未必是一个更好的世界。历史在岔路口处是前进还是倒退，取决于主体的抉择与行动。

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1. 教科书体系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序言》）

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文化上层建筑

政治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法、政治制度等，文化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社会心理、宗教道德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存在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能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能够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适应，会构成经济基础发展的阻碍和桎梏。

上层建筑是社会结构中最为派生性、最为浅表的部分，但也是具有最强的相对独立性、主观能动性的部分。超前的上层建筑经常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滞后的上层建筑往往成为政治革命的对象。

马克思之前的“上层建筑理论”（即国家理论和政治理论）呈现两种模式

a. 合法性解释的模式。以近代契约论和自然法学说为代表

这是一种规范性解释，关心的是国家何以是合法的或正当的，是应有的国家，而不是现实的国家

其模式是“假想历史”，即从自然状态出发的一种契约论叙事。契约论理论家承认这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只是便于人们理解这样的国家为什么是正当的和必要的。

论证的根据是自然权利、假想契约和自然权利的自愿让渡，即归属于“自由意志”的东西

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由此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其现实基础的意志即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b. 精神历史的模式。以黑格尔法哲学为代表

黑格尔并不欣赏契约论，认为它将国家矮化成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工具，但国家本应具有内在的目的

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史。精神在其自在状态中还是抽象的，它必须成为现实才能完成自身。现实的精神就是国家，国家将市民社会的分裂状态提升到实质的普遍性之中，个体通过对国家的认同与精神合一。

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目的总是在意识中浮现出来。因此，人们习惯于根据意识和目的来解释历史，认为人的动机是历史的决定因素。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国家尺度，就会认为国家意志是历史的决定因素。

从传统的观点看来（这种观点也是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表面现象是同这种看法相符合的。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费尔巴哈论》）

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的特点：

关心现实的国家、历史上的国家的成因与结构，而不是应有的、正当的国家

关注国家起源中的物质与经济因素，尤其是国家同经济生产方式以及阶级利益的关系

从不诉诸自然权利、永恒正义、假想契约等非历史的、普遍的、想象的东西，而是将一切具有普遍性外观的价值和理论还原为阶级的特殊利益，以及历史性的、暂时的经济关系

2.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的形成

马克思曾经是一个上层建筑决定论者：同青年黑格尔派一同探寻“理性国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主张“真正的民主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呼唤对国家、政治和法的批判：

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转变，在“上层建筑决定论”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发现黑格尔宏大的哲学体系居然不能解决德国农民的日常苦难，以及简单的私有财产问题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吸收了黑格尔法哲学的“市民社会-国家”二元框架，并将其颠倒过来，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克罗茨纳赫笔记：嘴上都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

《论犹太人问题》：政治领域的“政治解放”并不足以真正解放德国犹太人（实际上也不足以解放其他德国人）；全面的“人的解放”必须诉诸市民社会本身的结构变革，即私有财产的扬弃

《1844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过渡阶段

马克思从“上层建筑决定论”向唯物史观的转变，是在德意志人民、乃至全人类的解放问题的视野下进行的，“唯物史观”是在“人的解放”的问题域之下建立的。因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国家哲学和法哲学难以解释私有财产问题，所以需要诉诸经济领域本身；因为在狭隘的政治领域内部难以实现人的全面解放，所以需要诉诸更广阔的经济领域，等等。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同青年黑格尔派论战的语境下，初步形成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

青年黑格尔派从抽象范畴（人、人的本质、自我意识、唯一者、精神）出发理解人的现实生活，马克思将其颠倒过来，指出是人的现实生活决定了抽象范畴的形成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导致了观念的演变，而哲学家将观念的演变从中抽象出来，好像观念本身具有一部“自我演化”的自律的历史

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思想”、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做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这样一来，就可以重新回复到“概念”的生产者，回复到理论家、意识形态家和哲学家，并得出结论说：哲学家、思维着的人本身自古以来就是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

“现实的个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生产通过分工发展起来，衍生出了各种交往活动；分工衍生出了阶级的分化、尤其是脑力与体力的分化，从而产生了专门的意识形态生产者。这也是观念自我演化的幻象得以产生的阶级基础。

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在这个阶级[统治阶级——引者注]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并且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

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其功能是当市民社会领域的特殊利益相冲突时，将普遍利益放逐到政治领域，为特殊利益斗争的结果赋予普遍性的形式

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

3.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关系

（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几个困难：

a. 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处于决定性地位的理由之一是经济基础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但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法、意识形态等）也可以科学化并用科学方法研究，单凭这一点并不能将两者区分开来。

b. 我们究竟能否明确地区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马克思在这里将上层建筑归于社会意识，即我们借以意识到社会的物质状况的东西。但是，一方面，社会的物质状况、即经济生产活动，本身也是包含意识维度的，如果没有人的意识的参与就无法进行；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即一定的政治制度、法、意识形态，一经成立也会具有经济活动一般的客观性，从而是“物质”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界线并不是清晰的。

c. 上层建筑被认为是人们借以意识到经济基础的东西，即主要具有一种认识论功能。但是，上层建筑除了认识论功能，也有实践功能，它需要保证各项经济社会活动运行顺畅，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再生产。这些功能无法用笼统的认识论功能去解释。

d. 我们很难界定经济基础在何种程度上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在何种程度上反作用经济基础。如果经济基础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每一个要素，那么二者的关系何以谈得上是“决定”呢？如果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那么经济基础在何种意义上是更重要的呢？

（2）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几种方式：

a. 一定的经济基础包含一定的财产关系，一定的财产关系需要一定的上层建筑去维护。后者包括一定的法律、暴力机关和国家机器等

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很脆弱的：资产阶级并非亲身使用生产资料，没有武装力量保护生产资料，但仍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这种占有关系仅仅系于法律纽带之上，并且需要国家机器予以维护

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人是这样一个人，他第一个圈起一块地，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他居然能找到一群头脑简单的人相信他。（卢梭：《论人类不平扥的起源和基础》）

法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资本主义法律系统的特点是普遍性；它从来不直接规定阶级关系，但规定使得阶级关系得以可能得、具有普遍性外观的原则

b. 一定的生产关系必然形成一定的阶级利益，一定的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的阶级利益决定的。带有普遍性外观的制度、价值、理论等，在根本上是服务于维护和促进特殊阶级利益的。

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越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越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越独立。（《费尔巴哈论》）

国家机器的阶级化，以及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阶级的特殊利益，乃是一个历史性现象。国家机器起初可能是一个从阶级对立中诞生的、凌驾于市民社会以及各阶级之上的调节性机关。在历史上，国家有着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起源，国家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有着不同的组合方式。但是，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其内在矛盾越是尖锐，上层建筑就越是采取同某个阶级利益相吻合的形式。

c. 上层建筑服务于一定经济基础的再生产。经济基础必须不断再生产自身，才能维持下去；但是经济基础并不能自行制造自身的再生产所需的一切条件，余下的那部分再生产条件是由上层建筑提供的

例如，法律和暴力机器，基础设施，劳动力再生产……

d. 结构性决定作用。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并不仅仅是通过阶级利益发生的，它更主要地是基于生产关系的一定结构，匹配了一种能够与之耦合的、令生产关系顺畅运转的上层建筑

举例：封建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同上层建筑

与直接的强制劳动相对立的财富不是资本，而是统治关系。因而在直接的强制劳动的基础上再生产出来的也只是这种统治关系，对这种关系来说，财富本身只有享乐的意义，而没有作为财富本身的意义，因而这种关系决不能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大纲》）

