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说明：本文转载自张五常先生文集《吾意独怜才》，原题《读书的方法》《思考的方法》《学习要从假设大师是对入手》，分别写于 1984 年和 2004 年。版权归作者张五常所有，此处仅作学习交流之用。
学习的方法（三篇）#
一、读书的方法#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
新年时节，送些什么给学生呢？送他们一些读书的方法吧。
首先声明，我要谈的是为知识而读书的方法，不是为考试而读书的方法。后者，香港的学生是专家——猜题目、背课文之能，世间少有。为知识而读书可以帮助考试，为考试而读书却未必可助知识的增长。知识是读书的目的；考试只是一个方法。然而，香港学生（或教育制度）却把这两样东西颠倒过来。
我可在四个大前提下给学生们建议一些实用的读书方法。若能习惯运用，不但可以减轻考试的压力，对更重要的知识投资会事半功倍。
（一）以理解代替记忆#
很多人知道了明白的课文比较容易记得。但理解其实并不是辅助记忆——理解是记忆的代替。强记理论不仅难记得准；当需要应用时，强记的理论根本无济于事。明白了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含意，你会突然觉得你的记忆力如有神助。道理简单：明白了的东西就不用死记。但理论的理解有不同的深度，也有不同的准确性。理解愈深愈准确，记忆愈清楚，而应用起来就愈能得心应手了。所以读书要贯通——理论上的不同重点的连带关系要明白；要彻底——概念或原则的演变要清楚。
在这些方面要有显著的进步易如反掌，不需多花时间。学生只要能改三个坏习惯，一年内会判若两人。
第一个坏习惯，就是上课时"狂"抄笔记。笔记是次要，甚至是可有可无的。这是因为抄笔记有一个无法补救的缺点：听讲时抄笔记分心太大！将不明白的抄下来，忽略了要专心理解讲者的要点，得不偿失。我肯定这是一般香港学生的坏习惯。例如好几次我刻意将颇为明显的错误写在黑板上，数百学生竟无一发觉，只知低着头忙着将错误抄在笔记上。
笔记有两个用途。一、将明白了的内容，笔记要点。如果觉得只记要点也会引起分心，就应放弃笔记。明白了讲者的内容是不会在几天之内忘记的。很多讲者的资料在书本上可以找到，而书本上没有的可在课后补记。老师与书本的主要分别，是前者是活的，后者是死的。上课主要是学习老师的思想推理方法。二、在课堂上听不懂的，如果同学太多不便发问，可用笔记写下不明之处，课后问老师或同学。换言之，用笔记记下不明白的要比记下明白的重要。
第二个坏习惯，是把课程内的每个课题分开读，而忽略了课题与课题之间的关系，理解就因而无法融会贯通。为了应付考试，学生将每一个课题分开读，强记，一见试题，不管问什么，只要是似乎与某课题有关，就大"开水喉"，希望"撞"中。这是第二个坏习惯最明显的例子。
改这个坏习惯，要在读完某一个课题，或书中的某一章，或章中可以独立的某一节之后，花点时间去细想节与节、章与章，或课题与课题之间的关系。能稍知这些必有的连带关系，理解的增长一日千里。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学术的范围内，人类所知的根本不多。分割开来读，会觉得是多而难记；连贯起来，要知要记的就少得多了。任何学术都是从几个单元的基础互辅而成，然后带动千变万化的应用。学得愈精，所知的就愈基本。忽略了课题之间的连贯性，不得其门而入。
第三个坏习惯，主要指大学生，选课的时候，只想选较容易的或讲课动听的老师。其实定了某一系之后，选课应以老师学问的渊博为准则，其他都不重要。跟一个高手学习，得其十一二，远胜跟一个平庸的学得十八九。这是因为在任何一门学术里面分开的各种科目，必定殊途同归。理解力的增长是要知其同，而不是要求其异。老师没有相当本领，不能启发学生去找寻不同科目之间的通论。
（二）思想集中才有兴趣#
我们知道自己的有兴趣的科目会读得较好。但兴趣是不容易培养出来的。思想要在科目上集中才能产生兴趣。可以培养出来的是集中的能力。任何科目，不管跟你的兴趣相差多远，只要你能对之集中思想，兴趣即油然而生。
对着书本几小时却心不在焉，比不上几十分钟的全神贯注。认为不够时间读书的学生是因为不够集中力。就是读大学，每天课后能思想集中两三小时足够。要培养集中力很简单。第一，分配时间——读书的时间不需多，但要连贯。明知会被打扰的时间不应该读书。第二，不打算读书的时间要尽量离开书本——“饿书"可加强读书时的集中力。第三，读书时若觉得稍为勉强，应索性不读而等待较有心情的时候——厌书是大忌。记着，只要能集中，读书所需的时间是很少的。
将一只手手表放在书桌上。先看手表，然后开始读书或做功课。若你发觉能常常在三十分钟内完全不记得手表的存在，你的集中力已有小成。能每次读书时完全忘记外物一小时以上，不用担心你的集中力。
（三）问比答重要#
很多学生怕发问，是怕老师或同学认为他问得太浅或太蠢，令人发笑。但学而不问，不是真正的学习。发问的第一个黄金定律是要脸皮厚！就算问题再浅，不明白的就要问；无论任何人，只要能给你答案，都可以问。
从来没有问题是太浅的。正相反，学术上有很多重要的发现是由三几个浅之又浅的问题问出来的。学术的发展往往靠盲拳打死老师傅。很多学者要教书，因为年轻学生提出的浅问题，往往是知得多的人不能提出的。没有问得太浅这回事，但愚蠢的问题却不胜枚举。求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学什么问题是愚蠢或是多余。若不发问，很难学得其中奥妙。
老师因为学生多而不能给每个学生很多时间。认真的学生要在发问前先作准备工夫。这工夫是求学的一个重要过程。孔子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分清楚"知"与"不知”，最容易是做发问前的准备工夫。这准备工夫大致上有三个步骤：
第一，问题可分三类——A，“是什么”（What？）；B，“怎样办”（How？）；C，“为什么”（Why？）。学生要先判断问题是哪一类。A类问的是事实；B类问的是方法；C类问的是理论。问题一经断定是哪一类，学生会知道自己的"不知"是在哪方面，可免却混淆。如果要问的多过一类，要把问题以类分开。这一分就可显出自己的"不知"所在。
第二，要尽量把问题加上特性。换言之，要问的一点愈尖愈好。第三，在问老师之前，学生要先问答案是否可以轻易地在书本上找到。若然，就不应花老师的时间。大致上，用以上的步骤发问，答案通常自己可以找到。还要问老师的话，你发问前的准备工作会使他觉得你是孺子可教。
（四）书分三读——大意、细节、重点#
学生坐下来对着书本，拿起尺，用颜色笔加底线及其他强调记号。读了一遍，行行都有记号，这是毁书，不是读书。书要分三读。
第一读是快读，读大意，但求知道所读的一章究竟是关于什么问题。快读就是翻书，跳读，读字而不读全句，务求得到一个大概的印象。翻得惯了，速度可以快得惊人。读大意，快翻两三次的效果要比不快不慢的翻一次好。第二读是慢读，读细节，务求明白内容。在这第二读中，不明白的地方可用铅笔在页旁打问号，但其他底线或记号却不用。第三读是选读，读重点。强调记号是要到这最后一关才加上去的，因为哪一点是重点要在细读后才能选出来。需要先经两读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经过一快一慢，重点很容易会选错。
在大学里，选择书本阅读是极其重要的。好的书或文章应该重读又重读；平凡的一次快读足够。研究院的一流学生，选读物的时间往往比读书的时间多。
虽然以上建议的读书方法着重于大学生，绝大部分也适合中小学生学习。自小花一两年的时间去养成这些读书的习惯，你会发觉读书之乐，难以为外人道。
