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衰研究的第三种路径（杨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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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2026/6/10

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锻造与持久胜出——国家兴衰的组织化程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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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社会活力”(二十届四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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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开国家兴衰的"黑箱":需要新的研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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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路径：新制度主义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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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制度主义的国家兴衰解释:**把国家兴衰筒单地归因于几个个制度变量,并为各国的制度贴上意识形态标签(历史终结论)。
  • 杨早期也是"新制度主义者"，但有所反思
• 新制度主义解释的历史困境:忽略了早期"发达国家"依靠海外殖民掠夺实现经济增长、转移国内阶级矛盾的历史事实。如《国家为什么失败》认为,“包容性政治制度"能够带来经济繁荣,而"掠夺 性政治制度"则遏制经济增长。
• 新制度主义解释的比较困境:解释不了实行了同一种制度的不同国家的不同命运(比如美国和菲律宾、中国和苏联),也解释不了实行了同一种制度的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经济境况(比 如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
  • 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国家，为什么会有迥异的效果
    • 代议制民主，既是所谓"历史的终结”，但为何另一方面，为何也导致了西方文明的溃败？

新制度主义在中国有政治上的敏感性，会影响我们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第二种路径：文化主义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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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韦伯的原创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历史社会学检视》
• 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 为什么就是有的国家为什么如此富有，有的国家为什么如此是贫穷。他就是按照马克斯韦伯这个说法，宗教文化的解释。
  • 就是南美为什么是贫穷？是因为天主教。北美为什么发达？是因为基督教。就非常简单，是吧？非常简单。
  •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中国的发展还没有显现出来，还没显现出来。他在东亚，他说东亚是因为儒家文化。反正同样一种文化，为什么当时中国那么穷？是吧？同样一种文化，为什么中国后来居上？所以说文化可以解释。

文化主义有种族主义的嫌疑

需要新的研究单元:组织主义的解释（组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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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用相对中性的概念，以分析国家的兴衰（更像行政学、社会学的概念）

• **组织主义的国家发展:**在国家史的角度上,人类文明的演进就是从无组织向有组织、从简单组织向复杂组织、从低组织化向高组织化的演化进程,组织化国家是研究国家兴衰的起点。
• 组织化国家:组织化的国家需要在新兴组织化因素不断涌现的时代,既能保障整体性的组织活力,又能避免新生组织力量对国家的脱嵌。(秩序与活力）
• 组织化红利:那些更早地实现组织化或在同一历史时期拥有更强组织化水平的国家,也就更容易调动各方资源实现国家的强大和繁荣。
• 组织化陷阱: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导致那些曾被视为"红利"的组织化形式过度强化而导致秩序与活力的失衡,曾经的"组织化红利"最终导致国家组织的失败甚至崩解。

组织化悖论：优势和问题都可能来自于组织化

二、组织化国家与非组织化"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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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历史"，有硬伤但并不影响我们去探索

非组织化的"国家"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但仍是共同体

• 组织化国家的建构逻辑:组织化国家的首要条件是国家内部能够共享同一的组织秩序,最大限度地将民众纳入国家的组织之中,防止组织分化对人民的概夺。实现中央集权是组织化国家的基础,但仅仅是中央集权还不足以以成为组织化国家,还需要拥有吸纳组织分化和非组织化因素的能力。
• 从春秋战国到秦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是典型的非组织化,内外危机驱动之下的政治改革最终导致了国家力量的迅速成长,次级权力组织与无序的组织分化被大大遏制,郡县制与官僚制消除自治性封建权力并建立较为和隐固的中央集权。
• 汉代组织化国家的确立:汉代的"儒术"并非一种单纯的思想体系,而是依靠以家国伦理为基础的礼治秩序限制和规范不断产生的非组织化因素。

“中国是第一个有现代化意义的组织化国家”

福山更大胆"秦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性国家" （主权国家、分工合作的政府（官僚制）、大众参与）

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的结论是社会史的反映，认为政治是一个因变量；而在中国，政治在一开始就是一个自变量