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经济剥削要依靠政治权力，剥削是通过明确的制度、等级、习俗发生的，是公开的“编码（code）”；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是合一的，经济上的统治阶级直接就是政治权力的掌握者；政治权力的主要功能是暴力镇压和掠夺；政治权力往往没有一个足够庞大的官僚机器能够镇压全境（受限于货币税收以及合理化行政体制的不发达），不得不采取各种形式的地方分权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价值增殖；经济剥削不需要政治权力就能发生，经济剥削是一种理论上不依赖于政治暴力的、依靠商品交换和“自由契约”中的定量关系就能自动运行的“公理（axiom）”；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倾向于分离，形成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和“国家”（这是一种历史性现象），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并不直接掌握政治权力，而是将政治权力交给一群属于“公共部门”的职业官僚；上层建筑的主要任务是调和相对独立于之的各阶级利益，促进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在货币税收体系和现代合理化官僚机器的支持下，现代国家机器的集权程度、对地方的控制程度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财产关系是公有制，经济调节方式主要是中央计划。公有制主要以国有制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央计划需要依靠国家机构的权力。这决定了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再次高度统一在一起，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经济基础的运行状况高度依赖于政治上层建筑的状况。

实际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市民社会与国家的高度分裂，很可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情况。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重新统一；后发社会主义国家尤其需要通过政治上层建筑的率先变革，促使生产关系、以至于生产力发生变革。因此，如列宁所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得不居于首要地位。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结构与性质，对经济基础发挥着强大的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否真正得到维持。国家所有与公共所有、国家与无产阶级的统一性，起初只是名义上的；要让这种名义上的统一性成为实质上的统一性，就必须有制度保证上层建筑、尤其是国家机器不形成脱离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保证生产活动服务于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利益。

这种制度保障具体如何实现，我们还在探索之中。

（3）上层建筑能动的反作用，以及单向决定关系的反例

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通常的理解遵循一种“地形学隐喻”，即经济基础单向地决定上层建筑，所谓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过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补充

多元决定的辩证法：主要矛盾通过其他矛盾起作用，通过一切矛盾的共在起作用，主要矛盾的决定作用未必是通过自身表现出来的；在特定局势下，主要矛盾可能发生转移，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通过上层建筑起作用，以一定的上层建筑为条件；在一定局势下，上层建筑有可能转化为主要矛盾

a. 举例：东方民族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

东方民族的革命是上层建筑先行的，其特殊局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不平衡；这是后发革命民族特有的理论传统

列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怎么办？》）

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

斯大林：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政治观点和新政治设施的那种极其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改造作用。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所以产生，正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所必需的，因为没有它们那种组织工作、动员工作和改造工作，就不可能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发展中的已经成熟的任务。（《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毛泽东：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这是为什么？→需要诉诸资本主义的具体现实，即空间性的不平衡

抽象考虑：把全世界看作一个同质的资本主义经济体；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爆发，且为世界革命

具体考虑：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区域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不同，且有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的差别

发达国家的政权强大、居民富裕，革命动机有限；后发国家政权孱弱，前现代和现代的各种矛盾叠加在一起，革命的动机和条件都更加充分

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水平传播不到后发国家，但思想观念可以；发达国家的革命思想（如马克思主义）同落后国家的严酷现实相结合，实现本土化改造，产生革命的实践，就表现为思想→政治→经济的轨迹

而且，在经济基础-政治-意识形态的序列中，政治和意识形态由经济决定，但也对经济有能动的反作用。越是远离经济的领域，其相对独立性越强，越是有可能具有超前性，反过来刺激和引领经济基础的发展。因此，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反而是能动的行动主体有可能占据的位置，因为只有这样的位置能够在一定限度内克服经济关系本身的限制，从超前于当下经济关系的视角出发，引领经济关系的变革。

因此，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特殊条件：经济基础的发展，决定了如果不变革上层建筑，就不能让经济基础继续发展；这就促成了上层建筑的相对决定作用。

上层建筑在国际共运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

后发民族的社会主义进程，往往伴随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与政治的张力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后发民族自身也面临着现代化任务，因此经济领域在名义上是最重要的领域；

另一方面，国际共运本身是一种政治运动，运动本身的利益在于政权的稳固。因此，国际共运的意识形态又经常突出政治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有时甚至认为它比经济基础更重要

后发民族的社会主义进程，经常表现为经济与政治之间的摇摆

一方面，“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经济建设任务成为社会主义政权所规定的政治任务，成为政治合法性的绩效来源，政治任务以经济任务的形式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经济化了的政治倾向于成为“去政治化的政治”，即平息了路线斗争、理论争论的发展主义规划；政治化了的经济也具有一系列独特的规律

b. 举例：法国调节学派

“滞涨”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化，召唤一种关于资本主义阶段性变化的理论。

这种理论需要聚焦于“中间层次”，即资本主义的多元矛盾在一定时期内如何彼此协调

调节学派直接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从长期看，一元矛盾“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非常显著；但从中短期看，一个资本主义阶段性总体的矛盾则是多元的。多元矛盾相对自主、互为条件，共同构成了“调节制度”“增长体制”或者“积累体制”

调节学派抬高了非经济因素的地位。经济矛盾是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但是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以一定的非经济矛盾、如政治和意识形态矛盾为条件。

调节学派不仅关注结构的再生产，也关注结构的崩溃转型。多元矛盾体在再生产自身的同时，也在激化自身的矛盾。这会造成一种局势，使得矛盾有可能从一点爆发，这个爆点就有可能是政治或意识形态。

举例：对“黄金年代”的解释，福特制积累模式

同质化产品大规模生产+大众消费

相应的国家制度：工会、民主和福利国家

4. 上层建筑之一：国家学说

（1）阶级性的国家概念及其批判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一种阶级性的国家学说，主张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这种解释是比较片面的，忽视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演变历程与丰富内涵，降低了其对于当代国家（既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适用性

而且，这种解释就像教科书体系中的其他命题一样，是在国际共运的漫长历史中、在特定的政治语境和政治斗争中形成的

马克思有过关于国家阶级性的表述：

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共产党宣言》）

恩格斯首次确立了阶级性国家的概念，但也没有主张单一的阶级性国家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越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越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越独立。（《费尔巴哈论》）

国家首先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诸阶级之间的居间者；国家演变为阶级性的、独立的国家是一个过程。

列宁将阶级性国家概念树立为正统。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等反对派就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反对派不赞成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同资产阶级组建联合政府，逐渐实现“国家消亡”。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必须抓住机会夺取政权，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框架下实施国家消亡。国家“自行消亡”是无产阶级革命后有意识地实施的过程，而不是不经过革命就能实现的过程。

为此，列宁必须强调国家的阶级性，强调没有非阶级的国家；强调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而不是阶级调和的工具；革命的主要任务越发清晰地表现为推翻资产阶级国家。

从此，国家的阶级性、暴力性逐渐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正统。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这样来 “稍稍纠正”马克思，把国家说成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而照市侩和庸人般的教授和政论家们说来（往往还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 “秩序” 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列宁：《国家与革命》）

（2）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演变史：“普遍性意识形态”“阶级性统治工具”“调节性官僚机器”

马克思早期同青年黑格尔派一道探寻“理性国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指出，黑格尔试图将王权、贵族、官僚、市民社会整合在一起，通过国家将市民社会提升到“真正的普遍性”之中，这不过是一锅时代错乱的大杂烩，不可能稳定存在。而且，“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贵族和官僚也只是代表特殊利益的市民社会等级，其属于市民社会的一面将最终决定国家的属性。当时的马克思认为，只有议会制民主国家才能代表市民社会的普遍利益

随后，马克思在《德法年鉴》（《论犹太人问题》）时期发现，仅仅通过变革国家形式，不可能实现普遍的解放；因为即使人们在政治领域得到了解放，获得了平等的选举权和公民权，人们在经济领域（市民社会）中仍然受到私有财产的限制和统治

因此，普遍的解放不能仅仅依靠政治变革（“政治解放”），还要要求经济制度的变革、市民社会领域的变革（“人的解放”）。“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可以视作这一规划的具体落实。

但是，经济制度的变革，必须通过政治领域的革命才能完成，即必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掌握国家机器。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网状的、自行扩展的社会关系，很难从内部发生变革；然而，国家政权是一种中心化的强制力，是可以夺取、可以运用的。