二、思考的方法#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日
据说熊彼特（J.A.Schumpeter）曾经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道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再没有什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非同小可。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
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爱因斯坦可以想到的，跟他们有什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
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
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转做旁听生。有一次，赫舒拉发（J.Hirshleifer）在课后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
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朋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综合了他们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多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是自取平凡。兹将我综合了普通人也可作为实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六点细说如下。
（一）谁是谁非毫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绝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要"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中，“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作客观的衡量。
有些人认为弗里德曼好胜，往往强词夺理地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弗氏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是没有认错。在我认识的思想高人中，没有一个推理时把"自己"加上丝毫重量。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同样，学术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人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要尽信。当然，高人的推理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人之见作较详尽的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要以为高人之见就是对。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佩服斯密、密尔、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把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把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不会把他们的理论推翻。
（二）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解释了求学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这是弗里德曼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问，务求达到重点的所在。举个例。当弗里德曼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他答：“你是否要问，是否时间愈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愈少了？“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这是阿尔钦（A.A.Alchian）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什么是货币？为什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为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难吵得热闹时，阿师问：“什么是功用？什么是量度？我们用什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阿氏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选择的准则，而功用只不过是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为功用理论。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
我自己的"佃农理论"也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的理论，以为土地的收成若要将一部分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好像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努力生产的意向，因而令产量下降。我问：“既然产量下降，租值就减少了，为什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的收租办法呢？“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第三，要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在我认识的高人中，衡量问题是否重要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然后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会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不太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些什么？