JZ按：或许可以借点儿马哲界的反思

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的特点：

关心现实的国家、历史上的国家的成因与结构，而不是应有的、正当的国家

关注国家起源中的物质与经济因素，尤其是国家同经济生产方式以及阶级利益的关系

从不诉诸自然权利、永恒正义、假想契约等非历史的、普遍的、想象的东西，而是将一切具有普遍性外观的价值和理论还原为阶级的特殊利益，以及历史性的、暂时的经济关系

**（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几个困难：

a. 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处于决定性地位的理由之一是经济基础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但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法、意识形态等）也可以科学化并用科学方法研究，单凭这一点并不能将两者区分开来。

b. 我们究竟能否明确地区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马克思在这里将上层建筑归于社会意识，即我们借以意识到社会的物质状况的东西。但是，一方面，社会的物质状况、即经济生产活动，本身也是包含意识维度的，如果没有人的意识的参与就无法进行；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即一定的政治制度、法、意识形态，一经成立也会具有经济活动一般的客观性，从而是"物质"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界线并不是清晰的。

c. 上层建筑被认为是人们借以意识到经济基础的东西，即主要具有一种认识论功能。但是，上层建筑除了认识论功能，也有实践功能，它需要保证各项经济社会活动运行顺畅，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再生产。这些功能无法用笼统的认识论功能去解释。

d. 我们很难界定经济基础在何种程度上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在何种程度上反作用经济基础。如果经济基础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每一个要素，那么二者的关系何以谈得上是"决定"呢？如果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那么经济基础在何种意义上是更重要的呢？

**（2）**上层建筑能动的反作用，以及单向决定关系的反例

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通常的理解遵循一种"地形学隐喻"，即经济基础单向地决定上层建筑，所谓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过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补充

多元决定的辩证法：主要矛盾通过其他矛盾起作用，通过一切矛盾的共在起作用，主要矛盾的决定作用未必是通过自身表现出来的；在特定局势下，主要矛盾可能发生转移，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通过上层建筑起作用，以一定的上层建筑为条件；在一定局势下，上层建筑有可能转化为主要矛盾

三、组织化国家之间的大竞争:礼治-集权型天天下国家与军事-财政型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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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传统组织化国家与近代西方新型组织化国家遭遇之后所面临的整体性组织崩溃的困境。依据组织方式的差异,我们将这两类组织化国家分别定义为**“礼治-集权型天下国家"和"军事-财政型民族国家”**
• 礼治一集权型天下国家:传统中国作为一个天下国家有两大组织支柱,一个是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礼治",一个是有形的包括郡县制和官僚制的中央集权制,非正式的文化伦理与正式制度之间相互渗透,可称之为礼治-集权型天下国家。这一类型清晰地展现了在组织技术与通讯技术水平较为低下的农业社会中,国家得以维持相当程度的秩序与活力的组织形式。（组织化程度相对不足）
• 基于郡县制-官僚制的中央集权制:从西周的封建宗法转向秦代的郡县官僚。秦制的困境在于,过度的规范性限制了它的开放性,僵化的组织制度在通讯技术与组织技术有限的情况下,难以实现对边缘区域的组织渗透。

四、国家的组织化程度:有效组织化与无效组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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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化国家的影响因素:组织化国家的建构一方面取决于历史禀赋(历史规定性),另一方面取决于所面临的组织环境。历史禀赋限 定了组织化的形式和起点,组织环境则决定了组织化国家是否能移彻底实现。历史禀赋受到特殊性国家的历史塑造的影响,组织环境 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国际环境的因素。

  西方经历了现代化到民主化到治理化这样的话语转型以后，治理的概念开始流行。这里的治理，是市民社会的，社会主体的治理

• 发展中国家的组织困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组织困境在于,空有现代国家的躯壳而没有主权能力。发展中国家的主权问题被民主制 度遮蔽,在尚未实现中央权力建构的时候,却以民主的形式承认多元地方的自主权力。这也就意味着,权力的斗争本拟以民主的形式 走向平衡,却最终导向了资源的无序竞争。

  世界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12个中，11个实行代议制民主，中国民主集中制，二者组织化程度完全不同，治理的意义上，恰恰是因为组织化程度的差别，导致了国家的不同命运

• 政党中心主义的组织化国家:政党中心主义的底色是以阶级话语消解多元权力,以极具理想性和纪律性的先锋队政党重组伦理化的底层人民,实现彻底的主权建构。政党中心主义的组织化以国家与人民的彻底接榫为前提条件,将人民从封建性组织中拯救出来并将其 纳入到国家组织之中的的历史行动就是社会革命。政党国家。