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受到经济基础的决定；同时，国家有相对自主性，又是变革经济基础的关键。国家政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定论与能动论的交汇点。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论犹太人问题》时期，国家的概念是“普遍性意识形态”

尽管马克思放弃了建立“理性国家”的计划，试图通过市民社会内部变革来实现“人的解放”，但国家仍然是某种“普遍利益”的代表者，尽管这种普遍利益只属于政治领域

《德意志意识形态》延续了这个思路：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但它仍然代表某种普遍利益，它为特殊利益的斗争结果赋予了普遍性的形式

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德意志意识形态》）

但是，这种观点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被视作“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成为了“阶级性统治工具”。

这是如何可能的？→1846-68年间的矛盾和危机状况，让马克思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的分化是必然的、本质的，两大阶级没有“普遍利益”可言，国家也不可能代表“普遍利益”

《雇佣劳动与资本》《哲学的贫困》：资本主义的长期趋势是造成两大阶级的零和博弈

《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的历史与阶级对立的简单化

马克思在青年时期格外热衷国家问题；但在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后，就很少集中讨论国家问题了

《资本论》及其手稿都没有专题论述国家问题的章节；《资本论》的“六卷计划”“五卷计划”有“国家卷”的安排，但没有写完

这表明，马克思对自己从前的国家学说有所不满；一种完备的国家理论必须建立在完备的资本理论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建立在两大阶级对立的基础上。

这表明，恩格斯、列宁以及早期马克思的“阶级性统治工具”的国家概念是不完备的：简单的阶级利益不能完全解释现代国家的行动原则，尤其是不能解释现代国家的经济调节职能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1848年革命运动的影响

1848年革命之后，马克思在法国政治的变化中看到了两种重要现象：

“代表性断裂”，国家政权的行动未必与其所“代表”的统治阶级利益相一致，这是因为资本积累的需要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不仅不一致，而且相互冲突

这部分资产阶级表明，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行政权压倒立法权”，资产阶级要求加强行政权力、削弱立法权力，最终将权力交给一个非资产阶级的官僚集团，形成“国家自主性”

可见，资产阶级国家的行动逻辑，同资产阶级自身的政治利益，未必是完全一致的；

这是因为，国家行政权的行动不仅受到阶级利益的制约，而且受到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逻辑的制约，但这两种制约条件是有张力的

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归根到底是人的利益，表现为人的需要、可以用“使用价值”来满足；但是，资本运动是“价值”的增殖运动，与人追求利益的活动是不同质的

资本运动是“自相矛盾”的；在一定条件下，能维持资本积累稳定运行的举措，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未必是直接一致的，甚至有可能是相反的

在资产阶级国家的结构当中，如果议会制的立法权代表阶级利益的话，那么官僚制的行政权则直接嵌入资本积累运动；行政权相对于阶级利益的自主性，就是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相对于阶级利益的自主性

因此，要说明现代国家的行动原理，仅仅诉诸阶级利益的对立是不够的；还要澄清资本积累运动的内在合理性及其内在矛盾，这项工作只有《资本论》完成之后才是可能的

马克思的国家概念，从“普遍性意识形态”转移到“阶级性统治工具”，又转移到“调节性官僚机器”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此后格外重视“国家机器”“夺取政权”的概念

（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争论

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多重含义，在当代西方左翼国家理论的争论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活

一方面，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修正主义化，需要重申阶级性的国家理论；另一方面，纯粹的阶级性国家理论又无法解释现代国家的一些职能。由此引发了国家理论的“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之争，相当于国家理论的“阶级性暴力工具”和“调节性官僚机器”之争

密利本德的“工具主义”理论：国家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在这种国家当中，即便是左翼政党也不得不修化，因为国家工作人员向来已经是资产阶级的，或者已经资产阶级化，认同了资产阶级的基本制度框架，只会在这一框架内部解决问题，从不考虑改变这一框架本身

普兰查斯的“结构主义”理论

如果国家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那么为什么资产阶级不直接掌握政权，而是让一个相对独立于资产阶级的行政官僚集团掌握政权？

这也是资产阶级社会同此前社会形态的差别：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并不直接掌握政治权力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形式的结果：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不依赖政治权力，反而通过独立于政治权力的经济规律自动运行；统治阶级内部的经济竞争关系，使之无法顾全本阶级的政治利益；资本运行总过程的要求可能同个体资本家的利益相矛盾

国家通过接管政治，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造成了一定的妥协，以确保资产阶级整体的政治利益

同时，国家将无产阶级的反抗限制在政治的范围内，避免其反抗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国家与资本的关系，不是“工具”关系，也不是“利益代表”的关系，而是“结构性制约”关系

这种“结构性制约”关系或许不能用阶级利益的术语完整表述出来；它还取决于资本积累的内在合理性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要求，给出了一定的约束条件，为国家行动划定了一定的策略空间；国家依赖税收、依赖经济增长，因此即便国家同资本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国家也倾向于做出有利于资本的决策

同时，各个利益团体的要求也构成了一些约束条件

这两种约束条件之间是有张力的：总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未必符合资产阶级的直接利益，甚至有可能暂时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

这个政府盲目摸索前进，时而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拉拢另一个阶级，时而侮辱这个阶级，时而又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在这两种制约条件所划定的策略空间中，国家不是完全被决定的（如“工具主义”或阶级性国家概念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可以在策略空间内部自主地制订“增长策略”（杰索普）

4. 上层建筑之二：文化意识形态理论

（1）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

近代观念论哲学首先是意识哲学，所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最初也是批判“虚假意识”的

a. 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的颠倒反映。它是人们借以认识社会现实的意识形式，但是这种认识往往是颠倒的

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序言》）

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意识形态之所以颠倒地反映现实，是因为现实本身是颠倒的；要消灭意识形态，只能消灭使得意识形态成为必要的现实；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的有所批判的反映，但由于这种批判只是意识形态的，所以它又是维护现实的

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关于社会现实的“认识”或“表象”，它有时也是社会现实本身得以成立的条件之一

b. 意识形态之为抽象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形态》）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典型特征是，从抽象范畴（神、人、人的本质、唯一者等）出发去理解现实生活，而不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去理解抽象范畴。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同“抽象”作斗争，回到能够用纯粹经验方法确认的“具体”。

费尔巴哈认识到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但由于这里的“人的本质”仍然是想象中的、抽象的人，因而仍然处在异化之中

c. 意识形态的历史书写

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思想”、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做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这样一来，就可以重新回复到“概念”的生产者，回复到理论家、意识形态家和哲学家，并得出结论说:哲学家、思维着的人本身自古以来就是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这个结论，如我们所看到的，早就由黑格尔表述过了。（《形态》）

将观念从现实的阶级利益斗争中抽离出来；在观念之间建立某种连贯的逻辑关系；为这种逻辑关系赋予实体，如“精神”，这种实体实际上不过是哲学家本人的意识；这样就将历史解释成了思想驱动的历史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了专门从事思想生产的群体，这个群体不事劳动，又不会赚钱，但特别喜欢根据自身阶层的利益去解释历史

d. 意识形态作为意图和动机

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意识形态除了具有认知意义，也具有行动意义；它会让被统治阶级将统治阶级的观念当作自己的动机

这一点在1848年革命期间起到了重要作用：资产阶级的国家意识形态，成功地将无产阶级的动机从推翻资本主义转移到了在资本主义内部实现物质富足，是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工人与资产阶级共同进行了二月革命；现在工人企图在资产阶级旁边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像他们在临时政府本身安插了一位工人坐到资产阶级多数派旁边一样。……工人们相信能在资产阶级旁边谋求自身解放，同样，他们也认为能够在其他资产阶级国家旁边实现法国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