“如果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什么关联，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问题就无足轻重了。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什么是蠢问题呢？如果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那就是蠢问题了。举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最大利益"的假设；这含意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成本。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成本是否过高了，但基于这学者自己的假设，“过高"是不可能的。弗里德曼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三）不要把预感抹杀了#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会受到压制。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hunch）抹杀了，以致什么也想不到。逻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是一门湛深的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会弄巧反拙。
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波普尔（K.Popper）辩论的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的问题。在这辩论中我以为波普尔胜了一筹，但科学上的贡献他是籍籍无名的。
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或见解的根源。科学方法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但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这种人我遇过不少。他们胸有实学，思想敏捷，缺少了的是想象力。
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复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合乎逻辑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那些主张"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或"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的纷争，不宜尽听。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呢？
有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的。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近代获诺贝尔奖的哈耶克及舒尔茨（T.Schultz），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这可见思想见解（idea）是首要，逻辑次之。马克思的困难，是在推理上有问号，逻辑不清，而不少后人代为修改也弄得一团糟。那是说，马氏的预感有创见，但经不起逻辑的考验。
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不要因为未有逻辑的支持而放弃。在我认识的学者中，善用预感的首推科斯（R.H.Coase）。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独特的意见，他通常立即回答"好像是对了"或"好像是不对的”。先有了一个假定的答案，然后慢慢地将预感从头分析。
一九六九年，在一个会议上，有人说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垄断的市价，缺乏市场竞争，对社会是有浪费的。我冲口而出：“怎么可能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种麦的地都属我所有，我一定要将麦地分开来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麦收成后农民会在市场上竞争出售，那么麦价是竞争下的市价。“科斯在旁立刻对我说：“你好像是对了。“三天之后，我再遇科斯时，他又说：“你好像是对了。“我问他我对了什么。他说：“麦的市价。“几个月后，在闲谈中，科斯旧事重提：“我认为在麦的价格上你是对了的。“对一个不是自己的预感而日夕反复推敲，是名家风范，值得我们效法。
另一个已故的朋友，名叫凯塞尔（R.Kessel），是行内知名的预感奇才。一九七四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和他相聚几个月，欣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凯塞尔有一条座右铭：“无论预感是怎样的不成理，总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他又强调：“若无半点见解在手，你什么辩论也赢不了。”
预感是每个重要发现缺少不了的——从哪里来没有一定的规格，有时究竟是什么也不大清楚。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哪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非试走一下不可。走这条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好的预感的特征，是路可以愈走愈远，愈走愈清楚，到后来豁然开朗。“没出息"的预感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为我强调预感的重要，是有贬低逻辑及科学方法之意。我曾经是卡尔纳普（R.Carnap）的学生，怎会轻视这些学问？我要指出的是逻辑可以辅助预感的发展，用早了却可能把预感抹杀了。