• 民主集中制政体实现组织化国家的内在平衡: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政党中心主义,不仅能够以高度的纪律化、组织化实现多元权力 的集中统一,也能够以制度化的民主环境为组织的分化与新生组织内容的成长创造空间,形成了一个强组织化的政治结构。

五、组织化悖论:在组织化红利与组织化陷阱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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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类型的组织化:一类是集权式组织化,一类是分权式组织化,两种类型都能将国家组织起来。
• 组织化悖论:集权式组织化可能习惯于集权而使集权化程度越来越高,出现"组织化陷阱";分权式组织化也可能分权的程度越 来越高,陷于事实性封建制,出现"组织化陷阱"。
• 美国的"组织化悖论":分权本来是其立国之本的"组织化红利",但路径依赖强化了作为分权象征的利益集团的权力,国家 和人民掉入"组织化陷阱"而不能自拔。(否决型政体、医疗体系、控枪问题)
• 苏联的"组织化悖论":苏联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全面的高度集权,迅速地把一个相对落后于西欧的农业国家建成工业化强国,然而长期高度集权而导致的组织化过密室息了s苏联的创新动力和能力,以至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中败下阵来。

六、寻找持久胜出之道:把握历史主动性,超越"组织化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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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超越组织化悖论?→古今中国的组织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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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唐:以文化伦理为主的组织化国家难以应对随着政治发展而不断分化的次级组织,秦之后的秩序崩溃也多受地方多元势力不受束缚的影响。(吕思勉:亡秦者盖犹豪族矣;唐代藩镇)
• 宋明:宋代以前朝为镜鉴限制次级组织的发展空间,导致规范越来越密集,制度成本越来越高,冗员增加,出现财政危机,最终殃及政权。
• 古代中国组织化困境:由于中国长期政治史的影响,更容易出现集权式治理的组织化陷阱。中国式组织化的困境往往是以国家力量扩大组织网络的约束力,却不期然而然地滞碍了组织活力,这样虽然能够保证内部那稳定,然而一旦面临外部压力(例如天灾和边缘入侵),就非常容易被击溃。

现代中国的组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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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前:为应对一盘散沙的总体性危机,在农村,把传统的基于家户制经济的农民组织在政治经济组织即人民公社体制中;在城市,通过各种性质的单位体制把个人-家庭纳入其中。消除了组织更新创造的自由空间,就再无应对风险的能力。
• 改革开放后:在历史的不断试错下,改革开放增加了组织的活力与自主空间,实现了秩序与活力的相对平衡。
• 制度定型后的中国:制度定型的一个标志就是治理行为的"制度化-规范化"—–切以制度和法规为依归。组织化过密不可避免地产生庸政懒政怠政,官员丧失能动性,他们只对法规和政策负责,整个社会和国家因此而处于"空转"的停滞状态。

七、结论:组织化悖论是认识国家兴衰的一个重要研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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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不同的组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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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对集权式组织化国家来说，过度集权、组织化过密是陷阱。对于政治史传统的中国来说，长久以来的政治统一使得人民有着维系国家主权的自觉意识，因而影响其组织化程度的主要问题往往在于过度地强调国家权力而降低了组织活力，此时克服组织化困境的主要方向是消除那些滞碍组织活力的因素，减少国家力量对组织分化的提前干预
• 西方：对分权式组织化国家来说，过度分化而形成的事实性封建制是陷阱。对于有着长期社会史传统的欧美来说，社会中的多元权力有着天然的合法性，诸多次级组织也能够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参与国家权力的斗争，对他们来说应对组织化困境主要是消除过度分化的组织和非组织化因素对国家权力的侵蚀，维系国家共识以及政治秩序的稳固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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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组织化国家：真正的强组织化国家不是压制次级组织、非组织因素的生成，而是能够为次级组织的成长赋予制度空间，在保证高水平组织活力的同时能够将不断分化的异质性、特殊性因子纳入到国家的组织化进程之中。（边缘革命）
•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在历史变迁中尝试平衡一统与多元。
• 毛泽东：“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