这时，一切保皇党人都变成了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与这种在想象中消灭阶级关系相适应的词句，就是博爱——人人都骨肉相连、情同手足。这样和气地抛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一句话，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法兰西阶级斗争》）

（2）作为拜物教的意识形态

人的活动、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的属性，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表现为某种“物”的自行运动

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论》）

商品拜物教：商品在物理的、经验的“使用价值”之外，还有“价值”这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是人类交换劳动的关系在商品之上对象化的产物。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首先是私人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表现出社会性，所以劳动的社会性表现为物的属性，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

货币拜物教：货币原本是商品交换的中介和手段、是商品之间关系的代表，但反过来成为了商品的支配者、成为了“一般财富的代表”和目的本身，这会引起商品交换关系的紊乱

资本拜物教：资本增殖原本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是剥削劳动剩余价值的结果；但是，在平均利润率形成之后，利润量和劳动量之间的一切关系都被掩盖了，利润变得只与资本的量有关，表现为资本自行带来的东西。资本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的调节机制，但也是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重要原因

拜物教理论同此前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差别在于，“拜物教”不仅是虚假认识或主观误认，尽管它经常表现为这样；“拜物教”是一些有客观效力的范畴，是调节主体活动的真实机制。即便人们在主观上不相信、不认同它们，人们仍然会这样行动

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资本论》）

“拜物教”不是假象，也不是资本本质的遮蔽，而是构成了资本的本质自身，是资本运动的真实调节机制：资本拜物教（G-G’）是资本的固有倾向，是固定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条件。

但是，这种调节机制有可能同总资本的再生产条件发生矛盾

（3）物质性的意识形态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a.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有一种物质的存在。”意识形态不仅是思想系统和信念系统，也包括一整套实践系统和仪式系统。即使不相信意识形态的思想，也可以接受意识形态的实践

“意识形态是主体与现实的关系的想象性表述。”意识形态是想象的，但由于人正是在这样的想象性关系中同世界发生关系，所以意识形态又是真实的；意识形态参与现实本身的构成（举例：工资）。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意识形态包括一套实践系统，因此也是由一定的机构来维持的，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再生产=生产条件再生产+生产关系再生产，生产条件再生产包括劳动力再生产

工资理论只说明了劳动力肉体生命的再生产，但没有说明其“主体性”（技能、品性、信念、意图等）的再生产，后者是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完成的

国家机器=镇压性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镇压性国家机器大多数时候是不出场的，这时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维持秩序

意识形态将人“传唤”为主体；没有非意识形态的主体，也没有非主体的意识形态

“主体（再）生产”的问题

人在意识形态中不是被蒙蔽了、从而被否定了主体性；相反，人作为“主体”本身乃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只要人明白了道德需要自我意识的主体，即自己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主体，那么人就能使自己接受服从规范的义务——这比通过暴力给人强加规范要 “经济”得多。（阿尔都塞：《马克思与弗洛伊德》）

“无主体的主体性”：拒绝意识形态性的“主体”范畴，但保留主体性的决断和行动能力

b. 简要介绍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

齐泽克进一步推进了意识形态物质性的思路：意识形态不是观念系统，而是实践系统；不是遮蔽现实的假象，而是现实本身

意识形态不是在人们相信它的时候起作用，而是在人们不相信、似信非信、对其采取“犬儒”态度的时候起作用。不相信意识形态的人，在意识形态的实践系统中表演，这恰恰是意识形态起作用的方式

人们当真相信意识形态，反而是对意识形态的伤害；人们不拿意识形态当真，反而保证了意识形态的作用

幻觉、错误和扭曲早已在社会现实中发挥作用，在“人实际上正在做什么”这一层面上发挥作用，而不仅在“人认为或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这一层面上发挥作用。人在使用货币时，他很清楚，货币毫无魔力可言：货币，就其物质性而言，只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日常、自发的意识形态把货币化约为一个简单记号，它赋予占有它的人一项权利，即享有部分社会产品的权利。因而，在日常的层面上，人们很清楚，在物与物的关系的后面，隐藏着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是，就人的社会行为而言，就人正在做的事情而言，从他们的行为来判断，仿佛货币仅凭借着自己的物质现实，就成了财富的直接化身。他们在实践上，而不是在理论上，成了恋物癖者。（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拓展：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与政治哲学

当代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下进行的规范性研究，尤以分配正义为主题。这种研究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性质而始终面临着“事实与价值”的张力

关于这种政治哲学，有如下这些问题需要考虑：

以“分配正义”为中心的规范性理论研究，并不是政治哲学的唯一模式。实际上，这种模式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罗尔斯、诺奇克等人复兴政治哲学的结果，此前的政治哲学有着更广阔的论域。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政治哲学问题意识的古今之变：自然正确→自然权利，最好政体→合法政府

古代政治哲学研究最好政体问题，最好政体与个体美德、即最好生活方式又是同一的；现代政治哲学后退一步，关注个体权利（在权利范围内生活方式的选择是自由的）和合法政府（政府职权应当停留在合法性的限度之内）问题，这两者均与个人美德（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不大。一方为善牺牲自由，一方为自由牺牲善。

麦金泰尔：美德伦理vs相对主义；罗尔斯：正义先于权利vs权利先于正义

即使研究“自然权利”“合法政府”的近代自然法思想，也并不限于“分配正义”的主题。其所研究的主题是政府的合法性及其限度、合法的政体形式、革命的合法性等问题。

20世纪70年代“分配正义”主题的兴起，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是特殊历史情境的产物。（1）70年代美苏冷战趋于缓和，欧洲革命运动偃旗息鼓，英美和欧洲国家向着“新自由主义”的右翼反革命路线一去不返。大洋两岸国家发展的趋同，使得西方制度显得像是“历史的终结”，革命逐渐成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话题。（2）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黄金年代”终结，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分配相对公平的美好景象逐渐逝去，欧美国家的经济制度向着更不平等、不稳定的方向发展，民主由于工人阶级力量的衰退而被架空。哈贝马斯、罗尔斯等思想家一方面怀揣对旧时代的怀念，一方面又非常清楚支撑旧时代的制度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即所谓“合法性危机”），因而想要制订一种新的制度基础或规范性原则，重现旧时代的荣光。（3）但是，无论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还是分配正义理论，在新时代都没有实现，因为资本主义体制的现实发展已经不允许这样的制度实现了。

这也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政治哲学的独特贡献：马克思反对脱离具体的制度形式、先验地推导规范性理论。他更关注一种规范性理论在何种现实制度下能够实现。如果规范性理论在其所针对的制度下不可能无矛盾地实现，那么这种规范性理论自身就是有问题的。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本人属于“分配正义”兴起之前的政治哲学传统。马克思热衷于谈论政治，但其政治探讨很少关于“分配正义”，否则学者也不必费心在《资本论》中寻找分配正义理论并论证其合法性了。

马克思的政治探讨有着远为宏大的论域：阶级斗争问题；革命问题；国家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资本权力问题等。这些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思想争论的主线。

革命问题：革命是不是合法且必然的？“革命建国”是不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方案？

阶级斗争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分裂成两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没有共同利益，不能妥协、只能敌对，从长期来看两大阶级之间没有中间等级，这些判断是否符合事实？革命后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有阶级斗争问题？

政党问题：如何看待先锋队政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应当如何建构？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今天继承的“无产阶级专政”传统经过了列宁及其后继者的发展，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教旨有一定的张力。

三、社会形态与历史阶段

一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共同构成了一定的社会形态。

五阶段论：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

五阶段论是斯大林在党史教科书中确立下来的，马克思并没有明确的表述

马克思的“三阶段论”：人的依附性的时代；以人的独立性为基础的物的依赖性的时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时代

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大纲》）

但是，“五阶段论”的传播也有其意义；它将后发民族纳入世界历史、为后发民族提供了革命叙事框架，助力了后发民族革命主体的产生；后发民族对于这些概念的阐释无不表现出本民族的能动性