（四）转换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问题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敲。同样的问题，可用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这些，我认识的高人皆如出一辙——他们既不轻易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墨守成规，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转换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第一，茅塞可以顿开。茅塞（mental block）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每个人常有。浅而重要的发现，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如果将思想的角度稍为转变一下，可能茅塞顿开。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数不是因为过于湛深，而是因为所用的角度难以看到浅的一面。重要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间工厂为了生产，对邻近的物业造成污染而有所损害。历久以来，经济学者建议政府用几种办法去压制工厂的生产，从而减少邻近物业的损失。这个老问题到了科斯的手上，他把角度倒转了：“压制工厂生产，等于邻近的业主对工厂有损害，究竟要被压制的应是哪一方？“科斯定律由此而生。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近十多年来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corporate finance）。这门学问其中的一个创始人夏普（W. 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首次在原理上断定了资产的市价。虽然这原理还有着明显的缺点，但对一个当时高手云集而不可解决的重要问题，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驰名遐迩。夏普的"破案"出发点，是把一条当时众所周知的曲线倒转了来画。
第二，角度可以衡量答案。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换一个角度看可能是错了。任何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的答案，都可以找到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衡量。不同的角度皆不否决这个暂定的答案，我们对答案增加信心。当然，可靠的答案还是要经过逻辑及事实的考验的。
第三，角度有远近之分。在思考的过程中，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的。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有困难的见解，思考者可能前功尽废。在大要上是对的思想，细节的补充通常是时间问题——就算是细节错了也往往无伤大雅。这方面的思考困难，是假若完全不顾细节，我们不容易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细节，准确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脑袋就戴上了放大镜，重视细节——这是一般的习惯。善于思考的人会久不久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考虑。
（五）例子远胜符号#
推理时可用例子，也可用符号；有些人两样都不用，只是照事论事，随意加点假设，就算是推理。后者是茶余饭后不经心的辩论，算不上是认真的思考。有科学性的思考，用例子是远胜用符号的。
数学是以符号组合而成的一种语言；严格来说，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符号。画面是没有符号的，但也是表达的一种方式。用大量的字来表达画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证实抽象思想的正确性，数学大有用途，因为它是最严谨的语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要将抽象现实化。画面比符号较接近现实，因此较容易记；所以思考时，用例子就远胜用符号了。
以善用数学而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如萨缪尔森（P. Samuelson）、阿罗（K. Arrow）、宇泽弘文（H. Uzawa）、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等人，都是以例子帮助思考的。以数学求证是得了大要之后的事。其他少用数学而善于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应手了。有些学者只用符号或少用例子，但有重要发现的很少见。中国人天分之高举世知名，但用例子的能力就比较弱了。这一点我实在不明白（可能佛学的例子过于抽象，造成不良影响）。以我之见，韩非子还算过得去，但孟子及孙中山所用的例子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他们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难了解的。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用例子有几个基本的法门，能否善用要看个人的想象力。现试将这些法门分列如下。
第一，例子要简单而贴切。以例子辅助推理，理论的重要特征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内。通常的办法是将例子内的枝节删去，使重点突出，务求在重点上例子与理论有平行的对比。简化例子要有胆量，也要有想象力。在经济学历史里，简化例子最有本领的是李嘉图（D. Ricardo）——所以李嘉图的经济模型的广博度，至今仍未能有望其项背。那是说，例子简化得愈厉害，复杂的理论愈容易处理。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简化了的。以严格的准则来衡量，没有一个例子是真实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楼阁，其非真实性与简化无关；另一类例子，因事实简化而变为非真实——我们称后者为"实例”。纯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为贴切，可帮助推理。但要有实际应用的理论，必须有实例支持。少知世事的人可先从假例子入手，其后再找实例辅助；实证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前一步。经验对思考有很大的帮助，是因为实例知得多。
第三，例子要新奇（novel）。众所周知的例子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较新奇的例子会较容易触发新奇的思想。第一个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后再用的就少了创见。工厂污染邻居的例子，庇古用时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启发力就减弱。科斯在同一问题上作分析，采用了牙医工具的声浪扰及邻居、大厦的阴影减少了隔邻泳池的阳光等。这些比较新奇的例子，都启发了一些新见解。