举例：“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中国的传播

社会形态演变的统一性与差异性

按照马克思的本意，无论是“五阶段论”还是“三阶段论”，都不是每一个民族必须经过的社会发展轨迹。马克思本人的研究只是以西欧历史为对象的，概述了西欧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不是每个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并没有、也无意建构一种普遍的历史发展理论。以马克思的理论为由，鼓吹历史规律的同一论、尤其是“补课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社会形态的演进规律，是世界尺度上的普遍规律，未必是某一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世界历史的发展需要依次经过几个阶段，但是特殊民族的发展则可能跳跃、滞后、倒退，这取决于各民族的具体情况。马克思生前也多次论述过东方后发民族跳过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直接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

“跨过卡夫丁峡谷”问题

1881年，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俄国已经广为人知。在俄国社会变革问题上分出了两派：民粹派主张在俄国农村公社基础上直接建设社会主义，跳过资本主义；正统派主张在俄国先发动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再过渡到共产主义。民粹派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就这一问题致信马克思。

你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在俄国是多么为人注意……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在复信一稿中认为，俄国有可能跨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

依据1：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只限于西欧各国，这是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的运动，相反，俄国公社是把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这和西方“毫无相似之处”，因此，《资本论》中有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概括不能机械地应用到俄国农民身上去。

依据2 俄国的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

依据3：俄国的农村公社不同于原始公社，它割断了血缘上那种牢固而狭窄的联系，农民在公社内享有一定的私有财产。因此，农村公社固有的二重性能够成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的源泉：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

依据4：农村公社的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告结束的。

不过，马克思也意识到俄国公社所有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侵蚀下，也面临着崩溃的可能性。“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

为了使农村公社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必须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要排除国家专制统治，排除资本主义继续生长的一切因素，就必须有俄国革命。

俄国在公社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的最优条件，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配合，因为这样能阻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俄国的扩散。

社会形态演变的差异性如何理论化？→引入空间的视角，诉诸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不平衡

无产阶级革命的传统想象：先发国家世界革命

两个特点：（1）革命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爆发；（2）革命是世界革命，即全世界一起革命

推论：革命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充分发展，甚至消除了区域差异

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这种想象，抽去了空间维度、只剩下时间维度，将全世界视作一个同质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从而得出了发达国家世界革命的结论；它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具体的、现实的资本主义的区域差异，以及资本主义一般规律在此种差异性条件下进一步具体化所产生的效果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之所以会有这种想象，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马克思纠缠于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论战，受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是很不尊重区域差异的

资本主义第一次让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制造了一种世界性的普遍性；

但是，这种普遍性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具体的普遍性”，它蕴含着各民族的差异性，尤其是不同空间发展的不平衡

《共产党宣言》：资本主义“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是一种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共存的不平衡状态

此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阐明了这种不平衡状态的经济学原因：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必然驱使资本主义扩大自身的流通范围，将外界的非资本主义区域变成自身的流通地点。

资本创造绝对剩余价值——更多的对象化劳动——要有一个条件，即流通范围要扩大，而且要不断扩大。……因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马克思：《1857-58年经济学手稿》）

这一观点，在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等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薄弱环节论”

卢森堡：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倾向，资本主义区域本身难以消化过剩商品，这就需要将不发达的非资本主义地区变成额外的需求来源。这决定了，资本主义区域必须与非资本主义区域并存，这是资本主义本身得以存在的条件。

列宁：资本主义的空间不平衡，会让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地区率先爆发。

在落后地区，资本主义剥削跟封建剥削叠加在一起，工人的反抗跟农民的反抗叠加在一起，能够形成一种强大的革命合力，冲破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动摇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秩序

也就是说，真实的历史发展，很可能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革命、率先进入社会主义，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受压迫的殖民地国家、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率先革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挺进社会主义

在除了《形态》之外的大多数著作中，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是后发民族革命

马克思最重视德国革命，而德国是一个典型的“后发民族”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最早发明了“无产阶级”概念，而“无产阶级”是德国这个落后民族的特有概念。

对德国革命的分析，是在德法对比中展开的：法国不需要无产阶级；只有德国作为落后民族，封建制的苦难与资本主义的苦难叠加在一起，所以才需要一个承担着普遍苦难的“无产阶级”起来革命，一次性消灭一切压迫。

在法国，一个人只要有一点地位，就足以使他希望成为一切。在德国，一个人如果不想放弃一切，就必须没有任何地位。在法国，部分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基础。在德国，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在法国，全部自由必须由逐步解放的现实性产生，而在德国，却必须由这种逐步解放的不可能性产生。

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共产党宣言》：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的发达使得革命成为可能，德国革命具有扬弃世界资本主义的普遍性意义；另一方面，德国资本主义的不发达，使得世界资本主义的革命可以率先在德国爆发。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德国革命设定了一种革命的节奏：资产阶级革命紧接着引发无产阶级革命。

德国革命没有胜利，真正胜利的革命，是更落后的、东方民族的革命，即俄国和中国的革命

在俄国，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紧接着引发了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

在中国，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紧接着引发了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马克思在19世纪的德国所设想的革命，实际上是在20世纪的中国得到实现的

社会主义革命在后发民族的率先爆发，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丑闻”，而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整体上可以被视为一种后发民族现代化理论

这表明，人类历史的普遍进程，在资本主义空间不平衡的条件下，会发生重新分配：

抽象状态：同一个经济体依次经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三个阶段；

具体状态：

（1）先发民族承担资本主义阶段，开启了不平衡的支配格局；

（2）后发民族绕开资本主义阶段，从前现代状态出发，直接建设社会主义。

四、社会历史的动力与主体，以及阶级斗争

1. 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两种解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与阶级斗争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存在着两种解释倾向：一方面，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起到了主体作用。这两者分别注重社会历史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方面。

（1）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作为社会历史的动力

a. 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存在着一开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会滞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同生产力发生矛盾。这种滞后会持续一段时间，但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迟早要发生变革，形成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这种变革可能是主动的、渐进的调整，可能是通过危机发生的重建，也有可能是革命。其具体形式取决于当时当地的条件。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形态》）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序言》）

（2）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

在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之中，除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作为客观维度，还有阶级斗争作为主观维度

阶级及其斗争的学说，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就已经提出了阶级概念

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 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编寨学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费尔巴哈论》）

因此，想要找到马克思提出的某个学说的直接来源，是件相对简单的事，为数众多的批评家都急不可待地去做过。很可能的是，他所有观点的起源，无一不是可以在此前的或同时代的作家那里找得到的。……“人类发展史就是社会阶级斗争史”的观点则源自兰盖与圣西门，在很大程度上被梯叶里和米涅这些当代法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所采用，同样也被更加保守的基佐所接受，这是马克思所承认的。关于经济危机规律性重现之必然性的科学理论大概是西斯蒙第首次提出的，第四阶级兴起的理论当然是早期法国共产主义者们提出的，后来被与马克思同一时代的施泰因和赫斯在德意志境内传播开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则是巴贝夫在18世纪最后十年间提出的模糊概念，到了19世纪被魏特林和布朗基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明确阐述；关于工人当前与未来在工业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重要性的理论，路易·布朗和法国国家社会主义者们的阐述比马克思愿意承认的要完整得多。……像这样的清单可以很容易地拉得更长。（伯林：《卡尔·马克思》）

2. 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维度和主观维度，在理论上如何调和？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与阶级斗争是有张力的，分别强调客观性、决定论维度和主观性、能动论维度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强调历史的客观规律，客观条件不成熟，阶级革命也是无效的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阶级斗争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即便客观条件成熟了，不通过主动的革命，也不可能实现社会变革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力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这个明显的矛盾，在马氏学说中，也有自圆的说法。……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单纯强调历史的客观规律，或强调主体行动的效果，都不是马克思本人的立场：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主要发动者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一个晴天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某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巨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寨学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片面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强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有可能导向第二国际式的“等待革命”论调，贻误革命时机；只要社会形态的变革尚未发生，就是客观条件不成熟，甚至会以未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作为当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依据

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容易走向唯意志主义的盲动论；在不成熟的条件下爆发革命，有时比不革命还要糟。

客观和主观任何一方的因素都不足以独立促成社会变革；二者必须在一定的局势下恰如其分地结合起来。

决定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能动论（阶级斗争）之间如何调和？

（1）共时性的结合

a. 黑格尔式的结合

黑格尔哲学的目的是主观与客观的绝对统一；按照黑格尔哲学来阐释马克思哲学，往往也以此种方式处理决定论和能动论的统一问题。在历史的高峰时刻，历史的客观发展与主体的行动乃是同一的：历史的客观规律所导向的结果，就是主体行动的目的，而历史的客观发展也只有通过此种行动才能实现。

黑格尔式的马克思阐释的代表人物是卢卡奇。“阶级意识”作为一种“主体-客体”意识，表征着在“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中遭到分裂的主观与客观维度的重新统一，即历史的整体性认识的重新回归；这种统一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做到，并且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中才能实现

缺陷：真实的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情况，与其说是客观条件与主观意识的同一，不如说是两者的错位：客观条件充足时主观意识不到位，主观意识高涨时客观条件不允许。实际上，真正取得过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俄国和中国），其革命人群的“阶级意识”都是不太发达的。正是这一错位使得先锋队政党有理由存在。

因此，卢卡奇的方案实际上抽象掉了国际共运中的一个要害问题：如何让工农群众的思想觉悟同其历史地位相符合？如何在革命的同时塑造“新人”，并使之制度化？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革命的成果就是不长久的（沃格林）。

b. 康德式的结合

康德哲学的目的与黑格尔不同，并不追求主观与客观两者的绝对统一，反而要在两者之间划定界限、兼而有之，并通过一个“范导性原则”/“调节性原则”平衡两者的关系

决定论维度：理论理性，在其中自然现象和人类活动均呈现为合规律性的机械论过程

能动论维度：实践理性，在其中人类活动呈现为自由的，但不可能对其有确切的知识

对应到马克思哲学中，“解释世界”对应其决定论维度，“改变世界”对应其能动论维度，二者之间存在张力；由于马克思哲学追求“有效地改变世界”，因此它同样要求决定论和能动论的某种有张力的统一

这种统一是通过一种“范导性理念”实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决定论与能动论的完全统一，只能作为一种范导性理念调节人的实践活动，使人对自身的活动有一种整体性理解，但不能被视为一种实在的状态，或者我们关于历史进程的切实知识

（2）历时性的结合

理解资本主义的决定论和能动论视角，并不是理解同一个静态社会总体的两种互斥的或平行的视角；它们是理解同一个社会形态的两个不同阶段的不同视角，两者的统历时性的统一

在资本主义上升期和平稳扩张时期，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尚未激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力还很强大；这时，主体的行动很难有所作为，一切政治行动都会被资本主义瓦解或吸纳。因此，对待资本主义的理论态度可以是客观性的、决定论的，将资本主义近似地理解为一个按照内在必然性展开的机械过程。

在资本主义停滞和衰落时期，资本主义内在矛盾高度激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权力逐渐削弱，动荡和危机频繁爆发，为主体提供了有所作为的机会。但是，即便生产关系已经滞后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也很难自行发生变化，而是竭力维持原状。这在根本上是因为，旧生产关系中的既得利益群体没有变革的动力。

这时，若非通过主体的能动的行动，就不可能变革生产关系、从而解放生产力，社会发展的规律必须从自发转向自觉。因此，对待资本主义的理论态度可以是主观性的、能动论的。

决定论与能动论的这种历时性结合，首先是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实现的。其关键在于一种“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这种生产关系不会立刻消亡，而是会在滞后状态下存在很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激化的时期，是一种客观局势；但如果没有能动主体的革命行动，资本主义也很难自行崩溃、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清晰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在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基本具备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仍然会在“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状态下存活很长一段时间，非革命不能冲破这一僵局

帝国主义是衰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衰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仍然有能力“分裂工人、加强工人中间的机会主义、造成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内腐化”；

“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

苏联马克思主义向来是延续这一传统的，即使常被认为是“机械决定论”的党史教科书也是如此

到一定时期为止，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的。但这只是到一定时候为止，只是到已经产生和正在发展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成熟的时候为止。而在新生产力成熟以后，现存的生产关系以及体现这种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就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这只有通过新兴阶级的自觉活动，只有通过这些阶级的暴力行动，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被扫除。……于是，自发的发展过程让位给人们自觉的活动，和平的发展让位给暴力的变革，进化让位给革命。（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3. 群众，阶级，政党，领袖

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主要是群众史观，这是为什么？群众史观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有怎样的根源？

群众与阶级的关系是什么，与政党、领袖的关系又是什么？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体系的要害问题，也是理解当代中国的要害问题。

（1）群众史观及其证成

a. 教科书体系的表述

马克思主义主张群众史观、反对英雄史观。群众史观和英雄史观，代表着对历史本体的两种不同理解。

英雄史观是唯心主义的残留，它根据历史的表面现象（即人的动机决定历史的发展），将历史理解为个别人物的主观意图、愿望和能力的结果，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因为“杰出人物”往往是统治阶级的）；

群众史观则是唯物主义的，它承认历史的本体乃是现实的生产活动，因此历史的主体也是现实生产活动的从事者，即广大人民群众。群众史观在阶级社会代表广大被压迫阶级的利益。被压迫阶级的资源、权力、心智、行动能力受到很大的压抑，往往难以表现为“杰出人物”，但对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作用。

c. 群众史观的证成

第一，资本主义塑造了迄今为止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群体，制造了历史上最具普遍性的阶级。

随着历史的发展，革命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大、革命阶级越发具有普遍性。

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实现自己统治的基础，总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可是后来，非统治阶级和正在进行统治的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发展得更尖锐和更深刻。（《形态》）

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阶级对立的简单化，将尽可能多的人口降低到无产阶级的地位上，让这些人口的生活条件趋于一致。这样，资本主义就制造了一个前所未有地广泛的、具有共同利益和诉求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代表着除了一小撮资产阶级之外几乎全人类的利益，代表着“人的普遍丧失”，这使得无产阶级的利益有了最高的普遍性，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一致。“人民群众”这个抽象概念只有在“无产阶级”身上才得到了具体化身。

因此，资本主义是最后一个阶级社会，无产阶级是最后一个革命阶级，也是最有普遍性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是唯一一场不是为了某个阶级的特殊利益、而是为了人类普遍利益的革命。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且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共产党宣言》）

群众史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发展趋势的判断，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经济结构。

第二，群众史观是革命运动的需要。

革命从来都不是单一阶级的革命；革命的条件是某一阶级的利益在一瞬间成为了诸多阶级的共同利益，使得这些阶级团结在这个阶级周围。这意味着革命必须诉诸大于某个特定阶级的“人民群众”概念。

面对掌握绝大多数资源、权力和暴力的统治阶级，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以及广泛的团结，是无产阶级的唯一武器。

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共产党宣言》）

如果没有群众的集体参与，杰出人物的功业也是不可能的（即使这个杰出人物是革命者）；历史的动机与其说是杰出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群众之所以能被动员起来的动机。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费尔巴哈论》）

第三，群众史观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语境中有特殊的地位。

近代中国各阶级的特征是普遍软弱。不仅小资产阶级软弱，而且每个阶级都软弱，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等单凭自身都没有力量发起强大的社会运动。中国革命没有现成的革命阶级可供动员，没有现成的革命武装，必须首先制造一个革命主体，团结可以团结的最大力量，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些力量当中最主要的就是农民的力量，而农民是尤其有待发动、有待组织的。因此，中国革命必须诉诸大于特定阶级的“人民群众”范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运动。 这使得群众史观在中国革命话语中的地位尤其重要。