第四，要将例子一般化（generalise）。这一点，中国人是特别弱的。事实不可以解释事实；太多理论就等于没有理论。将每个例子分开处理，理论及见解就变得繁复，各自成理，无意中变成了将事实解释事实。将多个不同的例子归纳为同类，加以一般化，是寻求一般性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
马克思走李嘉图的路，将资本跟土地及劳力在概念上分开。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缺乏一般性，使剩余价值无家可归，要自圆其说，就指责资本家顺手牵羊，将这剩余的剥削去了。李嘉图自己从来不相信价值是单从劳力而来的；他想不通将不同资源一般化的方法，知道自己的理论有困难。这困难要到费雪（I.Fisher）才清楚地解决了。
在社会耗费（或社会成本）的问题上，庇古用的例子分类太多，导致他的理论模糊不清，前后不贯。这问题到了科斯手上，变为社会上每个人无论做什么对其他人都有影响；他于是将所有对人有影响的行为归纳为产权的问题。
在另一个极端，过于一般性的理论，因为没有例外的例子，所以没有解释的功能。有实用性的理论必须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因此，例子既要归纳，也要分类。分类的方法是要撇开细节，集中于重点上不同例子之间难以共存的地方。将例子分开来处理，我们也要找寻跟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他例子。世界上没有一个"无法一般化"的实例。要是有的话，逻辑上这实例是无法用理论解释的——这就变为科学以外的事了。
第五，要试找反证的例子（counter example）。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证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证要找反证的例子。施蒂格勒（G. Stigler）、贝克尔（G. Becker）等人，辩论时喜用反证。可取的理论，一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证例子——如果反证的是实例，理论就被推翻了。
（六）百思不解就要暂时搁置#
人的脑子有难以捉摸的机能——连电脑也能想出来的脑子，其机能当然要比电脑复杂得多。拼命想时想不到，不想时答案却走了出来，是常有的事。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不经意中走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过的老问题。以前想得愈深，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会愈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间并没有白费。将问题搁置一旁，过些时日再想，可有奇效。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会在无意间得到的。我的价格管制文章想了三年，公司原理十三年，玉器市场九年仍未开笔……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来起码有百多年！不是言过其实，而是搁置着等时机成熟而已。贝克尔及阿尔钦等人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工夫。科斯有几篇等了三十多年的文章：他今年七十四岁了，等不到是经济学上的大损失。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科学上的思考是一门专业。跟其他专业一样，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是无论问题看来如何深奥，好的答案往往是出奇地浅的。
三、学习要从假设大师是对入手#
二○○四年五月十三日
已故的哈里·约翰逊（Harry G. Johnson）是个比我还高傲的人，但才高八斗，大家就让他高傲下去。一些关于哈里的故事很经典。他寄出一篇三十多页的文稿到最大名的《美国经济学报》，被接受准备发表了。但学报老编遗失了文稿，要哈里再提供。哈里没有存稿，于是凭记忆从头到尾把该文再写出来。老编收到新稿后，原稿也找到了，比对一下，发觉竟然没有一字之差。
另一个故事，同样精彩。我的一位朋友获多伦多大学以高薪聘请为大教授。那是一九七一年。该朋友在聚会上遇到哈里，知道后者曾经就读于多伦多大学，兴高采烈地告诉哈里他的新职，问意见（其实是希望哈里恭贺一番）。殊不知哈里说：“多伦多是很不错的大学，是二等脑子的最佳收容所！“兴高采烈的朋友吓得把手上的整杯咖啡倒在衣服上。
哈里视我如亲弟弟，凡事维护，认为我是搞理论的最适当人选。但对其他同学或年轻同事他就不大客气了。要跟他辩论，他会不耐烦地说：“无论我说什么你就当作是对，可以省却不少麻烦！“有人说在理论逻辑上哈里没有错过，但那种高傲的回应倒也自成一家。数十年来，我自己写得比较慎重的英语论著，说我错的大不乏人，但我老是屹立不倒，而说我错的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严谨的分析我没有错过；不严谨的中语随笔，分析可能有错，但自己数不出来。然而，我不敢说哈里的无所不对的话。
记得昔日拜阿尔钦、赫舒拉发、布鲁纳等高人为师，我的学习态度，是无论自己怎样不同意，永远先假设他们是对的才细想。这些高人当然会错，但机会不大。动不动认为他们错，不同意，我还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得什么呢？假设他们是对的，我就会想，为什么他们会说那样的话？究竟他们是对在哪里呢？这样考虑，九成以上的机会到最后我发觉他们毕竟是对的，是自己低估了老师的本领。是的，假设一位专家是对而后想，比认为一位专家是错而不想下去，学习的收益远为可观也。
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我在经济学作了四十五年的训练，日思夜想，任何问题的有关局限，理论怎样约束，怎样行得通怎样行不通，数分钟之内可以想得很阔、很远。你没有学过经济，不可能理解任何问题必有复杂的一面，想也不想就说我错，其命中率不是近于零，而是零。好比跟杨官璘或胡荣华下象棋，你只学过两三天，大叫他们错，以为可以教他们一下，不是妙想天开是什么？如果你不想学象棋，怎样胡说不打紧，但如果要学就要问：为什么棋王会这样走？
昔日杨官璘对胡荣华，胡氏无端端走一着象五进三。我想，发神经，但为什么他要走这一着呢？想了很久才知道他对，而杨氏也因为这看来是不成章法的一着而败下阵来。
任何大学问都复杂，往往深不可测。经济学也如是。你不要学，不妨不断地大叫错、错、错。但如果要学，你就要想，为什么这位经济学家那样说？这是初学的人应有的态度。到你自己成为经济学家，在某专题上练到有独得之秘，你才有足够的判断力说这专题的某些观点是错、错、错。
同学们告诉我一些网上客喜欢说我的经济分析错、错、错。无聊之辈怎样说是无聊的事，但如果是学子，这样的学习态度是错、错、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