但是，在德国，任何一个特殊阶级所缺乏的不仅是能标明自己是社会消极代表的那种坚毅、尖锐、胆识、无情。同样，任何一个等级也还缺乏和人民魂魄相同的，哪怕是瞬间相同的那种开阔胸怀，缺乏鼓舞物质力量去实行政治暴力的天赋，缺乏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对敌人振振有辞地宣称：我没有任何地位，但我必须成为一切。德国的道德和忠诚——不仅是个别人的而且也是各个阶级的道德和忠诚——的基础，反而是有节制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表现出自己的狭隘性，并用这种狭隘性来束缚自己。……因此，不仅德国国王们登基不逢其时，而且市民社会每个领域也是未等庆祝胜利，就遭到了失败，未等克服面前的障碍，就有了自己的障碍，未等表现出自己的宽宏大度的本质，就表现了自己心胸狭隘的本质，以致连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机遇，也是未等它到手往往就失之交臂，以致一个阶级刚刚开始同高于自己的阶级进行斗争，就卷入了同低于自己的阶级的斗争。因此，当诸侯同君王斗争，官僚同贵族斗争，资产者同所有这些人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已经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这点也和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相符合，美国学者迈斯纳曾经指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各个阶层的软弱性。他说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弱小的资产阶级和一个更弱小的无产阶级，但是弱小的还不只是这两个阶级，中国社会的特征是所有社会阶层都软弱，而伴随着处于不发达状态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是传统的豪绅地主的统治权力和声望的衰落。农民虽然占据人口上的大多数，但农民作为政治主体和政治阶级其实还没有真正形成。（“20世纪中国革命与作为政治过程的‘人民战争’”）

中国革命意义上的“人民群众”，不是任何特殊的阶级，而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产物，也是共产党依靠群众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建立革命武装的产物，是中国特殊的革命局势决定的

“群众”经常是与“党”相对而言的，它是中国革命语境下具有特殊内涵的一个政治范畴。中国革命的特点是“群众路线”“人民战争”，群众路线是政党工作的基本方法。其具体内涵有：

政党不只是政治精英群体，而是紧密联系群众，有机参与到群众运动中；

政党通过军队组织群众运动，又通过土地革命获得群众支持、从而充实军队；

通过群众运动，政党塑造了群众本身，在群众中间制造了特殊的组织形式、文化形态，形成了革命主体；

除军事斗争外，群众运动还包括政权建设、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等，使得政党有机地嵌入了群众的日常治理，形成了一种既非封建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新的现代性生活方式

（2）群众组织为阶级

人民群众不等于革命阶级；狭义上的“阶级”是一个政治主体概念，要彼此团结、终结内部竞争，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政治目的、“阶级意识”和政治组织

自在阶级：客观上具有共同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人群，但未必已经联合成为政治主体

自为阶级：不仅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且已经联合成为政治主体的阶级

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的过程，也是革命主体的生成过程。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客观上制造了自在阶级，但这并不等于主体的生成；主体的生成需要克服诸多障碍：

要让工人从残酷的内部竞争中脱离出来，实现广泛的联合；

要让工人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驯化，意识到共同的阶级利益和历史使命；

要让工人从已经习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中脱离出来，学会过上革命者的、社会主义的生活；

要让工人在脱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情况下，仍然能保障基本的物质生活，从而维持旷日持久的革命斗争

信息和身体的联络；革命的物质基础、空间基础（根据地）、时间基础（资产阶级国家难以镇压的窗口期）、组织基础……

马克思主张，革命主体必须自己培育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主体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但无法提供现成的主体。主体的生成是一个自觉的过程，从幼稚到成熟、从松散到团结、从弱小到强大。

为了渡过漫长的发育过程，主体必须学会通过斗争行动，争取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环境改变，否则在发展壮大之前就被扼杀在萌芽中了。要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分裂，为自己争取物质基础（如罢工基金）、组织基础（真正的工会制度）、空间基础（根据地）和时间基础。

这种斗争的成果就是主体自身：主体认识到了联合的力量，形成了稳固的组织。那种认为工人阶级作为市侩、退化、愚昧、无知的阶级不能充当革命主体的观点，没有看到工人一旦组织起来，就有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可能性。

多年来为宣传十小时工作日法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直接的结果，但是也并没白费。在这种宣传中，工人阶级得到了一个有效的办法来相互了解，认清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把自己组织起来，懂得自己力量之所在。工人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和从前不一样了；整个工人阶级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在力量、 知识和组织方面比起初强过百倍。（恩格斯：《十小时工作日问题》）

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和国际斗争。（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中国革命提供了教科书一般的革命主体组织形式：示范了在革命阶级力量弱小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旷日持久（约30年）的革命斗争中，革命主体应当如何生成、维持和壮大

空间基础：军阀割据间隙中的革命根据地，利用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为革命争得生存空间

物质基础：土地革命、工农武装割据，即军事组织与生产运动相结合

组织基础：在革命队伍内部，通过党的建设、军事民主、群众路线，创造新的社会组织、塑造新人

（3）列宁主义新型政党与政治主体的形成

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有两种可能的形式：无产阶级在自身内部自发形成阶级意识；由无产阶级内部的先进分子和先进知识分子组成“先锋队”，从外部“灌输”先进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政党是后一种组织方式的产物。

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是俄国、中国革命中涌现出的列宁主义政党，不是传统的议会政党，不是以选票为唯一目的；这是一种新型政党，其旨在遵循一定的政治理想，锻造一定的政治主体，实现一定的政治事业

列宁主义政党不是政治精英为了争取选票而结成的松散集团：它有严格的内部等级和组织纪律，在组织内部是高度集中的；有严密的社会组织和群众组织，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有自己的军事组织，坚持党指挥枪；有自己的理论意识形态，始终将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

共产党没有区别于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宣言》）

政党和阶级在理论上没有不同的利益；但是，在实践上如何保持这一点、如何使之制度化，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4）领袖、革命者人格与局势中的个人

党的领袖问题，实际上就是唯物史观之下如何理解杰出人物作用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史观不是单一的决定论或能动论，不是单一的民粹史观或英雄史观，而是一种“局势”的史观：

局势是客观的，但客观局势为个体创造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条件；

在一定的客观局势下，社会各方面矛盾激化，社会总体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紧张状态，个体有可能通过自身的能动行动，对社会总体造成颠覆性的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是社会总体从“决定不足”过渡到“过度决定”的关键一环：没有个体的行动，激化的社会矛盾就不会爆发、不会引起社会总体的结构转变，甚至让衰退中的社会形态争取了时间，获得了新生；如果适时地爆发了个体的行动，就有可能引爆激化的社会矛盾，抓住社会变革的“窗口期”，打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个体（领袖）是不可能单打独斗的，必须同广大群众相结合；领袖必须能在多元力量对比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成为一切力量中最大者，从而发起改变世界的运动

五、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1. 人的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

“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旨趣；它是相对于“政治解放”而提出的

这种解放不是从任何一个特定领域、任何一种特定压迫中解放出来，而是从一切可能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是人的彻底解放

这些压迫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强制；阶级剥削；官僚政治；市场经济的异己化力量；现代合理化进程的“理性的铁笼”……包括任何让个体感到不自在的东西

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形态》）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要有一个个体没有得到自由发展，共产主义就是尚未实现

2. 什么是共产主义？

马克思本人对于共产主义并没有集中的、专题的、精确的规定。但是，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发展，什么是共产主义、怎样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逐渐发展为多条不同路线的尖锐对立，必须予以回应。

（1）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

a.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初步规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844手稿》）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形态》）

人的自由如何实现？马克思是通过“自由时间”理论来回答的

人的自由如果没有自由时间作为基础，就是不现实的，缺乏最基本的经济条件。仅限于政治领域的自由权利还不是彻底的自由，因为在经济领域中人仍然受到市场关系和雇佣关系的支配；在经济领域，自由市场、自由交易意义上的自由仍然不是彻底的自由，因为它没有让人摆脱物质需要的强制，只是让人可以自由选择满足物质需要的方法。彻底的自由领域，处在物质需要的强制力量之外、处在满足物质需要之后剩余的自由时间之中。只有在这段时间中，人们才可以不受任何显性或隐性的支配而“随心所欲”。自由时间的生成和扩大，在根本上不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论犹太人问题》：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政治领域的自由权利还不是彻底的自由，还需要变革市民社会的结构，让人摆脱私有财产的束缚

《1844手稿》：类本质异化的扬弃与共产主义。马克思跟随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将人的类本质设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将共产主义设定为类本质异化的积极扬弃，以及人的本质能力的全面发展。这一时期的论述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一定的规范性标准，但没有为之提供可靠的经济学路径。

《形态》：事物化异己力量的克服。分工、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活动，共同构成了一种异己性的事物化支配力量。共产主义的实现就在于重新占有这种力量并将其至于共同控制之下。同时，共产主义还要求消灭“一切不依赖于个人的东西”，这同生产力的共同支配应当是统一的。

《1857-58年手稿》：自由时间问题的理论表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一组内在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要求尽可能发展生产力，从而获取超额利润和相对剩余价值，从而将必要劳动时间压缩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要获得更多利润，就要将生产力的发展所释放出来的、潜在的“自由时间”转化成剩余劳动时间。因此，资本主义不断地释放自由时间，又不断地延长劳动时间。

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此，资本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

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大纲》）

资本主义不断用机器取代工人的劳动，又总是想用工人的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是一组矛盾。当机器生产彻底取代人类劳动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会崩溃，机器生产所制造的自由时间就会释放出来。

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 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大纲》）

问题：生产力的发展、机器对人的劳动的取代，并不会自动转化成自由时间；资本主义总能找到办法将自由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将生产力的发展变成支配工人的工具。只要工人仍然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工人就不可能占有自由时间。自由时间的释放，必须主动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丁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资本论》）

b. 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史中，“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语义几经变化。最终，社会主义基本上被等同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过渡阶段。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初步规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所应采取的一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无法持续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7.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及了社会主义的两个关键特征。由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而出的，所以它还保留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痕迹。

第一，在经济上，保留着一些“资产阶级的权利”，如按劳分配

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哥达纲领批判》）

第二，在政治上，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国家消亡；社会主义尚未实现这一理想，其国家形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弱化，管理和调节经济社会活动的职能部分保留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哥达纲领批判》）

与共产主义相比，社会主义的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它涉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路线及其成败问题：如何处理政治上的集中与民主的关系？如何处理先锋队与群众的关系？如何处理“资产阶级权利”的残留与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关系？如何处理经济计划与发展中的个体自由的关系？

c. 共产主义经济的一种可能图景：从“重建个人所有制”说起

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资本论》）

新的个人所有制必然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它是建立在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的；

但是，新的个人所有制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公有制”或“国家所有制”，因为“所有”的主体明确是“个人”

这种新的所有制，应当确保生产资料共同占有、避免私有制带来的阶级压迫，又应当确保个体经济活动的灵活性与自由度

“重建个人所有制”可能依赖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即生产资料的形态变化

只要生产资料停留在大机器水平上，就会存在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第一，生产决策权中心化，而非去中心化，大多数工人只能成为生产决策的接受者而非制订者；第二，经济计划是预定性的，而不是实时的、灵活的，难以灵活调整，更难以迅速适应生产领域出现的创新

一种可能的缩影：互联网平台

共同占有：线上资源是公共性的，可供全部用户共同占有和使用；全部用户的使用行为，共同构成了一种公共性的生产力，增强了整个平台的效能，让每一个用户都从中受益。对于这些公共资源，“所有权”已经失去意义，每个用户都只有同等的“使用权”。

个体自由：个体对平台的使用是高度个性化的，不受外在力量的强制

经济计划：平台能够协调海量个体的使用行为，以非常高效的方式调配资源；这种计划不是提前制订的，而是灵活的、实时的，几乎不会损害个体的使用自由

平台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将共同占有、经济计划和个体自由统一在一起；平台的公共性使得“所有权”失去意义，公共性的“使用权”占据主导，重新定义了“共同占有”的内涵

目前的平台经济仍然笼罩着资本关系的外壳，以盈利为目的，造成了多种新的剥削形式；但是，这并不反感平台经济孕育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潜力

目前，平台经济的公共性特征只在知识产品、信息产品领域表现出来；要让这种公共性特征延伸到物质产品领域，或许还需要生产力的大发展、需要生产资料形态的变革

（2）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以及过渡时期国家

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在今天颇有价值。

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国家的保留”与“国家的否定”的张力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消灭国家”。国家是阶级性统治工具，但共产主义社会是无阶级社会，所以共产主义在原则上应当“消灭国家”。

但是，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仍然需要用国家力量击退资产阶级的反击，实现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造。因此，国家职能需要在过渡时期得到长期保留；国家最后是要消亡的，但国家的消亡要由国家本身来实现

社会主义国家具有“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特征

马克思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脱胎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官僚化风险

国家机器有可能脱离无产阶级利益，国家官僚有可能形成特殊利益、形成新的统治集团，甚至成复辟阶级统治的策源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中已经看到这个问题：

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作的导言）

在现实的历史中，苏联也遭遇了这个问题：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过辉煌成就，但后来失败了、解体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共产党脱离了人民，成为一个只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官僚集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制约国家机器的官僚化、特权化倾向

巴黎公社体制提供了关键的启发：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承担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这也是原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最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民主。

马克思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学说，不只是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还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群众民主对官僚化倾向的制约。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是民主制集中制：没有集中，则不可能实现统一的经济计划，不可能保证对残余资产阶级的专政；没有民主，则不可能保证国家机器服从无产阶级的意志，不可能保证无产阶级的个体自由。

一种可以想象的共产主义模型

（1）“重建个人所有制”，并不是将所有权变成法律上的公有权，而是消灭所有权、以使用权取代所有权

（2）在生产资料形态变化的基础上，实现基于经济民主的灵活、实时的经济计划

（3）原本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的群众民主

（4）人的发展的“自由”“全面”，均有赖于自由时间的增加：即便在“自然王国”内部，仍然存在一定的经济纪律和分工，在由“自由时间”构成的“目的王国”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真实地发生着，并且反过来充当着生产力发展的源泉。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号召，仍然回荡于21世纪

无产阶级应当抓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机发起革命，这是资本主义最脆弱的时候，也代表资本主义历史合法性的耗尽

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因为无产阶级没有任何资源和权力，唯一的武器就是团结

无产阶级首先需要克服自身内部的分裂和竞争状态，克服自己体内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克服自己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接受、畏惧、认同乃至欲望

无产阶级需要在长期斗争中培养技巧和勇气，通过积累斗争成果增强自己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一个基本道理：

面对一种既成秩序，我们并不是只能非批判地接受它，按照它的规定安排自己的人生，同那些与我们处境类似的人残酷竞争，戕害他人以保全自己；

我们总是还有一种选择，即通过联合的政治行动改变秩序本身，设定我们认为公正的秩序。这种可能性始终应当作为我们理解世界、理解我们自身行为的一个向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接近尼采所谓的“无责任的快乐生活”的哲学：

个体生活中的一切失败和困顿，都未必是个体本身的责任，也有可能是特定社会秩序的责任；

克服这种困难的办法，未必只有个人奋斗，还有改变社会秩序本身；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让我们丧失了这样的想法。

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一门科学：它教导工人通过革命和最广泛的群众民主，消灭资本、消灭劳动、消灭国家、消灭封建官僚政治、消灭文化糟粕、消灭一切压迫和可能压迫人的东西，争取可能的最大的自由和绝对的平等，争取一种人与人之间利害无涉、亲如一家的新生活。

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